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之光：创作《矿山新兵》的一点体会（1972年）

编者的话

几年前，我在微博上看到1972年中国画《矿山新兵》，这幅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了解到，这是作者根据自己1971年在广东省肇庆地区马鞍煤矿体验生活时的所见所闻创作出来的[1] [2] [3]。

今天分享这幅画的作者杨之光的总结文章，整理自：《美术创作经验谈 四》，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73年2月，第1—5页。

标题：矿山新兵

作者：杨之光

种类：中国画(宣纸水墨设色)

出版方：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1972年9月

正文

去年夏天，领导上要我下矿区反映广东工人阶级改变“北煤南运”这一局面而英勇奋战的英雄人物。刚接受任务时，觉得煤矿生活不好画，想不出什么新点子，用国画形式来表现，恐怕更是吃力不讨好，信心很不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进入创作过程之前，先要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我下到广东一个土洋结合的煤矿和工人一起生活一起劳动，逐渐产生了创作的激情。矿里有个“三·八”女矿工连，是全省著名的先进集体。她们是一支矿山新兵。还有一支铁路运输队伍，从司机到列车员也都是女同志。广东的盛夏骄阳似火，她们顶着烈日活跃在铁路线上，汗水浸透了矿工服，但是她们却干得那样欢腾，那种热情爽朗的气质，充分表达了青年女矿工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还请了老师傅(是“九大”代表)，给我讲过去的苦难家史、新旧煤矿的对比。老矿工的回忆对比，又加深了我对新矿工的思想感情的理解。这些都是刻划“新兵”的思想、生活依据。过去搞创作满足于表面现象，不能深刻地刻划英雄人物的崇高精神境界，就是因为没有思想、生活的基础。即使在笔墨上怎样“创”，也创不出新的境界。《矿山新兵》这张画的思想境界还不够高，也是因为自己的思想水平低和生活积累少的缘故。

中国画重视“传神”，今天塑造高大的工农兵形象，就是要为工农兵“传神”，表现他们崇高的精神面貌。一幅画不能单是告诉观众“主人公在干什么”，更主要的还在于表现他以什么样的精神在干。从他的精神状态，观众可以看到他的革命理想。画面的“新兵”，处在比较简陋的宿舍和土洋结合的矿山环境之中，但却是处理在曙光初照之下，一张笑脸和一双闪烁的眼睛，流露出内心的喜悦，表明她在贯彻“自力更生”方针，大打矿山之仗时，充满对未来的胜利信心，充满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健康匀称的身体，红润的肤色，加上头戴矿灯帽，身着工作服，腰束皮带，更显得英姿飒爽。这是劳动人民豪迈挺拔的神态和优美朴实的身姿。这是我塑造人物形象时的设想。在创作过程中，领导同志针对当时美术创作上塑造人物形象方面，表现劳动人民单纯从外形上夸张，把工农兵画得粗手笨脚，头脑简单，奇形怪状的不良倾向，要求努力表现劳动人民的健康聪明和智慧，要表现出无产阶级的美。这些指示，使我在进行创作时有了明确的方向。

为了创造典型形象，我从各方面去了解女工们进矿的过程及思想感情的变化，这样才能了解他们的共性。进行集中概括的工作，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他们的本质特征。但艺术形象又不能是概念的，而是应该具体的，有个性的。只有通过刻划鲜明的个性来体现他们共有本质特征，才能使形象具有说服力。所以我在矿山根据草图的需要，在现场写生了六、七个女工肖像素材，以其中的形象、性格、表情都较合适的作为主要依据，再吸收其他形象的优点加以综合。所以我认为不能忽视生活速写与深入生活，[在]塑造典型形象中的重要作用，应该把画生活速写的过程，看成是认识生活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为了练技术。而坚持生活速写，也是克服创作形象公式化概念化的有效方法。

在生宣纸上刻划人物形象，难度确是比较大的，中国画中的形象的传神，往往与笔墨的生动[是]分不开的，反之，笔墨的拘谨也会使其呆板。笔墨与刻划形象确是有矛盾的。但我认为这个矛盾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是可以逐步得到统一的，当我没有很好解决这个统一之前，我把准确的塑造典型形象作为主要矛盾方面，力求使笔墨服从形象，而不使形象服从笔墨，决不能为了笔墨的生动流畅而使形象离谱走形，人物形象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认为这正是我们与旧文人画对“传神”的标准的原则区别。在画“矿山新兵”正稿过程中，失败了多次，浪费了一些宣纸，正是由于形象过不了关，即使其他次要部分画得再好，也只能报废。

根据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背景的处理、细节的刻划，要从塑造人物的需要出发，摒弃一切与主题无关的东西。屋里的斗笠和主人公的工作服里露出的红格子衣服，是为了说明她是从农村来的新工人。工作服的袖扣还没有扣上，也是为了说明她是一个“新兵”，她还没有熟悉工人的习惯。远景中的大字报栏和房梁上的广播喇叭，是为了表现工人们不只是埋头生产，而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香蕉则是为了点出广东环境。小香蕉刚抽出一片嫩叶和天空几抹朝霞，也是与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这一主题内容相联系的。原来画面的前景是采用了火热的红棉，虽然也能反映地方特色，象征年青人的革命朝气，但色彩过于鲜艳夺目，不利于突出人物形象，所以还是改画香蕉。

在创作实践中，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试图批判地吸收传统中写意花草和西洋水彩画法的技巧来表现衣服、香蕉、整架等的质感。但是，借鉴不能代替创造，创作不能硬套传统。我开始画“新兵”衣服时，曾经孤立地追求用笔苍劲和金石味，结果画的衣服总有破旧之感。这样就和突出“新”意的主题相反，造成形式破坏了内容的效果。后来描绘衣服时，注意学习传统水墨画以墨代色的经验，用墨去表现深蓝色工作服，用泼墨的笔法画衣服大面积的整体感，又借助了西洋画处理明暗的技法来表现面部及身材的立体感，面部与身体的高光处理是为了使小面积受光，大面积背光，既可以表现出晨曦光线的特点，又有利于刻划面部的表情。国画一般用散光源，这次为了表现朝霞，利用固定光源处理明暗关系。通过这次创作实践，我体会到不论是古人的还是外国的艺术形式，只要是有利于我们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就可以拿来改造使用。但是形式一定要为内容服务，利用时要注意融化，使中西的长处互相补充、交相辉映，而不是相互抵消。这样，才能努力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4]。中国画创新决不能意味着不顾民族特点，简单地以洋代中。相反，要努力创造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

鲁迅说过：“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5]只要我们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去努力实践，中国画创新的道路一定会愈走愈宽。我今后一定坚持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刻苦地改造世界观，努力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在繁荣社会主义美术创作方面，作出贡献。

本文注释

[1]《那年那月：杨之光的故事》，载《美术报》2007年5月19日，第36版：“《矿山新兵》是杨之光在中断创作5年之后的重新开始，为了完成当时的文艺办分配的任务，杨之光来到广东肇庆的马鞍煤矿体验生活，《矿山新兵》的原型就是马鞍煤矿的女矿工杨木英。她的丈夫在不久前的煤矿事故中牺牲了，而她是结婚才几个月的新娘子。新娘子参加了矿上组织的三八队，继续丈夫未竟的事业。”。网址：

http://zjdaily.zjol.com.cn/msb/html/2007-05/19/content_113016.htm

[2]陈龙，王雄基，王紫，《杨之光：新中国人物画的复兴者》，南方网，2015-10-16：“1971年8月，杨之光到肇庆地区的马安煤矿采访，女矿工们在生产战线上的勇气和事迹令他感动。一位叫杨木英的女矿工进入他的视野，杨木英在1969年结婚，新婚不久丈夫在一次事故中遇难，她强忍悲痛，接过丈夫的矿灯，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杨之光的《矿山新兵》就是根据这个故事创作的。”。网址：

https://culture.southcn.com/node_9c13b33f74/00aa8a3958.shtml

[3] 补充：杨之光《矿山新兵》收入许多书籍，如：《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49—151页。

[4]出自：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参考《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第826页。

[5] 出自：鲁迅1934年1月20日写成的杂文《〈引玉集〉后记》，收入他编印的版画集《引玉集》，三闲书屋，1934年3月：“……但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对于木刻的绍介，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但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