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史｜三星，韩国经济的电子之心

原编者按

与其他对韩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论述文章所不同的是，本文主要以《Samsung Rising》一书中的三星集团为视角出发，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审视韩国工业化，尤其是80年代信息化时代后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变化原因。三星作为韩国经济的增长引擎之一，其发展同韩国乃至于世界都息息相关，作者Geoffrey Cain以其亲身经历以及对相关事件的参与者的采访，为我们揭晓三星崛起过程中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和面貌。同时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信息时代开启之后，与“知识经济”概念相关的经济增长机制为何在其他左派对许多韩国经济腾飞的有关论述中消失不见，乃至于相关新一轮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浪潮的背景分析也缺乏了实质性支撑，对21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也缺乏深入理解。

三星帝国：韩国经济腾飞的

电子之心

2016年10月5日清晨，一位名叫Brian Green的乘客正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国际机场赶赴西南航空 994 航班，准备去往巴尔的摩进行商务旅行。但就在登上飞机没几分钟后，他发现自己手机的密封袋被撑开并且开始冒烟，发出电火花一样的声响，这使得Brian Green赶紧把手机密封袋扔到了地板上。西南航空在发现这次事件后通知乘客全部撤离，最终没有乘客受伤，事后飞机的地板也用地毯覆盖。

在密封袋中所装的便是三星的GALAXY NOTE 7手机。三星的公关认为，其着火问题是因为使用了供应商提供的错误的电池，但并未及时采取任何实质性抢救措施，只是提醒受害者可以到AT&T销售店自行更换新的NOTE 7。三星内部实行的军事管理模式禁止工程师和设计者针对事故问题进行公开发言。在三个星期的犹豫不决后，三星开始召回两千五百万部手机中的差不多一千万部。与此同时，全球多地都发生了NOTE 7着火事件，AT&T以及多家销售点停止了出售和交换，飞机航班也开始禁止NOTE 7上飞机。

三星Galaxy Note7手机

而在韩国政府的外国压力中心下方一个名为“光化门”的公共广场，左右两边有成千上万名示威者针对三星政商勾结的问题进行争议：

“是三星造就了这个国家!保障了我们人民的福祉!在我们一无所有时为我们提供了衣物!为我们创造了就业机会!提升了我们的国际声誉!只有那些左翼的疯子才敢对抗三星!”一位年长的抗议者高声喊道，他是一位身着带有标志帽徽的爱国退伍军人。而在示威人群的左侧发出回应声音：“玛丽·安托瓦内特是不是说过‘让他们吃蛋糕吧’?三星收购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则说‘砍掉他们的脑袋吧’!”在人群的右侧又回应：“三星公司的工会成员是共产主义者。把他们送回朝鲜去吧!”

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槿惠公开发声，宣称他们将尽他们最大努力缩小这次事件对中小企业的损害。而当时的反对党领导人——文在寅声明道：“这不仅仅是三星的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的问题。因为人们都以三星这个品牌为荣，认为它是代表韩国的象征，所以这也是他们的问题。”

1

蔬鲜小贩

在如今的韩国，三星不仅存在于韩国人的口袋中，在家里的客厅、工作场所、苹果手机的组件中，三星无处不在。如果作为一个韩国人能入职韩国三星、LG、现代、SK海力士，那么他的父母、朋友以及整个社会都会将他视为成功人士，而如果没能在这些公司工作，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失败者并且不应该在社会上存在。

但一开始的三星仅仅只是一名蔬鲜小贩。故事要从日本明治维新、吞并朝鲜开始。在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仅仅国家整体经济和军事实力开始增强，经过翻译引进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日本也开始拥有了罗马法规范的个人绝对财产所有权的日本民法体系。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后，日本强行吞并了朝鲜王国，同时也将日本民法引入到朝鲜占领地，后续韩国民法中所确立的拥有各项物权划分以及确立私人财产绝对性原则的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规范很大程度上便是来源于日本民法。

三星的创始人——李秉喆，早年在日本东京的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一年后，由于身体原因他不得不辍学，回到韩国。李秉喆看准了可以将韩国农村的蔬菜和鲜鱼运往中国和满洲之间进行贩卖的商业机会，在大邱——日据时期商贸城市——一座不起眼的传统住宅前，李秉喆创立了三星。

三星创始人李秉喆

李秉喆解释，“三星”中的“三”这一数字象征着宏大、众多和强大，而且这是韩国人所喜爱的一个数字。“星”意味着光芒璀璨，高高在上，其光芒永恒纯净，永不消逝。“要宏大、强大且永恒不变。”

在日本，少数家族企业通过将积累的资金再投入到其他行业的方式进行快速扩张，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财阀”，李秉喆尤其欣赏其中日本三菱的模式，并按照三菱的榜样也进行了大规模企业扩张。这些财阀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几家企业之一，它们是家族掌控的工业和金融联合体，仅用五十年时间就将日本从一个落后国家转变为世界强国。

但在二战后，朝鲜被按三八线一分为二，美军占领了日本和韩国，麦克阿瑟全权负责对日本进行美式资本主义和民主化改造，其中一项内容便是拆分财阀。在日本，财阀家族们开始用企业相互交叉持股，并由一家私人银行进行集中控制的企业集团模式来规避禁令，这些财阀日后发展成为索尼、丰田、本田等知名企业。而在韩国，李秉喆则是通过家族成员交叉持股、掌握金融机构以及企业控制权、委派专业管理人员的方式控制企业集团。

三星集团内部交叉持股的组织架构

在李秉喆时期，三星就确立了其特有的管理方式。李氏家族的成员们通过秘密会议或者相互私下交流来掌控三星，其对首席执行官们(CEO)的管理方式更像是对首席运营官(COO)的管理方式。当有人负责调查工作时，即使他仍掌管着三星集团旗下的一个公司，仍需接受上级高管的监督。沿着三星帝国的复杂架构不断晋升，这些管理人员会变得更加隐秘，他们的决策也更加谨慎和保密。他们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言。他们会毫无预兆地前往公司内部的危机点，并且有时会给负责的高管带来严重的后果。

“那座塔在注视着，那座塔在注视着。”(The TOWER is watching! The TOWER is watching!)

随后，朝鲜军队越过了三八线，朝鲜战争爆发。在朝鲜军队在中国志愿军的帮助下第二次攻占韩国首尔时，他们没收了李秉喆的汽车。两周后，李秉喆看到一位朝鲜军队的首长乘坐着一辆新式雪佛龙汽车在到处兜风。

在李秉喆逃往日本后，他进一步学习日本的企业管理经验，“他们(日本人)一直非常重视忠诚，将集体自我置于个人之上，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私利之上。”他写道：“日本人的团结能力和勤奋工作能力源自那种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重视更宏大的公共事业。”

2

汉江奇迹

在经历朝鲜战争后，韩国首都首尔的基础设施被破坏，数以百万计的韩国人处在贫困和失业的状态，其国内生产总值与非洲国家苏丹的规模大致相当。当李承晚政府试图进行经济规划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对其想法嗤之以鼻，担心之前给出的经济援助贷款不再能收回。而且，韩国并不具备足够的自然资源。其共产主义的“兄弟”朝鲜的情况因为拥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和苏联援助则要好得多，经济增长率甚至连续十年超过20%。同时，对韩国人的傲慢刻板印象在日本尤为普遍，当时日本已解放的韩国劳工甚至被日本剥夺了公民身份，只能生活在被日本人歧视和排挤的社会状态下。

1950年韩国首尔，一位年老的妇女正在拾取垃圾

得益于李承晚时期的进口替代策略和生产许可证制度，李秉喆的三星在此时却可以借助纺织业、糖业、银行业和保险业进行大幅扩张，并因为政治贡金的输送而成为了韩国政治腐败的象征。此外，李秉喆还在日本找了第二位妻子，同时给自己的子女安排好了与韩国各大政治家、法官、资本家、律师、报社社长等的政治联姻，进一步掌握韩国政治社会。

1961年5月16日，“那天……大约早上7 点，”身处日本的李秉喆写道，“我决定趁着这段时间去打一场清晨的高尔夫球。这是我许久以来的一次难得机会。当我来到酒店门口的停车场，准备上车时，我的日本司机久保原对我说：‘你听说了吗?韩国发生了军事政变的消息。’”

两名韩国政府官员出现在日本酒店，通知李秉喆尽快回国，当李秉喆回到首尔时刚好大雨倾盆，一个陌生男人把李秉喆带进吉普车里并运送到一家酒店度过了一晚，第二天李秉喆进入到了韩国最高国家重建委员会的会议室。

“经过秘书办公室后，我走进了一个大房间……从另一边走过来的是几名军人和一位戴着黑框眼镜、显得正直的男子。我立刻认出戴着黑框眼镜的那个人就是朴正熙副主席。”每当资本主义陷入危机时，总会产生政治上的独裁者以尝试维持统治，历史选中了朴正熙。

朴正熙出身于农民家庭，他蔑视西方的智慧，关闭了市场，实施了军事管制，并迫使企业按照他的命令行事，否则就会将其董事长进行判刑监禁。朴总统的许多世界观源自他在日本帝国军队的训练经历。他在满洲服役时，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希特勒的画像深深鞠躬。朴正熙到满洲后，感受到了经历沙俄和日本投资后，拥有电灯、电话和自来水的工业化生活体验，并目睹了日本财阀的无拘无束的崛起及其铺张浪费的行为，认为这些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

“他们那种陈旧、过时的经营方式对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作用甚微。”朴正熙曾这样评价韩国的财阀：“他们竭尽全力将企业经营成果保留在家族内部。”“这阻碍了企业健康发展的进程。”

在1965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他说道：“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并不是羡慕美国的繁荣，也不是惧怕日本的扩张，而是要效仿那些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心态和动力。”

朴正熙上台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三星、现代等企业所拥有的私人银行进行了国有化，并禁止这些银行在未来私自参与银行业务。朴总统迫使那些巨头通过发展经济来赢得他的好感，李秉喆原本因为被指控“非法聚敛财富”而变成韩国第一号罪人，但朴正熙当场向李秉喆承诺，只要三星能在政府指导和扶持下为韩国发展经济，那么李秉喆的罪过可以一笔勾销。

朴正熙政权根据经济学家和资本家的建议制定了经济五年计划，在总统下成立经济企划院作为统领其他政府主要部门的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工业保护法、育成法、振兴法，形成一套由政府为主导、财阀为主要市场主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体制，尤其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确立优先发展重化工业、通过重化工业相互投资以及产生的引致需求扩大国内市场的方向后，韩国政府为财阀提供减税、补贴、廉价贷款、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资源，以帮助韩国在钢铁、造船、石化、机械、汽车、水泥、电子等领域取得领先优势。

当然，无论是补贴还是廉价贷款都不意味着可以“免费获得”。与其他补贴型经济体制所不同的是，朴正熙政权首先设定了严格的出口配额，使各公司之间形成市场竞争关系。其次，无论是各项补贴还是廉价贷款的发放前提是该公司能在利润率和出口份额上取得竞争优势，如果一家公司在经济竞赛中表现落后了，那么其国家补贴和贷款就会被无情地削减，转移给其他表现好的公司，而这些财阀就会垮掉。

此外，在对外贸易制度上，朴正熙时期的韩国虽然明面上是以“出口第一主义”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但实际上却并不是自由贸易体制，而是一种更类似于欧洲工业化早期的重商主义贸易体制。即保护本国工业品销售市场的同时，鼓励对外销售或者倾销工业品，以最大化自身工业品可销售市场。这一点在朴正熙于1962年开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设置目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该五年计划中，要求韩国能实现出口额翻倍到1亿1千7百万美元的目标，同时要求进口额能从3亿1千6百万美元削减到4千1百万美元。甚至在1967年贸易政策改革之后的10年内，韩国的进口贸易自由化程度一直未超过50%。这也使得90年代与美国进行贸易协议协商时，美国谈判代表提出的贸易自由条件就包括了削减韩国的非关税壁垒和隐形的市场准入歧视等措施。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外国资金和技术流入。美国为韩国军事基地提供的捐助资金、美国为韩国向越南派遣军队而支付的大笔款项、以及日本总计8亿美元的赔偿金(旨在恢复外交关系)都被用于建设一个复杂的道路和港口网络，从而推动了工业的发展。1965年6月，浦项制铁公司的董事长站在员工面前说道：“这是一家由日本出资建造的钢铁厂，其造价是以我们先辈的鲜血为代价换来的。如果我们失败了，那将是对历史和韩国人民不可磨灭的罪过。”

1961年，韩国为购买外国技术许可证以及训练技术人员所付出的金额就高达一亿美元。在整个60年代到70年代初，韩国为外国技术许可证付出了整整三十亿美元。1962年，韩国还通过与美国合资经营尼龙工厂获取技术转移。到1975年，日本提供给韩国的技术许可证就多达397项，而美国提供了122项。为这些先进技术所付出的额外代价还有韩国的重工业产出大多都被以美国和日本的外资所拥有。

为了改变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朴正熙设立了由国家出资的KIST(Kore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通过雇佣外国专家以及自主创新，力图实现科技自强。KIST帮助现代集团完成了大型船舶项目的设计建设，也帮助了POSCO实现钢铁磨机国产化，使其能与美国、日本和欧洲相竞争。通过帮助韩国工业缩减生产资料花费以及提高劳动生产力，KIST也成为了所有后发国家历史上，除了新加坡以外，经济绩效表现最为优异的研究机构。

经过朴正熙一系列铁腕手段，韩国经济得以开始快速工业化，三十多年之后GDP总量扩张了208倍，人均GDP提高132倍，科技和国民生活水平也得以快速提升，韩国于80年代末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一经济发展成就被称为“汉江奇迹”。但与耀眼的经济发展成就形成对照的，是国内贫富差距扩大、农村发展迟缓、社会优质就业岗位稀缺以及政商勾结导致的腐败问题与日俱增，韩国国内劳工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压力正在逐渐显现。1979年，在社会矛盾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朴正熙遭遇枪杀，全斗焕通过选举舞弊上台。1980年5月，韩国光州的市民和学生走上街头发起了要求民主化的运动，但被军队所镇压。

这一套重商主义贸易体制也被三星所利用，通过走私一些工业品来为自己套利，例如在三星肥料厂施工过程中，原本用于制造化肥的化学物质被出售给了一个糖精加工公司，售价为4万美元利润。此事引发了轩然大波，这种走私行为被认为破坏了该国的经济发展努力。“把这糖精吃了!”一位反对派议员一边喊道，一边将一罐人类粪便扔到议会地板上，致使当天的会议被迫中断。

李昌熙是李秉喆的二儿子，也是三星公司的经理，他负责这些化学品的销售。因腐败罪名，他被判处五年监禁。李秉喆被迫辞职，并将51%的化肥厂交给了韩国政府，试图为他的儿子争取从轻处罚。当然，在韩国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财阀的高管们因为被认为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用，往往在后续提交罚金后就会被减刑或者直接被赦免。

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也同时发生着重要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总平均利润率开始不断下滑、金融市场和美元发生动荡、生产能力利用率下降和国内失业激增，美国和英国发起的一系列工人运动遭到领导者背叛而被镇压，以里根和撒切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新产业革命和新全球化开始崛起。

3

电子时代

1974年，三星CEO姜金库(Jin-ku Kang)收到来自美国加利福利亚约瑟夫·苏杜特(Joseph Sudduth)的邀请，要与韩国企业共同开发半导体产业。20世纪70年代，随着欧佩克的石油禁运措施逐步实施，石油危机爆发，美国和韩国紧迫地感到需要建立新的附加值产业，这些产业应依赖高技能工人而非像石油这样的自然资源。

但一般对于资本主义企业而言，资本有机构成比例与生产力的高低成正比例的关系，而且无论是利润率有没有发生平均化，在正常市场交换的前提下，由于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企业和部门对其他企业部门的剩余价值吸收作用，资本主义企业发展趋势一般总是呈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呈现出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态势。要想发展那些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企业和部门就要提高它们的利润率，而提高这些企业和部门的利润率的方式只能是“各尽其能”，通过充分发挥人自身创造性和才能并将其应用到社会实际生产的方式来拉高其个体生产力，从而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机制使得原本剩余价值转移过程逆转。

20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政府的科技转化政策，美国国家实验室开始将一系列科研成果进行商业化，大规模应用到实际生产中。以电子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包含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可以节约不变资本消耗、提高自动化程度、缩短生产和流通时间的技术开始涌现，而为了应用这些新技术，除了要求更高素质和技能水平的工人之外，随着单位商品的平均价值构成比例中制造过程占比的下降，产品研发、设计、测试、维护等社会必要劳动占比的提升，也开始形成新的相应的生产性服务业分工，智力劳动相较于体力劳动的经济地位首次得到决定性提高，使得这次产业革命在提高利润率的同时能创造出新的有效市场需求，从而满足了“知识经济”第四次长波的开启条件。而韩国作为一个人口密度较大的国家，也是成功搭乘上这一次“顺风车”的典型案例。

1992年施振荣提出的“微笑曲线”示意图

随着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起，以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为主要措施代表的新一轮全球化也同步进行。但与二战后的上一次全球化——主要由于要素价格差异和国际生产基地的国际资本联合控制为主要目的而进行全球化所不同的是，新兴的信息技术开始允许知识和技术产权以一定形式出口并可以远程提供服务维护，同时由于产品生产所需零部件数量种类增加，“供应链”企业的效率和稳定的重要性也日益提升，而当时全球研发和设计中心和产业供应链还主要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同时中小企业和初创公司开始在科技创新中崭露头角。这使得以韩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必须通过向美国购买产权、收购硅谷的初创公司或者支付技术许可证费用的方式才能获得先进技术。

“我一直认为，一家没有半导体的电子公司就相当于一辆没有引擎的汽车。”在经过一个不眠的夜晚之后，李秉喆最终同意了这一建议，并拉来了韩国政府和银行提供项目资金援助，虽然还是遭到高管们的反对。最年轻的儿子李健熙坚信芯片具有长期的市场价值，因此决定以自己的资金来承担这笔交易的一部分费用。这个不稳定的新合作关系随后更名为“三星半导体”。

三星于1983年建成了其第一家半导体制造工厂。该公司仅用六个月就建成了这座工厂，而行业标准是三年。记者马克·克利福德(一位早期参观该工厂的人员)写道：“参观三星工厂的人必须穿过吉亨村崎岖狭窄的街道。交通常常拥堵，因为驾驶水稻收割机的农民与运送价值数百万美元半导体货物的卡车争抢空间。”

在此之前，为了能生产国产的电子交换机，韩国的KIST从1976年开始投入资金，并邀请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协助研究，开启了“TDX”项目。电子交换机国产化的一个收益在于，由于其生产过程本身还是较为劳动密集型，由三星等财阀可以较为简单地协作完成这一项目，并逐步积累从事电子工业的相关经验和技术人员储备。

美光公司(Micron)当时正面临因为同日本的半导体竞赛而面临财务困境，愿意以一定费用授权技术，尤其是64k DRAM芯片的生产技术。三星公司的工程师们获得了有限的权限进入位于美国爱达荷州的美光公司，以接受技术培训。但美国的工程师们禁止韩国的工程师接触电脑或进入某些敏感区域。因此，韩国的工程师们只能通过睁大自己的眼睛参观，仔细记住所看到的图表。他们每晚回到酒店房间，都会重新绘制这些图表，凭借自己的记忆拼凑出那些极其复杂的半导体图谱。

三星的工程师还向一家名为PSC(现已倒闭)的日台合资制造企业中的日本高管赠送了陶器作为礼物，以换取购买PSC的零部件和芯片制造设备的机会，而当时日本在这方面几乎处于垄断地位。

“由于在日本有丰富的经验，”李健熙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全力以赴地往返于我们的半导体工厂和日本之间，以确保获得技术。“几乎每周我都前往日本与半导体专家会面，试图从他们那里学习任何可能有用的东西。当时，我经常在周六秘密邀请日本专家过来，让他们在周日晚上为我的工程师授课，然后在周日送他们回去。”

在英特尔，当他们听说韩国人也开始制造芯片时全部人都在欢呼，因为要是韩国人也能生产出来DRAM存储芯片，日本人的垄断就会被打破。在80年代，英特尔同三星签约成立了合资公司，由三星生产贴有英特尔品牌的芯片。1986年，日美贸易战也帮助了韩国的芯片产业，当美国限制日本出售廉价的电子芯片之后，美国转而大量进口由韩国生产的芯片。

1987年，由三星牵头的4MB DRAM存储芯片生产线完工，生产出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水平的DRAM存储芯片，刚好得以装备在即将于1988年召开的首尔奥运会上，向全世界展示韩国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

人们曾经评价硅谷的“四大巨头”，分别是亚马逊、苹果、谷歌和脸书。2013年，TechCrunch的M.G.Siegler宣称应该再增加一位“巨头”：三星。他写道：“从营收角度来看，三星不仅比苹果大得多，而且几乎是其他‘巨头’三家公司营收总和的两倍(三星的营收为1900亿美元，而 2012年亚马逊、脸书和谷歌的营收总和约为1000亿美元。而且与几乎没有盈利的亚马逊和脸书不同，三星是利润丰厚。)”在当时，三星的市场销售总支出比整个冰岛的经济体量规模还要大，同时销售着全世界总数三分之一的手机。

首尔国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Sangin Park对“三星大而不倒”这一说法进行了客观的解读。韩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如今不仅取决于三星集团整体的表现，还取决于该集团内部的某一家公司。如果电子类股票下跌70%，三星保险和三星 C&T 两家公司都将破产。如果三星人寿保险和三星火灾保险公司破产，韩国整个保险行业将陷入危机。如果三星集团的员工以及其所有供应商公司(具体数量公众并不知晓)的员工失去工作，该国的失业率预计将上升7.1%。(当时的失业率为3.5%。)如果三星集团垮掉，由于韩国的国家养老金机构收购了大量三星的股份，国家养老金将损失约19万亿韩元(约合167亿美元)的投资。同时，企业税也将减少约4万亿韩元(约合 35亿美元)。如果整个集团垮掉，而那些完全依赖三星的众多供应商也随之垮掉，韩国最大的几家银行就有可能面临破产的风险。

4

质量管理

李健熙一开始的爱好只是在家里的卧室没日没夜地看电影，跟宠物狗玩耍，并梦想成为一家电影公司的导演。此外还有传言说李健熙曾因为一场车祸后需要服用德莫拉尔止痛而药物成瘾，并同情人拥有好几个私生子。1986年李秉喆在去世前，将三星帝国的主席职位交由他最年轻的儿子——李健熙。同时公司资产被四个继承者分为四个部分。

1991年，冷战结束，柏林墙也于 1989 年倒塌。而李健熙在家中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意识到，三星未能跟上正在兴起的全球繁荣趋势。“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三星也没有感受到紧迫感，”李健熙写道。该公司在错误地认为自己在所属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情况下陷入了困境。李健熙感受到新一轮全球化开始后国家间贸易壁垒的逐渐消失，但与IBM、微软、摩托罗拉和索尼这些国际化企业相比，三星就像一座孤岛。

三星第二任董事长李健熙

韩国学者B. R. Myers对朝鲜和韩国不仅仅是在血脉和文化信仰上的相似进行了描述，同时也指出了朝鲜和韩国在政治集权和社会领域一些层面上的类似。这使得他评价如果朝鲜是世界上民族主义(nationalistic)国家排行榜上的第一名的话，那韩国应该是第二名。在朝鲜和韩国，人们都将千里马(Chollima)作为艰苦奋斗的象征，“以千里马那样的速度向前奔腾!”而三星集团的执行官们也会问他们的员工：“你们的奋斗精神跑哪去了?”

当生产的产品价值逐渐提高、所需供应零部件逐渐复杂化之后，企业对于生产过程中的质量管理也越发重要。但是三星的亚洲家长式的、自上而下的军事管理风格，使其与真正的质量管理目标渐行渐远，无论是供应链企业还是被三星收购的企业都怨声载道。

1993年2月，李健熙在洛杉矶的世纪广场酒店召集了公司高管们召开会议。“你们自己来看看我们的产品在美国市场变得多么毫无价值吧。”李健熙对高管们说道。他带着他们来到一家附近的百货商店，他们俯身仔细查看了摆在货架上、与普通美国人所见无异的日本和美国电视机，而三星的产品则积满了灰尘，堆在货架底部。

同日本工业设计师Tameo Fukuda进行了彻夜的交谈，李健熙渐渐了解了三星目前的情况：各部门各自为政、拒绝共享最基本的信息、标准执行不力。像微波炉和手机这类电子产品内部的零部件摆放得杂乱无章，质量管理也极为糟糕。三星电子研发中心的一台昂贵的测试设备因电源插座损坏而闲置了数日。

李健熙原本飞往德国法兰克福想要学习德国汽车工业，但在法兰克福的酒店房间里，这位董事长接着观看了由公司内部调查记者制作的秘密监控录像，看到的情景令他震惊不已。洗衣机的门制造得实在太差了，关上时还会刮擦到里面的模具。工程师们没有对生产线流程进行重组以减少错误，而是选择了便捷的补救措施，比如用美工刀削掉洗衣机门多余的塑料。“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呢?”他给首尔的三星高管打电话，并对他们大喊大叫了一个小时，要求将他的通话记录下来，并在高管团队内部分发。

三星公司会在公司内部循环播放李健熙的声音录音，以此不断提醒每一位员工肩负的责任。随后，这位愤怒的董事长命令首尔的200多名三星高管立即飞往法兰克福参加一场临时的管理会议。“立即、马上。”

1993年6月7日上午，三星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们进入法兰克福Kempinski酒店的312号房，围坐在桌旁，每人手里拿着笔记本，身着统一的白色衬衫和蓝色或黑色西装。房间正前方摆放着一个演讲台，上面摆放着一盆粉色的鲜花，在它后面是一幅描绘威尼斯运河和居民的华丽油画。那天早上，当董事长走进会议室时，三星公司的高管们都站了起来并鼓掌。房间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董事长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两三个小时。他坐下后调整了麦克风，然后在没有事先准备的讲稿和开场白的情况下，连续八个小时对他们发泄了自己的怒火。

“冷战已经结束，但一场更为激烈的经济战争已经拉开帷幕。在这场新的战争中，一个国家的实力将取决于其技术水平的高低。”他警告道。“三星公司的许多员工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技术竞争的残酷性有多严重。”“在三星，我们必须遵循三条信条：有缺陷的产品是我们的敌人，有缺陷的产品是万恶之源，如果我们生产出有缺陷的产品三次，我们就必须主动辞职。”这次事件也被称为“法兰克福宣言”事件。最终，他的演讲内容被整理成了长达8500页的记录文本。该公司开始将李的演讲称为“新管理计划”。三星内部还分发了名为《Change Begins with Me: Samsung’s New Management》的蓝色小手册，其中记载了李主席的语录，作为员工的教育资料。

但是，这依然还是只是从家长专制式的自上而下管理方式出发以图解决产品质量问题。但是这种管理方式注定公司内部各个生产单位所承担的责任同权利不成正比，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工作，同时也缺乏相互之间及时有效的沟通协调。此外，还有长时间的工作使得每个人都精神疲惫，更加难以处理精细的产品质量管理问题。

李健熙制定了每天早上7点至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表，旨在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而不是让他们每天加班到深夜。当然，这意味着实际的工作时间“更像是早上7点到晚上10点”，工程师金南俊说。

那年三月，他命令员工在济州岛中部的一个工业城市龟尾的手机制造厂附近搭建一个巨大的篝火。李健熙召集了工厂的工人和工程师来到一个庭院，让他们排成队列，面对着一片荒芜的、麦色的山丘。

他们被要求戴上写着“质量第一”的头巾。庭院上方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质量是我的骄傲”。一个巨大的“山”矗立在他们面前，上面堆满了手机、传真机以及其他被视为废品的电子产品——价值5000万美元、共计14万台设备。

在队伍的最前面，几名员工走向麦克风，举起右手，宣读了他们将对质量控制给予最严格重视的承诺。李健熙和他的董事会成员坐在附近的一排座位上聆听。在预先约定的信号下，九名员工从成堆的金属和塑料中翻找，将每部手机或设备敲碎并扔进一堆碎渣里。然后他们“用网子覆盖住这个堆，再往上面浇汽油”，并点燃了它。在它们熔化并燃烧殆尽之后，一台推土机将残骸铲平。“如果你们还继续生产这种质量低劣的产品的话，”李健熙对着面前的员工们宣布道，“我就会回来采取同样的措施。”一些参与设计和制造这些手机的人当场落泪了。

5

设计革命

李健熙希望建立一所内部设计学院，让三星最优秀的工匠们能够培养出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三星公司认为帕萨迪纳的艺术中心学院是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

布鲁斯(Bruce)戴着一副金属边框的眼镜。他师承德国包豪斯工业设计流派，是位于帕萨迪纳的著名艺术中心设计学院(ArtCenter College of Design)的副校长，该学院是大型企业及设计公司的培养基地。他是该校与亚洲企业沟通的联络人，其工作内容包括在日本设立校区。那时的“韩国制造”还是个国际笑话。布鲁斯曾耗时多年设计了 IBM 著名的沃森中心(Watson Center)，还为西门子和美孚石油公司打造了时尚的产品和建筑。

“三星的设计师需要与众不同，”李健熙的侄女米基·李坚持道，“我们希望他们能有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仅仅与众不同是不够的，”戈登·布鲁斯反驳道，“你还得出色才行。”“让我坚信这是个好主意的，是李主席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布朗说道，他正在介绍《法兰克福宣言》。“里面有些内容有些荒唐，但李主席曾在东京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对日本崛起成为出口大国以及设计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有着相当深入的理解。”最终，艺术学院同意在1995年在三星开设一个名为创造设计实验室(Innovative Design Lab of Samsung)的短期项目。

布鲁斯看得出来，三星缺乏独特性，就像韩国首尔市区街道两边灰白色的建筑一样，但也许它的身份危机是整个国家的共同问题。布鲁斯被邀请拜访李健熙的住宅，李健熙家中低调的木制家具和装修风格吸引到了布鲁斯，“董事长已经掌握了低调和含蓄的美，”布鲁斯认为他已经掌握到了设计的原则。

“我希望你做三件事，”董事长解释道。“第一，让我的设计师们更具创造力。第二，让他们具备全球视野。最后，我期望能获得3%的回报。”布鲁斯认为百分之三的回报还是设定得太小气了。

1995年9月1日，当新建的IDS开学时，布鲁斯走进教室进行自我介绍并介绍课程，第二天就拿出了一根香蕉，说大自然是最完美的设计师，一根香蕉不仅体积小巧、自带包装、可生物降解、而且其外表的颜色还能帮你判断是不是成熟到可以吃了。“钾元素!美味!容易制造!这是全球最大的市场。所有人都喜欢香蕉!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你们能设计出一款运用这些相同原理的产品。”教室里一片茫然的沉默。

当布鲁斯收到期末评估报告时，三星的学生们抱怨说他们的评分低于韩国的讲师，说这两位美国人没有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他们习惯了韩国教育体系所传授的那种死记硬背和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布鲁斯认为，只有让他们摆脱上司的监管，并带他们踏上环球之旅，才能为三星的设计师们带来灵感。

李主席赞同这个想法。他批准了“全球设计工作坊”(Global Design Workshop)的课程方案，该计划每年会安排三星的设计专业学生前往欧洲、美洲或其他亚洲国家，由布鲁斯和米霍在那里向他们传授不同文化、民族以及相关知识。布鲁斯对他的学生们说：“毕竟，一部手机不仅仅是一个设备，它还是一种物品，它反映了制造它的那个社会的风貌。”数周的时间里，他和米霍带着三星的设计师们参观了位于史密森尼博物馆的苹果公司首批电脑，参观了日本旧京都城的优雅建筑、法国波旁王朝的宫殿以及德国高速公路沿线的汽车。“梅赛德斯-奔驰凭借其设计而繁荣起来，”布鲁斯回忆着对他们说，“但梅赛德斯也曾经历过艰难时期。他们经历了二战的破坏以及东德和西德的分裂。”

当布鲁斯带着学生们旅游到印度泰姬陵时，宏伟壮丽的景观还有难闻的气味给了学生们设身处地的学习体验。布鲁斯向学生们解释道，泰姬陵的阳光透过薄薄的帘幕反射在巨大的穹顶和大理石尖塔上，随着一天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缕阳光的洒落象征着神灵的存在。模仿自然之美是莫卧儿王朝建造泰姬陵时的目标之一。大理石供应短缺，因此减少浪费和精确雕刻也是关键所在。一名学生，自己一直在用摄像机拍摄泰姬陵内部的景象，并意识到用他那台平面的二维摄像机无法捕捉到周围的一切。于是他回到三星公司，设计了一款带有五个镜头的摄像机，这样就能拍摄到摄像机周围以及前方的各个角度的画面，他也因此获得了各种内部设计奖项。“嘿，我们为什么不为自己设计点东西呢?”当他们回到首尔时，教室里的一位同学提议道。“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工作站呢?”

三星公司的董事长在 1996 年的新年致辞中如是宣称，“在这个时代，智力资产将决定一家公司的价值。公司不再只是销售产品。他们必须推销自己的理念和文化。”他接着宣布 1996 年为设计革命之年。

前IBM设计师哈迪(Tom Hardy)从太极图上获得了“道”的灵感，即“阴”和“阳”的和谐与平衡，还为三星确定了一个新的品牌口号：“理性与情感的平衡。”这个口号完美地体现了三星的品牌特色，一方面加强了面向消费者的系列产品，另一方面则在幕后大量生产并改进芯片、屏幕和组件等产品。

6

国际竞争

90年代的韩国发生了一系列事情，首先，ICT产业扩张的同时快速拉高了韩国的人均GDP。在整个90年代，韩国IT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维持在11.5%-15.6%之间，而其他产业最多也就只有3.2%的增长率。这成功帮助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到技术创新型经济增长。

其次，截止到2005年，韩国拥有了超过80%的学生接受过了完整的高中教育，而在中国，直到2015年也还只有估计30%的高中入学率。韩国金大中政府效仿美国，推行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普及网络宽带接入度，同时通过推广电脑课程、政务电子化以及扶持电脑游戏产业来拉动相关市场需求。

在自卢武铉到李明博时期的韩国政府改革中，科技、教育、信息产业、知识经济等相关政府部门的地位越发提高，为相关产业发展进行确立法律规范。在电子时代，韩国政府不能再像重工业时代那样亲自下场，而是必须将其自身职能进行去中心化改造。除了将原先一部分由政府垄断的业务下放给公司之外，还必须与各个电信公司进行科研合作、为企业提供商业上的政治服务。

在90年代，三星公司的高管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又嗅到了新的商机。当时，AST公司的股价在1994年亏损后下跌了27%。它曾是美国第三大个人电脑制造商，于1980年由三位移民在一间车库里创立，他们用从抵押房产中获得的5万美元启动了公司。它能够领先于市场霸主IBM探索到最新的技术。但PC市场的利润率开始下降，同时AST困扰于缺乏稳定的存储芯片供应。但他们也担忧于三星自上而下的仇视反抗的管理方式。

1995年4月，该交易的第一阶段顺利完成：三星以3.77亿美元收购了该公司不到一半的股份。但首席执行官金俊泰(Kim Soon-taek)对《洛杉矶时报》表示，三星在持有49%股份的情况下，很快就发现自己难以实现自身的长期愿景，因为必须与其他股东打交道。这是一场冲突的早期迹象。1996年，作为三星利润主要来源的DRAM市场崩溃了，这导致其财务状况严重受损。然而，三星在次年还是以4.69亿美元的价格完成了对AST的全面收购。在三星尝试了一系列举措试图让 AST 赢得盈利之际，它对这家公司的控制权也愈发增强。而三星在进行成本削减策略的同时却还要求下属进行更多的笔记、汇报和会议等行为。

到1997年12月，经过六年亏损、四年内换了三位首席执行官以及大规模裁员之后，三星将AST的员工人数从6500人削减到了1900人。就连韩国三星的员工，看到形势已不容乐观，也纷纷转投像惠普这样的公司。最终，三星在这家价值 21 亿美元的制造商身上投入了10亿美元，在1999年决定关闭AST并将品牌和专利出售给Packard Bell公司。由于巨额且高风险的支出，三星董事长对三星的宏伟愿景正在动摇。三星的管理方式、国际地位以及不理想的信用评级(穆迪给它的评级是 Baa2)对于该公司所设想的全球扩张来说仍然过于落后和陈旧。

1997年7 月，《纽约时报》的一则头条新闻写道：“泰国赌博：通过贬值货币来重振经济。”失控的货币投机以及高风险、高债务的经济模式，亚洲各地的政策导致了金融崩溃。从泰国到印度尼西亚，各国货币纷纷暴跌，农民和工人的积蓄随之化为乌有，随后印尼的学生们也奋起反抗，推翻了长期执政的独裁者苏哈托。焦虑不安的美国官员暂停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这是该交易所有史以来单日跌幅最大的一次，直到随后亚洲金融危机蔓延至日本、巴西和俄罗斯。

但李健熙在此时还坚持开启造车业务。三星集团因此次及其他大规模扩张而不断累积债务。仅利息支出一项就严重削弱了三星电子在1996年高达18亿美元的可观营业利润——扣除各项费用后，净利润仅为2.02亿美元。1998年3月，当韩国企业纷纷拖欠贷款时，三星的第一辆汽车在南部港口城市釜山的30亿美元装配线上下线了。公司的雇员们被鼓动去购买自己家生产的汽车，但即使是这样三星每生产一辆汽车依然要亏损6000美元，次年汽车销量甚至低于7000。三星汽车公司因资不抵债而申请破产保护，随后被雷诺公司以低价收购，由此成立了雷诺三星汽车公司。

韩国人将他们的金戒指和奖杯捐赠出来，以帮助政府支付其庞大的欠款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组织刚刚批准了其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救助计划——550 亿美元。在此期间，除了还在进行的自由化措施之外，韩国政府再重新将一部分银行进行了国有化并给那些陷入财务危机的财阀提供廉价贷款。三星电子公司裁减了三分之一的员工，约3万人，更换了一半的高级管理人员，并出售了20亿美元的非核心业务，包括一架公务机和整个半导体部门。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削减了10%。在削减了三星的官僚机构之后，一个好处是这个帝国变得更加灵活，可以专注于重要的业务领域：手机、电视、液晶显示器、手机用锂离子电池以及闪存存储器——这是三星的最后一项投资。

7

神圣同盟

三星为索尼、苹果等公司提供了以存储芯片、手机屏幕为代表的零部件，是表面上的“神圣同盟”，但是由于三星在电视、手机等业务扩张方向上的野心，神圣同盟内部也冲突不断。

1996年，韩国建成了CDMA蜂窝网络，同美国是同一个系统，此外还与美国签署了贸易协议、加入了WTO和OECD组织。作为一个国土面积中有70%是山地的国家，高山天然就是一种“手机基站”，三星生产的手机在韩国可以大量销售，但却不一定能打开美国的销售市场。

通过改革销售方式，与美国·移动运营商签订了合同，三星接到了越来越多的美国订单。1999年，其股票从危机中的低价上涨了233%，达到每股227美元，三星通过出口来摆脱了金融危机。其中一款在韩国卖不出去的手机SCH-3500，在美国销量却超过600万部。

1999 年一位名叫埃里克·金(Eric Kim)的韩裔美国人被三星电子聘为营销部门的执行副总裁，随后又成为其全球首席营销官。他拥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工程学硕士学位。他的老同事们在提及他时，要么赞许，要么不屑地说：“埃里克是个工程师。”但他还拥有加利福尼亚州哈维穆德学院以及哈佛商学院的物理学和商学学位。

“现在，首席执行官希望我将整个品牌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埃里克说道。“三星的品牌分散得很厉害。每个地区的办事处都在各自为政。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家全球性公司，就需要从总部来统一指挥这些行动。”三星与 55 家广告代理公司签订了合同。美国办事处有三个规模很小的项目，每个项目预算为 2000 万美元。“营销被视为一种促销职能，”他说，“我的任务是改变这种思维模式。”在由他负责整合营销工作时——这也是聘请他的目的所在——他遭到了从高层到制造工厂的种种阻力。这种阻力尤其强烈。该产品开发人员和财务人员对此都表示强烈反对。

埃里克坚持自己的做法，将全球营销预算整合到他的全球营销运营(GMO)部门，其中包括10亿美元的营销预算和4亿美元的广告预算，他还终止了按当前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来设定营销预算的做法，并开始根据“潜在销售额”来设定营销预算。这将迫使他们考虑长远的问题。

在2001年4月，埃里克接受了《福布斯》杂志海蒂·布朗的采访，这是首次公开承认这场冲突。“我们要击败索尼，”他对记者说。“索尼的品牌知名度是最高的。我们要在2005年之前比索尼更强。”《福布斯》的文章在日本引起了轰动，日本商界读者对此反应热烈。另一方面，三星的高管们对金的失误感到惊慌。索尼是三星的客户，不仅仅是一个竞争对手。埃里克·金这个外人怎么能如此大胆且公开地挑战一个合作伙伴呢?因此，埃里克受到了斥责。“这篇文章差点让我被解雇，”他对我说，“但它也鼓舞了士气!”

两个月后，索尼公司首席执行官藤井宽之(Nobuyuki Idei)向《华尔街日报》阐述了他从日本方面得出的观点，他俯视着三星公司，说道：“产品的设计和产品规划——它们正在向(其他公司)学习。”“所以索尼是他们很好的目标。”但他不屑地补充道：“但我们仍然认为三星基本上是一家零部件公司。”随后，索尼以一种让埃里克怒不可遏的方式进行了反击，在新电影《蜘蛛侠》(由托比·马奎尔主演)中植入了索尼的产品广告。

在现实中的时代广场，三星曾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购买顶级广告位，其蓝色椭圆形标志占据了排行榜的第二高位。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蜘蛛侠系列电影的出品方，隶属于索尼)显然做出了不正当的行为。“归根结底，索尼需要三星的零部件，就像三星也需要索尼一样。”三星选择和解，对于其他原告方面，法官依据言论自由的原则裁定索尼胜诉。

2002年，华纳兄弟公司向埃里克提出了一个提议：他们计划拍摄一部《黑客帝国》系列电影的续集，而电影制作团队需要有人来设计主角尼奥、特里妮雅和墨菲斯所使用的那种绿黑相间的未来风格手机。诺基亚在1999年的《黑客帝国》中也进行了过一次产品植入，取得了成功。

华纳兄弟采纳了凯特的建议，选择了使用现有的三星产品设计。这位移动设备的首席执行官安装了一块霓虹绿色的键盘和一个与众不同的弹簧式耳机，耳机一打开就能露出显示屏。这种产品植入出现了八次之多，有时是一瞬间，有时是一两次几秒钟的时间。埃里克的营销人员庆祝胜利，韩国媒体疯狂报道，三星将这种产品植入写进了其官方历史。

2003年8月，埃里克在阅读《商业周刊》时看到三星正在迅速攀升至全球最具价值品牌榜单的榜首。它是该榜单上唯一的韩国公司。三星位列第25位，估值达108亿美元，较前一年的第34位大幅上升。三星正迅速逼近索尼，而索尼每年的排名都在第20位左右徘徊。1999年埃里克刚加入三星时，该公司甚至还未出现在该榜单上。

在索尼衰落的混乱局面中，这家日本竞争对手正面临着其电视液晶显示屏供应不稳定的问题，无法自行生产所需的所有零部件。三星的高管们抓住了这一弱点。他们与索尼接触，试图建立一家合资企业来生产液晶显示屏，为索尼和三星提供稳定的供应，同时也让三星有机会从索尼出色的运营模式中学习经验。

2005 年，三星半导体和存储业务的总裁黄昌圭(Hwang Chang-Gyu)与两位高管一同前往帕洛阿尔托，前往史蒂夫·乔布斯的住所。“我带着解决苹果生死存亡问题的方案藏在口袋里，”黄昌圭写道。在会面过程中，他拿出名为“NAND闪存”的产品，并将其放在桌上。他称其为“我的王牌”。

黄昌圭来自南部港口城市釜山，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工程博士学位，并在斯坦福完成了博士后研究。他对半导体的热爱可以追溯到三十年前，当他拿起一本名为《半导体器件的物理与技术》的书时(该书由英特尔的传奇联合创始人安迪·格罗夫所著)。1999 年，在DRAM半导体市场崩溃三年之后，李健熙正打算投资NAND闪存存储器。当时身为高级副总裁的黄先生对董事长说：“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2002年，黄昌圭推出了他的新理论，名为“黄氏定律”，以此向“摩尔定律”致敬。黄昌圭预测，存储密度每年都会翻一番。三星工程师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将黄氏定律应用于创新，其速度在业内前所未见。到2004年，三星的闪存已经足够先进，能够满足苹果的需求。黄只需要说服挑剔且谨慎的乔布斯。

2006 年 2 月，苹果公司负责iPhone和iPod工程研发的副总裁大卫·图普曼意识到，距离推出第一款iPhone截止日期已经只剩一年时间了，但他还没有准备好主处理器，甚至也没有制定出开发该处理器的时间表。幸运的是，苹果公司的硬件工程师们已经从三星那里获得了用于iPod的芯片。iPod团队的负责人托尼·法德尔向黄昌圭的团队询问，他们能否按照iPhone的规格生产出一个芯片。

苹果给三星设定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期限：在五个月内为iPhone制造出一个芯片。但没有告诉三星这个芯片的用途。黄昌圭派了一个工程师团队前往库比蒂诺，与苹果公司并肩工作。三星在“制造芯片的速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特普曼说道，“通常每层芯片的制造需要数天时间，而要制造二十到三十层的硅片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要花数月时间才能完成原型制作。而他们却能在六周内完成这一切。简直不可思议。”当 iPhone 的半导体芯片(其核心部件)完成生产后，每块芯片中的晶体管数量达到了惊人的137，500，000个，要知道1971年英特尔的第一款微芯片只有 2，300个晶体管。黄博士的团队在产品发布前两个月就交付了组件，完美地完成了这一不可能的任务。新的iPhone 启动正常。但当工程师们试图对系统进行进一步优化时，由于存在一个未知的故障，系统崩溃了。史蒂夫·乔布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苹果公司的工程师们与三星的团队坐在一起，试图寻找从芯片中获取更多带宽的方法。最终，iPhone 完成了预定的时间表。2007 年1月9日，乔布斯走上在苹果世界大会上的舞台，展示了当时即将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智能手机。

在智能手机业务上，能否持续快速地开发新产品更是成为影响企业利润的关键。例如iPhone 4 发布后，三星电子在2010年第一季度来自电信业务的8.85亿美元收入在接下来的一个季度骤降至一半。三星分散式的移动战略需要重新调整。它需要一个能够抵御 iPhone 压力、为三星开拓市场份额的高端智能手机品牌。

知识产权纠纷是电子产品生产公司之间的常见纠纷，为了给知识产权付费，例如在生产手机过程中由于需要用到美国高通公司的专利，自1999年至2002年，三星和LG每年都要给高通支付5.25%的销售价——2亿美元，作为手机的“打包费”和“电池费”。从1995年到2002年，韩国的手机制造商总共就给高通支付了12亿6千万美元的知识产权版费。

当三星发布其智能手机时，史蒂夫·乔布斯怒不可遏。正如他对传记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所说，他想要对安卓操作系统发起“核战争”。三星是苹果 iPhone 的芯片供应商，它竟敢直接与苹果竞争，推出了一款外观相似的智能手机，并使用安卓操作系统(乔布斯对此深恶痛绝)。乔布斯准备提起诉讼。蒂姆·库克作为苹果的供应链专家，对可能危及与这家苹果所依赖的供应商的关系感到谨慎。当李在镕(三星的第三任董事长)访问库比蒂诺园区时，乔布斯和库克向他表达了他们的担忧。苹果起草了一份提案：向三星授权其部分专利，但自此每部智能手机收费30美元，每台平板电脑收费40美元，交叉授权时三星的专利组合可享受 20%的折扣。最终，三星的律师拒绝了这一提议。他们认为，由于苹果在抄袭三星的专利，所以苹果必须向三星支付赔偿金。2011 年 4 月，苹果在数十个国家对三星提起多起专利侵权诉讼，要求赔偿25亿美元。三星迅速反诉，要求赔偿与其无线和数据传输技术相关的五项专利的侵权赔偿。

韩国工程师们更关注的是手机所具有的类似社交媒体的功能。这些功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能够使用户能够即时分享多媒体内容。工程师们决定开发三星Galaxy S III的相关功能，使其能够连接到电视，并在与另一部手机相触碰时自动与朋友分享内容——实现即时文件共享。此外，该产品还实现了多项硬件方面的首创或接近首创的成就：配备了2GB的内存、性能优越的摄像头、更大的显示屏，以及市场上可达到的最高分辨率的智能手机屏幕——三星自主研发的Super AMOLED屏幕。

三星Galaxy S III在市场上大获成功，首批预订量达900万台，上市后的前六个月销量更是达到了 4000万台。TechRadar(科技雷达)2012年9月，该公司宣称其产品为全球最畅销的手机。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期间，三星Galaxy S III荣获“年度最佳智能手机”奖，击败了苹果手机。CNET的娜塔莎·洛马斯称其为“安卓阵营中的法拉利”;英国CNET的读者则将其评为“2012 年最佳手机”。那个月份里，三星的利润大幅增长，达到59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9%。

三星最大的优势所在就是，凭借其庞大的、严格且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以及卓越的供应链，它能够生产出比任何竞争对手都更为出色的硬件产品，速度也更快。工程师们一直在为“银河”(Galaxy)手机研发速度极快的硬件，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苹果。但他们的软件——赋予每台设备生命、使用户能够在生态系统中进行交流的“灵魂”——却漏洞百出、笨拙难用。

凭借其智能手机的成功，三星的现金储备很快就会增加到 285 亿美元，这笔资金可用于收购软件公司。三星为初创企业预留了 11 亿美元的风险投资资金，并开始从苹果等公司挖走软件工程师。

2004年末，安卓创始人安迪·鲁宾(Andy Rubin)曾提出将其操作系统出售给三星，正如他在《争斗》(Dogfight)一书中对记者弗雷德·沃格尔斯坦(Fred Vogelstein)所讲述的那样。当他到三星公司时，三星的高管们却回应：“而你们又打算率领哪支军队来完成这项任务呢?你们总共只有六个人啊。”“你是不是嗑药了?”这是安卓创始人所听到的最直接的质疑。鲁宾发现自己不得不与这家韩国公司对于与大型企业合作的偏好发生冲突。“他们把我赶出了董事会会议室。这件事发生在谷歌收购我们之前两周。”谷歌以约5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安卓系统。这个操作系统将成为谷歌几乎所有非苹果智能手机产品的核心。谷歌副总裁大卫·拉维(David Lawee)后来称这是他公司“有史以来最好的交易”。好的公司基本早就被谷歌和Facebook用现金收购走了。

8

结尾

在朴槿惠和李在镕腐败事件风波发生的同时，三星仍在努力解决那些起火手机的谜团。约20万部Galaxy Note 7手机和3万个电池被送入实验室进行测试，在那里约700名工程师试图彻底查明这些冒烟手机的起因。数以十万计的无法使用的Galaxy Note 7手机整齐地排列在架子上，构成了一幅该帝国有缺陷的产物的宏伟拼图，机械臂沿着通道进入并按照要求取出这些设备。在通宵工作和紧张会议的持续过程中，工程师们在这个实验室里反复测试、重新测试，并摒弃了每一个假设，试图重现火灾的起因。火焰并非由软件所致，工程师们得出结论。电路元件也并非引发火灾的原因。内部生产流程未显示出任何异常情况。质量保证部门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1月23日上午，大约在李在镕被捕前两周，三星电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霍尔登在首尔的三星电子大楼前登台，向媒体和公众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报告，介绍了公司的调查结果。

“对于在Note 7发布之前未能最终识别并验证电池设计和制造过程中的问题这一失误，我们负有责任，”霍尔登在报告中说道。他详细介绍了导致火灾的技术问题。令一些在场观众感到惊讶的是，三星坚持了在那次失败召回之前所提出的相同观点：电池硬件就是问题所在。霍尔登没有提及导致公司未能发现问题的故障原因。

三星SDI公司(在演示文稿中被称为“供应商 A”)的电池因设计缺陷而出现了短路现象。通过展示幻灯片上的CT扫描图和图表，霍尔登表示，该供应商制造的电池外壳(即电池的外部包装)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电池在正常充放电循环中的膨胀和收缩。结果是正负电极相互接触，从而发生了短路。切断电池的电路并导致它们发生燃烧。但他们没有在由另一家供应商安普雷克斯(Amperex)提供的电池驱动的手机上看到这种凸起，同时在中国等其他地区使用这种电池也并未出现问题。

他说，问题始于三星将该供应商指定为其唯一的电池供应商后，其随后生产的1000万块电池中出现了错误。随后，工程师们共同设计了三星称为“八步电池测试计划”的方案，用以在电池发货至市场之前对其进行一系列更为严格的测试。

最终，电池调查专家朴哲万(Park Chul Wan)表示：“这不是电池的问题。”电池着火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三星的手机制造厂在进行组装的过程中，由于组装方式不合理，导致电池承担了大量压力而发生变形。“包装完全不同了，电池主体上的固定装置也有所改变，”他指出，“其组装方式不再会导致电池的一部分承受过大的压力，就像 Note 7 那样。”

参考书籍

Samsung Rising,Geoffery Cain,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Currency,2020,New York.

Digital Development in Korea：Building an information society,Myung Oh and James F. Larson,published in the USA and Canada by Routledge 711 Third Avenue, 2011,New York.

Winning Markets or Winning Nobel Prizes? KAIST and the Challenges of Late Industrialization, Kim Dong- Won and Stuart W Leslie, by The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1999.

韩国的产业政策:形成、转型及启示,冯立果,[J],经济研究参考,2019,(05):27-47+57.

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轨迹及其绩效研究,金明玉,[D].辽宁大学,2008.

芯片战争,克里斯·米勒,蔡树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5.

无奈的法典:中日韩三国民法现代化道路之比较,苏亦工,[J],当代韩国,2002,(04):13-19.

韩国四大财团转型升级中崛起,陈根,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