三大电信沉默的垄断利润

近日澎湃新闻连续刊发调查报道，将三大电信运营商长期存在的“新老用户不同权”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报道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那些使用了十年乃至二十年的老用户，手握高价低配的陈旧套餐，而低价大流量的优惠套餐却只向新入网者敞开。当老用户试图降档换优惠时，客服以“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只能线下办理”等话术反复推诿。唯有亮出携号转网、向工信部投诉的诉求，客服才启动所谓的“挽留”机制——事实上，就是“不闹不理”。

报道引发了全网共鸣，话题接连登上热搜，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央媒相继跟进。一边是亿万用户的集体共情与主流媒体的齐声批评，一边却是涉事运营商至今未作出任何正面回应。舆论热度居高不下，而行业顽疾却迟迟不见系统性整改。

这一沉默，耐人寻味。

当下移动电话用户总量已突破十八亿，市场进入存量竞争阶段。绝大多数人的手机号绑定了银行卡、社保账户、社交账号，更换号码意味着极高的成本——有人形容“换一个手机号码感觉像脱一层皮”。运营商精准拿捏了老用户不愿换号的“软肋”，形成了一套固化的套路。忠诚，在资本的账本上被换算成了可以被反复收割的溢价。

例如广东一位中移动用户，网龄近二十年，月租一百五十九元，包含四百分钟通话和八十GB流量;而她的朋友办理的三十九元套餐，不仅享受四百八十元话费补贴，还包含一百一十GB流量。她气愤地质问：“别人三十九元就能享受到的性价比，我老用户花一百五十九元都不配拥有?”苏州一位中电信用户，每月两百四十五元的套餐资费用了整整十年，却发现别人不足百元的套餐内容远比她的更好。黑龙江一位中联通五年用户，一百五十九元套餐含四十GB流量，经多次投诉后才变更为一百三十九元、两百二十GB流量。

这些并非孤例。它们是同一套逻辑在不同人身上的不同呈现。

更令人深思的是那些被排斥在视线之外的群体。网友的评论中透露出令人不安的信息：乡镇手机维修店老板勾结运营商，坑骗乡村留守老人办理高价套餐;老年群体因信息不对称，被忽悠签订长期合约，成为重点收割的对象。当城市中产尚能以“携号转网”为筹码讨价还价时，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甚至连讨价还价的意识都不曾拥有。这不仅是阶层的分化，更是信息权力的不对等——资本精准识别了每一个可以被收割的缝隙。

监管的红线并非没有划过。早在2021年，国新办网络提速降费吹风会上就明确提出要严查“新老用户不同权”。025年4月，工信部启动“明白办、放心用”专项行动，硬性要求运营商全渠道公示全部在售资费，未公示不得销售。政策的导向不可谓不清晰。然而现实中，套餐分区展示、隐性合约捆绑、渠道套餐互斥等规避手段层出不穷。优惠套餐仅在小众渠道上线，官网和线下营业厅不对外展示。监管多依赖用户投诉被动核查，常态化巡检与高额惩戒不足。2023年，中移动江苏淮安分公司因“限制用户办理低价套餐、新老用户不同权”被警告及罚款三万元。三万元对于年净利润动辄千亿的电信巨头而言，这不过是一粒尘埃。

整治一阵，好转一时，风头过后套路卷土重来。

作为央企，三大运营商兼具经营属性与公共服务责任，电信服务在今天早已不是奢侈品，而是像水、电一样的基础民生保障。然而通信行业人士坦承，三大运营商用户增长见顶，是在存量用户里做竞争，若想增量就要去其他运营商处“挖人”。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的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电信与互联网分析师马继华指出，运营商要收入、要利润，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让用户更省钱。

这便触及了问题的核心，运营商并非不知情，也并非没有能力整改。他们选择沉默，是因为保持现状最符合利润最大化的原则。黑猫投诉平台显示，截至2025年8月，仅“中移动”关键词的投诉就超过三十八点八万条，投诉焦点集中于套餐收费过高。如此庞大的投诉量，如此集中的舆论声讨，都无法撬动一次公开的回应——这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

有人或许会问：互联网平台不也只给新用户优惠吗?新生儿还有补贴呢。这种类比恰恰掩盖了本质差异。互联网平台的“新用户优惠”是短期的获客成本，用户在优惠期结束后可自由选择去留;而电信运营商的“新老不同权”建立在用户无法轻易换号的结构性困境之上——这不是市场的自由选择，而是垄断地位下的精准收割。消费者怎么投票，基本都跳不出这三家。这不是竞争，这是寡头对市场的共同分割，是对消费者选择权的制度性消解。

一边承诺“民有所呼、我必有应”，一边对全网声讨充耳不闻。承诺与沉默之间的裂隙，恰恰丈量出了资本逻辑与公共服务之间的距离。只要利润挂帅的制度不变，即便顶着“央企”的名号，资本的逐利本性也会驱使其利用垄断地位持续侵蚀消费者权益。而公众的抗议，便永远无法打破这种沉默的垄断。

监督报道已经发了多篇，民间反馈也很强烈了。改变在哪里?沉默不是办法。但或许，沉默本身就是答案——它告诉我们，在利润面前，有些声音注定不会被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