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燎原的前夜】导言：时代、历史模型与当下的任务

*「全文篇幅较长，感谢同志们的耐心阅读」

第一部分：时代与社会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鲜明地指出：“迄今为止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革命是贯穿一整个人类历史的，这条物质世界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并不以改良主义鼓噪手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社会革命的“幽灵”不仅塑造着历史、呼唤着未来，并且存在于当下——历史的矛盾运动就是在长达数十年的革命低潮阶段和短短十来年的革命高潮阶段之间反复地变换着、波浪式地发展着、螺旋式地前进着、周期式地质变着。列宁同志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整个历史时代都必然存着剥削者的复辟行动”，他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中也明确地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因此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机器后，只有抓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个复杂矛盾的“链条”的主要环节，立刻开始着手“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工作，并为之创造一切有利的基础条件，才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推进到底;反之就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褪去后，由于生产关系逐渐落后于生产力的水平而陷入发展停滞、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毛主席指出：“一万年以后也还有革命”，共产主义社会仍然是这样的——它或许以人与自然界的革命、人与人工智能的革命等形式表现出来。

革命的伟力锻造着一整个人类的历史、革命的幽灵存在于当下、革命的低吼传向了未来。我们不难看到：现实的矛盾运动一次次地粉碎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哈耶克的“无形的大手”、新自由主义“自由民主的全球化”的神话、北欧福利主义的治理模式“可以推广到全世界”的“普世性幻梦”。

我们也不难看到：当经验主义历史学家们在深沉地反思“法国大革命”“苏联的红色恐怖”等人类历史上的革命实践造成的“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时，那些三角贸易、全球殖民、一百余年来的帝国主义战争、社会极端不平等带来的“斩杀线”和“鼹鼠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带来的数亿人口的饥饿与赤贫，便被温情脉脉的“不干涉他人自由”的以赛亚·伯林式的戒律所掩盖起来了。法国作家雨果说：“因为大革命而流的血，一个广场就可以装下;因为上千年专制统治而冤死的法国人民，整个法国都装不下。满天乌云密布了一千五百年。过了十五个世纪之后，乌云散了，而您却要加罪于雷霆”。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们可以发明一百种学说来把剥削和压迫合理化、把落后与赤贫正当化、把堕落与成瘾美学化。他们说：“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世间万物亘古不变的理性法则、市场竞争是顺应了自然理性的法则”，他们说：“资本主义的制度虽然不完美、但已经是人类最好的制度了”，他们说：“不要限制女孩脱衣的自由、整容消费和化妆攀比的自由”，他们说：“资本主义的市场这个东西是一万年也不会改变的、因为它满足了人性和欲望的需要”，他们说：“从事卑微的体力劳动是自己能力不行、不努力学习就会变成这样”，他们说：“生活在西雅图下水道里的鼹鼠人是命定如此、是上帝的惩罚”，他们说：“你们要感恩殖民者带来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的文明，如果没有我们、你们东方就还处在蒙昧的时代”……

他们知道资本主义世界的病态与悲惨不能给予一个正常人合理的解释，因此他们也允许批判——允许在悬疑电影中“批判”、在顶刊论文中“批判”、在学术期刊中“批判”、在脱口秀的调侃中“批判”、在喜剧小说的戏谑中“批判”……只要这些个“批判”不滋扰资产者们实际上安宁的生活就好，让底层的劳苦大众以为自己“觉醒”了就好，给发声的“批判者们”多一些稿酬和片酬就好……

针对这些虚伪的、停留在文化产品中的所谓的“批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早已一语中的地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而是激情的头脑。它的对象是自己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这件“武器的批判”——便是社会革命。

正如列宁同志总结的那样：对于立宪民主党这样的、由大资产者组成的社会集团而言，最符合他们利益的道路是“守旧”;对于孟什维克这样的由小知识分子、小资产者和小业主组成的社会集团而言，最符合他们利益的道路是“改革”;而对于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最底层的劳苦大众而言，最符合他们利益的道路是“社会革命”、并且只有“社会革命”。

第二部分：社会革命与个体的抉择

“社会革命”同其他富有政治色彩的词句一样，被自由主义和政治冷淡主义者们归入到了“宏大叙事”的范畴里，将它同“小民尊严”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于是有人会问了：社会革命和我想要的“小确幸”“简单温馨”的幸福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和我“月薪三千”的工资有什么关系呢?我什么也改变不了，讨论这些问题不是浪费时间吗?列宁在《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中论述道：“政治上的冷淡态度就是政治上的满足。饱食者对一小块面包表示出‘冷淡’和‘漠不关心’，饥饿者在关于一小块面包的问题上永远是‘有党性的’。对一小块面包‘冷淡和漠不关心’，并不是说这个人不需要面包，而是说他牢牢地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非党性不过是属于饱食者的政党、统治者的政党、剥削者的政党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

列宁同志在《进一步，退两步》中说：“当一个无产者在他还是孤零零的个体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一切希望与愿望，都是从组织中，从同志们有计划的共同活动中汲取的”。因此雇佣工人阶级如果想要争取彻底的解放，除了巩固的组织、没有别的武器了。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到无阶级的社会的一整个阶段都只能如此。而不加入本阶级的组织的单个无产者本来也没办法逃脱资本主义世界的压迫而争取解放，还是会遭受粗野的压榨和欺骗。

然而，只要人类还处在阶级社会、群众中间多数人的思想就是落后的、不觉悟的、容易受骗的、容易被利用的、是被各种思想毒害所包围的，甚至还有不少道德败坏的无赖和流氓。这是由于过去的封建、宗教势力和现在的资产阶级总是顽固地、每日每时地给群众轮番洗脑，反复不断地给群众灌输私有制的思想，导致人们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习以为常。当资产阶级丛林法则的竞争思想行不通的时候，就只能找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出路”了。

因此当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发生危机的时候，一般群众的思想就会回撤到小生产的、手工业的、田园诗般的小资产阶级思潮上去，曾经的经济浪漫主义就是这样兴起的。到了今天，便是“做自己”“构建自己内心的秩序”“追求松弛感”“平静与放下”“选择过一种自己的生活”“心外无物、不要被外界左右情绪”等等宣传和说辞了。当下的“精神胜利法”是这样的——无产者被日益严重地剥削和压迫、被流水线式的应试教育和劳作折磨得痛苦难忍，于是忙里偷闲地喘一口气，却把“喘一口气”的动作称为“松弛感”。

马克思在《青年择业时的考虑》中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把全部的生命和宝贵的精力投入到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中——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方能无愧于心，不惧死亡，不负人生。真正无畏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更敢于直面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他们不会选择“做自己”“构建自己内心的秩序”“追求松弛感”“平静与放下”“选择过一种自己的生活”，而是会选择“投身艰难而危险的革命斗争”“投入沸腾的实际生活”“带领自己热爱着的人民去创造一个属于工农群众的、明媚的、山花烂漫的春天”。

这就是在社会革命的历史大势下个体可以做出的抉择、这就是站在历史进步一方的负重前行——对阶级同胞无私的热爱与对阶级敌人深刻的仇恨。这不是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式的“博爱”、而是有着坚定的阶级立场的爱憎分明，是先进阶级砸碎旧世界、创造新生事物、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斗争意志的深刻动力。

那些饱食终日、胖得发愁的资产阶级老爷们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为他人无私奉献、相信共产主义一定实现，认为这是“反人性”的。他们永远不会懂得，正是因为他们想要呵护这些自己深深地热爱着的可爱的人民英雄们、爱着受到深重压迫的阶级同胞和一张张稚嫩的脸庞。但同时，他们也对那些“衣冠楚楚”的压迫者、旧社会的落后和造成大裁员、抑郁症、过劳死的私有制剥削有着刻骨的仇恨。才选择投身革命一般的生活。这需要的就不是一般的勇敢，而是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英勇无畏、超越生死顾虑的胆识。

第三部分：革命的幽灵隐身于当下，飘荡在每一处裂隙里

画家陈丹青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不要反抗，反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每个时代都总会有愚蠢者想学习鲁迅一样反抗……”，我们应当理解，画家在社会科学方面毕竟没有做过研究，即使在有关政治与社会的问题上说出再孩子气一般撒娇的观点，我们也是可以同情和包容的。被日复一日的体力或脑力劳作压得踹不过气的雇佣工人、躲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市侩庸俗的小业主、焦虑于生存问题的失业者自然都看不见——看不见“革命”这个幽灵，看不见幽灵在社会生活的每一处苦难的裂隙里游荡。革命的幽灵隐身于当下，庸俗学者听不见它的声音、找不到它的踪迹，亦或是没有耐心、没有水平寻得它的身影，便放心地说它消失了、它不会再回来了、它彻底地死去了。于是庸俗学者们便可以衣冠楚楚地在媒体面前故作深沉地说：“革命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了”。

庸俗学者们在“学术象牙塔”里看不见、或是选择性地忽视——忽视雇佣工人们依旧每日遭受着痛苦难忍的流水线作业、被命令做无数意义不明的工作任务，回到家尽力调整差点被崩断的、紧张的神经末梢，第二天又是重复着的折磨……学生们的视力和健康被一点点地摧残，还年轻就白头和脱发，在“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的压抑的日夜流下喘不过气的眼泪;在适配于工业等级流水线的“分数”“绩效”中变成了精致利己主义者，却丝毫意识不到所谓的“优绩主义”只是进一步地分化了阶级同胞、让自己成了资产阶级的耗材、听话的奴仆，通过创造“剩余价值”的利润来换取自己可怜的、看人眼色的工人贵族的身份。

庸俗学者们选择性地逃避——逃避“革命”这个幽灵静悄悄地飘荡在每一位受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和压迫的雇佣工人身上、失业者和待业者身上、青年学生身上、甚至是濒临破产的小生产者身上;这个幽灵静悄悄地飘荡在洗浴中心、夜总会的失足妇女身上，飘荡在每一个具体的“资本主义把人变成鬼”的事件里……

第四部分：当下的主线任务是什么?

列宁同志明确总结过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两个经典“革命模型”：俄国1905年的退却模型和1917年“十月革命”的进攻模型。

这两个模型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们集中地体现并综合了资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运动的一般规律——“历史就是这样,有时几十年毫无动静，有时几周就像过了几十年”。历史的矛盾运动并不是匀速运动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断裂式的、急剧变速的，时而如疾风骤雨般地狂飙突进、时而风平浪静的;历史的矛盾运动的全部规律就是这样突然地、集中地作用在了俄国革命短短数十年的革命实践中，以至于后世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革命都绕不开俄国革命所总结的基本规律、基本模型，在今天的21世纪依然如此——遵循“两个模型”的科学规律的革命实践不一定会成功，但不遵循“两个模型”的科学规律的革命实践一定会失败。

历史是断裂式的、急剧变速的，时而如疾风骤雨般地狂飙突进、时而风平浪静的。因此革命实践总是在长达数十年的低潮阶段和短短十来年的高潮阶段之间反复地变换着、波浪式地发展着、螺旋式地前进着、周期式地质变着——每一次革命高潮失败后都会迎来一次万籁俱寂的革命低潮，而每一次革命低潮阶段都是为下一次革命高潮阶段作准备。

今天这个时代是处在一个革命低潮的阶段、亦或者说是下一次革命高潮到来以前的阶段——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革命高潮后的又一个低潮、新殖民主义的全球化秩序下的低潮。

许多意志不坚定的、理论水平不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同路人在革命低潮的阶段倍感悲观、绝望和恐惧，于是纷纷倒向了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是其他的什么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们在革命高潮阶段、在群众大规模地运动和抗争的时代十分地亢奋和狂热，而在革命低潮阶段、在一切又回到原点按部就班、浑浑噩噩的时代又十分地彷徨、颓废和感伤。他们创作了许多文艺作品来表达这种“革命失败”后的无尽绝望和不胜唏嘘，譬如日本左翼创作的、由文艺工作者中岛美雪所演唱的歌曲《给我一个美丽的谎言》。

而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能够在革命高潮和革命低潮阶段都百折不挠地、坚韧不拔地、不骄傲也不气馁地、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枯燥的斗争工作、坚守住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切理论原则。革命低潮阶段的工作显然不是我们熟知的高潮阶段的“武装夺取政权”的纲领，而是为下一次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好一切理论上的、物质上的、队伍上的、组织上的、人才上的、舆论上的准备，并且尤其是理论上的准备。在低潮阶段必须要实行的是俄国1905年的退却模型，也就是在这个基本模型所总结出的科学规律的基础上、依据当下的历史条件而与时俱进地发展革命运动。

1905年的退却模型是这样的——当革命运动失败后，革命队伍应当有组织地、有步骤地退却到隐蔽的各条战线中，主要是在地下蛰伏起来、用上三倍的耐性来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同时巩固革命队伍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严格地清洗在革命失败后叛卖原则的机会主义分子，总结有益的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这时就会出现哀叹“革命队伍是没有必要存在的、更是没有必要建设的”这类“取消派”的机会主义分子。革命队伍在守住地下阵地的同时，还应当尽量利用一切合法工作、合法形式来同群众取得紧密的联系、取得群众的了解和信任，把要员派驻到议会、新闻社、律师事务所等合法机关中去，利用合法身份来向群众作宣传鼓动，坚持不懈地提高群众思想的自觉性和先进性。而“召回派”的错误正是拒绝从事这项必要的工作，主张保持先锋队的绝对秘密状态，孤立于群众之外，放弃先锋队对无产阶级的教育和领导，实质是对无产阶级危害极大的、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

由此我们就可以解答一个问题了：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孰轻孰重?这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答案——在革命低潮阶段，理论工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在革命高潮阶段，实践工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在革命低潮阶段的主线任务是李大钊同志普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列宁同志撰写党建理论这样的工作，也就是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的工作，通过不断的教育再教育、来把一般群众的思想往自觉性和先进性的方向上提拔——总的来说，就是理论斗争优先于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而这也是今天数十年的革命低潮阶段应当抓住的主线任务——理论工作是排在第一位的。

这时就会出现攻击先进派，说我们“不实践、不务实”“只空谈、不行动”“不融工”“不改善工人生存条件”“不理论联系实际”“不实事求是”的经济派分子了——经济派最喜欢的便是在革命低潮阶段“弯腰帮助工人”，在工人们给自己写的许多封感谢信中感动地说“这就是真正的革命啊”。因为比起艰深晦涩的理论反思、研究与宣传鼓动的工作，“帮工人提高工资降工时”显然是“阻力更小的道路”，同时又是满足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安全的激进姿态的道路。他们显然没有耐心、没有定力、没有心思来研究如何建设队伍、如何改正过去运动的错误、如何组织雇佣工人阶级越来越扩大的联合?然而，他们所谓的“弯腰帮助工人”也不是工人需要的，经济派们颇有一些“没事找事”的味道——哪怕是最穷苦的工人、他自己的生存经验都要比这些小知识分子们优秀好几十倍。因此我们应当希望：经济派不给工人帮倒忙就谢天谢地了。

历史的辩证法就在于此——当经济派这类机会主义分子在革命低潮阶段大行其道时，它能一时吸引的信众却是最多的、比布尔什维克要多少好几倍。在今天，我们看到了“行动派”刘司墨成立了植青俱乐部吸引了多少郁郁不得志的青年人，看到了许多人呼吁“八小时工作制!”呼吁“要双休、要加班费、不要月薪三千!”由此便成功地吸引了大批信众和愤青。这些经济派分子们能吸引的流量是最多的、但他们的失败也是迅速的。

第五部分：简论“安托西修”不断重复着的历史模型：

革命有许多学说，为什么只能选择科社理论而不能是其他学说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便已经有了数十种派别、马克思之后的“社会主义”更是出现了上百种学说。而这些学说通往的都不是康庄大道、而是这样的或那样的“奴役之路”。列宁在《怎么办》中指出：“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习惯了落后习气、充斥着落后思想、受制于历史局限性的劳苦大众最多只能形成自发性的斗争意识。而自发性的斗争总是在历史上重复着失败。

这样自发性的斗争有哪些呢?有安那其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与不断革命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主义和文牍主义、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工厂的工会同工会联合的工联主义运动、西修分子们常常抬出来鼓吹的委员会共产主义、密谋冒险家们很是喜欢的布朗基主义、已经被资产阶级收编了的女权主义运动、还有许多许多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它们在历史舞台上轮番登场、又轮番失败。

历史反复地、有力地教育着群众——一切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无一例外地或是在实践中叛卖了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或者是在群众队伍的尾巴后面拖拽、加强群众思想的落后性。

一百多年来，“安托西修”不断重复着他们的历史模型，用着同一种本质、不同的话术在群众中间做欺骗和蛊惑、收获他们的信众、时不时地把革命运动引向错误的道路。

第一种模型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学理主义和文牍主义——他们在象牙塔里掩盖革命存在于当下的事实，认为“革命的时代”已是历史、或是将它推向不可知的未来，他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过时了，或者说在具体的某个民族的实践中需要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将它同“民族文化”结合起来，于是源源不断地撰写着许多官样文章。

第二种模型是民粹派的“社群互助”与“空想社会主义”——他们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把人员派驻到乡村去进行所谓的农村合作社的经济实践，寻求建立一个超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的集体农庄、一个“世外桃源”。

第三种模型是取消派在当代的重复——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又倒退回列宁在论著《怎么办》以前的问题域了，代表人物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柯尔施，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需要无产阶级通过非党的各种“直接民主”的组织来实现，认为无产阶级可以绕开先锋队这个中介环节来掌握国家机器。

第四种模型是经济派的审慎“魅力”——也就是我们前文论述过的“走阻力最小的路”来满足“革命派”安全的激进姿态。

第五种模型是当代孟什维克的恐惧——他们认为太尖锐的词句、太绝对的原则不能“吸引群众”，认为先锋队实行军事一般的纪律太严肃苛刻了、是不必要的、或者说是有害的，因此在实践上要拥抱“温柔细腻”的人本主义，在理论上不能锋芒尖锐、不能直率鲜明、不能通俗易懂，而是要老成持重、要迷恋隐喻、要满嘴黑话。

第六种模型是尾巴主义的怯懦——他们取消掉先进部队和一般群众之间的必然差别、模糊先进性与落后性这条界线，认为“任何自称为革命立场的人就可称为党员”，不敢、不愿在道德品行、智识能力上严格要求队伍领先于一般群众，因此也就忘记了先进派应当把一般群众不断地往自觉性和先进性的方向上去提拔的经常责任。

这些就是我在后续的文章中会详细分析、挨个揭露的自发性的派别，剖析出这些学说的实质——机会主义的实质、伪善地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引向毁灭和又一次失败的实质。

我们不能忘记：从历史唯物主义中归纳总结出的“阶级史观”告诉我们——如果人民群众特别是其中的工人阶级始终是不觉悟的，不了解人类社会矛盾运动的科学规律、不掌握灵活机动的斗争手段、不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任务，那么群众就不能自己解放自己、我们的事业就会失败!

我们同时也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先进派始终不变的任务是提高自身水平以带动先进工人，而不是矮化工人为自己的低水平做辩护;能否清楚的识别当前阶段任务，明确自我定位和摒弃小组习气，是区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和宗派主义分子、机会主义分子的试金石。

这就是我做“燎原的前夜”这个专题系列的全部目的——为下一次燎原作准备。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