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 | 日本大选观察：为什么当下“民意”是一个伪概念？

原编者按：日本新一届大选尘埃落定，右翼自民党大获全胜，一举拿下2/3议席，势头无两;最大反对派中道改革联盟遭遇惨败。一时之间，中文互联网上再次爆发了关于日本政治的激烈讨论，内容和以往颇为相似，基本上聚焦于“选举结果是否能够真正反应民意？”以及相应的，“日本民众是否已经全面右转？”

在这样的背景下，编辑部收到了这样的一篇来稿。来稿一方面强调：所谓中道政治与右翼民粹主义，在当下多数资本主义大国的政治条件下，其实是结构性地互为表里、互相促进。另一方面，作者认为“人民”或“民意”是一个伪概念。试图提取“某国人民意志”的努力，本质上把人民想象成是一个内部无对抗性的集体，这必然导向对他者的排斥与民族主义动员。在对待“日本人民是否应对历史负责”的问题上，与其去回答，不如退一步思考问题本身能否成立?面对右翼民粹的狂潮，左翼也不应与右翼进行对称的“民粹化”，放弃一切去参与某种“人民意志代表”的话语竞赛，而是应当思考：左翼是否有其他更重要的政治议程工作?

注：本文标题为另拟，原文标题为《选举杂感》，原文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2004237128792568937?share_code=d5vjbhsaJI10&utm_psn=2006842141188563351

文| 魔怔暴论 编辑| 谭普罗

在本次日本众议院大选过后，国内互联网上又一次掀起了一部分讨论的热潮。而毫不意外的，每当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选出某个右翼强人时，许多左派就会争论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选举是否代表民意？或者说，“真实民意”究竟如何云云……

但恕我直言，在一种代议制选举的结果可以被观测到之前，讨论潜伏于芸芸众口之中的民意是没有意义的。就像讨论一个“本质”，但这个“本质”永远不会作为现象表现出来一样，那这个时候讨论所谓“本质”就没有任何意义。

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合并而成的中道改革联盟遭遇惨败，图为面面相觑的野田佳彦与齐藤铁夫

与其讨论右翼胜利是靠着“真民主”还是“假民主”，我们不如换一个思路，不如直接承认，民主根本上是建立在如下的一个基础上的：也即一个共同体，在没有了神仙皇帝的前提下，如何进行敌我划分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就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想象。那么我们可以说，右翼的定期回潮本身就是根植于民主想象与民主认同之上的。

民主的腐化不是一种例外，而是一种常态：议会制民主没有为对抗留余地，并企图把对抗简化为论争，从而让政治参与者在斗争中服从最后的赢家。如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所说，议会政治的问题就在于，它没有为那些不适合政治场所的事物留余地。换句话说，议会民主给人的印象是，政治对抗可以在“同意保留分歧”——这是论争的本质——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 托德·麦高恩

“民主”，无论加不加前缀，它永远都是“我们”的民主。所谓“我们”，也就是一个形式上互相承认彼此为抽象平等个体之集合（据帕舒卡尼斯所言，这种平等观来自于商品交换行为中的自由意志；而斯大林则说，市场是民族主义第一课）。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集合中，根本上不存在对抗性，而只存在争论(或者说，讨价还价)。那么，当“我们”的社会陷入某种危机，以至于“必须保卫社会”时，那个致使“我们”陷入这种困局的存在，就和我们构成了一种对抗关系，从而无法被算在“我们”之内，被视为“他们”。

当然反过来思考也一样成立：既然“我们”内部不存在对抗性，那么那些带来危机的一定是“他们”——作为“民族国家这一形式本身”的他者的“犹太人”(所以“犹太”可以和任何一国特有的内部他者串联在一起，也可以和对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的想象融合在一起)、作为实存所谓“全民国家”他者的“间谍”，还有若干难民、移民等等……

面对现代性-资本主义本身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危机，那些试图继续把危机转换为“不违背所谓‘政治共识’，只依赖纯粹行政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的政客，就是中道民主派；那些重新把对抗性通过对他者的仇恨带回政治活动的人，就是极右翼。朗西埃和黑格尔认为，共识政治代表人们放弃了政治，用治安取而代之。

借助共识的形式，政治转变为治安。

—— 朗西埃

在民族国家中，对抗在形式上消失了(尽管在宪制民主中它又总是隐约可见);但随后它以法西斯领袖的形式重现，重新进行敌友划分。拥抱治安的民主派根本上拒绝承认对抗性，同时，他们对“人民”抱有一种整全性的信念，这种信念会导致其对“人民群众”态度发生剧烈摇摆——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到“老鼠上桌破坏民主”只需要一瞬间；而极右分子则既相信“人民”概念的整全性，又相信“对抗”的存在，于是对人民整全性和同质化的想象就转变为一种除籍运动，就出现了各种“非国民”帽子工厂。当然，由于极右翼思想中的“他者”概念本身就是装着从“人民”中开除的非同质要素的垃圾桶，因此他者的形象也就显得奇形怪状而无所不能。

当然，许多右翼和右翼阴谋论保持着批判性的反讽距离——“我传播，但我不相信”。他们只是希望通过炒作仇恨情绪推动自身的社会变革议题被接受，但正是这种反讽态度中更表现出一种深刻的“人民情结”：“为了‘我们’状况的改善，牺牲他们是应当应分的。”

如今支撑多数新纳粹组织的，不再是某种明确的夺取国家权力并实施统治的方案，而是某种基于文化相对性的身份认同。因此，在俄罗斯与乌克兰语境下，比起墨索里尼与弗朗哥式的赤裸裸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由杜金与古米廖夫等人所提供的种族主义版本的文化认同恰恰得以更顺滑地成为了当地新纳粹的核心思想。 然而，正是这种转向导致了新纳粹矛盾的双面特征，让它们在彻底拒绝政治现实的同时也放弃了向政治现实发起冲击，从而默认了政治现实的唯一现实性。这就足以回答，为什么在乌克兰，民选犹太人总统与新纳粹民团之间互不构成否认对方现实性的证据，也能回应，为什么不同阵营的新纳粹民团最终会被敌对的国家机器所驱使，去执行一场完全传统的代理人战争，而最终失去了对现实政治的反叛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极右政治因之失去了“可行性”。恰恰相反，这种现象说明，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不再有能力、甚至是意愿，在市民社会中击败新纳粹亚文化（大规模的警察行动也不可行），进而与也不再有意愿正面挑战国家的新纳粹团体实现共谋，从而实现了正常运作的民主政治与新纳粹团体之存在的并行不悖，甚至相互补充。并且在事实上，无论哪一方最终获得乌克兰战争的胜利，新纳粹在该战事相关的多个社会（不止俄、乌，也包括感受到某种军事威胁的欧盟各国，甚至更多利益相关方）中的壮大都不可避免。

—— 哈扎尔学会

一旦我们意识到中道政治和极右翼分子不过是民主的两张面孔——它的哪张脸望向当下只是历史结果的不同导致的(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各国独特的不可化约的从各自的前民族国家时代继承下的偶然的政治条件还是政治家的个人智慧)，那么对革新右翼民粹派的分析就绝不应该囿于一种真假民意或民意表现充分与否的纠结。

这样的分析根本上要么只是在自我安慰——“啊，其实对我们友好、潜在支持着我们的主张的人还很多”；要么就是用右翼生产右翼——“他者果然邪恶!”。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认识到，一旦试图“去阶级化”地认识民意或者把无产阶级当作社会学实证意义上的社会行动主体并入“人民”的子集，对无产阶级群众路线和资产阶级平民主义的混淆就会发生。

日本“未来团队”党首安野贵博，长相酷似未明子(图文无关)

那么，在树立了警惕平民主义的问题意识后，马主义者们终于该开始尝试脱离对民意的苦恼而开口说话，重新组织起自己的语言了。回到开始时对民主概念的考辨，既然我们意识到对民主的信念实际上是对于共同体的整全性的信念，那么超越这一信念的思路就在于直面、强调共同体的非整全性。这无非也就意味着政治上的对抗性重新被移置进作为市场-商品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内部，即在这一视域中，对抗性的冲动根本上发端于一切“我们”中间，发端于我们彼此间的关系所构成的那个以异化劳动的积累为基础的强制性扩大化再生产体系里。

于此，自我和他者的整全性齐齐遭到废除，不存在“XX人民”与“OO人民”两种人民之间的任何直接关系，只存在XX政府与OO政府、XX资本与OO资本、XX资本和OO劳工或OO资本与XX劳工的关系，而XX或OO劳工又可以依照身份继续分……

打住打住，难道我们要无限细分直到每个个体吗?当然不是，细分所停止之处就是我们能寻找到一种剥削模式特殊性的地方。比如Linhart研究巴西北部制糖工业中的原住民劳动，意识到劳动保护反而削弱了原住民劳工的议价权还反而能加强劳动控制;再比如，对彝人尔普圈的研究最终指出了它背后彝人在劳务输入地动荡、衰落乃至不安全的社会地位;发达地区的方言保护运动实际上是在维护本土中产的特权文化空间(以及附带的文化资本交换)……当然，要求所有的键政人都能有劳动研究-民族志能力或这方面的大阅读量显然是不现实的，但确实好在不少左派都能通过指出日本社会群体政治态度的多面性来论证“民意”背后的现实复杂性。

齐泽克讲所谓“解散人民”，无非就是说左派应该放弃已经被国家征用了的大写的单数人民（同质化的和排他的人民）、转投到小写复数人民（多元的被排除者们）那里去重新通过和他们的交互实践去生产一些新的关于“人民”一词的内容——放弃那些之前被大写单数人民毒害了的先在的主观上的成见，去在和小写复数人民的互动中重新开始。

“解散人民”，布莱希特语

可问题反而在于，在部分左派折腾一圈对现实问题复杂性的揭露后，总是有意无意地回到了谈论“人民”应负责任的话题。要么试图重新捏造出一个存在某种接管国家能力的行动主体，要么就通过论证主要责任在政治家不在群众云云来论证“人民”的无辜(或者至少不该被斩尽杀绝!)。对于前者的思路，我只能说先不管对不对，这个东西首先要谈、要搞也是日本在地左翼的事情，你在国内谈论这个话题如果效果失败，结果就是会重新让“人民”变成了右翼口中的原子弹下无冤魂;至于后者的无辜论，那也无非是说政治就成了纯然政治家的技术水平问题，实则再次回到了整全的人民——只不过这次是即使有着这么多复杂丰富的具体内容但依然保持着整全的静止性的人民，直接否认了人民的行动能力，把行动能力切割给了政治家。

面对这种两难，我建议大家干脆别研究日本政治了，先去看看日本电影，学习一下黑泽明主义。“人民群众-历史时势”压根就不是一个有实际意义的伦理主体，“大众-时势”就像风一样属于一种自然范畴。龙卷风、台风很有力量，可你去研究它的善恶没有什么意义、也就更没有一个超然历史正义去清算。

《七武士》

所以左翼的论争绝对应该跳脱出追问“人民群众”责任问题，对于现实复杂性的论说绝不应该以“归根到底群众负有怎样的责任blahblah”做结尾，相反这种复杂性作为论据、其服务的中心论点应该是“‘人民群众’可以作为一种伦理主体”这一看似是常识的观点，实际上是谣言。也就是说，左派该把区域国别研究的叙述方法转为一种辟谣式论说。

每一次对这种现实的揭露，都应该反向指向揭穿右翼炒作的欲望，即他们无非是想重新树立起整全的日本人民作为仇视对象充当垃圾桶、替罪羊来推动他们自己的议题(要求他者的牺牲)，进而也就剥夺了它在谣言中收获的快感。尽管从素材上来看，偏见、歧视与被迫害妄想是基于双方对彼此的未知和心灵上对他者图像的捏造，但是敌意本身并不根植于了解与否，重要的是指出每一种被平民主义询唤了的个体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东西、从这里开始才能有超越敌我划分政治的可能。

更为长远地说，这个问题最终涉及的是如何认识群众运动，和如何在理论层面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列宁理论上最终显著的贡献，我想是关于领导权和群众运动高低潮的思考，并创造了那个“少数人的航船如何在大多数人的海洋上航行”的著名意象;而博尔迪加，这位对于行动主义和民主主义来说都十分扫兴的马克思主义者、意共老领导、最高纲领派-不妥协派对这一思想的推论与总结便是：

然而，在实际情况中，社会环境的各种因素不断变化，对群众情绪产生复杂的影响；党虽然由那些对历史发展特征有更清晰认识和理解的人组成，但它本身也是这一发展的结果，因此无法摆脱社会氛围的波动。所以，尽管党始终是革命加速发展的力量，但它所采用的任何方法，无论多么精细，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或扭转局势。

—— 博尔迪加

一旦走向了去人化的群众观，不再继续给“人民群众”添加伦理上的义务，那么就应该能意识到群众终究不是确定的、各种类型的社会行动主体的堆积物;恰相反，人们只能在特定的时势中识別除了资产阶级(唯一的真·阶级)之外的其它阶级，而无产阶级则作为这些运动中无法被消化的剩余展现自身。

根据我们的批判方法，社会阶级究竟是什么？我们能否仅仅通过客观地、外部地承认大量个体共同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以及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似地位来识别它？这显然是不够的。我们的方法并非仅仅是对某一特定时刻社会结构的描述，也并非像自然主义者的经院式分类那样，简单地划出一条抽象的界线，将构成社会的所有个体划分为两类。

马克思主义批判着眼于人类社会的运动和发展；它运用的是一种根本上的历史性和辩证性的标准，也就是说，它研究的是事件之间相互关联的互动关系。辩证法并非像旧形而上学方法那样，截取社会某一特定时刻的快照，然后通过分析来区分构成社会的个体应归入的不同类别，而是将历史视为一部不断展开的电影；阶级必须在这一运动的显著特征中寻找和区分。如果采用第一种方法，我们会遭到纯粹的统计学家和人口学家（如果说世上真有目光短浅的人，那非他们莫属）的无数反对，他们会重新审视我们的划分，并指出阶级并非只有两个，甚至三个或四个，而是可能有十个、一百个甚至一千个阶级，彼此之间由连续的等级和难以界定的过渡带隔开。然而，采用第二种方法，我们运用截然不同的标准来区分历史悲剧的主角——阶级，并定义其特征、行为和目标，这些特征、行为和目标在众多变化的事实中具体化为显而易见的统一特征；而可怜的统计学家却仅仅将这些记录为一系列冰冷的、毫无生气的数据。

因此，为了断言某个阶级在历史的某个特定时刻存在并发挥作用，仅仅知道例如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巴黎有多少商人，或者十八世纪英国有多少地主，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十九世纪初比利时制造业的工人数量。相反，我们必须对整个历史时期进行逻辑考察；我们必须梳理出一个社会运动，进而也是政治运动，它在起伏跌宕、成败得失中摸索前行，同时又始终遵循着因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而被置于特定境地的特定阶层的利益。

—— 博尔迪加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群众观点和阶级论实际上拒绝了那种基于社会主体类型稳定特征展开的共斗理论、并把党存在的意义完全置于总体化社会革命之中。齐泽克对此有着更为清晰一些的阐述：

当工人阶级沦为身份必须受到保护的其他社会群体中的一员时，阶级斗争的这种特殊作用就失去了。在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人们可以看到最近出现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即所谓的“阶级主义”：本质上是身份政治的阶级版本。工人们被教导要维护和促进他们的社会文化习俗和自尊，宣称他们意识到他们在社会再生产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因此，工人运动成为身份运动链条中的另一个元素，就像特定的种族或性取向一样。这种“解决工人问题”的办法，是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特征，它们尊重工人，承认他们经常受到剥削，并且(往往是真诚地)希望改善他们在现有制度坐标内的地位……

在电影领域，这种“阶级主义”的最新例子《无依之地》描绘了我们的“游牧无产者”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固定的家，住在拖车里，从一个临时工成为另一个临时工。他们被描绘成正派的人，充满自发的善良和彼此的团结，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小风俗和仪式的世界里，享受着他们谦虚的幸福(即使是偶尔在亚马逊包装中心的工作也进行得相当顺利)。这就是一些霸权意识形态喜欢看到工人的样子——难怪这部电影是上一届奥斯卡奖的大赢家。虽然所描绘的生活相当悲惨，但我们被贿赂去欣赏这部电影，欣赏了工人们特定生活方式的迷人细节，背后的信息是：享受做一个游牧无产阶级！

但是，同样的道理不也适用于相反的情况吗？阶级对立不也被种族和性别紧张所贯穿吗？我们应该因为一个确切的理由而拒绝这个解决方案：因为阶级对立和其他对立是有形式上的区别的。在两性关系和性别身份对立的情况下，争取解放的斗争不是为了消灭某些身份，而是为它们非敌对的共存创造条件；种族、文化或宗教身份之间的紧张也是如此——目标是实现它们的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和承认。阶级斗争不是这样进行的，它的目的只有在法西斯主义或工团主义版本中才能相互承认和尊重阶级。阶级斗争是一种“纯粹的”对抗：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目标是废除阶级本身，而不是实现它们的和解。这就是为什么阶级斗争在其他斗争中以一种与其他斗争不同的方式“共振”——它给其他斗争引入了一种不可调和的对抗因素。

—— 齐泽克《天上大乱：阶级斗争反对阶级主义》

在这里，对于专政的要求始终高于民主的要求。因为民主的确立归根到底是个“我们”与“他们”的边界的确立，而尽管专政并非取消这些边界，但它不在应然的层面上预设边界、不在我们与他们中区別敌我，而是在一个动态过程中持续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剩余的不断赋权。

一旦左派放弃了对抗，它就可能成为右派的伎俩。左派和右派看待对抗的差异在于，他们的解决方案不同。左派把对抗本身作为解决方案，而右派利用对抗来推动他们的解决方案。法西斯主义存在对抗，可是对抗仅仅是需要「通过隔离、驱逐、谋杀」克服的障碍。

—— 托德·麦高恩

事已至此，当务之急是左派需要学会不躲在“人民群众”的概念下讲话、不围绕“人民群众”作为合法性源泉思考、不给群众强加任何伦理价值，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直面我们自己也直面他们右翼的欲望与责任。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