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梳理25：文化霸权

上一期我们讲了“唤问”，即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揭示个体如何被“召唤”进现有的社会秩序中，主动承认自己是谁、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上。但“唤问”留下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套唤问装置能够长期稳定地运转?为什么被剥削的多数人不仅不反抗，反而主动维护剥削他们的秩序?今天要讲的“文化霸权”，可以看作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它不关注“个体如何被叫出名字”，而关注“整个社会的‘常识’如何被生产出来”，让一套特定的阶级统治看起来像是“自然的”“无可替代的”。

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又译“文化领导权”)是我们的老朋友——安东尼奥·葛兰西同志在他的绝唱《狱中札记》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我们知道，葛兰西在1926年被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逮捕，此后在狱中度过了十年，直到1937年去世。他在监狱里思考了一个在当时对左翼运动来说极其紧迫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反而没有像俄国那样成功?为什么资产阶级的统治能够如此稳固?葛兰西的答案是：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只有暴力强制这一个维度——它还通过一整套文化、道德和意识形态的装置，获得了被统治阶级的“积极同意”。他在《狱中札记》中写道：“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

要理解文化霸权，需要先理解葛兰西对国家的一个独特划分：葛兰西认为，上层建筑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社会”——包括政府、法院、警察、军队，这些是靠强制和暴力来维持统治的机构;另一个是“市民社会”——包括学校、家庭、教会、媒体、工会、文化组织等，这些通常被视为“私人领域”的机构。在葛兰西看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重心已经从“政治社会”转移到了“市民社会”。资产阶级不再仅仅依靠警察和军队来压制反抗，而是通过在学校里灌输“努力就能成功”的信念、在媒体上塑造“成功人士”的形象、在日常生活中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变成不言自明的常识——通过这些方式，让被统治阶级“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的位置。葛兰西指出，领导权的运作排除了暴力和强制性的措施，它主要通过赞同而非强制方式将个体与社会统治集团捆绑在一起，这就是文化霸权最核心的特征。

文化霸权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侧面：一方面是“同意”——群众在日常生活、教育、媒体、宗教等各种市民社会机构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把它当成自己的“常识”;另一方面是“强制”——对于少数拒绝同意的群体，国家机器仍然保留着暴力的威慑。但两者的权重不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主要依靠“同意”，强制只是“最后的手段”。葛兰西强调，这种“同意”不是真正的自由选择，而是被精心制造出来的——通过教育系统、大众传媒、宗教机构、文化生产等市民社会阵地，统治阶级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对自己有利的“常识”。因此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主要用两种方式进行统治：第一，以实力直接仗势强制控制，即霸权统治的方式;第二，领导权的方式，也就是通过社会主要团体积极同意而取得的道德和哲学的领导。

文化霸权之所以能够运作，离不开一个关键的中间群体——知识分子。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知识分子”，比如教师、教士、学者，他们自认为“超脱于阶级之外”，独立地追求真理，但实际上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本身就是为现有秩序服务的;另一类是“有机知识分子”，他们是新兴阶级自己培养出来的、与该阶级有机关联的知识分子。葛兰西认为，每一个想要获得统治地位的阶级，都必须先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让他们在市民社会的各个领域——教育、媒体、文化、宗教——进行长期的、潜移默化的“阵地战”，逐步瓦解统治阶级的“常识”，建立新的文化领导权。他主张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形式为“阵地战”，这是一种隐蔽的文化战争模式，需要凝聚广大民众的集体意识和革命意志，尽最大可能赢得广大工农群众对于共产党的积极认同。葛兰西指出，对于这个意义上的主导权，暴力革命是无能为力的。葛兰西的理论设想并非完美，但他的核心洞见是：真正的革命不只是夺取政权，更是在夺取政权之前，先在市民社会中赢得文化领导权——否则即使夺了权，旧的“常识”也会把新的政权拉回老路。

同样值得比较的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两个概念确实很近——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学校、家庭、教会、媒体等，和葛兰西的“市民社会”高度重合。但两者的侧重点不同。阿尔都塞关注的是“意识形态如何通过机构来生产服从”——学校教的不只是知识，更是一整套“守时、听话、接受排名”的行为模式;葛兰西关注的是“霸权如何通过争夺常识来维持”——统治不是一次性的灌输，而是一场持续的、在市民社会各个阵地展开的争夺战。葛兰西强调的是“过程”和“斗争”——文化霸权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它需要不断地被生产和维护，也需要不断地应对来自被统治阶级的反霸权实践;阿尔都塞强调的是“结构”和“生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何系统性地复制出适合被剥削的劳动力。可以说，阿尔都塞回答了“这套机器是怎么运转的”，葛兰西回答了“这套机器是怎么被争夺的”。

但“文化霸权”这个概念，在国内的左翼讨论中一直被一些教条主义者严重曲解。最常见的曲解有两种：一种是把文化霸权等同于“意识形态灌输”，认为葛兰西说的无非就是统治阶级通过学校、媒体向群众灌输一套观念。这种解读把文化霸权简化成了“洗脑论”——仿佛群众只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容器，统治阶级想怎么灌就怎么灌，这恰恰是葛兰西要反对的。葛兰西说的霸权，从来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而是一个在市民社会各个阵地中持续展开的、充满妥协和争夺的动态过程。统治阶级要维持霸权，必须不断地向被统治阶级做出让步和协商，霸权是“处于对立的两者争夺并妥协的结果”。把霸权等同于灌输，等于把葛兰西降级成了“统治阶级很狡猾、群众很傻”的庸俗版本——这种解读既侮辱了群众的判断力，也阉割了葛兰西理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霸权不是强加给人的，而是通过争夺“常识”来赢得同意的。

另一种曲解更常见：把文化霸权理解为“用文化取代经济斗争”，认为葛兰西主张放弃物质层面的革命、只搞文化批判就够了。这种解读把葛兰西描绘成了一个支持“文化决定论”的修正主义者，仿佛他认为只要改变了观念就能改变世界。这同样是对葛兰西的严重误读。葛兰西批判的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那种认为经济基础自动决定上层建筑、革命只需等待生产力成熟的被动宿命论。他从来没有否定经济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他只是在说：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不是自动的、机械的，它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的斗争来中介和实现。把“反对机械决定论”等同于“否定经济基础”，就像把“反对宿命论”等同于“否定客观规律”一样——这是一种逻辑跳跃，不是理论推演。葛兰西从来不是一个文化还原论者，他只是在说：没有文化领导权的革命，即使夺了权，也会被旧的“常识”拉回去。这两种曲解共享同一个逻辑：把葛兰西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者降格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者——要么是“唯心主义的文化决定论者”，要么是“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灌输论者”。前者说他抛弃了经济基础，后者说他轻视了群众的主体性。两者都简化了葛兰西，也都回避了他真正提出的那个问题：如果统治不只是靠暴力，还靠“常识”，那么反抗也不能只靠暴力，还必须靠对“常识”的重新争夺。所以，打破文化霸权的第一步，不是告诉群众“你被洗脑了”——那只会让人反感——而是帮助群众发现：那些被当作“常识”的东西，其实是有历史的，从来如此，便对吗?显然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