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到1919（第33章）：买办诞生，鸦片战争诞生了的买办对后世有什么影响

接上文 从1840到1919（第32章）：那几个人，参与鸦片战争的那几个人最后是什么结局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了。

这份条约里，有一个条款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这个条款就是“五口通商”。

条约第二条原文是这样写的：“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例，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简言之就是开放五个沿海口岸，英国人可以在这些地方自由居住、做生意，英国政府可以派驻领事，同时英商按章纳税。

这个条款在谈判时几乎没有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耆英和伊里布当时最担心的不是“开放五口”会带来什么长远影响，而是“割让香港”和“赔款数目”这两个要命的问题。

开放几个通商口岸?英国人既然坚持要，给就给了吧。沿海多开几个口子，总比割地赔款好接受，道光也是这个意思。他们不知道，这五个不起眼的通商口岸，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彻底改变中国。

《南京条约》一签，广州一口通商的时代结束了。五个口岸同时开放，英国人可以在任何一个口岸自由居住、租地、建仓库、设领事馆。

最先感受到冲击的，是广州的十三行商人。一夜之间，他们从拥有外贸特权的垄断者变成了普通的竞争者。

以前洋人只能跟他们做生意，现在洋人可以去上海、宁波、厦门、福州直接跟任何人做生意，谁还非要去广州找他们?

十三行的衰落并非一夜之间，它们失去了垄断特权后仍在勉力维持，直到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西关一场大火烧毁了十三行商馆区，这座延续近百年的商业帝国才在物理意义上彻底终结。

但大火只是加速了它的消亡，真正致命的一刀，早在1842年就已经捅下去了。

五口开放，最先火起来的是上海。

1843年11月，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巴富尔到任，随即宣布上海正式开埠。英国商人蜂拥而入，在外滩一带租地建屋。法国人、美国人接踵而至。短短几年时间，上海就从一个普通的江南县城变成了中国最繁忙的对外贸易港口。

为什么是上海?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

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背后是中国最富庶的江南腹地。从上海出发，沿长江上溯可以直达南京、武汉，通过京杭大运河可以连通华北，通过近海航线可以贯通南北。

中国的生丝、茶叶、瓷器从江南各地汇聚到上海，装船出海;英国的棉布、钟表、鸦片从上海卸货，辐射全国。

广州虽然开埠最早，但偏居岭南一隅，从广州运货到华北要绕一大圈。上海是长江流域的天然出海口，整个中国最富庶地区的物产都可以通过水路汇集到这里。

据当时的海关统计，开埠仅十年，上海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就超过了广州，跃居全国第一。到1860年代，上海的贸易额已经占到了全国的半壁江山。

上海的崛起，也意味着广州的相对衰落。洋人们纷纷把洋行的总部从广州迁到上海，在外滩上建起了气派的办公楼。广州的商馆区人去楼空，十三行的铺面门可罗雀。

五口通商的另一个深远影响，是催生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买办。

“买办”这个词在中文里最早指的是为明朝宫廷采购物资的办事人员，到了清朝，演变为在广东十三行里替外商跑腿的办事员。

但在《南京条约》之后，“买办”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他们不再是替官府或行商干活的人，而是直接受雇于外国洋行的中国经理人。

这个新阶层的诞生，源于一个非常现实的困境。

洋人在中国做生意，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关税，不是竞争，而是语言不通、人地两生。

一个英国商人带着满船货物抵达上海，他需要找一个中国人帮他报关、租仓库、联系买家、翻译文书、处理银两兑换。他不可能从伦敦派一个懂中文的人来，当时全英国会说中文的人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他只能从本地雇一个。

这个被雇的中国人，就是买办。

买办的工作内容极其庞杂：他要代表洋行跟中国商人谈判价格，要帮洋行采购茶叶和生丝，要负责进出口货物的报关手续，要管理洋行里的中国雇员，有时候还要帮洋老板处理跟地方官府的关系。他相当于一家洋行的CEO兼翻译兼公关总监兼人事经理。

洋人对买办的要求比较简单：忠诚、能干、懂外语。至于这个人的出身、家世、科举功名，一概不问。

这在当时的大清社会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事情。

大清的社会等级是士农工商，读书人考功名才是正道，商人排在末位。但在买办这个行当里，传统的等级秩序完全不适用了。一个人只要脑子活、胆子大、会说几句洋泾浜英语，不管你有没有功名，都能在洋行里混得风生水起。

洋泾浜英语，是上海开埠后诞生的一种奇特语言。它的语法是中文的，词汇是英语的，发音全凭感觉。比如“来叫‘康姆’(come)去叫‘谷’(go)”，“拿摩温”(number one，第一号人物)。

一个从未读过洋书的中国人，跟着洋人干几年，就能操着洋泾浜英语跟西洋商人讨价还价。这种语言在今天看来简直滑稽，但它就是那个时代，这是买办阶层进入洋行大门的敲门砖。

买办的收入不是靠工资，而是靠佣金。每做成一笔生意，买办从交易额里抽取一定比例的提成。

普通贸易的佣金通常在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之间，但不同行业差异极大。军火贸易的佣金可以高达百分之十到二十，鸦片和房地产交易中的佣金比例也远高于普通商品。

上海港每年的进出口贸易额动辄数百万两白银，一个大洋行的买办，光佣金一年就能拿上万两，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

当时清朝一品大员的年俸也不过一百八十两。除了佣金，买办还有各种灰色收入：虚报价格、收受回扣、利用汇率差价套利。

第一代买办大多来自广东和浙江。广东人在广州一口通商时代就积累了跟洋人打交道的经验，一口流利的“广东英语”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

五口开放后，洋人从广州北上，也把他们的广东买办带到了上海。浙江人则凭着宁波商帮的经商传统和长江流域的物产优势，在生丝和茶叶贸易中迅速崛起。这两帮人在上海滩上明争暗斗、各显神通，共同缔造了中国最早的买办群体。

大买办中，有几个人物值得一说。

广东买办的代表是唐廷枢，他早年在澳门的马礼逊学堂念书，这所学堂1842年11月才迁往香港，所以他的启蒙教育是在澳门完成的，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毕业后，唐廷枢进了英国怡和洋行当买办，很快就做到了总买办的位置。唐廷枢不是那种只满足于抽佣金的普通买办，他利用在洋行学到的现代商业知识，自己投资轮船、矿山、纺织厂。

后来他加入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成为这家中国第一家民族航运企业的总办。他买的那些英国轮船，后来成了招商局起家的核心资产。从买办到民族企业家，唐廷枢的这个转身堪称那个时代里最精彩的财富密码解锁。

他的搭档徐润，是同为广东香山人的老乡。与唐廷枢不同的是，徐润效力于另一家英国大洋行——宝顺洋行。

他在茶叶出口和房地产投资上赚得盆满钵满。据史料记载，到1884年，徐润在上海拥有地产三千多亩、洋房五十多所、房屋两千多间，是公认的“地产大王”。

当时有传闻说他手里的地产占到了全上海的十分之一，这个比例缺乏确切的档案支撑，但他在上海地产界的龙头地位毋庸置疑。后来他跟着唐廷枢一起加入了轮船招商局，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买办，大概是虞洽卿。他是宁波人，后来成为荷兰银行的买办，是上海滩上最有权势的商业巨头之一。

他与太古洋行的关系并非任职，而是竞争。1909年，虞洽卿创办宁绍轮船公司，与太古洋行在上海至宁波航线上展开了一场票价大战，最终迫使太古妥协。

他还深度介入上海的地方自治运动和社会公益事业，办过医院、学校、慈善机构，在上海华商中声望极高。

但虞洽卿自己也利用在洋行做买办的便利，在进出口贸易中大肆获利。1920年代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工人阶级喊出的口号之一就是“打倒买办阶级”。

虞洽卿这个人的一生，就是买办这个阶层矛盾的集中体现，他既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代理人，又是民族工业的推动者;既帮洋人赚中国人的钱，又帮中国人跟洋人争利益，这种撕裂在虞洽卿身上共存了几十年。

无论买办阶级以何种形式出现，其本质依然是唯利是图，一切表现都是为了利益。

买办阶层的崛起，对整个大清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他们颠覆了传统的社会等级秩序。在大清，有钱未必有地位，商人是排在士农工商最后一等的。

但买办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另一条上升通道的存在：不用考科举，不用巴结官府，只要跟着洋人好好干，照样能住洋房、坐马车、穿绸缎。

这种“财富至上”的价值观随着买办阶层的壮大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对传统“万般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形成了强烈冲击。

其次，买办成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中介。洋人通过买办了解中国的市场、法律和人情世故，中国人通过买办了解西方的商业规则、技术和管理方式。某种意义上说，买办就是那个时代唯一通晓中西商业规则的桥梁。

第三，买办积累的资本和经验，后来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推动力。唐廷枢和徐润加入轮船招商局是最典型的例子，洋务派官僚有政策支持和政府资源，买办有商业经验和资金积累，两股力量合流，撑起了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

第四，五口通商之后，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在上海开办了墨海书馆等出版机构，印刷西方科学书籍和中文报刊。

李鸿章在上海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大量接触了西方军事技术和管理知识。张之洞的洋务实践则主要在湖广总督任上完成，曾国藩接触西方技术则更多通过安庆内军械所等渠道。

上海作为通商口岸中的领头羊，无疑是最重要的西学东渐窗口，但并非所有洋务重臣都经由这扇窗口接触新知。

买办这个阶层也有它阴暗的一面，买办的利益是跟洋行捆绑在一起的，洋行赚钱，买办才能赚钱。而洋行在中国赚钱的方式，并不全是正当贸易。走私、逃税、倾销、垄断、高息放贷，这些手段在五口通商之后的中国随处可见。

更严重的是，买办在帮助洋行渗透中国市场的同时，也成了西方列强干预中国内政的工具。

洋行通过买办结交地方官员，获取商业特权，甚至干预司法。在通商口岸的租界里，外国的法律比大清的法律更有权威。买办虽然在洋人和中国人的夹缝中长袖善舞，但最终服务于洋行利益的本质决定了他们必然被打上“帝国主义帮凶”的烙印。

有些买办富起来之后，开始做两件事：一是捐官，二是投资民族工业。

捐官是为了社会地位，我虽然出身低微，但我花钱买了个顶戴，也算是吃皇粮的人了。

投资民族工业则更意味深长，他们用从洋人那里赚到的第一桶金，反过来试图摆脱对洋人的依赖。这大概就是那个时代最深刻的矛盾：买办既是洋人剥削中国的工具，又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最早火种。

五口通商，表面上看是外国人得到了五个通商口岸，深层里看，是撬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的一根杠杆。它打破了清廷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商业阶层，改变了沿海社会的经济形态，把中国从半封闭推向了全开放，虽然是枪炮逼迫下的开放。

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残酷?

鸦片战争的炮声，震碎了天朝上国的幻梦;五口通商的条约，打开了古老帝国的沿海门户;而买办阶层的崛起，则在帝国躯体的裂缝中注入了新的商业基因。这些基因后来演化为上海外滩的万国建筑群、洋务运动的机器轰鸣，演化为民族资本的血泪与光荣，也演化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漫长、最痛苦的一场现代化阵痛。

鸦片战争加速了帝国的灭亡，也带来了民族的灾难，也奴化了一些人，其影响远不止后续一百年，甚至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