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看待《黑与白》与对历史的思考

以前我只是听说过有刘继明老师这位学者，对这位老师的作品并没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后来才有幸了解到刘老师写过这样一部现实主义的人民文学作品。最近一段时间阅读这部作品，直到看到最后一段，出狱后的王晟见到了赶来迎接的田青青与梁天，随后看到一个身影，是顾筝正在走过来的情景。我不仅感到万千的感概，一百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浓缩了数代身处不同阶级地位、物质基础的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百态。

因此我想从世界观的角度来谈谈这部小说。

前言——谈谈小说中所展现的两种世界观

黑与白不同于这个时代所谓的主流文学的特点在于它重新塑造了长久以来缺失的被掩盖的属于人民文学的斗争性、阶级性，就像王晟的父亲王胜利说的那句话一样：“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是啊，正是体现出对现实生活的斗争与鲜明的阶级立场，人民文学才能焕发出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而毛时代不断涌现出的人民文学正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那个时代是人民留下有史以来最多文字痕迹的时代，也是继续革命路线下的人民文学被贯彻到底的时代。

今天所谓的新大众文艺看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涌现出的形式、题材、想象跟过去几十年的文学作品相比可谓是要丰富的多的多。但是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只是反反复复解释、讲述源自社会生活的故事，对于造成社会生活背后的问题，新大众文艺并没有给出怎么样解决、如何根本改造的理论认识。这些文艺作品只是变着花样重复过去的事情，而不是具体地解决实际的问题。诚然，今天不少出彩的文艺作品同样揭露了一些黑暗的社会现实或者以社会现实为基础创作，但这些文艺作品无一例外都走向两条路，一条是消极悲观看待世界，逃避躲避现实问题，认为世界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可悲循环而无法彻底改变;一条是顺从现有的秩序，去跪倒去爬行，去爬上去去争当人上人，依附现世的不合理的存在，如同被撒入急流的一把盐，融入这庸俗洪流。

为什么今天的新大众文艺都走向这两条路呢?有一个最至关重要的就是创作者的世界观的转变，如同《黑与白》下的凤凰岛的岛主聂长海的世界观的转变一样。聂长海是凤凰岛上第一个工农兵学员，上过大学，还是党员。老校长俞解放对他寄予厚望，对他关照至极，经常如同对待亲人一般关心他，老校长希望他能达到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要求，继续完成革命事业。可惜的是，聂长海当年听老校长的话，为了建设凤凰岛而放弃去县城工作的豪勇壮志随着政治经济风云的变幻，并没有坚持下去，而且走向反面。聂长海原先被塑造出来的人民立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逐渐又被颠倒过来，一步步走向了资本立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为了更多的钱财，聂长海可以不惜岛上那一片烈士墓园的在天之灵，打算把墓园改造成鸡鸭拉屎的饲养厂。这就使得聂长海在思想层面上完成了世界观的根本颠倒，与官僚资本合流完成了对高尚的无产阶级英烈的终极亵渎，这就使得后来的聂长海做到了当年反动派所都做不到的坏事。在这个时候，聂长海患上了不育不孕。

作者描写这一段，我认为是为了指出聂长海抛弃了共产主义信仰，如同无源之流、无根之木，失去了人的生命力。而在聂长海前头的同样患上不育不孕的还有丢掉自尊顺从人上人、背叛民族抛弃尊严甘做日本侵华日军走狗的照相店老板杜福，抛弃结发夫妻爱情、服从顺从资本市场涌流而被浸泡在市场经济的金钱物欲的宗天一与放弃尊严自甘沦为洪太行行使权势的傀儡的巴东。

这些人在小说中分别失去了民族、爱情、信仰、自尊，他们完成一个世界观到另一个世界观的转变，同样地都把自己作为人的生命贩卖给了资本市场。不同的是，聂长海与杜福最后的结局是悲惨的，都死的很可笑，轻于鸿毛。再看巴东在小说中的结局，把自己的灵魂彻底出卖给洪太行，丢掉了尊严换来了明面上的权势地位，却不能自我左右自己的命运，与雁北之间也没有爱情可言，巴东本人是完完全全地变成了洪太行的白手套与代理人。

而宗天一则在最后醒悟过来，痛改前非，对父亲祖父身世的好奇心使得他最终回到自己最初发家的红石谷，并在那里的小小酒馆坦然面对前妻红隼。宗天一最后是作为认识到自身错误并倾力改正的人去世的。他最后见到了自己的亲生孩子——宗小小，并且整理出举报黑恶势力武伯仲、杜威黑暗勾当的举报信，交给王晟。这是宗天一与杜福、聂长海、巴东不同的特殊的地方，同样的在于他们四人各自抛弃了民族、爱情、信仰、自尊，也就是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从而都失去了生命力，不同的在于宗天一最后醒悟过来，勇敢面对错误，并敢于揭露黑暗现实，有了斗争到底的气概。一个人的生命力的表现，就在于是否敢于以斗争的姿态面对现实生活，是否形成这样一个以斗争哲学为基础的世界观去面对实际的困难，是否做到了不仅敢于揭露着黑暗现实的同时还要能顶得住逆流受得了挫折。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结尾的梁天，也就是宗小小。他与田青青是作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青年的面貌在小说中出现的。他们或许有这样的不成熟那样的天真，但他们的世界观正在被塑造，正在被个人的时代的现实的物质精神基础所塑造。但在这一步过程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斗争性，那么彻底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转变也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梁天还代表着当时没有完全变质的宗天一的生命力，象征着没有被资本市场彻底污染的宗天一本是富有生命力的。

因此，在文学艺术上，创作者的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重要的。关系到这一部文艺作品是采取什么样子的精神基调，是斗争到底还是妥协到底，是反复横跳还是立场鲜明，是基于现实还是流于幻想，是悲观消极还是乐观面对。

因此，毛主席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小说中描写的时代转变下的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变化

在谈到小说人物的世界观的转变，《黑与白》小说所展现出的知识分子人物大多以负面的形象展示。而谈到知识分子，毛主席有一段经典的论述。

1957年7月，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指出，

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就好比“毛”。在旧社会，知识分子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这几张“皮”之上的。

到了新社会，这些“皮”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就应该依附在公有制身上、依附在无产阶级身上。

1957年10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讲话时，毛主席又说：

“我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

毛主席还指出，知识分子就是毛，总要附着在皮上的，不是附着在无产阶级的皮上，就是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 因此，毛主席评价知识分子的标准，就是是否完全附着在无产阶级的皮上(一条心)，还是一半附着在无产阶级皮上一半附着在资产阶级皮上(半条心)。

小说所展现的知识分子多以负面形象展现，其实也是在描写自从抛弃了过去的“革命叙事”后，知识分子总要依附一个阶级去为一个阶级服务而生活的。没有了“革命叙事”，没有了成制度性的革命文化与物质基础，大多数知识分子只能像浮萍一般走向革命的反面来，个人的世界观的转变也就从进步走向倒退，这一点在聂长海从工农兵学员到倒卖土地的村支书的经历体现地淋漓尽致。

而且在小说中也能看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知识分子想要转变世界观从反动、犹豫不定到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与人民立场是不容易的。但不能因为有困难就逃避，再说这样的世界观转变不能不经历长期的坚强的斗争过程。

在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社会风气转向的情节，也就是讲到王胜利的儿子王晟考上大学后，王晟与同学们参加军训，晚上的时候坐在操场的草坪上一起观看电影《英雄儿女》，当看到电影里面的王成拿着对讲机大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情节。王晟身边认识他的同学就联想到他的名字“王成”，开了很多下流的黄色玩笑嘲笑他的名字。王晟感到羞愧难当，感到很丢脸，后来放假回到家，就跟父亲王胜利谈了这件事，并且说自己已经把名字改成了王晟。王胜利知道这件事后勃然大怒，说王晟忘了本丢了根，只是王胜利当时不知道王晟改名的真正原因是被人拿这个名字嘲笑，王晟当时没好意思说这件事，只是找理由说名字太“土”。我想，如果当时王晟认真说出改名的真正原因的话，王胜利知道后也许会叹息，也许会愤愤不平地说现在的风气糟透了，哪里还有以前的革命作风与优良习惯?说完又转过头来安慰王晟。这段情节展示了当时八十年代的社会风气的转变。知识分子们以为告别了过去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甩开革命的包袱，拼命融入所谓的新时代，便就能迎来美好的未来。其实这样的想法只是建立在公有制被瓦解，私有制死灰复燃并且相伴随而来的空洞的形式之上。它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只能是空洞庸俗、腐朽寄生的，是如同行尸走肉般的躯壳。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争先恐后的争当人上人，是嘲笑革命、嘲笑社会主义英雄，把这些忠于革命事业的人们看做是天大的傻瓜，有利不图有财不贪就是傻瓜，这些发出嘲笑的人从“私”字出发认识理解，当然不可能懂得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什么。这些人不懂得它意味着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破私立公，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不断洗涤一切私有制旧社会带来的污泥恶习。

看小说中正面人物的世界观

与大多数负面形象的知识分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里的老骆，也是一位知识分子。他还有一个身份是战地记者，负责撰写文章记载，与王胜利是生死之交的战友。当年王胜利带领精锐尖刀连奇袭大江市，大江市的第一面红旗就是他与战友们亲手立下的，而那篇记载王胜利英勇战斗的革命文学报告就是老骆撰写的。老骆与王胜利一样，他们的世界观都在不同的生活经历、革命经历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成为了富于斗争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就使得他们与小说中其他的负面人物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不仅如此，同样实现世界观根本转变的还有凤凰岛的老校长俞解放与东钢钢铁厂的老工程师顾致真。

王胜利年幼时跟着父母逃难，当时花园口大提被冷酷残忍的蒋介石炸塌而导致洪灾。不幸的是那场人祸夺走了王胜利父母的生命。从此王胜利成为了孤儿。是共产党的队伍人民解放军收留了王胜利，给了王胜利新生的机会。王胜利跟着解放军一路转战，渐渐地在这支革命队伍的熔炉中锻造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王胜利从一个孤儿成长为尖刀连的连长，从攻占大江市到负伤却坚持再上抗美援朝战场，从复员带领乡亲村民们建设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到砖厂厂长，从立下让乡亲们住上砖房的“军令状”到不拘泥于裴凤兰的富农身份而与之结合。

王胜利自始至终都不忘初心，后来还带领工人反对巴光明砖厂公然投机倒把、随意开除工人、窃取集体财产。王胜利十年如一日地不停举报、揭发巴光明的丑恶勾当，带领下岗工人坚决斗争到底的气概的情节无疑是小说中的精彩一笔。后来老骆得知战友王胜利不幸病死悲痛不已。老骆同样是一位继续革命的战士，老骆早年是被革命师生带动起来而走向革命道路的。在艰苦卓绝、危机四伏的地下革命斗争中，老骆也完成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转变。在小说关于凤凰岛公私的问题上，老骆坚决站在老校长的人民立场上，坚决反对黑恶势力抢占凤凰岛土地、投机取巧刮地皮，守住凤凰岛英烈墓园。当老骆一次又一次带着老校长和被侵害权益的岛民上访时，黑恶势力武伯仲与聂长海指使黑三带着一帮子恶棍对他们是又打又骂，害的老骆被打的躺在病床上生命垂危。可见，王胜利、老骆、老校长的敢于斗争敢于揭露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与黑三一众地富反坏右这种害怕斗争害怕揭露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水火不相容的。

当老骆得知王晟最后把宗天一所整理的揭露凤凰岛黑恶势力及其利益链条的举报信公之于众，引爆斗争链条的时候，老骆的内心应该是为王晟感到自豪的。当看到迷茫的王晟，又鼓励他，开导了他，夸赞了他的行动，告诉他一定不要妥协、要斗争到底。看到这里，我也联想到2008年8月9日，病重的魏巍从昏迷中醒来，他交待给孙子一句话，那就是“继续革命，永不投降!”

凤凰岛的老校长是革命的后代，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他也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他与企图抢占岛屿的集体财产的黑恶势力斗争到底，守护了一辈子的烈士墓园，教了一辈子的书。老校长的学生田芳也没有辜负老校长的期望，为了集体的利益为了岛上的学生有学上，主动放弃了去娘子县进修学习的机会。这是田芳与聂长海不同的地方，一位自始至终到死都表里如一，一位半途而废最终堕落下去。在小说后面，田青青回去凤凰岛烈士墓园旁的破石屋打算看望老校长，却看到老校长已经趴在桌子上，人已经冰冷了，桌子上摆放着一本被翻旧的《共产党宣言》。而在百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中早已庄严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顾致真则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改造了自己的思想，在艰苦的生产斗争建设中逐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上来，小时候的顾筝来到外公外婆家里所看到的那枚外公的劳动模范奖章就是一个火红的证明。在后来的东钢工人集体维权斗争中，顾致真更是代表广大工人出面发言，并且提出揭露了三个核心问题，也就是：“第一，工人阶级几十年创造的财富被官资集团明目张胆地窃取;第二，工人阶级不仅经济地位一落千丈，连政治话语权也被彻底剥夺;第三，企业管理者们“混淆是非，回避真正的原因”，将工人的正义诉求污名化。”这刻骨铭心的三问三言不仅是顾致真为广大工人所作出的一次清醒的愤怒的呐喊，同时也是顾致真贯彻无产阶级世界观一生的最好诠释。

这些正面人物之所以能保持初心不忘为大多数群众谋幸福，正是因为他们在不同时期的斗争中锻造出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的人性，较为彻底地清除了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所带来的庸俗倒退的私有世界观。虽然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不能善终，不是被黑恶势力陷害打击就是早早因为积劳成疾病逝，但他们的牺牲是重于泰山、高于青天，是在前一个时代的革命叙事被后一个时代的私有洪流一时冲刷殆尽的历史低谷中的一抹耀光，是在屹立在无边大海中的一座灯塔。

反面的世界观，武伯仲与杜威

在理解了小说中无产阶级先进人物所阐述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后，我们再来看看小说中描写的反面的世界观的代表。

小说中的反面人物杜威可谓是集资本主义恶习大成者，从他身上可以感受浓浓的彻底堕落的私有制下的那斤斤计较精于算计贪财好色的反动世界观。杜威从一个不入流的摄影家到东江大学的社会大学生，再从为人拍摄的个体户到报社社长，最后竟成为一个大江艺术杂志出版社的董事长总裁，甚至还能成为东江文联的主席。杜威所取得的这些似乎令人羡慕的成就，不仅离不开他那位“干爹”，其实是亲生父亲的武伯仲沾满一切封建恶习资本毒气的从小到大的言传身教，更离不开杜威本人的从上到下的关系打点、点头哈腰的阿谀谄媚、不择手段的附势趋炎等一系列的丑恶勾当，杜威为了挤进去东江的商业圈子政治圈子可谓是绞尽脑汁。当杜威逐渐加入这些圈子后，又围绕自身与武伯仲构建起了一层又一层复杂的官商勾结的关系网，从凤凰岛的占地刮地皮赶走岛民风波到小产权改大产权低价卖别墅供给官商富贵，从武伯仲招摇撞骗装神弄鬼的气功到想方设法地拉投资建设奢华糜烂的气功殿堂等等不计其数。

当杜威知道是手下的王晟公开发布了宗天一的举报信，一改之前的谦谦君子，变换出致人于死地张牙舞爪的嘴脸。把王晟告上法庭，还上纲上线动用各种关系把本是民事纠纷的案件升级成为严重的刑事案件。后来顾筝帮助王晟打这场官司，由于杜威与顾筝所在的律所的黄子鹏、法院法庭长牛志都有着明里暗里的关系，顾筝连续两场官司都失败了，一场就是王晟的案件，另一场是顾筝的小舅顾小乐的案件。还使得顾筝丢了律师的工作，王晟和顾小乐都入了监狱，还被刻意安排在最苦最累的劳改农场的农业队。杜威与武伯仲不仅在名利场争当人上人的功夫一流，就连指使手下报复打压敢于斗争敢于揭露的正义人士都如出一辙。杜威看似是为了捍卫自己和武伯仲的名誉而把王晟告上法庭，其实是为了维持住自身所依附控制的资本利益链条的再生产与靠坑蒙拐骗获取到的社会财富权力地位。可以说，杜威不仅把干爹传给他的反动的世界观近乎完全地继承了下来，更是把资产阶级世界观贯彻到极致。

杜威的父亲武伯仲可谓是万恶之源，他是旧中国最丑恶的封建势力与官僚专制的集中代表。当这样的人与私有化浪潮合流，可谓是如鱼得水、快活至极。武伯仲早年就是一个江湖骗子，整日靠招摇撞骗度日，兜销他那一套神神鬼鬼的下三路迷信东西。在小说后期宋乾坤与女儿的谈话中，宋乾坤回忆与武伯仲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第一眼看到这个所谓的气功大师就觉得这人不诚实，这是宋乾坤对武伯仲的评价。武伯仲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走到哪骗到哪，后来给杜福的妻子詹蓉治病。其实是借着治疗不育不孕的名义强奸了詹蓉，而杜福完全不知情。表面上看杜福突然不育不孕是偶然，其实杜福放弃民族尊严甚至成为日本侵华日军的走狗汉奸，从那一刻杜福就已经失去了人的生命力。这里我认为作者可能是想表达当一个人放弃了民族、爱情、信仰、自尊，那么以武伯仲所代表的封资修的落后倒退势力就会卷土重来。在小说中就有多次的情节反复出现，在宗天一被资本物欲腐蚀另寻新欢后，患上了不育不孕，武伯仲也就找上门来了;在聂长海背弃信仰、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后，武伯仲也就来到凤凰岛上了。不难看出，作者在武伯仲身上浓缩的是所有人间之恶的结合，从他身上所传达的是封建专制、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红太阳的光芒照亮了新中国大地，广大的被发动起来的热火朝天的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洗涤了旧社会留下来的种种遗毒，持续千年的黄赌毒第一次被彻底清除掉。在新社会中，根本没有武伯仲为代表的封资修存在的空间，因此他们在这个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是不断消亡、无处可藏的。只有到了后来的私有制重新被激活并成为主导，这些“武伯仲”们又重返这片土地，继续以新的形式游行于这片大地之上。

在市场经济改革越来越快的时期，武伯仲登上了凤凰岛开始搞起气功修行，聂长海不顾老校长俞解放与一众村民的反对，把好的地皮全卖掉了。用作所谓的经济开发。同时所谓的神奇气功在当时盛极一时、红极一时，不光老百姓跟着学，就连领导干部也有不少跟着学的。武伯仲利用了这场气功热的机会，扶摇直上起来，竟也成为当时的一名大有名气的气功大师。后来武伯仲意图修建一座气功殿堂，杜威也有此意，便拉了很多投资，而宗天一投资了一百万，成为武伯仲的大弟子。修建后的武公气功殿堂又奢华又气派，跟宫殿似的，其实这就是一座在凤凰岛上的“小西天”，看着都是罗汉了佛像了，实际暗流涌动。

通过小说最后揭示的宗天一在弥留之际传给王晟的举报信与栗红传给顾筝的自白信，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武公殿堂其实就是武伯仲的私人宫殿。不仅如此，还是达官贵人荒淫无度、奢侈糜烂的乐园。能来这里消费的都是杜威亲自打点好的关系，浪涛、罗省长、宋晓帆、陈省长的妻子萧萧、巴东夫妇、宋乾坤一家子等等，不是高官就是老板。武伯仲本人在凤凰岛上可谓是无恶不作，不仅在岛上强奸妇女搞出很多私生子，连歌舞团的每一个人都不放过，足以可见武伯仲堕落邪淫至极。武伯仲手下的歌舞团，其实就是张小波的楚钧集团下的歌舞团的翻版，只是腐败问题被曝光，不同人一套逻辑换了个马甲而已。

通过小说中的情节描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武伯仲与杜威们之所以在社会洪流中混的风生水起，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完全是因为站在私有化风潮的浪头上。有了这个以人民血汗为地基的舞台，武伯仲与杜威们才能有所发挥。

由于杜威与武伯仲早已把自己的灵魂彻底出卖给了资本恶魔，所以他们在行使其滔天恶行干其恶劣勾当的时候几乎没有负罪感，他们的世界观完全是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模板创造出来的。资本世界的世界观就是争当人上人、争先恐后地争夺财富权力、盲目服从价值规律的支配，成为资本恶魔在人世间的使徒，以资本的人格化的形式显现在社会之中。当私有化的时代浪潮与浓厚的封建残余搅合在一体，这就不能不催生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畸形儿。在这层畸形的外在下的内在的社会关系、资本秩序同样也是以畸形的面目展示的。它以扭曲的封建官僚资产阶级世界观认识、改造现有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带有封建特点的资本主义重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洪虎与洪太行、古书记与陈沂蒙、宋乾坤与宋晓帆

洪虎是王胜利的直接上级，也就是老首长。洪虎是当年指挥解放大江市的三个干部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陈大个子与古政委。洪虎身上有着老革命干部的光辉经历，虽然洪虎整体上是一直把优良作风贯彻到底的，但在小说中有一些桥段还是对自家人动用了私情的。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是讲的洪虎在自家院子里听到洪太行和他的朋友们在房间里的讨论，听到一些反动的言论，洪虎听到后脸色一沉，修剪树枝的剪刀也掉在地上，事后洪虎把洪太行叫来说了一顿，说洪太行再和他的狐朋猫友聚会就把他赶出家门。这件事可以说明洪虎的个人作风与信仰还是有最起码的底线，世界观还是比较进步的。我认为洪虎其实可以说是毛时代“中间干部”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角色，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在组织生产、领导集体能发挥模范作用，但是他们对于道路问题看的没有那么重视，也就是对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的道路问题。他们对道路问题的看法并没有提高到一个纲的高度来对待，对于毛主席发动的文革运动是不大理解的，一时无法接受。虽然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但他们下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使用资本主义的逻辑去搞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只是习惯这样子做，并不是抱着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但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引导，按照他们的逻辑去搞社会主义建设最后恐怕是一定会滑向资本主义道路的。他们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还不够完善，还不能站在整体阶级斗争的角度上去认真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政治经济问题。

在小说中，宋乾坤在五十年代被老骆举报有叛变嫌疑导致被上级古书记停职调查。因为洪虎与宋乾坤的表姐韩英是夫妻关系，于是洪虎出于个人私情，为宋乾坤出面说情，这才使得宋乾坤后面得以避免被进一步的审查。那么当时洪虎出于个人私情为宋乾坤说话，洪虎有没有想过宋乾坤如果经过调查查出真的是叛变分子呢?让这样的一个出卖了一百多人的投机分子混进共产党内，会不会对社会主义道路造成巨大的破坏?今天可以出卖一百多人，明天是不是要出卖千万群众的利益?很显然，洪虎恐怕没有挺过家人这一关，去求了情。如果洪虎能站在道路斗争的高度去对待这个问题，那么理应无产阶级的利益最大，哪怕叛变分子与自己有亲戚关系也要公事公办，严肃调查。

从小说对洪虎、陈大个子与古书记的描写来看，其实我认为古书记的世界观高度是要比洪虎高出一截的，比如古书记认为改革的最终利益一定要为群众服务、让劳动群众受益。有这样一段古书记与时任政坛的陈沂蒙谈话的情节，陈沂蒙当时马上担任东江省省委书记，回去看望老首长古书记，与古书记有一段关于资本家是否可以入党的讨论。我认为这时候不仅陈沂蒙也在思考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古书记其实也处于一个思想斗争、纠结转变的时期。就像魏巍一样，从最开始的不理解文革到目睹改开以来触目惊心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解放后被打倒的幽灵梦魇重回中华大地，使得魏巍一步步转变，承担起改开时代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历史责任。我相信如果古书记进一步转变，也许会很认可魏巍的继续革命的主张，逐步转到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上来。

陈沂蒙在担任东江省省委书记的职务期间，从他的表现来看，他确实是想为东江的老百姓做一些实际的好事的，也确实是把古书记的那些好作风继承了下来。但是不能不否认，在私有化的背景下，寄托于陈沂蒙这样的“健康力量”根本做不到扭转大局，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社会制度也不能真正落实。只有通过让大多数群众真正科学地掌握马列理论，认识揭露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社会现象就要进行斗争，重点在于人民群众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转变，结合时代去继承发展马列毛主义到下一个新的阶段，在斗争中提高自己的觉悟等等。而寄希望于天上掉下来个青天大老爷——陈沂蒙，指望着青天大老爷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其实是黄粱一梦，这是一种政治巨婴坐拿靠要的思维，依靠这样的思维的后果就是照旧存在的仍然照旧存在。

1958年5月20日，毛主席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时，引用过孟子一句话。孟子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意思是说，偏要等到有了周文王那样的圣贤出现，带领我们把事业干起来，这种“等、靠、要”的人，只是一般的凡夫俗子；如果是豪杰之士，即使没有周文王那样的圣贤，也能把事业干兴旺起来。

毛主席还指出：

“自己长了一个脑筋，为什么不独立思考呢？”

我们在小说中看到，诚然，陈沂蒙抱着满腔改革为人民的热情去投入了东江省省委书记的工作，但是因为他身处这样一个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社会关系之中，水至清则无鱼，他根本脱不开干系。在小说关于凤凰岛别墅低价卖出的情节里，杜威为了日后自保，故意拉拢陈沂蒙的妻子萧萧，也给了她一套。最后当凤凰岛腐败丑闻暴雷，陈沂蒙下定决心调查，最后查来查去，自己的妻子萧萧竟然也有一份凤凰岛别墅产权，最后只能不了了之。看来陈沂蒙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和仕途的羽翼，被迫放弃了继续调查下去，风风火火的腐败案的调查完全失败了，所以对于这种青天大老爷思想只能做彻底的决裂，放弃幻想。

陈沂蒙的世界观确实是与洪太行不同的，可他们身处同一个私有制度的系统里，只能按照这个系统的规则办事，否则只能对这个系统做彻底的决裂或被踢出这个系统。洪太行与陈沂蒙当年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参加过珍宝岛战役，同样为社会主义祖国留过血流过汗，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最后会成为所谓的一手遮天、权势深厚、以权谋私的洪爷呢?这背后的原因不能不令人深思。虽然洪太行的父亲洪虎是有着鲜明立场的老革命干部，但洪太行并没有吸取到多少洪虎身上所具备的优良的革命作风，他反而一步步成为了以父亲洪虎为代表的父辈们当年所打倒的反面人物，这又不能不让人加以反思。

洪太行虽然早年是“造反派”，还带领一帮人抄了老师的家打断了老师的腿，可见洪太行过去的所作所为很可能是为了转移斗争方向。不出意外的，未来的洪太行已经走到当年造反派所批判的对立面上。八十年代的洪太行与他的朋友倒卖各种军用品，利用各种关系发了大财，还私自买了一套房，后来事情败露被查出一连串的腐败，洪虎也把洪太行赶出家门不再来往。后来洪太行早年落下的老寒腿复发，一下子双腿瘫痪坐上了轮椅，但是洪太行凭借着以前的人脉关系，给社会上的各种名流与官僚打点关系、疏通人脉、帮人办事，再度东山再起。小说中有好几段描写洪太行坐拥万千财富、庞大权势的情节，洪太行的妹妹雁北曾好几次看到过洪太行房间放着数不胜数的古玩收藏，都是托洪太行办事的求助者赠送的，随便一件都是几百万上千万，价值难以估量。洪太行无疑是新时代舞台的“弄潮儿”，在这座名利场上混的风生水起，把“私”字发挥到了极致。在小说临近结尾的章节中，洪太行对巴东说，他认为东江的那个杜威挺有本事的，倒是可以利用，要给杜威安排一个飓风投资公司的副总裁的职位。足以可见杜威、武伯仲、宋乾坤背后的腐败势力多么深厚，明面上展现的恐怕只是冰山一角，王晟、顾筝、栗红穷尽个人力量也只能是揭开帷幕的一角。

洪太行与宋乾坤相似的一点是都曾为革命摇旗呐喊过，都为了个人私欲走向投机倒把的道路，都为了争当人上人绞尽脑汁。不同的是变质后的洪太行是改开时代的宋乾坤，而宋乾坤从红军土地革命时期就是一个变节投机分子，从来没有改造好、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上来。

宋乾坤最初是因为自己爱慕的人被父亲黄耀祖抢夺，出于个人私情投靠表姐韩英领导的红军，亲手枪毙了父亲黄耀祖。本来加入红军闹革命，就应该与过去的反动思想反动家庭彻底决裂，在革命年代中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但宋乾坤在晚年回到老家看望故地，竟也为重新被安放在黄家祖宗列位的黄耀祖牌位内疚起来。可以说宋乾坤从头到尾都没有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从来就没转变自己的旧的世界观到无产阶级世界观上来，他的骨子里流的血还是黄耀祖的血。他在加入共产党所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拼尽全力往上爬做大官，满脑子都是更高的地位、讨好巴结上级，而不是去真心建设社会主义、为人民毫无私心的服务。这样的一个世界观都没改造好的人混进革命队伍，对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害比蒋介石国民党明面上的损害还要严重，他们能做到蒋介石日日夜夜梦想的而做不到的事情，能实现蒋介石想实现却实现不到的目标。他们不但是没有改造好、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还自觉地不自觉地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去办事，而且还潜藏在队伍中难以被发现，头上的老革命的光环又往往有极大的迷惑性。宋乾坤在政治经济问题上不仅没有优良的革命作风，而且个人私德也败坏至极。如果说当时亲手枪毙父亲黄耀祖是出于个人热血冲动报仇，那么后来的出卖宗达迎娶安娜，又出卖了凤凰岛上一百多人省委机关的情报求得自保，在解放后还不满足安娜一人又在医院另寻新欢找了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护士，最后在八十年代担任东江省委的时期动用财力物力拆除小学学校，私自盖高干大别墅，宴会上拉帮结派，帮助浪涛、杜威等人上位，极力打压敢于揭露腐败问题的人。这样一个喜新厌旧贪婪贪色道德败坏的人，正如当时在大江的一间茶馆，白寿和对宋乾坤所说的黄公子骨子里其实跟黄耀祖是一类人的这句话一样，都是信仰的三民主义。

宋晓帆的骨子里其实跟她父亲宋乾坤没什么不同，她在不同时代都选择依附有权势的人，见到不利于她的局势立马变脸投机。从与父亲决裂成为知青上山认识郭亮到抛弃郭亮回城成为东钢文工团团员，又与当时的红人造反派程国军好上，再到程国军被作为“三种人”清查与之离婚并在宋乾坤的怂恿下打掉胎儿，去了东江大学写作班成为红极一时的“伤痕文学”的新星，又与被称为“伤痕文学”之父的李鑫结婚并前往美国，后来李鑫抛弃了宋晓帆，宋晓帆又认识了富有并充满野心的微软高管白文，但白文只是看上了宋晓帆的社会关系，好方便白文实施“新马歇尔计划”。可以看到，宋晓帆的世界观在那场文革运动中并没有改正过来，转到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上去，她也就只能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去看待理解世界，最后发现白文其实并不爱她的可悲结局也就不奇怪了。在物欲横流、私有统治的社会中出现这样的爱人实在是一种必然，一种常态。

从上面这几位小说中所展现的典型人物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几位是不缺过硬的工作能力的，其次认识问题的能力也不弱，像洪太行、陈沂蒙与宋乾坤在做具体的工作上都很有头脑。但是为什么他们的结局无一例外都走向蜕变堕落呢?再看看宗天一、聂长海、巴东等人，其实经商能力、工作能力都没有太差的，为什么最后要么失去爱情尊严、要么失去自尊灵魂呢?

毛主席在“讲授提纲”中强调指出，“修正派”，他们把“方法”同一般哲学的宇宙观割裂开来，把辩证法同唯物论割裂开来；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辩证法，不是如同黑格尔一样的唯心的辩证法，而是唯物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丝毫也不能离开它的宇宙观的。

这段论述指出我们在学习辩证唯物论时，首先要建立出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宇宙观。其次才是把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运用到各种具体的工作问题、生活问题中去。如果只是知道或只学到单纯的辩证方法论，把辩证唯物论当成单一的方法使用。这就是把辩证唯物论单独的从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脱离开来了，那么这一套被分开了的辨证唯物论其实就是被抽掉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单纯地当作具体方法。那么这样子一来，被抽掉世界观的辩证唯物论无产阶级可以使用，资产阶级也可以使用。

诚然，外国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经济很是繁荣、科学技术也很先进，要比社会主义的历史悠久的多。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很先进很优越，我们从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角度去看，只能通过先建立辩证唯物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再运用辩证唯物论去辩证的看到资本主义的不合理。

因此把市场经济用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日积月累就会量变引起质变，因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本身是承认肯定雇佣剥削、私有制合理的，也就是建立在肯定认可剥削与私有制的基础上。而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与逐步改造私有制成为完全的全民所有制。这是一个关于世界观、宇宙观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因此在中苏论战的“九评”中的第三评，题目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中有这样一段经典论述：

根据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中，国民经济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份，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因此毛主席在“讲授提纲”中说：“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丝毫也不能离开它的宇宙观的。”

因此如果不能形成、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运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那么就会走向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反面。显然，宋乾坤、洪太行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即使是决心改革为群众利益的陈沂蒙，在当时也没有认识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因此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也就是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宇宙观，同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之间的关系，是必须要区分起来并认识清楚的。

回看过去，再看梁天与田青青所代表的新生代

在小说结尾，作者着重描写了以梁天与田青青为代表的正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生代青年。田青青在一次放暑假的时候利用假期时间亲自下工厂做实践调查，在工作的过程中结实了女工阿英，她虽然只有小学文化，却依靠自己的努力学习了不少诗歌文学，最后还给田青青看了她写的很长一段的工人诗歌，名字叫《断指谣》。田青青看完后很感动，说阿英是真正的诗人。后来管师傅出事故，手指被无情的机器全部切掉，管师傅从这家工厂建厂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干了，工厂却直接开除给了几百块钱草草了事。为了维护工友正当权益，工人们经过紧张的斗争，终于迫使工厂答应了工人的正当诉求。但事后作为带头人的阿英却被工厂报复锒铛入狱，田青青与几位工友联手经过数日才终于使得阿英被释放。在旁边正在倾听的梁天听着热血沸腾、很是感动。梁天最初只是为了应付思想政治考试才加入的大学里的马克思主义社团，因为他思想政治考试总是不及格。后来经过社团多次的集体讨论与田青青的带动下才慢慢转变原先应付的思想，开始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并且有所研究有所了解。这两个人不同的是梁天出身相对比较好，多年不见的亲生父亲宗天一是资本家，母亲红隼是饭店老板，自己单亲一个人带着梁天，姑姑顾筝还是律师，梁天他们家应该是比较富裕的。而田青青出身贫苦从小留守，父母去南下打工下落不明，姑姑田芳还不幸被自然灾害夺去了生命，从小只有老校长看着她长大，不久前还因为数次对凤凰岛土地问题的多次失败的斗争而郁郁寡欢地在破旧的石屋去世，甚至上大学的费用还是王晟资助的。可以说，相比梁天，其实田青青身上所代表的底层出身更具典型人物典型例子，更加能引起多数人的共鸣。

读到这里的情节，我想到邹韬奋先生曾经指出：

那些为社会的改造而英勇奋斗的人，那些为了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而不怕牺牲的人，大概有两种人，一种是底层出身的受压迫、受剥削，甚至受残酷的压榨，这些人就是我们所说的苦大仇深的人。 这种人因为他受压迫受剥削，所以他要改变这种状况，他只能反抗，他没有别的选择，因此他就反抗，就参加革命运动。

还有一种人虽然不是直接的受剥削受压迫，但是因为他脑子里学到了一些进步的思想，脑子里有了一种正义的观念，所以他就要按照自己的正义的观念去改造不公平的社会，所以他就要参加革命运动。

梁天在马克思主义社团与田青青的带动下，暑假也买了一整套的资本论带回家中去阅读学习。梁天有一天与母亲红隼争论，知道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宗天一是个资本家，后来又说红隼应该给店里的雇工都缴纳五险一金和签订劳动合同。从小说中的描写可以感受到梁天对自己的出身很是失望苦闷，红隼还说你看看镇上哪家店给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和签订合同的。

对于梁天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与面对自己实际遇到的生活问题所感受到的苦闷，邹韬奋先生曾经指出过三点，分别是：

第一点，苦闷是我们社会进步的发动机。第二点，要认识到个人是不可能改造世界的。第三点，世界上的革命家也只是联合着同志向着目标前进。

对于田青青亲自下工厂去做调查研究的行为，这对于常在学校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很好的一个行动，是一次深刻地改造知识分子世界观和与工人结合的实践。

早在1957年2月，毛主席首次从世界观的高度来阐述思想改造，毛主席指出：

“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毛主席还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这些知识分子只有“逐步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因此，从旧社会过来的受过地主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只有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能最终解决立场问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

阿英作为一个底层出身的贫苦工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学习了很多诗歌知识，还创作出富有阶级情感的工人诗歌。工人阿英与知识分子田青青的结合可谓是“知识分子劳动化与劳动人民知识化”、转变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集中的典型案例集合。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时代实现青年毛泽东曾经提出的“民众的大联合”，才能有希望促进根本的社会改造。

在小说结尾，经受了三年牢狱生活的王晟终于被释放。在监狱门口，王晟看到早已等待他的田青青，以及后面一块来的梁天。王晟聊了一会。看到路边的出租车又下来一个人，是顾筝。

《黑与白》通篇一百二十万字，描述的不仅是小说中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物的生活百态，更是一部共和国历史的重述。在小说中，像王胜利、骆正、俞解放老校长这样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英雄却不能得到善终，让人唏嘘不已。他们在几十年的斗争生活中彻底转变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上来，他们是以无产阶级斗士的面貌去作具体的斗争的，他们的去世虽然最终伴随着这样那样的失败，可这恰恰反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度不合理性。他们的去世为短暂的社会主义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也为后时代的阶级战争画上了新的逗号。这个逗号的延续，恰恰需要更多的王晟、顾筝这样的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与腐朽性与天然的政治经济不平衡已经揭示了必然会出现千千万万田青青、梁天为代表的已经觉悟起来的正在学习马列毛的青年人。

诚然，在一个私有制主导成为既定事实的社会，像王晟、顾筝这样的好人总是受到打击、被刻意迫害、被贴上不入流不合群的标签。他们出于单纯的正义感而敢于斗争实际的黑暗现实，当他们作为个人想要揭开挡住无尽深渊的一角帷幕时，他们在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暴力机关是软弱无力不堪一击的，很快顾筝代理的两个案件都失败了，王晟和顾小乐作为“刺头”被施加了最痛苦的惩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承受牢狱之灾。在这个时代，好人有罪，坏人无罪成为众生百态，官商勾结官僚腐败、工农无权无地位被欺压成为没有新闻性的新闻。似乎一切都在说明要反抗这套庞大的规则多么不切实际，而这套规则又不断地量产出新的武伯仲、杜威、浪涛、洪太行、聂长海、巴东这些反面人物。

我们只能说，新的希望寄托在梁天、田青青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以及王晟顾筝这样的正在改变的正义人士。在未来，王晟与顾筝、梁天与田青青们会遇到难以抵御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困难。他们所斗争的对象要比过往的先辈所面对的要庞大的多畸形的多。也许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会放弃信仰投入对立面，也许会放弃斗争走向逃避。

因此，毛主席指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

因此，毛主席这样教导我们：

“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我们无数次回望王胜利、骆正、俞解放这样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他们曾经揭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千年私有制下的美好社会的可能，揭示了人类科学地走向物质极大丰富、精神极大提高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自由王国的可能。二十世纪的短暂的社会主义时代不仅留下了一场结局，它还为后来革命者要求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蓝图书写了一次世纪预告。

其实，刚才邹韬奋先生针对进步青年所遇到的苦闷还有第四点，邹韬奋先生特别指出，不要把自己个人看得太伟大了。

所以要把个人在一个历史阶段所能发挥的作用与整个客观的历史阶段的发展要区分开来。但是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等着革命自动成功。历史上列宁与一众无名英雄正是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极大地加速了历史进程，使得十月革命成为第一艘攻破千年私有制坚冰的航船。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因此只要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头脑，按照革命前辈给我们的教导和提示，相信不管是当时那个时代的进步青年和今后的进步青年都会具有这样科学的认知，都会具有这样一个冷静的头脑，能去结合现实情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阶段，一步一步的为革命事业找到出路。

马克思1863年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论英国无产阶级被收买、被“资产阶级化”的问题时，站在历史的高度指出：

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次的“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市民才能想象：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长，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

面对工人运动的暂时低潮、面对欧洲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马克思认为，

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二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

未来的历史必将不断出现新的变化，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二十年”与“一天”并没有本质差别，因此我们不能拘泥于日常琐碎的社会现象。

马克思认为，

在历史缓慢发展的时期，如果我们拘泥于琐碎的社会现象、用每年每月的报纸新闻来衡量历史，那么确实是“二十年比一天长”，但是历史上往往又会突然在短时期内发生巨大变革，这样的历史突变，假如一定要用微观的刻度来描述，那就是“一天等于二十年”。

恩格斯在逝世前为再版的马克思著作《1848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中，

提出今后有一天工人阶级必然要与资本主义“决战”，同时又提出在和平时期要加紧缔造无产阶级的“突击队”，并且指出：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统治阶级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

列宁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这一节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并把这个观点称之为 “人类历史的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也就是说，历史总是曲折、跳跃前进的，有时候是“二十年等于一天”的“乌龟爬行”时期、政治消沉时期，有时候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突飞猛进时代、风起云涌的时代。

列宁在这一节中写道：

不应当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静态的，而应当认为它们是动态的；不仅要着眼于过去，而且要着眼于将来；不能用进化论的庸俗观点去观察，而要辩证地进行观察。

在历史的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一时刻，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

那就是，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全部引向这个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

1970年5月20日，为了声援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毛主席在天安门发表了庄严的“五二○声明”，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中说：

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毛主席曾经指出：

“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

1963年11月，毛主席在一个文件的批语中写道：

“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孤立的……”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

要相信历史、相信人民。历史之路，跌宕起伏、蜿蜒曲折，但人民终将觉醒，正义不可能永远缺席。

最后以恩格斯的这句话收尾，恩格斯指出：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