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论和必然性——读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饶宗颐教授的书，我用的是中华书局2015年第一版。

正统的问题，既是史学的问题，——涉及到编年的问题——又是现实的政治问题，是为统治阶级获得统治权进行辩护的问题，根本是要说明获得统治权的必然性问题。而这必然性又是统治权是否可以长久发展下去的问题，所以，绝不是简单的维护封建政权的封建迷信的操弄术。两千年的不绝于史的争论，决不能简单否定之，必须科学的探寻其背后的科学成分。这个成分就只能是必然性问题。

只有把握住必然性的问题，历史上的很多争论，观点，就都一通百通了。

从细节看，什么是获得正统呢?大意有如下几种意思：(1)必须得有上天的授命，获得诸如神秘的河图洛书等宝物;(2)必须得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的匹配，这是极为重要的;(3)正统还等于必须获得传国玉玺，刘恕在反驳司马光说：“正统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传以为正统”;(4)以王道得天下也是正统;(5)欧阳修还说正统就是天下公器。(6)正统还是政权的承接问题，就是你的政权的上一个政权是谁，你是哪个政权的继承者，就是历史的延续的问题。这点，欧阳修云：“凡为正统之论者，皆欲相承而不绝。”(7)正统还具有天下大一统的意思，就是建立统一中国的大帝国，欧阳修的《正统论》说：正者，所有正天下之不正，统者，所有合天下之不一也。苏轼明确说“正统之为言，犹曰有天下也。”也就是获得天下的统治权就是得到了正统，正统就是统治权的意思。陈师道继承了他的看法说“统者，一也;一天下而君之，王事也，君子之所贵也”。(8)还有获得今天中原地区统治权也可以叫获得正统的说法。这就将正统和“中国”联系起来了。

按照饶宗颐先生的指示，第一个真正指出正统问题的其实是司马迁，他在《高祖本纪》的评论中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僿”读作sài‌，主要意思是缺乏诚意、不诚恳)，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这里的三王循环，终而复始，足以说明，这里是在论述汉王朝获得统治权的必然性了。当然，饶宗颐教授认为司马迁的观点实则是来源于董仲舒的的观点。董仲舒在《三代改制文》提出黑统，赤统，白统，说“三代改正，必以三统天下”。其实董仲舒这里已经非常明确了，他说：“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错，靡不变化随从，可谓法正也”。这里的正就是万物“靡不变化随从”，也就是消灭了一切偶然性，都归到我这里了，只有正这里才是唯一的归宿。这就是必然性了。

董仲舒和司马迁的角度不同，但是二人都在论述必然性是一致的。只不过是古人没有“必然性”的概念。但是表达的意思是不错的。

我们并不排除这种必然性的神秘性，在古代，从神秘性这里探索必然性是不可获取的一条途径。后代的争论，正是逐渐去掉了神秘性，保留了必然性才发生的。

问题是为什么到了大约汉武帝时期，西汉的知识分子们想到了这个问题呢?这才是重点。

我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喜欢的知识份子明显在大汉的宏大伟业面前感受到了西汉是一个必然性的王朝，走在了历史的必然性的道路上了。汉王朝是必然产生的，也必然发展壮大。这才是西汉知识分子引为骄傲的地方。

这是西汉新兴地主阶级——主要是良家子，就是中小地主阶级——获得了统治权的表现，是这个阶级从战国的原始农村公社的土地制度中彻底解脱出来获得自由的表现。没有这样的历史深层的原因，知识分子们不可能感受到大汉王朝的必然性。

决不能简单的如梁启超认为的是为帝王们辩护他们有天生的统治权利。当然这点因素肯定是有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董仲舒的看法居然是革命性的，他说：

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庸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

这里的“明易姓非继人”是最明显不过的了。这与后代把正统论当做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完全不同。是带着新生的革命的气息的。

董仲舒还有个观点，说“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其实起始点也正是要说明必然性的。必然性是从一个开始发生的。知道了起始点，也就知道了必然性的路径。所以，董仲舒这里貌似生拉硬扯的话，是合乎辩证法的。

要知道，历史必然性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是说明你的王朝的生命力的问题。只有必然的，才是有生命力的。而且这里的必然性不是空想的，是基于现实的经济基础的。饶宗颐教授这部书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没有谈到正统论后面的经济基础。

当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十分强大的时候，为他辩护的知识分子的口气就是十分强硬的，也就是说这里是必然性最强的地方，比如习凿齿《晋承汉统论》为司马懿辩护说：

昔汉氏失御，九州残隔，三国乘间，鼎跱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虽各有偏平，而其实乱也。宣皇帝势逼当年，力制魏氏，蠖屈从时，遂羁戎役，晦明掩耀，龙潜下位，俯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难，躬蹈履霜之险，可谓危矣!魏武既亡，大难获免，始南擒孟达，东荡海隅，西抑劲蜀，旋抚诸夏，摧吴人入侵之锋，扫曹爽见忌之党，植灵根以跨中州，树群材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业亦固。景文继之，灵武冠世，克伐违贰，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极，功格皇天，勋侔古烈，丰规显祚，故以灼如也。至于武皇，遂并强吴，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轨二汉。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廓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而推魏继汉，以晋承魏，比义唐虞，自托纯臣，岂不惜哉!

这是士族阶级第一次取得全国政权，是士族阶级胜利的象征。是士族阶级终于战胜了自西汉近四百年的自耕农的象征。

所以，此人认为西晋应该是继承汉统，而不是曹魏。

实则是因为三国时期是从东汉到西晋过渡期。并不是真正的截然清楚的两个经济时期，不是两个经济阶段。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会发现习凿齿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这种观点，唐朝的写《滕王阁序》的王勃也有，他更厉害，把汉末到隋全抹杀了，直接让唐承接汉。这是因为这段时期都是动荡的。如果从经济看，从三国开始到隋一统，正是士族经济和北方草原的原始部落的公有制交织的时代。两股经济力量发生大碰撞，大斗争的阶段。当然，士族经济本身也是充满斗争的。这个时期，士族经济代表的私有制，和草原的原始公有制谁也没有取得绝对统治权，政治上的混乱就难免了。

而唐朝是士族取得最终统治权的时代，五姓七望是唐王朝真正的统治者。他们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威，让他们感受到了历史的必然性。所谓的建功立业，盛唐气象，边塞诗人，这些都是士族经济取得绝对统治权的表现。所以，他的代表人物才敢于否定之前的几百年的历史阶段。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正统的问题，说破天，是为统治权辩护的，如果没有谁获得真正的统治权，自然就不能被人承认。而政治意识的背后当然是经济基础的变化。

这种对前代王朝的承接的历史关系，背后就是必然性不能断绝的表现。必然性是要排除一切干扰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我们的正统论就必须要承接前代的一个王朝，而且是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的长期统治的王朝。长期性，正是必然性的表现。

这样，随着历史的发展向纵深，古代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对正统的讨论就变得趋向保守了。必然性的不可断绝是保守性的表现。所谓的传禅让位，后代革命帝王必须从前朝帝王手中接过传国玉玺，这正是必然性的外在表现形式。不能把必然性理解为没有形式，反之，知道了这点，我们古代帝王革命之际的繁文缛节、虚伪至极的礼仪就找到了合理性，科学的解释了。没有这套虚伪的礼仪，历史的必然性就失去了。

可是，必然性是和偶然性互为矛盾的。我国古代关于正统论的评论家们始终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那些局部统治的小政权，或者时间太短的统一的大政权，始终没有科学的解释。但是学者们不是没有处理方法，他们提出了闰统，或者霸统之类的分类方法，来处理这类。始终没有看到必然性必须凭借偶然性来表现，偶然性体现必然性，或者说偶然性是必然性的一个方面等等。我们的史学家们是把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对立的，却没有统一起来。正是个问题造成了绵延不绝的争论。也就造成了没有看到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背后有历史的断裂和继承的矛盾。唐诗说“断续声随断续风”。史学家们、政治家们还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他们只看到大一统时期的必然性，却忽略了混乱时期必然性是在偶然性的掩护下依然存在着。王夫之注意到了历史的断裂问题，但是没有看到断裂和联系的统一性。所以他说正统问题是个无聊的问题，“甚无畏也。”元朝人杨奂更是大骂这个问题害惨了后代：“正统之说，祸天下后世甚矣。”

与这个有关，也就没有解决好历史的转折点的问题，如曹魏，杨隋，赢秦的评价。没有看到他们是从旧的必然性转向新的必然性的转折环节，是中间环节。而这个转折环节，也是历史的必然性的环节，是历史必然性不可缺少的。

历史上，由于缺乏必然性的思想，也就忽略了曹魏和蜀汉的不同，也就是在一个历史时期，总是有一个起决定支配地位的因素。后代把蜀汉压曹魏的史学家不少，都忽略了这点。必然性是起支配作用的，如果不是支配地位的要素，就不能取得什么“正统”地位，支配地位的要素是必然性的表现。所以，司马光将曹魏作为三国时期的历史时间的主线是对的。曹魏正是这个时期的转折点和支配要素。

至于宋以后把大一统帝国的政权如前面说的欧阳修，苏东坡等的观点作为正统的解释，依然是和必然性有关系。取得大一统帝国，正是必然性的表现。只有必然性是最终的胜利者，自然可以取得绝对的最高的统治权。宋代的儒家们的观点没有脱离必然性的思路。

所以，正统又代表道德人心，人心归附就是正统，而得人心就是王道，不是霸道，所以，王道也就是正统。如果脱离经济因素，这些都是偶然性的，神秘的，不好理解的。但是基于必然性，基于必然性必然胜利的辩证法，这套人心、王道、道德的古代学说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而不是神秘的。

正统问题不能理解为合法性问题。合法性的提法现在似乎已经被大众接受，作为正统的另外的说法。这是不对的。合法性只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且是资产阶级的保守的，反革命的观点。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都是以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类理由作为旗帜，而不是什么合法性。谁今天说当下的英国政权，法国政权没有统治的正当性?

合法性首先就要问合乎谁的法?这个问题不解决，合法性就是无法回答的。是个伪命题。

在今天，正统的问题已经成为过去式，但是历史必然性的问题依然是重要的问题。比如，毛主席在毛选中关于中国革命的阶级分析，特别是资产阶级软弱性，不足以担当中国领导者的分析，就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胜利的科学论证，论证中国革命道路的必然性问题——我们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问题。

真正解决历史必然性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面明确提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从马克思这里我还想到古代我国关于正统论，没有解决好正统和王朝灭亡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没有看到必然性随着条件的变化，变成不必然的，变成偶然的，从合理的变成不合理的。古人有王朝灭亡的理论，但是和正统问题却没有结合很好。比如汉王朝，唐王朝都是正统，何以却灭亡了呢?只能用历数，或者气运，或者道德衰落来解释了。其实从科学解释，历数是最近科学的解释，也就是一个统治权有一定的时间长度，这当然也是在说你的必然性是时长的，你的正统也是有时长，不是永恒的。当你灭亡的时候，你的必然性就消失了，而必然性还在，只是必然性表现为你灭亡的必然性，表现为新生阶级崛起的必然性了。这当然是为统治辩护的知识分子不敢提到的。所以，看似这个问题讨论了两千年，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古人依然是流于形式，不敢说的。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历史必然性的论证依然是个课题。苏联解体，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遭受到了巨大挫折，人家就说你的必然性消失了，你没有存在的必然性，你是偶然性的。也就是说你可能失败。

这从今天我们建立了全套产业链，我们的制造业超过西方七国集团之和，我们已经引领着并且和美国在进行最后的人工智能的科技竞赛来看，中国已经是走上历史必然性的国家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是走上历史必然性的社会主义了。换言之，社会主义将必然胜利，在今天，看看美国的衰落，日韩的货币跌落，欧盟居然拿不出一件产品可以卖给中国，现在轮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没有存在的必然性了。他们五百年的必然性到头了!

饶宗颐教授的思路，还是实证的思路，缺乏理论思维，更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所以，这部书有史料而缺史识，缺乏深刻的结论，更缺乏和现实的联系。

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大家也是如此。

饶宗颐教授此书还搜集了大量资料，我想如果有时间，利用辩证法和唯物论自信研究，一定会有更深刻的思考出来。总之，我们对我国历史的学习还有很长的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