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庆 郭欣梦 | 西方哲学史书写对古希腊哲学东方渊源的遮蔽及其世界性影响

摘要：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受西方中心主义与文明独特论叙事逻辑的主导，将西方哲学史的源头定位于古希腊哲学，大力标榜古希腊哲学的“奇迹”，将其塑造为独立起源的叙事。对于古代希腊哲学所受东方文明因素的滋养，或避而不谈，或有意模糊其贡献。国内学界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中长期沿袭西方话语范式，对古希腊哲学东方渊源问题存在明显的忽视与研究缺位，致使哲学知识体系研究常年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话语禁锢。重写西方哲学史，亟须对古希腊哲学的起源问题展开重新审视。本文通过梳理中西学界在这一议题上的叙事盲区及其深层根源，以文明互鉴史实为基础，揭示古代近东文明的神话与宗教思想对古希腊哲学宇宙观、本原论及灵魂学等核心范畴的深刻影响，进而推动突破单一文明中心论的叙事逻辑;同时呼吁中国学者以文化自信与学术自觉积极参与西方哲学史的重写工作，为构建平等互鉴的文明观和哲学史学科自主话语体系贡献力量。

关键词：西方哲学史;起源;近东文明;古希腊哲学;文明互鉴

要目

一、西方哲学史研究对古希腊哲学东方渊源的集体遮蔽

二、国内西方哲学史研究对古希腊哲学东方渊源的忽视

三、文明互鉴视域下重写西方哲学史起源

璀璨的古希腊哲学并不是“闭门自造”“独立起源”的结果，而深刻得益于与古代近东文明的互鉴。古希腊文明位于地中海要冲，本身就是地中海文明圈各大分支文明交融的产物。早在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伊奥尼亚的希腊哲学家便与腓尼基、埃及、巴比伦等近东文明保持着频繁的接触与交流。据古代文献记载，泰勒斯(Thales)、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都曾游历埃及，或习得几何与天文知识，或将宗教观念、数理传统带入希腊哲学思想体系。腓尼基抽象化的字母、埃及的宇宙神话与宗教灵魂观、巴比伦的宇宙开创史诗、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等精神资源以直接或迂回的方式渗入早期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为希腊哲学家的本原论、宇宙观、灵魂观与辩证思维等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深厚滋养。这一文明交汇的历史底色表明，古希腊哲学的诞生是多元文明长期对话的产物，而非横空出世的“奇迹”。

然而长久以来，文明史的书写深植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这一倾向在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等学科史撰写中均有所呈现。将古希腊哲学视为西方哲学的单一孤立起源，在学术界似乎已成定论。在这种叙事范式下，学者往往否定或漠视早期古希腊哲学思想受古代近东文明影响的事实，刻意弱化了西方哲学史起源中的东方渊源。此类书写模式反映了典型的“欧洲中心论”逻辑——它将西方建构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文明体，与东方文明截然不同;通过将西方文明史塑造为一部从古希腊开始的递进崛起史，以其局部经验取代世界史的全貌，从而遮蔽了人类文明多元共生的真实图景。回顾西方的哲学史叙事，我们会发现西方学者对东方文明的偏见根深蒂固。德国哲学巨匠黑格尔不无傲慢地说：“在希腊生活的历史中，当我们进一步追溯时，以及有追溯之必要时，我们可以不必远溯到东方和埃及。”此言表明黑格尔承认古希腊文明的形成受益于东方与埃及，却仍然选择刻意否定这一事实。在蔑视与排斥东方哲学的同时，西方学者将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源头与“奇迹”，大力标榜其“独立起源”：如黑格尔宣称“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德国哲学家爱德华·策勒(Eduard Zeller)声明宗教、道德生活、宇宙论等才是希腊哲学的本土来源，希腊哲学是自行产生的，并质疑东方文明与古希腊哲学起源之间的深刻关联，他说：“哲学概念，特别是在哲学的童年，是同它们的语言表达紧密结合的，而且对外族语言的知识在古希腊人中间应该很少被碰到。”当代法国著名学者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亦持此观点，认为哲学首先是一种古希腊的发明，其次经历了拉丁语和德语“翻译”的转化等等，它是一种欧洲形态的东西。西方哲学史的书写正是以这种傲慢与偏见遮蔽了古希腊哲学的东方渊源，这些书写范式既掩盖了古希腊哲学与东方文明之间的深厚联系，也对全球学界形成持续性的认知误导。中国学界对西方哲学史研究起步较晚，在古希腊哲学史研究领域沿袭西方既有范式，众多学者受到西方霸权意识形态和欧洲中心话语模式的影响，不自觉过滤掉了西方哲学史中的东方影响与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史实，未能真正以文明平等的立场审视这一历史。从现有成果看，国内学界总体上表现为对古希腊哲学东方渊源史实的疏漏与忽视，这不仅使得古代东方文明对西方哲学史起源的重要贡献被淡化，也暴露出中国学者在西方哲学史研究方面文化自信的不足与学术自觉的缺失。有鉴于此，客观评述中西学界研究现状，意在呼吁学者秉持文明互鉴的精神，正视史实，重新厘清西方哲学的根源，真正把握其本质，以期在更宏阔的文明互鉴视野下，还原一部全面、真实、多元文明交融的西方哲学思想史。

一、西方哲学史研究对古希腊哲学东方渊源的集体遮蔽

哲学成就瞩目的古希腊文明构筑了人类文明史的一座里程碑，它是历史底蕴的厚积薄发，更是东西方不同文明在深度互动、激荡与融合的过程中共同催生出的思想硕果。然而，与东方文明对古希腊哲学的深层影响史实形成鲜明对比，西方学界在哲学史书写上始终存在对这类东方因素的忽略与遮蔽，近可追溯至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构建的“西方文明独特性”叙事。18世纪中期，欧洲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不仅带来权力版图的重新划分，还在意识形态领域促成一股民族保护主义的浪潮。 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学术界掀起一场“新希腊主义”(Hellenism)文化思潮，这场思潮的代表人物有温克尔曼、歌德、洪堡等人，他们强调古希腊文化作为西方文化基石，并且有意将希腊文明史描述为独立起源和自主发展的体系，渲染所谓的“希腊奇迹”，标榜古代希腊哲学、文学艺术、人文精神等方面的伟大独创。同时，西方的现代古典学研究领域也在有意识地回避古代东方对古代希腊文明的重要影响。

19世纪是对东方文明遮蔽性叙事进行固化的关键时期，这一进程集中表现为崇尚古希腊、贬低古埃及与闪米特文化的文明等级论倾向。这类被建构的“神话”以19世纪以来的种族主义思想为依托，不仅为西方殖民扩张活动和帝国主义提供了思想辩护工具，也在各领域学术研究与哲学史书写中被不断强化。哲学通史的体系化撰写源自黑格尔，其经典巨作《哲学史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1833)为哲学史书写奠定了基本框架，自此之后出现各类哲学通史、断代史。黑格尔对东方哲学对古希腊哲学的影响关系避而不谈，甚至对前者表现出嗤之以鼻的态度，延续了“希腊主义”的叙事倾向。在黑格尔之后，哲学的学术史写作领域表现最突出的是爱德华·策勒，他在《历史发展中的希腊哲学理念》(Die Philosophie der Griechen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1856)一书的导言部分，直接驳斥和批评了以往将中国人、印度人等视为希腊哲学先驱者的观点，再次明确“希腊独立起源”论。这一观点直至20世纪中期仍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受策勒影响，整个19世纪的古希腊学研究几乎忽略了古老近东及其文本的重要价值。然而，随着古代艺术考古的发展，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相继得到破译，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最原初的文献(1842—1855)以及后来20世纪赫梯文献和乌加里特文本亦先后面世，为研究者证明“在小亚细亚和地中海沿岸希腊人与东方人曾发生过直接接触”提供了坚实的材料支撑，包括埃及文明在内的近东文明由此再度进入学术界视野。这些史料的重新发掘“使得西方部分研究者找到了克服古典主义严重孤立倾向话语体系内在缺陷的重要工具，得以重新认识‘东方’以及东方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影响”。但即使文献资料日益丰富，仍有保守的语文学家坚称“在希腊化时期到来之前东方文学未曾进入希腊人的世界”。此外，伊朗琐罗亚斯德教圣书全集《阿维斯塔》(Avesta)早在1771年就被法国学者安丘提尔·杜派隆(A.H.Anquetil-Duperron)翻译到西欧，可是直到这一时期，这部重要的古老文献依然被主流学界搁置一旁。英国学者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的《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1945)、德国学者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的《哲学史教程》(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1892)等经典哲学史著作在梳理古希腊哲学发展时，虽不否认埃及等东方思想对古代希腊哲学家产生过影响，但往往持怀疑和保留态度，有意弱化东方文明的思想价值。20世纪50年代初，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开创的社会文化的新“欧洲中心论”囿于其“更复杂，更精致”，而后屹立不倒并拥有众多的拥趸。

令人叹息的是，这种建构起来的“古希腊文明独立性”与“西方文明优越论”话语深刻扭曲了现当代西方学者的文明观，导致西方哲学史在源头问题上无法厘清，从而对影响西方哲学起源时期的重要东方渊源予以长期忽视、淡化乃至否定。其中，一些西方学者在哲学史论著与教材编写中通过各种“巧妙”的方式对东方文明影响古希腊哲学的史实予以遮蔽与重构。下面列举几类予以说明：

其一，将西方哲学的源头定位于古希腊，标榜古希腊哲学的“独立起源”与“奇迹”，在承认与东方文明接触的同时有意弱化影响链条。策勒的《古希腊哲学史纲》(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1883)是研究包括早期希腊哲学家在内的古希腊哲学的重要参考史书。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认知倾向主导了策勒的学术判断，在该书第一章导论里他直接夸大“希腊哲学独立起源”观念：“希腊哲学和其他的希腊精神产品一样，是一种始创性的创造品，并在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希腊史学家约翰·柏奈特(John Burnet)更是在《早期希腊哲学》(Early Greek Philosophy,1892)的“导言”部分专设一小节“X.所谓希腊的东方起源”，从标题和内容上对希腊哲学的东方起源因素不屑一顾、大加否定，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预设。柏奈特不否认希腊人曾向巴比伦人、埃及人学习天文、几何等知识，却将这些东方知识仅仅界定为经验事实的累积(而非独立学科的发明)被希腊人所利用，并断言“希腊哲学和科学的产生完全独立于东方的影响”，是自身独特创造的产物。 罗素撰写的《西方哲学史》可谓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深广，他亦沿用此类表述，肯定是希腊人“首创了数学、科学和哲学”，“哲学是从泰勒斯开始的”。罗素在书中虽然也未否认东方影响，但多以“据说”(is said to)“似乎”(appears to)等存疑性措辞一带而过，坚持“希腊人完成了哲学、科学等成果的决定性飞跃”的原创性叙事。

其二，根据西方哲学形态来构建一套排他性的“哲学”概念及标准，以此否定东方思想的“哲学”资格，将其智慧形式贬抑为“前哲学”。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有多处论及古埃及、波斯、巴比伦(尤其是埃及)对早期古希腊哲学家的影响，看似承认了古希腊哲学家们曾受到埃及神话和宗教思想的熏陶，但他坚持认为古代埃及并未产生像希腊一般真正“自由的理性的”哲学，埃及的神话、宗教与希腊哲学在本质上毫无关系，后者对前者只是一种外在的“借用”。该著作导言部分甚至专设一节，直接题为“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之不属于哲学史”——黑格尔认为“意志的有限性是东方人的性格”，他们“尚没有认识到意志的普遍性”，只存在主奴关系，没有发展出关于实体、普遍和客观之物的知识。 但是，“哲学”的范畴界定在不同文明语境下本就存在差异，黑格尔以崇尚理性自觉、自由的绝对精神的单一标准来抹杀“东方哲学”的合法性，这无疑是对东方哲学思想独特性的削弱。类似地，美国古典史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以“抽象语汇”的标准衡量埃及人的智慧形式。即便在《古埃及宗教与思想的发展》(Development of Religion and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1912)中承认埃及思想的古老与复杂，他仍以希腊式抽象语汇的发展作为对比参照，将埃及人的概念表达定性为停留于“具体图像”的思维方式，从而将其置于抽象思维发展序列的早期阶段。“与希腊人不同，埃及人不拥有表达抽象思想系统的术语，他也没有发展出能力，来创造必需的术语。他用具体的图像来思考。”艾伦·H·加德纳(Alan Henderson Gardiner)则以“非功利性”的标准将思维能力与所谓的种族天性挂钩，试图一劳永逸地将某种文明拒之哲学史门外。他在1927年发表的《埃及语语法》(Egyptian Grammar)中公然宣称：“尽管希腊人声称埃及人享有哲学智慧的名声，但没有哪一个民族比埃及人表现得更加厌恶思考，或者更加全身心地投入物质利益。”他认为埃及人只关心世俗追求和人间乐趣，对“人类生命的为什么和到哪里去”的终极哲学问题毫无好奇，并断言：“经考察证明，所谓希腊对埃及哲学的依赖不过是无稽之谈。”这些判断在相当程度上缺乏哲学关怀和充分的史实依据。

颇具讽刺性的是，古代希腊人自身并未否认过埃及思想的深度与价值及其对希腊哲学家的启发。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历史》中详细记载了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和希腊诸城邦之间的战争、环地中海区域之间的文明交往，明确指出古希腊字母源自腓尼基，称古埃及是首个倡导灵魂不朽的民族。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布希里斯》亦承认埃及人在宇宙观念、法律与心灵修养方面的成就，“对于心灵，他们推荐哲学疗法，不仅完善法规，而且追求研究宇宙和自然”。虽然伊索克拉底在演讲中常表现出希腊文明的优越倾向，但其演说辞却从客观层面反映出希腊社会对埃及文明及其成就的普遍认知。在此意义上，古希腊人的“诚实”与“谦逊”恰恰反衬出部分现代西方学者在相关问题上的“傲慢”。

其三，虽承认古希腊哲学并非孤立产生，却将溯源视野仅局限在希腊内部传统之中，对古典成果中固有的东西文明交流因素视而不见。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曾感慨：哲学史和自然科学由泰勒斯开创，但若摒弃哲学或科学是“无母的雅典娜”——一种全然崭新学科的观念，我们便会发现，理性化的进程早在泰勒斯出生前就已持续了一段时间。围绕希腊哲学史的源头问题，康福德在《从宗教到哲学：西方思想起源研究》(From Religion to philosophy: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Western Speculation,1912)中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两种错误假设：希腊哲学源于外部东方“借来”的智慧，抑或哲学家们在“孤独与独立的状态下”完成创见——两种说法在他看来皆回避了真正的问题。 他主张，希腊哲学并非凭空诞生，而是从早期希腊宗教、神话和宇宙论思维中演化而来。其质疑方向固然具有启发性，但他追溯的仍是同一希腊文化形态中哲学智慧的原创性渊源，将重心置于希腊文化内部的连续性，过度强调前苏格拉底哲学乃至整个希腊哲学对希腊神话与宗教的继承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东方文明的重要影响，也削弱了希腊哲学自身的独创性及其各学派的继承关系。在遗著《鉴别原理：希腊哲学思想的起源》(Principium Sapientiae: The Origin of Greek Philosophical Thought,1952)中，康福德修正并深化了既有观点，通过比较巴比伦史诗《埃努玛·埃利什》、迦南神话与伊奥尼亚宇宙论之间的平行结构，明确论证了米利都宇宙论在近东神话与仪式中的思想根源。然而，这一论述并未走向对东西方文明互动关系的平等承认。格思里在附录中总结其核心论断时指出，康福德反对“早期希腊哲学仅仅是用不同的术语重复了(东方及希腊)神话的教诲”这一观点，并强调“在古代各民族中，只有在希腊人那里，才实现了从神话到哲学的这一过渡”，正文中他亦明言，现代科学的理性前提“有赖于伊奥尼亚人，而非其他任何人”。由此，尽管康福德承认东方民族拥有相似乃至更古老的神话传统，却坚持只有希腊人完成了从“神话思维”到“理性哲学”的根本性飞跃，使东方文明被定性为尚未完成“理性”转化的前哲学阶段。格思里(W.K.C.Guthrie)认同康福德的观点，承认希腊神话对希腊哲学的影响，他在《希腊哲学史》第一卷(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1962)“前言”中说：赫西俄德(Hesiod)、奥菲斯(Orpheus)、费瑞库德斯(Pherecydes)等，“他们作为哲学家的先驱，以及他们作品中从神话创作向理性思维发展的倾向，其重要性近年来已经日益被人们所充分认识”。

瑞士古典文献学家、哲学家奥劳夫·吉贡(Olof Gigon)在《希腊哲学的起源：从赫西俄德到巴门尼德》(Der Ursprung der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 von Hesiod bis Parmenides,1945)中延续此路径，将希腊哲学的发生界定为一个内部逻辑演进的过程，而无须诉诸希腊之外的解释。他试图重新阐释希腊哲学与希腊诗歌(神话)密不可分的承续性，主张希腊哲学唯一的母体是荷马史诗，明确否定诗歌中存在(东方)“任何宗教和国家的传统”(religiose oder staatliche überlieferung)模式。同时，吉贡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是否曾翻译或系统阅读过东方的宗教典籍持怀疑态度。但是，现有史料不足以证实哲人们这种直接阅读行为的存在，也无法排除其直接接触或间接习得的可能性。此外，随着乌加里特泥板、库马尔比(Kumarbi)赫梯文献等材料的出土与破译，这类言之凿凿的“希腊哲学内部起源论”日益受到史实的有力挑战，希腊神话也被重新置于更广阔的东方思想背景之中。

对于上述古典主义话语体系存在严重孤立倾向的缺陷，西方学术界部分学者曾掀起持续升温的反思浪潮。这股对东方重新认识的思潮自19世纪末发端，至20世纪后期后殖民主义兴起之际逐渐形成学术潮流，推动西方学界在古代近东文明研究领域取得了持续而深入的进展。例如，约翰·巴格内尔·伯里(John Bagnell Bury)曾在20世纪初发表就职演讲《历史这一门科学》(The Science of History,1903)时指出，西方文明的根源必须到西亚和埃及去寻求;德国学者爱德华·迈耶(Eduard Meyer)的五卷本《古代史》(Geschichte des Altertums,1884—1902)也把古代东部地中海地区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处理。20世纪4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近东研究所几位学者合著的《人类思想发展史——关于古代近东思辨思想的讨论》(The Intellectual Adventure of Ancient Man: An Essay on Speculative Thought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1946)一书出版，因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在近东思想史研究领域获得了无可撼动的权威地位。G.S.基尔克、J.E.拉文、M.斯科菲尔德编著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1983，第二版)通过系统整理与重释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原始文献，区分哲学家残篇和后人评述，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早期希腊哲学的历史与思想语境。英国古典学家马丁·利奇菲尔德·韦斯特(Martin Litchfield West)关注古希腊与近东文明的关系，出版专著《早期希腊哲学与东方》(Early Greek Philosophy and the Orient,1971)，该书较详细地为亚洲思想与宗教对希腊哲学的影响提供了有力而清晰的论证，另涉及伊朗与印度影响，但论述较为简略。其另一部著作《赫利孔的东方面貌：希腊诗歌与神话中的西亚元素》(The East Face of Helicon: West Asiatic Elements in Greek Poetry and Myth,1997)，该书在研究时涵盖众多希腊诗人的作品，探讨了东方与希腊之间可能存在的传播途径。此外，英国教授玛丽·鲍伊丝 (Mary Boyce)的研究表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波斯帝国国教)对古希腊早期爱奥尼亚的米利都哲学产生了直接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美国学者马丁·贝尔纳(Martin Gardiner Bernal)所著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于1987年首次出版后产生广泛影响，该书界定并区分“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对18世纪以来的欧美学术传统作了批判性反思。贝尔纳指出，18世纪末至19世纪欧洲学界为了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目的，抹去了希腊哲学中的“埃及和腓尼基起源”;在作为西方文明之源的希腊文明的形成期间，亚非文明是其重要源头，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哲学是如此严重地依赖于埃及宗教和思想。除此之外，历史学界也对西方历史观进行了反思和讨论，其中最具影响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学者奥斯温·默里(Oswyn Murray)“东方化时代”(The Orientalizing Period)和约翰·博德曼(John Boardman)“东方化革命”(Orientalizing Revolution)两个概念的提出及其后掀起的讨论。德国学者瓦尔特·伯克特(Walter Burketr)顺应这一潮流，出版著作《东方化革命：古风时代前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1992)和《希腊文化的东方语境——巴比伦·孟斐斯·波斯波利斯》(Babylon, Memphis, Persepolis: Easter Contexts of Greek Culture,2004)，后者聚焦于古埃及文明和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对古希腊文学、哲学等文化成果的诞生及早期发展的奠基性影响，着重分析了荷马史诗和古希腊宗教、仪式、礼俗以及哲学思想等。此外，约翰·霍布森(John M. Hobson)《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2004)以宏观的全球史视野考察东方社会的早期发展，追溯了诸多具有现代性事物的东方源头，并且对伊斯兰文明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予以重估。安德烈·拉克斯(André Laks)与格伦·莫斯特(Glenn W. Most)主编的九卷本《早期希腊哲学》(Early Greek Philosophy,2016)则通过系统汇编与译注前苏格拉底哲学原典，为希腊哲学史研究者提供了丰富完备的文献基础。

二、国内西方哲学史研究对古希腊哲学东方渊源的忽视

我国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引进肇始于清末民初，伴随“西学东渐”“洋为中用”的历史浪潮逐步展开。彼时的翻译或普及式的介绍为中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率先译介西方哲学思想，将之作为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的工具。北京大学哲学系始建于1912年，初名“哲学门”，南京民国政府于次年将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确定为哲学系的核心课程，推动了哲学在现代中国大学体系中的学术建制化，并孕育了一批职业哲学家。20世纪20年代中至40年代末，一批在国外研究西方文化和哲学的学者归来，出于对民族危机和国家命运的使命感，他们急切地向西方寻找真理，促成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西方哲学译介。这一时期国内对西方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是全方位的，研究范式呈现出“肯定性”的特征，古希腊哲学成为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学者人才辈出，成果多围绕具体哲学家思想展开，如陈康先生在40年代将西方对希腊哲学研究(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成果和方法介绍到中国，严群先生直接从古希腊文翻译柏拉图原著。该时期学者对古代早期的希腊哲学思想史鲜有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逐步走向规范化，相关哲学研究机构相继建立，大量西方哲学著作被译介引进。但这一阶段因受日丹诺夫文化模式和政治因素影响，国内学界普遍以批判与否定为哲学研究范式的主导取向，将西方哲学简化划分为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大阵营之间的对立和斗争，阻碍了西方哲学史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78年召开的“芜湖会议”在当代中国西方哲学研究史上具有解放思想的里程碑意义，标志着现代外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史活动的恢复。1979年和1980年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和中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相继成立，使得西方哲学史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首先是哲学史著作的翻译工作蓬勃展开，主要译作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牛津哲学史、剑桥哲学史等，同时问世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哲学史著作如陈修斋、杨祖陶合著的《欧洲哲学史稿》，该书在论述古希腊哲学产生的思想渊源时已经关注到“古代东方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对希腊的影响”，甚至点明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等东方思想有的是古希腊某些哲学观点的直接来源;专题性研究著作有范明生的《柏拉图哲学述评》(1984)、苗力田的《古希腊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全集》等。就古希腊哲学史研究而言，国内学者在纵向的时间跨度上日益突破，对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流变予以关注，代表作有严群的《分析的批评的希腊哲学史：前苏格拉底部》(1981)、叶秀山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1982)，后者论及埃及宗教对毕达哥拉斯学派灵魂不灭轮回说的影响关系。

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除了对西方哲学史中的著名人物及其思想进行卓有成效的考释，还出版了数套西方哲学通史、断代史和专业史的编写著作，其中代表性的有：由中国学者自主编撰的迄今规模最大的西方哲学通史——叶秀山和王树人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成果《西方哲学史》(共8卷11册，2004—2005)、由复旦大学哲学院编撰的《西方哲学通史》(2005—2011)、由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等三代学人共同奋斗完成的《希腊哲学史》(全四卷，1987—2010)。上述发展历程表明，国内西方哲学史研究在整体规模与学科建制上已取得长足进展。然而，若将考察视野收窄至古希腊哲学史这一子领域，尤其将重点放置于早期希腊哲学与古代近东文明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则仍存在若干值得正视的困境。

中国学者本具有天然的“东方”主体视角优势，理应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以“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既要见西方，也要见东方”的客观标准重新正视古希腊哲学与东方文明交流互动的史实。但是，受史料、语言、西方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限制，国内西方哲学史研究往往不自觉地承接了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对古希腊哲学起源的考察常局限于希腊本土的地理范围和文化传统，将其视为一个独立自足、内生发展的思想体系，对古代近东文明与古代希腊哲学之间关系的深度研究仍然不足。

在译介方面，国内的西方哲学史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兴趣倾向失衡。就西方哲学史译介的整体资源分配而言，古希腊哲学史的相关译丛屈指可数，译介资源更多向近现代西方哲学史倾斜，进一步聚焦至古希腊哲学史译介内部，涉及古代近东文明与早期希腊哲学影响关系的著作则更为稀缺。例如聂敏里主编的“古希腊哲学基本学术经典译丛”，其译著包括策勒六卷本《古希腊哲学史》、杰弗里·E·R·劳埃德《对比与类比：早期希腊思想的两种论证类型》、约翰·柏奈特的《早期希腊哲学》等。其中，柏奈特在著作里否定“希腊的科学与哲学来自东方”，并认为哲学思想在希腊与埃及之间因语言隔阂无法通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中，通史教材如韩东晖译、A.J.P.肯尼著《牛津西方哲学史》(全四卷，2008)，其“古代哲学”部分关于早期古希腊哲学家受到东方文明滋养的论述基本缺席，这既与他本人的写作视角有关，也折射出整个西方哲学史写作传统长期以来“希腊哲学自生论”的叙事惯性。此外，西方哲学界较为经典的一批哲学通史、国别哲学史和断代史著作受到国内重视，译介出版的有文德尔班的两卷本《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D.J.奥康诺的《批评的西方哲学史》(洪汉鼎译，东方出版社，2005)、威廉·R·索利的《英国哲学史》(段德智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弗兰克·梯利的《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95)、S.E.斯通普夫和J.菲泽的《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邓晓芒、匡宇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等。这些哲学史译著常常夹杂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论调，不能合理正视东方哲学传统与古希腊的互动关系，容易导致读者形成片面化的哲学观。除此之外，虽有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瓦尔特·伯克特《东方化革命》《希腊文化的东方语境》、G.S.基尔克、J.E.拉文、M.斯科菲尔德：《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等正视并强调古代希腊、埃及、巴比伦、波斯多方古代文明互动史实的研究著作的引入，但此类依托国外最新校勘和注疏成果编译的著作仅为零星引入，在出版数量与覆盖范围上都较为薄弱，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学界整体对古代近东思想认知不足的现状。二是译介标准缺乏系统性规范。哲学史研究中关于术语翻译及核心概念的界定存在争论，如果不介入比较哲学的视野加以注释，易造成理解困难并阻碍文明互鉴史实的传播。例如“Physis”一词，哲学译著习惯译为“自然”，但中国道家的“自然”与早期希腊思想史料的语词Physis之间概念有别，甚至近现代语境中的“自然”(nature)与古希腊、古代中国思想中的“Physis/自然”在意义上更是相差甚远。在此情况下，译介过程中注疏的缺失往往会产生对哲学史演进理解的认知隔阂。

就国内学界的西方哲学通史教材撰写而论，一些学者在编写上卓有建树，为推动西方哲学史的本土化研究积累了重要的学术资源，但部分著作在叙事上仍不同程度地沿袭了西方“希腊哲学独立起源论”“言必称希腊”的话语惯性。如《西方哲学史》(邓晓芒、赵林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声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是希腊民族的首创，该教材对深刻影响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古埃及—巴比伦宗教与宇宙神话未曾涉及。当然，已有学者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作出积极修正，针对古代希腊哲学中东方因素的研究逐渐推进。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21世纪哲学系列教材”之张志伟主编的《西方哲学史》(第二版，2010)，该书承续“苗力田版”《古希腊哲学》的观点，客观评价“希腊哲学的产生是不同文明相互交融的产物”，但对古埃及和巴比伦神话中存在“万物由水而生”的相关叙事并未细究。南开大学出版的由冒从虎、王勤田与张庆荣共同编著的《欧洲哲学通史》(全二卷，2012)在论及古希腊哲学的思想渊源时，明确指出古代东方各国文化对古希腊产生过重要影响。该教材以文明互鉴视角考察西方哲学源头，这在专科史论著书写中可谓一大进步。

相关断代史或者断代专题研究数量不多，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古代东方文明对古代希腊哲学的影响，然则史料列举不够充分，论证不够全面精准。王晓朝的《希腊哲学简史：从荷马到奥古斯丁》提及泰勒斯“大地浮于水上”的思想“很可能受到埃及和西亚的影响而产生”，毕达哥拉斯受到埃及宗教思想和制度的影响，灵魂不灭和灵魂轮回转世的思想自古埃及便有之;赵林的《古希腊文明的光芒：走进西方文明起源与美之故乡》设置专节“古希腊神话的东方因素”以论述早期希腊先哲的思想或多或少受到了西亚文明、埃及文明等东方文明的启发，篇幅不大，但这种文明互鉴精神和正视史实的立场值得肯定。再者，有关外国哲学辞典数量少、论述不足，反映出这些文明交往的史实有待于从认识变为公众常识。冯契、徐孝通主编的《外国哲学大辞典》(2008)已有“古埃及哲学”词条，认为前者对希腊、罗马和波斯都有影响。余源培等编著的《哲学辞典》(2009)中对古代近东哲学并未提及。总体而言，国内学界与国际学术界前沿对话的能力尚待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已有不少中国学者对古希腊哲学“独立起源论”质疑并展开专项研究。例如，浙江大学哲学院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地中海文明与古希腊哲学起源研究”，旨在从地中海文明互动的宏观视角出发，系统梳理古埃及、两河流域、波斯等近东文明与古希腊哲学之间的深层关联，借助文明互鉴的视角还原古希腊哲学产生的多元文化语境。该项目组成员林志猛在《西方哲学起源与哲学史重构——文明比较与古今之争视野下的探析》一文中对古希腊哲学“源”与“流”进行辨别，提倡重新修正哲学史。学界还出现了一些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如聂敏里的专著《西方思想的起源——古希腊哲学史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是一本从中国学者自己的思想视野出发对古希腊哲学的正本清源之作，注重考察希腊哲学是希腊与多种异质文明交流融合的产物。此外还有韩志斌、谢志斌合著的论文《琐罗亚斯德教宗教哲学思想及其影响》(2022);穆宏燕专攻古代波斯文明研究，代表论文有《琐罗亚斯德教学说对古希腊哲学的影响》(2023);李永斌的专著《希腊与东方：文明交流与互鉴》(商务印书馆，2023)及论文《地中海共同体：古代文明交流研究的一种新范式》(2020)《古风时代早期希腊与东方的文明交流图景》(2018)《希腊“东方化革命”话语体系的形成及反思》等。上述研究结合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指证了希腊从文学、艺术、建筑到医学、哲学，再到政治、法律、天文等各个领域都曾向东方借鉴的史实，以及希腊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吸收与创新。此类进步性成果标志着国内部分学者已开始自觉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框架，尝试以文明互鉴的宏观视野重新审视古希腊哲学的源头与发展脉络。这一学术自觉的行动，不仅是对遮蔽与忽视已久的历史真实的回应，也是中国学界在文化自信语境下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然而从整体上看，古希腊哲学东方起源的相关研究成果数量有限，古代实证性史料有待深入整理与考据，结论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扩大。可见，在这一领域深耕推进，仍是摆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者面前的重要学术课题。

三、文明互鉴视域下重写西方哲学史起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是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更为我们以文明互鉴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文明演进历程、重塑文明观以及重写文明史和各学科史提供了根本遵循。大量文明交流的史实表明，被视为西方哲学源头的古希腊哲学并非自本土凭空生成，而是在与地中海诸区域、古代近东文明长期广泛的交流互动中逐步孕育和发展的。况且，希罗多德、伊索克拉底、柏拉图等人的作品中已有明确记载，东方文明对希腊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早已见诸希腊人自己的经典文献。倘若黑格尔、策勒等享誉学界的大学者熟稔古典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却仍刻意回避甚至曲解史实，几乎完全从本土和北方的根源方面解释希腊文化，将西方哲学塑造为以古希腊为源头的原生造物，那么这种学术立场背后的西方中心论动因便不言而喻了。

重写哲学史是重写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古希腊哲学的起源”问题作为哲学史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既是厘清文明交往史实与重塑文明观的关键切口，也是当前争夺人文社科学术话语权的重要着力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需要秉持互鉴交流、多元共生的文明理念，回归历史现场，重新考察古希腊哲学是如何在海洋贸易、文化互动、游学交往等多元文明交融互渗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背景来看，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西亚地区兴起古巴比伦、赫梯、亚述等强大政权，腓尼基也凭借发达的手工业和海上贸易活跃于地中海沿岸，并发展出具有深远影响的字母文字;埃及文化早已产生文字，在天文学、数学等各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相较之下，希腊文化直到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才真正复兴。从克里特—迈锡尼时代直至古风时期，伴随着频繁的贸易往来，腓尼基字母、巴比伦的天文与数学知识，以及埃及的天文学、几何学与宗教神话等逐步传入希腊本土、小亚细亚西岸及爱琴诸岛。这些文明要素深刻地影响了希腊的书写符号系统、建筑艺术、文学、哲学及宗教神话。 据罗马帝国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史家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被公认为“古希腊第一位自然哲学家”的泰勒斯曾前往埃及学习几何学、天文学等知识，普鲁塔克在《论埃及神学与哲学》中亦列举：“梭伦、泰勒斯、柏拉图、欧多克索斯和毕达哥拉斯等人，他们都曾到过埃及并与祭司们同吃同住。”学习经历不仅奠定了希腊人的几何学、天文学、数学基础，也为他们在哲学及其他领域的创造提供了灵感。

东方文明对希腊哲学起源的影响，可以从具体思想的比对上进行考察。一方面，科学思想是孕育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温床，汲取东方大量的先进科学知识是希腊科学思想起源的前提。希腊哲人们在经验观察与理论思维的结合中，推进了对自然从零散直观到探究其结构、成因和发展规律的基础科学研究，又在这种探究中完成了求知自然总体“原因”的思维飞跃。这一点固然不可否认。然则，若非东方科学思想为其提供了丰厚的知识积累与问题意识，这一飞跃又怎会具备发生的土壤?在此意义上，古代近东文明堪称希腊科学与哲学思想发生的“先师”。另一方面，东方神话与宗教是希腊哲学产生与演变的重要思想资源。埃及的宗教神话和灵魂不灭、灵魂轮回观念对希腊的宗教和哲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古埃及等近东神话中已蕴含哲学的思想，希腊哲学家对宇宙本原、宇宙创生、灵魂不朽与轮回等问题的最初思考，借鉴了许多来自近东文明的思想材料作为自己思维的前提。希腊哲学家对东方文明思想传承的具体面貌值得进一步探究，以下数例可资佐证：

首先，泰勒斯的“水本原”与“大地浮在或停在水上”宇宙图景受到古代近东宇宙神话的深刻启发。普鲁塔克指出，埃及文明对古希腊哲学的影响巨大，希腊的哲学思辨与埃及的宇宙起源论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早在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之源”“大地浮于水上”的万物本原、宇宙结构观念之前，埃及人已经在几种不同的形式中发展了水之宇宙发生说。埃及《亡灵书》记载原始瀛水“努”创生神阿图姆(Atum)并由此衍生世界的铭文;巴比伦创世史诗《埃努玛·埃利什》中亦存有阿普苏(Apsu)和提亚马特(Tiamat)水流(陆地淡水与海洋盐水)两相汇合之繁衍万物的神话，而这一神话对宇宙起源于水的构想，与其特殊的现实地理形态密切相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由两大河流冲积而成，河里的淡水和海里的咸水在三角洲混搅在一起。亚里士多德等学者将希腊的宇宙开创论(cosmogony)和自然哲学溯源至《伊利亚特》XIV中“将俄刻阿诺斯(大河)当作万物的起源”的段落，实则这段表述不仅在荷马史诗中为孤证，并且其“两位神灵”交合与争吵的创世结构与近东神话淡咸水二神汇合的范式如出一辙，可见希腊神话的表述“也有可能是从一个略微不同的方面基于同一个近东的观念”。此外，泰勒斯利用“大地浮于水上”的世界形态想象来解释地震成因：世界由水所支撑，像一条船一样驾着，当它说是“地震”时，它实际上由于水的运动在摇摆。这种宇宙构想与埃及人将大地设想为一个平坦的、有边缘的停在水上的浅盘的观念亦高度契合。因此，现有史料虽无法确证泰勒斯宇宙观来自更早的埃及与巴比伦宇宙故事的原型，但也无法排除这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关系的存在。

其次，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灵魂学说继承并发展了埃及宗教的灵魂不朽与转世观念。古埃及的灵魂观与近东其他文明中的灵魂论共同点燃了古希腊哲学最初对灵魂问题的探索热情，对毕达哥拉斯学派及其后柏拉图等众多哲学家的思想建构都起了重要作用。毕达哥拉斯学派受到奥菲斯神秘主义(俄尔甫斯，Orphic)的影响，而奥菲斯教的教义源自埃及的宗教神话：古埃及是首个教导“灵魂不朽”的民族，他们认为灵魂由九部分构成，主张灵魂高于肉体，灵魂在肉体死亡后不会随即湮灭，仍附着在人的木乃伊上进行活动。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兴起的奥菲斯教吸收了埃及的灵魂观，倡导禁食荤腥豆类、遵循清规戒律，通过灵魂净化和数千年轮回使灵魂摆脱肉体束缚。毕达哥拉斯学派继承并发展了这种灵魂学说，提出灵魂三分、灵魂不朽、灵魂轮回的观念。该学派将灵魂三分为情感、智力与理性，同样声称“灵魂不朽”，认为“灵魂是一种永恒运动的自动的实体，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它是不朽的并类似于神”，并要求信徒遵守诸如“吃豆子的罪恶性”一类的教义，通过举行仪式、苦修、学习音乐与哲学等方式不断净化灵魂，使灵魂最终摆脱永恒轮回的痛苦。此外，柏拉图在对话中多次提到埃及，大量使用神话和灵魂学说展开论述，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受益于埃及神话的启发。

再者，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说与辩证思维及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紧密相关。古波斯文明的琐罗亚斯德教赋予“火”极其崇高的地位，又称拜火教。善恶二元论的哲学主张是琐罗亚斯德教最核心、最富有特色的思想：智慧之神阿胡拉·马兹达与邪恶之神安格拉·曼纽之间的永恒战争构成了世界动力的源头。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曾受到琐罗亚斯德教和印度哲学的影响，他在泰勒斯与水、阿那克西美尼与气等将元素视为宇宙本原的观念之后，转向以“火”作为宇宙的根基。这种转化的契机很难用偶然的巧合来解释，而可能源于对波斯人赋予火特殊地位的观察。赫拉克利特还提出“战争是万物之父(patēr)，万物之王(basileus)。他令一些成为神，一些成为人;他使一些成为奴隶，一些获得自由”，这里的“战争”(polemos)既指字面的战争，同时指斗争和对立。不难看出，他这些对立的思想亦带有琐罗亚斯德教智慧之神阿胡拉·马兹达和邪恶之神安格拉·曼纽永恒战争教义影响的痕迹。针对琐罗亚斯德教与希腊哲学的深层关联，另有学者专门展开探讨：玛丽·鲍伊丝在其著作《琐罗亚斯德教史·第二卷·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1982)中专辟一节，聚焦“琐罗亚斯德教与早期爱奥尼亚哲学”之间的关联，重点关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穆宏燕以鲍伊丝的研究为基础，撰文《琐罗亚斯德教学说对古希腊哲学的影响》，以琐罗亚斯德教典籍《创世纪》(Bondahishn，音译《本达希申》)为主要立足点，着力分析了琐罗亚斯德教学说对古希腊哲学产生的几大重要影响，并指出琐罗亚斯德教“在内在肌理上，无疑是古希腊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石，是古希腊哲学、乃至西方哲学中理性主义的源头”。

上述例证从宇宙观、灵魂论、辩证思维等几个方面展现了古希腊哲学与古代近东文明之间难以忽视的内在联系。实际上，诸多尚未穷尽的观念母题亦暗示着古希腊哲学的诞生实则是地中海多元文化长期交汇与激荡的产物。有鉴于此，将古希腊哲学视为本土原生造物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存在明显的讹误与断裂。这种不合理的叙事现状根本上是由于传统西方哲学史家为彰显西方文明的独特性与优越性，对古希腊哲学向东方的借鉴因素刻意遮蔽所致。国内西方哲学史研究领域积久而成的研究缺位，对相关文明交流史实的长期忽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西方中心论神话的延续。我们无意否认古希腊本身在哲学、艺术、科学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只是力求还原历史本真——古希腊哲学并非孤立的奇迹，而是深深植根于古代近东、埃及等东方文明沃土之中，是多元文明交融的结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文明互鉴的链条从未中断，中世纪阿拉伯文明对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翻译、保存以及“阿拉伯化”的创造性发展，为西欧在引入古典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开展文艺复兴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同样是西方哲学史演进中不可或缺却常被边缘化的关键环节。

重写古希腊哲学起源的叙事，不仅是对西方哲学史学科“独立叙事”偏误的学术纠偏，更是关乎文明观重塑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大理论工程。面对“重写文明史”的时代呼唤，中国学者应当具备高度的理论自觉，摆脱对西方既有知识体系研究路径的盲从，以充分的考据和文明互鉴的史实为支撑，客观呈现东方文明对西方哲学形成期的重要贡献。这不仅是坚定文化自信、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学者走向世界、参与全球学术话语权博弈的主动担当。

注：为方便阅读，略去参考文献与注释。本文刊于《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欢迎转载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