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 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吗？

编者按

新自由主义五大导师

如果你是一个左派，那么你一定对“新自由主义”这个词汇不陌生。在当下左派的分析语境里，“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一些简单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左派通常会将新自由主义视作当下资本主义秩序和压迫的罪魁祸首之一，每当我们试图回答“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时，通常新自由主义会名列前茅。相对应的，关于新自由主义是否即将在这个时代走向终结的讨论也随处可见，这类论调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不断增强，尤其是在特朗普上任之后，关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秩序能否得到维系的讨论不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起码在编辑写下这段话的今天，我们仍然看不到一个明确的方向。

今天这篇来源于我们的老朋友Nathan的文章，就着眼于探讨这类问题。虽然新自由主义的大致轮廓对于许多人来说清晰无比，但它的具体面貌确实是模糊的。新自由主义是什么？它包含了怎样的政治工具，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它代表着怎样的体制，又意味着哪些话语体系呢？这是本文所想讨论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大家最为熟悉的那个问题：新自由主义的生命力真的走到尽头了吗？

正文：

新自由主义是否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每逢经济与政治震荡，这一问题都会被重新提出，却始终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回答。实际上，关于新自由主义即将终结的强烈判断，几乎伴随了它的整个历史进程，甚至在最不可能出现此类判断的时刻也未曾缺席——例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早在1998年便写道：“新自由主义的泡沫正肉眼可见地消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类判断不断增多，声调也愈发高昂，所援引者包括大衰退、英国脱欧、特朗普首个任期、新冠疫情、中国崛起带来的“地缘经济”挑战、“拜登经济学”、气候失序、乌克兰战争，直至特朗普第二次登场及其相伴而来的贸易动荡与军事冒进。

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

在值得关注的论述中，大卫·科茨(David Kotz)曾在本刊撰文，以美国案例为核心指出，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深陷结构性停滞危机，唯有“构建新的制度体制”方能实现真正突破。加里·格斯特尔(Gary Gerstle)在《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兴衰》中，将新自由主义描绘为一种政治秩序，即“意识形态、政策与支持群体的集合”;这一秩序最终在从2008年危机通向疫情、再到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的崎岖进程中发生裂解。最近，李·琼斯（Lee Jones）在分析特朗普贸易战的动因与可能后果时，以美国空洞化的制造业基础、弱化的国家能力和日渐松弛的全球霸权为依据，指出新自由主义秩序正在“加速衰败”。

2021年国会山骚乱(Jan 6 Capitol Attack)现场

另一方面，许多论者强调的则是新自由主义的持久性与适应能力。2008年金融危机后，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与菲利普·米罗斯基(Philip Mirowski)分别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著作，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教义一种近乎诡异的能力：它往往被重新包装为解决其自身信条所造成的经济失灵与金融混乱的药方。佩里·安德森在近期一篇文章中指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反对者大多仍不过是在暗中吹口哨壮胆”，因为“它所创造的这一体系，其深层驱动力与内在矛盾几乎没有改变”。此外，学界还提出了一组醒目的限定词，用以描绘2008年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自我重塑：杰米·佩克(Jamie Peck)的“僵尸”新自由主义、伊恩·布拉夫(Ian Bruff)的“威权”新自由主义、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es)的“惩罚性”新自由主义、威廉·卡利森(William Callison)与扎卡里·曼弗雷迪(Zachary Manfredi)的“突变”新自由主义，以及特里西亚·维雅亚(Trissia Wijaya)与卡尼什卡·贾亚苏里亚(Kanishka Jayasuriya)的“军事化”新自由主义。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当下处境?本文将论证：由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末崛起所催生的积累模式——金融化、全球化、精英主导——延续至今，而且或许并不像某些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脆弱或衰朽。然而与此同时，作为政策教义的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已然走向瓦解。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信条与思想主题，要么已被弃置，要么只是以一种，与其对立面杂合的形式残存下来;由此形成的纲领与话语混合物，已不再具有鲜明的新自由主义面貌——但也不是凯恩斯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国家主导主义(dirigisme)，或历史词汇中任何其他现成术语所能概括的。这一教义瓦解的过程，源于西方治理阶层面对2008年以来延续至今的一系列动荡局面，主动抛弃新自由主义原则，接连违背新自由主义规范，而这些政治行动的首要目的，正在于维护既有的积累模式。由此造成的思想完整性的丧失，目前来看，对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利益与阶级利益而言仍可接受。学者们或许难以接受缺乏一致政策范式的状态，但资本积累者对此则少有顾虑。

01.概念界定

任何探讨新自由主义当下处境的尝试，都必须正视一点，那就是这一概念本身的定义边界就充满争议。思想史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成果，梳理了新自由主义教义各支流在20世纪初德国与奥地利的谱系，以及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主义与撒切尔主义革命之前，所经历的重塑、实现跨国传播的过程。本文无意深究这些论述中所展开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构件，只需指出，其构成要素甚为繁多，横跨多个领域：从政治哲学(例如以市场自由为根基的人类自由观)到宪制设计(例如使中央银行隔绝于政治领域之外)，从行政科学(通过规制市场来确保中立竞争与“公平竞争环境”)到政策倡导(例如私有化国有资产或降低贸易壁垒)，从阶级斗争(反工会主义与福利削减)到宏观经济现象(金融化、全球化)，再到微观社会主体性(由创业精神与消费主义文化所滋养)。在这幅广阔图景中，一个重要特征随之浮现：不同于更古典的自由主义传统，也有悖于流行印象，新自由主义教义所追求的，与其说是削弱国家或让国家退场，不如说是重新安置国家的功能，使其成为市场秩序的有效守护者。由此产生的，与其说是经济生活的去监管，不如说是依照其信条展开的“再规制”。

1984–1985年英国矿工大罢工(UK Miners' Strike)

构成新自由主义的诸多特征，彼此之间的关联或许可以用维特根斯坦式的“家族相似性”逻辑来理解：单独来看，没有任何一个特征足以确认新自由主义现实存在；但在某一具体社会形态中，只要足够多的特征组合在一起，断言新自由主义存在于此便具有说服力。(译者注：家族相似性，指许多概念之所以属于同一个概念，并不是因为它们共享某一个共同本质，而是因为它们彼此之间存在像家族成员一样交错重叠的相似关系。)毫无疑问，过去半个世纪里，新自由主义在不同时间与地点的表现参差多变。然而，这一“家族相似性”标准同时意味着：一旦低于某个阈值，当残存的新自由主义碎片零星散布，已经无法凝聚为可辨认的整体时，就不应再将其与新自由主义本身混为一谈。新自由主义或许本就是“突变”的，也应记住，“突变体是在变化环境中寻求生存的新生命形式”。顺着这一比喻说下去：突变不断累积，物种也会发生改变。还应说明的是，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身并不共延。二者运作于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本体论尺度：资本主义是一种延续数百年、覆盖全球的生产方式；新自由主义至多只是这一生产方式的一个“时期”，横跨数十年，且只覆盖世界的部分地区。

1973年智利政变后的“芝加哥男孩”自由市场经济试验

在完成上述概念铺垫之后，若要探讨当下西方新自由主义中何者仍存、何者已亡，便有必要区分三个核心维度：其一，政治话语与意识形态;其二，经济政策与干预;其三，塑造资本主义积累整体格局的宏观制度安排。以下各节将依次加以讨论。

02.话语

人们常说，近年来西方政治的主导话语已经发生显著转变，新自由主义黄金时代——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的意识形态气质，正逐渐从集体记忆中淡出。诚然，新自由主义教义的话语化身从来不是静止不变的，并且通常会受到党派取向、国家特征和短期形势的折射。尽管如此，若干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母题仍可辨认出来，包括：肯定市场对个人的解放效应;推崇私人企业精神;重视国际开放性，并将经济全球化描绘为机遇;把经济理性刻画为超出政治领域之外的事物;将货币尺度用于衡量人类经验的一切领域。

这些母题并未从西方的意识形态版图中彻底消失，但在过去二十年里，它们的核心地位与实际影响力已大为减退。它们虽仍偶尔被援引，却似乎日益带有党派色彩，也由此凸显出：它们已不再是这个时代的常识或不言自明的背景音。与此同时，2008年以来相继发生的金融危机、衰退、紧缩、疫情与通胀回升，加之地缘政治紧张态势似乎不可逆转地层层升级，共同把一套与新自由主义深度相悖的政治话语秩序推向西方公共领域的前台，使主权、韧性、保护、防御，以及——被无休止谈论却很少被直接经验的——战争，成为突出的主题。

保罗·杰巴多(Paolo Gerbaudo)将这个所谓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话语修辞称为“新国家主义”。在他看来，这一新话语版图的三个主导能指是“主权”“保护”和“控制”。他写道，新国家主义“已成为政治的新常态，一种影响几乎所有政治行为者的元意识形态，同时也是截然不同的政治未来愿景彼此交锋的新战场”。换言之，新国家主义被视为跨越党派光谱的政治修辞新基底，并以左与右、进步与反动、包容与排外等不同色调呈现出来。在热巴乌多看来，这一由新冠疫情催化而成的政治新面貌，来自对立面的融合：“新自由主义的正题与民粹主义的反题，生成了国家主义的合题，遮蔽了新自由主义扩张阶段的许多核心意识形态信条。”

杰巴多或许高估了这一意识形态终产物的思想连贯性，但他指出，“21世纪10年代，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建制与民粹主义敌手之间的尖锐对立，到了21世纪20年代已经趋于模糊”，这一判断是准确的。以特朗普、拜登、马克龙和梅洛尼为例，很难一眼看出，两位所谓“民粹主义者”（特朗普和梅洛尼）在执政中究竟比两位“建制派”代表（拜登和马克龙）新自由主义更少还是更多。

与此相关，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政体顶层意识形态的地位已被超越，这在其昔日拥护者的转变中体现得尤为鲜明。拜登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担任美国参议员期间，一直支持新自由主义改革;但进入白宫后，他基本放弃了这套话语。正如亚当·图兹(Adam Tooze)所指出的，拜登政府通过的几项最重要立法(《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通胀削减法案》)均以工业主义为前提，并以遏制中国为目标——“国家生产主义”已成为“2016年以来共和党与民主党政治的最大公约数”。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生活观的决裂，在2020年4月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Brian Deese)的一句话中昭然若揭：“战略性公共投资必须成为强大工业基础的支柱。”三年后，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表示：“深度贸易自由化将帮助美国出口商品，而非输出工作岗位和产能，这一命题曾被承诺，却未兑现……全球金融危机与全球疫情的冲击，暴露了这些主流假设的局限。”

主流政治话语向“国家生产主义”的转向：沙利文代表拜登政府公开抛弃自由贸易假设

除了2008年以来困扰西方的一系列经济与政治动荡，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退潮还有一个较少被注意的因素，即精英群体的代际更替——从政客和官员，到记者、学者与商界人士，皆是如此。不仅最初的“新自由主义思想集体”早已退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威廉·勒普克、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和加里·贝克尔等核心人物的直系弟子，也早已淡出舞台。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达到顶峰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领军人物，如今大多已不再是决策者。相反，当今顶级政客、企业高管和“意见领袖”的成长岁月，越来越可能与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期相重叠，而非新自由主义的辉煌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那个曾大力传播新自由主义观念，并将其安置于权力殿堂之中的“集体知识分子”，如今已不复存在。因此，进入千禧年之后，新自由主义在一场又一场危机中逐步发生意识形态的稀释，也就不足为奇了。

哈耶克的门徒在这个时代也要逐步退场了

03.政策

作为政策，新自由主义举措仍然出现在许多西方政府的议程之上，却大多已经退居次要位置，让位于裁量性国家干预主义的复兴;后者已成为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译者注：裁量性国家干预主义，指国家不再只是按照一套固定规则维持市场秩序，而是根据具体危机、战略目标、产业需求或地缘政治压力，主动、选择性、因事制宜地介入经济。)

这种新干预主义涉及广泛的目标与工具，但大体可归入以下五类，彼此之间偶有重叠：

紧急措施。这是指政府为遏制各类威胁性事件的外溢后果而采取的一次性或有时限的干预，例如2008年金融崩溃、欧元区危机、新冠疫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其间为避免主要金融机构破产而实施的救助。此类措施大多涉及向金融部门的私营实体提供资金或担保：从2008年英国政府救助北岩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到2023年瑞士央行提供流动性支持、使瑞银得以接管濒临崩溃的瑞士信贷。也有少数案例涉及对工业企业的挽救，例如2009年美国财政部出资逾500亿美元参与救助通用汽车。另有一些大规模干预，旨在于衰退期间保障劳动者工资，例如德国的短时工作制(Kurzarbeit)或里希·苏纳克的休假补贴计划;甚至还有旨在支撑普通民众购买力的举措，例如2020至2021年美国发放的三轮“纾困支票”。此类干预不会产生持久的制度变革，主要意在保存既有状态，就此而言，它们在五类中意义最为有限。然而，它们显示出一种随时间推移不断扩张的明确趋势——2020年与2008年的补救措施形成鲜明对比——仿佛每一轮新的干预都进一步压制了决策者的新自由主义方向上的本能。

货币托底。这首先是指西方主要中央银行——尤其是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通过货币创造，在二级市场购入规模巨大的证券。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计划于2008年底推出，旨在稳定资本市场;欧洲央行则在2009年后开始购买银行发行的债务证券和主权债券，并自2015年起通过其公共部门的购买计划来加速购债。随后，疫情又引发了新一轮央行资产购买。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均于2022年春季达到峰值，分别为8.9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GDP的35%)和8.77万亿欧元(超过欧元区GDP的65%)。尽管官方从未如此描述，概念上也很少承认其性质，但由于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是准公共机构，这些金额实际上代表着准公共所有的金融资本。此外，就相关资产构成主要由政府债务证券而言，这些措施等同于对政府赤字的间接货币融资(即通过创造货币为政府支出提供资金)——这一点同样很少被公开承认。

中央银行通过规模巨大的量化宽松与证券购买，为私营金融市场提供准公共资金托底

产业促进。这一类别传统上被称为“产业政策”，尽管当今西方政策精英似乎更偏爱“产业战略”这一说法。它包括一整套广泛的干预工具，旨在以同样广泛的理由促进特定部门、技术、供应链和企业的发展，这些理由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安全”、“供应链韧性”、“绿色转型”、“数字主权”、“能源主导权”等等。即便在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高潮时期，产业政策也从未彻底离开西方国家的政策工具箱，但今天，它已站在美国和欧盟政策制定的最前沿。除拜登时期的一系列举措外，特朗普第二任期还推出了“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和“海事行动计划”。自乌尔苏拉·冯德莱恩2019年底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以来，产业计划在布鲁塞尔同样不断增殖，其中包括：欧洲绿色协议、“下一代欧盟”投资计划、欧洲芯片法案、绿色协议产业计划、关键原材料法案、净零工业法案、清洁工业协议，以及目前正在筹备中的产业加速器法案。

拜登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

政府持股。这是指政府持有企业股权，无论其形式是完全所有（如传统的国有化工业模式）、部分所有（例如德国的德意志电信和德国商业银行、意大利的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和埃尼集团、法国的橙色电信和雷诺集团），还是一种特殊情形——赋予国家以特殊投票权或否决权的“黄金股”。总体来看，经合组织国家政府控制的企业股权价值占GDP的比例，自21世纪初以来呈上升趋势。在西欧，政府持股通常集中于能源、电信、银行和国防领域。尽管这种做法在美国资本主义中较为少见，但仅在过去一年，特朗普政府便宣布对英特尔、MP材料、Lithium Americas、Trilogy Metals、Vulcan Elements、xLight、Atlantic Alumina、USA Rare Earth等企业进行政府股权投资，并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黄金股。

对外定向行动。这是指通常具有限制性或加重负担性质的干预措施，直接适用于位于境外或受境外控制的行为主体。它涵盖与贸易相关的措施，包括关税、配额以及其他进口税费和壁垒，也涵盖出口管制，例如美国近年来针对半导体技术采用的多层出口限制。这一类别还包括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措施——例如国家安全审查机制——以及面向国际金融流动和跨境公共采购的干预。它还包括经济制裁的使用，以及其他被称为“武器化相互依存”的情形，即“利用全球信息和金融交换网络谋取战略优势”。

是什么促使西方国家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大规模地诉诸裁量性经济干预，让往往准备不足的官僚机构卷入金融与生产事务，并抛开任何维护“自由公平竞争”或“公平竞争环境”的表象?意外冲击的破坏性影响，前文已经提及。面对破坏性金融传染的前景——无论是在2008至2009年、欧元区危机期间、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还是在此后美国硅谷银行、瑞士信贷等金融机构濒临倒闭之际——各国政府和央行恰恰是为了保全新自由主义时代企业赢家的优势，才抛弃了新自由主义原则。从更长时段看，环境挑战——缓解气候失序的影响，适应一个正在升温的星球——同样可能走到舞台中央，进一步推动新干预主义扩张。

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对抗性地缘政治对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制定所施加的压力。这通常被称为“地缘经济学”——三十六年前，爱德华·卢特瓦克将其定义为“商业语法中的战争逻辑”。中国实力的积累已持续数十年，但直到21世纪10年代下半叶，才终于引发美国外交政策体系的整体警觉，使其开始正视这一威胁对自身全球霸权的根本性冲击。华盛顿这一痛苦的清算过程并不顺畅;但其最显著的后果之一，是美国在拜登与特朗普时期的产业政策中，开始部分效仿中国发展规划的若干特征；这种效仿并不完整，也并不平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被如此承认。如果没有中国推动同类目标作为示范，《通胀削减法案》加速美国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技术发展的雄心，不可能以这种形式出现。在华盛顿以及日益如此的布鲁塞尔所发布的产业计划细则中，均可辨认出中国产业国家治理的衍生痕迹；但一旦脱离中国国家机器的具体运作，这种官僚模仿便充满障碍，也潜藏失败。此种有缺陷的模仿动态——或可称为“竞争性同构”——是解释西方新干预主义不可缺少的一环。

总体而言，西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多方面介入不断增加，其结果是把新自由主义从经济政策无可置疑的方向位置上挤了下来。然而，这一发展意味着近年来，作为政策推进方向的新自由主义的止步。但同时也需要加上若干限定。

第一，它在不同政策领域的表现并不均衡。例如，关键供应链的政策已经明显转向干预主义，但在再分配与福利问题上，却仍处于党派拉锯之中，与上个世纪相比，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西欧福利国家大多陷入停滞，一边是结构性上升的养老金和医疗成本，另一边是金融技术官僚对控制财政赤字的执念，二者共同形成挤压。特朗普2025年的“伟大美丽法案”放弃了拜登扩大社会安全网的失败尝试，重拾20世纪末美国为富人减税、为穷人削减福利的传统。

第二，当今干预主义的制度化形态，即便在颠覆新自由主义信条的同时，也带有新自由主义经验留下的烙印。这一点在国家与金融世界的交汇处(即"国家-金融联结")体现得最为明显：各国政府把股东价值最大化、资产证券化、风险投资等原则运用于自身资本持有，而这些原则显然更容易让人联想到金融化的私营部门，而非历史上任何一种国家主导主义模板。从欧盟的欧洲投资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或法国公共投资银行(Bpifrance)日益上升的分量来看，公有且以发展为导向的银行业或许正在欧洲抬头;然而，这些机构往往与私人金融资本共生运作，通过提供信贷担保来“引入”并为私人投资者“去风险”。昔日对立面的杂合再次上演：政府技术官僚正在把新自由主义手段改造为干预主义目标的工具。

04.体制

改变一个国家的政策方向是一回事;重构经济的基本运作方式，则是另一回事。20世纪的最后25年间，在整个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建立起一套广泛制度体系，用以管理经济生活，覆盖公共和私人部门。反过来，这些制度体系又催生出不同于战后最初数十年的资本主义活动新模式。法国调节学派经济学家将这两个方面——制度层面的和物质层面的——称为任何特定资本主义时代中运行的“调节模式”和“积累体制”。用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的话说，积累体制可以定义为“确保资本积累总体上相对连贯地演进的一组规律性安排，即允许解决或推迟积累过程不断产生的扭曲与失衡的机制”。

就此而言，由西方数十年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导所孕育的积累体制，今天大体仍在运转。尽管政府干预主义重新兴起，新自由主义时代此前的大多数宏观制度基础依然保持不变。这一体制的持续性，从其核心结构特征中可见一斑。在税收领域，过去二十年里，西方国家的财政架构没有经历显著改造，主要收入再分配机制亦然。不平等的税负水平，继续反映出不同群体将财富和收入转移至国境之外的能力差异：企业(公司税)和资产富裕者(资本收入)税负较低，工资收入者(所得税)和消费者(欧洲的增值税)税负较高。在生产领域，西方主要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保护均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各国劳工权利的跨国梯度依然存在——在美国解雇一名有合约的雇员，要比在德国容易得多——而不稳定劳动者群体仍在壮大。至于公司治理，西方最大型企业的高管仍倾向于最大化短期股东回报，而不是优先考虑销售额、投资、创新，甚至利润;他们遵循的，仍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美国占据主导，随后扩散至富裕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股东价值”范式。

新自由主义之下资本积累的一个核心向量，是金融化。按照一个常被引用的定义，这一术语可以理解为“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行为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与国际经济运行中所扮演角色的不断增强”。过去半个世纪，金融的多方面扩张构成了西方政治经济的标志性特征。它尤其体现在：企业、家庭和政府债务的增长远超GDP增速;证券和其他金融资产总值相应上升，与实物资本增长严重脱钩;金融衍生品不断增殖，其中很大一部分可归因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利率与汇率波动加剧所带来的对冲需求;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鼎盛时期，世界大部分资本管制被拆除，跨境金融活动随之激增;以及高级金融资本在政治上支配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派系，直至纽约金融家被人随口称为“宇宙主宰”。

2008年金融崩溃由美国证券化抵押贷款市场的内爆而触发，冲击波席卷全球，清楚暴露出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化资本主义易于爆发危机的性质。尽管彼时的崩溃看似足以终结金融的无止境扩张，但这一幕并未发生。2008年以来，西方中央银行日益强化的干预主义不仅用于保护已经积累起来的金融财富，也为金融继续扩张提供了托底支撑。结果，2008年前金融化积累的大多数动态延续至今，只发生了少数变化——例如以贝莱德、先锋和道富为代表的资产管理公司挤入体系顶端，与华尔街大型投资银行并列;又比如，对加密货币的狂热达到新的亢奋高点。尽管存在央行资产购买，也尽管公共发展银行取得了一定进展，西方绝大多数金融资本仍掌握在私人手中——这与中国以国家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恰成镜像。西方没有任何地方重新实施资本管制;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本身从未被认真讨论。

超级资产管理公司占据了金融化积累体制的核心枢纽，掌握着庞大的跨境资本运作(图为贝莱德集团)

与金融化相互重叠的，是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另一块基石：“全球化”。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新自由主义国际“开放”议程的推动下，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跨境流动经历了爆炸式增长。随着时间推移，大多数实质性的资本主义积累战略都变得依赖跨国渠道。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在全球化—金融化联结中占据核心位置：海外投资进入中国制造业，供养了“中国制造”出口机器;后者创造出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而中国又将其重新投入美国国债市场。

2008年危机的后果，使国际贸易增长和资本跨国流通出现急剧放缓;但它无论如何都没有逆转全球化的物质规模。同样的判断也适用于新冠疫情、特朗普贸易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过去几年不断升级的中美地缘经济竞争。这些事件在全球化的广阔表面上造成了显著扰动，也在其中若干局部造成严重破坏，但并未打断经济生活国际化本身。西方企业如此深地嵌入全球供应链，西方财富如此牢固地安置在国际金融线路之中，以至于只有大得多的灾难，才可能把“逆全球化”的幽灵变成现实。随着市场日益政治化，跨国公司被迫在向保护性国家靠拢和跨主权对冲之间作出取舍；由此可以说，全球化或许正在变得少一些“新自由主义”，多一些“地缘战略”。从企业资本的立场看，这给全球化博弈增加了复杂层次，却并未使这场博弈本身失去重要性。

05.异见论述

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两位重要非正统思想家，就新自由主义当代转型提出了与上述诊断显著不同的解读。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受训背景为经济社会学，如今是科隆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所荣休所长;过去十五年里，他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失序提出了一套覆盖广泛的解释。这套解释的基石，是他所谓始于20世纪70年代、如今已延续半个世纪的“民主—资本主义危机序列”。在施特雷克看来，这一序列分四个阶段展开，每一阶段都把资本主义失衡的核心从一 个领域转移到下一个领域。最初，由石油冲击和工人工资诉求共同推高的20世纪70年代通胀危机，促使中央银行接受货币主义，也使工会权力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新自由主义攻势下受到压制。通胀和工人阶级斗争性一旦被驯服，更高的利率与不断增加的福利国家承诺相结合，便造成公共债务急剧上升——这一发展既以金融市场的快速扩张为条件，又被其进一步放大。第三阶段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当私人金融家开始质疑西方国家偿还债务的能力时，各国政府推行紧缩，私人家庭债务取代公共赤字，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新杠杆。最终，在2008年私人债务市场崩溃之后，按照施特雷克的叙述，富裕世界进入第四阶段：不受民主问责的中央银行高管取代日益削弱的民选政府，成为经济政策的主要行动者——他们通过量化宽松维持金融市场漂浮不沉，却无法提供一条通向经济复苏的可信路径。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

面对如此黯淡的当下，施特雷克预见，停滞的增长、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持续上升的债务将相互强化，且看不到出路。他进一步推测，这或许意味着我们整个资本主义时代本身的终点，并导向一个“后资本主义间歇期”：政治合法性早已消散，社会制度日趋瓦解，资本积累却仍在持续;原子化的工人继续信奉一种竞争性个人主义伦理，这种伦理在消费上是“享乐主义”的，在生产上则带有“新教式”色彩——这是新自由主义辉煌岁月留下的病态文化残余。

施特雷克有力的文字具有一种吸引力，这在政治经济学学者中并不多见。他还展现出一种强大的能力，能够揭示金融与政治之间彼此构成的关系：金融化向前推进的各个阶段，既由政治斗争领域的转移和国家制度性质的变化所促成，也反过来塑造了这些转移与变化。耐人寻味的是，施特雷克并不像调节学派那样，把新自由主义观念、政策和制度视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支撑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连贯时期；其连贯程度，远不及战后数十年中那条“把富人的利润和穷人的工资系在一起的凯恩斯主义纽带”。调节学派的路径——或者说更直接的马克思主义分期——会辨认出两个相继出现的资本主义时代，即一个“凯恩斯主义”时代之后接着一个“新自由主义”时代;而施特雷克的叙述则暗示两者之间存在本体论上的不对称。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战后的强行婚配”曾使“稳定增长、健全货币和有限社会公平”成为可能，从而造就一种经济“均衡”;自“20世纪60年代末战后增长终结以来”，没有任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再经历过这种均衡。于是，1970年一侧是增长、均衡、民主;另一侧则是无尽的危机序列，每一次都诉诸临时权宜之计，只是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清算“争取时间”。施特雷克的论证在某一点上开始出现裂缝：他暗示，在新自由主义转型时刻失去的东西——即一个更民主、更平等或更具合法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版本——包含着资本主义再生产不可或缺的成分。他隐隐地把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或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设定为评判此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参照系，因而，后者便只能被负面地进行定性，其失败程度则由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同这些前例之间的距离来衡量。然而，长时段历史记录讲述的是另一个故事：资本主义社会几乎并不需要上述成分来实现发展与扩张，更不用说维持生存。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今年出版的《伟大的全球转型》提供了另一种解读当前形势的方式，可与本文提出的诊断相对照。米拉诺维奇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目前任教于纽约城市大学，在其学科内部颇不循常轨。他最知名的身份是全球收入不平等研究者，但其阅读视野横跨令人印象深刻的时间、地点与政治敏感性——从孟德斯鸠到列宁、熊彼特和波兰尼。在米拉诺维奇看来，过去十年，新自由主义被它自己发动的两个最重要历史进程的政治后果所击倒：一方面是新的有钱精英崛起，另一方面是中国崛起。他把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富人称为“富权合一”(homoploutic)阶层，即倾向于同时拥有高收入和高资本，既获取高额企业薪酬和奖金，也从金融资产中获得回报(他指出，这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分层模式)。在他的叙述中，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向美国选民暴露了这一富权合一精英的特权：他们先从金融繁荣中获利，随后在全体民众承担衰退成本之际，又由华盛顿出手救助。同期，生产外包至中国造成美国工人就业和收入损失，而中国社会最具特权的阶层则在全球收入表上逐步上升，直至超过美国底部十分位群体。

在米拉诺维奇的叙述中，这些相互关联的发展制造出一股政治不满浪潮，最终促成特朗普2016年的胜选。这一分水岭事件标志着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终结：自那以后，整个美国政治建制都背弃全球化，并把阻遏中国崛起列为优先事项，以此平息自身“不满者”所构成的政治威胁。在米拉诺维奇看来，这些发展的结果，是全球新自由主义被一种“新的统治模式”所取代，即“国家市场自由主义”。它放弃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方面，却保留其国内组成部分：“仅限于国内市场的自由主义政策，以及对外的重商主义”。这一由反对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所孕育的新安排，顺应了国内政治日益民族主义化的特征，也伴随着世界秩序从单极向多极持续过渡。

全球收入不平等“大象曲线”

米拉诺维奇的叙述带有一种颇具吸引力的马克思—黑格尔色彩：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扮演了自身的掘墓人，催生出一种政治行动者——即西方心怀不满的公民群体——并最终由后者将其击倒。此外，通过区分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组成部分和国内组成部分，这套叙事似乎为后新自由主义难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答案。然而，这一尝试难以令人信服。如上所述，西方重新兴起的国家干预主义，其许多当前形态主要在国家层面运作(紧急措施、货币托底)，或者以混合国内目标与国际考量的方式运作，从而否定了二者之间可以整齐划界的想法(产业促进、政府持股)。米拉诺维奇把富权合一的“精英”或“统治阶级”定义为同时位于收入和财富最高十分位的人群，但这一群体横跨各自分布中最上层的10%，规模过大，难以在质性意义上被等同于“统治”阶层。许多美国右翼和左翼的“不满者”都可以在这一最高十分位中找到，即便并不在前1%或前0.1%之列。再者，鉴于白宫与各路大资本家之间正在公然相互示好，把特朗普塑造成反富豪政治的人物，未免太考验想象力。最后，米拉诺维奇对新自由主义衰落驱动力的定位过于狭窄。他没有考虑这样一种可能：企业精英本身，或其中一部分，对采用与新自由主义信条相反的经济政策也拥有物质利益。他也没有考虑美国之所以扭转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潮流，除了选举逻辑之外，还有地缘政治逻辑——即回应中国工业与技术崛起带来的严峻挑战。

06.阶级

那么，我们可以从21世纪20年代西方这幅参差不齐的图景中得出什么教训?新自由主义教义不再为主流政治话语提供统治框架，新自由主义议程也不再规定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取而代之的，是更具保护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的话语元素渗入西方公共领域，而政策制定者则实施了一组拼凑式的干预措施;这些措施合在一起，显示出与纲领性新自由主义的决裂，却并不构成一套结构性经济转型议程。结果，经济生活的制度架构和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模式，依然与世纪之交时大体相似。金融化和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时代最重要的两项相互关联的物质进程——仍是大型企业和富裕阶层积累战略的核心。最多，我们也只能说，它们正在逐渐呈现出更为政治化——或“国家主义”、“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色彩。它们制造新的风险，也许诺新的回报。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趋势，尤其是如果与更剧烈的危机结合，或许会打断其中一个进程，乃至两者兼而有之。但从当下看，这并不是最可能的结果。

这一格局(在某些层面上已位于新自由主义之外，在另一些层面上仍处于新自由主义之内)带来的一个后果，是新自由主义教义和政策的一致性双双丧失。意外冲击、政治波动与地缘竞争制造出一连串经济干预;这些干预又使新自由主义议程的大部分内容显得与当前形势的要求无关。在这一背景下，正如鲁恩·默勒·施塔尔(Rune Møller Stahl)所观察到的，唯一仍固守在2008年前共识中的专业群体——主流经济学——发现其专业知识和建议在新的“地缘经济学”政策设计中日益被边缘化。在正统经济学之外，政治经济学中存在一种强烈倾向——从调节学派，到美国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再到更主流的“资本主义多样性”路径——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秩序的连贯性，并反过来把不连贯等同于系统失灵。然而，这很容易滑向一种知识主义谬误：为了理论而期待一种世界本身并不需要的协调一致。就目前而言，主导性积累体制并不比十年前更摇摇欲坠。这个体系正在学会，至少暂时学会，在缺乏教义完整性的情况下继续生活。

回望过去半个世纪，可以辨认出西方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三个子时期。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是战斗性新自由主义的时期。随着战后凯恩斯主义安排被拆解，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治拥护者在大多抗拒或冷淡的公众面前，于经济的敏感要害领域强行推行变革性改革。苏联解体后，随着跨境经济活动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达到新高度，金融资产估值随之飙升，新自由主义迎来其巅峰岁月——在“历史终结”的氛围中转化为精英共识。然而，一旦成为既成常识，它便不可避免地开始失去思想锋芒，而这恰恰发生在其政策处方被比此前或此后任何时候都更彻底地执行之际。2008年危机打断了这段凯旋时光。自那以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历了一场不均衡、零散且不彻底的退却。

在多数人——尽管不包括最富有者——面临恶化的经济形势之际，失业上升、预算紧缩和实际工资下降阶段性出现，意识形态气候也发生了显著转变。表面上敌视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政治力量，已更接近执政门槛，并且偶尔跨过这一门槛。批判经济现状的知识声音获得了远高于以往数十年的可见度，尤其当这些声音能够巧妙拿捏温和与激进的分界时——21世纪10年代托马斯·皮凯蒂的媒体光环，以及21世纪20年代亚当·图兹的影响力，便是明证。至于政策图景，它已变得混杂：一种新干预主义冲动，同新自由主义较好岁月的残余，形成了并不安稳的混合。因此，新自由主义虽已经历衰落和迭代，但新自由主义时代本身却尚未结束——因为资本仍在沿着新自由主义所确立的路线持续积累。

过去半个世纪里，贯穿新自由主义三个阶段的唯一历史常量，是资本家精英的上升。阶级支配，是把新自由主义迄今全部轨迹贯穿起来的线索，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开创性改革，到当下的教义瓦解和政策拼凑，皆是如此。应当记得，在战后最初数十年，跨国公司仍是罕见之物，许多西方国家仍维持资本管制，将私人财富框定在国境之内。收入差距受到多重因素限制，其中包括高边际税率和更强大的劳工运动。20世纪最后25年间，对新自由主义的拥抱，以及它所助推的金融化与全球化，解放了企业财富和个人财富的积累。

金融市场的繁荣揭示了贯穿新自由主义全过程的阶级线索——资本家精英始终是现行体制的最大受益者

这些模式延续至今，并且若有变化，也是在进一步强化。在美国，最富有1%人群的名义财富在21世纪头十年增长42.8%(尽管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破裂和2008年金融崩溃)，在21世纪10年代增长103.8%，仅在21世纪20年代上半段便增长49.3%;若剔除通胀，相应数字分别为11.3%、71.3%和40.1%。截至2024年，美国企业利润总额达3.8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3%——后一比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上行趋势。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本世纪以来已从1469点(2000年1月1日)升至6846点(2026年1月1日)：名义累计增长366%，剔除通胀后累计增长242%。围绕人工智能的投机泡沫或许正在持续，伊朗战争的后果也很可能拖累金融市场;然而，过去泡沫破裂和市场崩盘的模式很难说明，美国股市可能跌破2020年时达到的水平——更不用说2008年或2000年的水平。虽然这一点并不适用于绝大多数劳动人口，西方最具特权的阶层却依然在当前积累体制下过得很好。从顶部看，也就是从资本家自身的立场看，这一生产方式依然元气充沛。

标普500指数在过去数十年的大幅飙升，印证了顶层资本在现行积累体制下获得的巨大积累回报

关于积累体制的学术文献中，有一种常见预期：任何走出新自由主义的划时代转型，都应当包含一系列类似于、或对称于此前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战后数十年的积累体制，无论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的”、“福特主义的”、“受规制的”、还是国家主导主义的，都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了利润率危机，当时的背景是劳工斗争性高涨和工资通胀。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上台时，都带着实施一系列措施的方案，意在同时终结资本主义停滞和政治僵局;而他们大体做到了这一点。然而，走出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从一开始就极不可能遵循这样一条清晰可辨的序列：积累危机、阶级斗争，以及最终的政治解决。相反，新自由主义正在以零散而默然的方式持续退却。推动这一进程的，并不是以阶级斗争先锋自居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因为阶级斗争的战役早已被资本主义阵营所赢下——推动这一进程的，是一个作为现行体制守护者的治理阶层。在其自我理解中，它不过是在尽力回应未曾预见的冲击，并按其自认为应当的方式，同中国这一艰巨的地缘政治挑战周旋。在这种形势下，对葛兰西式历史间歇期概念的偏爱经不起检验，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有机危机”可言。积累体制根基稳固，并且在其自身条件下运行良好。并不是旧者正在死亡而新者无法诞生。新者已经忙于替代旧者，只是这一过程正在渐进展开，缺乏教义和理论坐标，由建制派引导，并且符合既有特权阶层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