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人并非天生的，关于叛徒的故事

1947年，临潼，算命先生。(美)考夫曼 摄

1956年9月的一天早上，上海岳州路525弄17支弄20号，徐州籍小商人虞金山的家里，餐桌上摆着白米粥、小咸菜和大饼油条，还有刚买的报纸。一边吃，一边看报纸，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

目光所及，老虞看到一则新闻，其中提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的名字，突然情绪失控，饭也不吃了，报纸也不看了，躲在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

事后，妻子虞孙氏问是怎么回事?他只说是感冒了。

日寇沦陷时的道口镇

1957年1月3日，河南滑县道口监狱，“虞金山”已经变回了吴蓝田，面对安阳专署公安处和滑县公安局的联合审问，交代完所有罪行后，他又讲了这件事，接着说：

“我决心要往北京去找王从吾去，见到了王从吾同志，我要跪在他面前痛痛快快的告诉他一切!我情愿死在他面前，我觉得我只有这一条路好走了，我悄悄的跑到火车站，看看去北京的火车票价，我每天顶多只能赚五六角钱，我完全买不起那张火车票，我发恨心要找王同志(我们的户籍警姓王)，可是我又怕，只要我说出了我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就立刻被绳绑着抓去了，我还能够去见王从吾，我越想越怕了，我没有那股勇气，任命由天吧，过一天少一天吧，我又蒙混下去了。这样又过了好几个月，可是人民的法网是疏而不漏的，任何一个罪犯也逃不了人民的巨掌，我终于被捕了。”

民国时期的彰德(安阳)车站

吴蓝田是谁，他为什么想见王从吾，王从吾又是谁呢?

1931年春，一群北平(今北京)入党的滑县籍党员回到老家，建立了滑县党组织，工作关系隶属于中共濮阳中心县委。县委书记王从吾经常到滑县指导工作，工作中跟瓦岗小学支部书记吴蓝田，处得很熟。王从吾、吴蓝田都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共同语言不少，王从吾还是吴蓝田二次入党的介绍人之一。当时我们的党，多数同志都是小知识分子，小学教员所占比例极高。

那时的吴蓝田，工作非常积极，工作能力也很强，对敌斗争亦坚决。所以很快就在斗争中涌现出来，抗战爆发前后，已担任滑县县委书记、冀南三地委组织部长、豫北地委组织部长等要职。

民国时期的彰德(安阳)车站

按道理说，这样一位地方人脉关系广泛，学历又高，工作能力又强，地下斗争经验丰富的干部，如果不牺牲，建国后省部级干部是必然的，可吴蓝田却栽在了生活腐化、男女关系上，沦为可耻的叛徒汉奸。

1939年，时任豫北特委组织部长的吴蓝田，刚被组织上批准与地下党员陈晓乐同志结婚。就在驻地清丰县梁村，与妇救会一位叫陈友菊的女干部搞在一起，这是非常错误的表现，而且在同志和群众中，影响极坏。组织上再三教育，希望吴蓝田与陈友菊脱离关系。对此，吴蓝田不但跟党组织玩两面派，而且为了生活得更“体面”，贪污公款，把政府的缉私收入搞成他个人的小金库。根据以上情况，党组织给予两人留党察看处分，撤销他们的党内职务，还分别安置两地，以免再生纠缠。

结果，吴蓝田、陈友菊却继续勾搭，弃党逃跑。

民国时期的彰德(安阳)街景

即便如此，组织和同志，还是尽力挽救他们。王从吾同志苦口婆心，表态只要你们回来，真心悔过，脱离关系，就既往不咎，如果真不愿意脱离关系也可以，吴蓝田跟陈晓乐办离婚，你们改名换姓，调到别的地区工作，只要踏实工作，好好过日子，就行!

但吴蓝田已经铁了心，要跟党分手，投降日本人，来报复党，报复昔日的同志。不久，吴蓝田到新乡，向日本侵略军三十五师团部，被任命为豫北反供特务工作团团长。从此成为铁杆汉奸，丧心病狂，向党员干部和抗日家属进行报复。多次配合日伪疯狂扫荡抗日根据地，采取惨绝人寰的杀人手段，诸如砍头、活埋、铡腰，活剥，开膛扒心、大卸八块、坐炸弹、点天灯、钉木桩，电击、狗咬等，手里血债，足有小两千人。

民国时期的彰德(安阳)街景

日本投降后，吴蓝田搜罗了四处逃散的汉奸70余人，又投靠了国民党豫北“剿匪”指挥官王三祝，被委任滑(县)浚(县)联防指挥官，继续为非作歹。吴蓝田为王三祝出谋划策，制定出《灭供条例》十条。其条例规定，凡犯十条之一者，即杀不赦：

“一、中共区、村以上负责人;二、村农会主任;三、模范班(即带武装的民兵)队长和亲属成员;四、妇女主任;五、儿童团长;六、共产党员;七、通共产党、八路军者;八，隐藏八路军、共产党不报者;九、给共产党、八路军送粮、送款、送信者;十、带头和积极分富户钱、粮、物和土地者。”

当然，这不过是螳臂当车。内外反动派，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扶植的蒋介石，谁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谁就难以逃脱覆灭的命运，早晚而已!

民国时期的彰德(安阳)街景

解放前夕，王三祝被镇压了，吴蓝田侥幸逃脱，跑到上海躲了七八年，最终仍然难逃正义的审判。

顺便说，吴蓝田这个叛徒，不但叛变了革命，叛变革命不久，他也叛变了陈友菊，又娶了老婆不说，还娶了小老婆。

所以，王蓝田叛变的教训是深刻的。正如红岩烈士“狱中八条”里提到的，“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所以说，生活作风问题看起来似乎只是个人的问题，但其往往预示着一个人品行的堕落，小的地方出了问题，如不能及时排查，及时堵漏，之后自然会一连串大的地方跟着出问题，到那时候就不是小问题，而成了大问题了。

民国时期的应县木塔

无独有偶，山西应县三区有个叫郑福祥的叛徒，也栽在这个问题上。

抗战末期，抗日民兵郑福祥对敌斗争坚决，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积极，进步很快，不但入了党，又被从村干部提拔为区干部。经常背着一把土造步枪，冒着日伪的追杀，来往敌占区和游击区，做抗日工作。

组织和群众，对郑福祥非常信任，可他却忘乎所以，在生活作风上慢慢不检点起来，跟有些村里的青年妇女，不清不楚。其中在杨街，有个有妇之夫，跟郑福祥勾搭，俩人很不像话。这个妇女的婆婆知道后，就到区里告状。郑福祥知道后，一天晚上借口“抓汉奸”，把老人家拉出村子，在野地里杀害了。

这还得了?对这样的害群之马，组织上岂能宽纵?

民国时期的应县县城

自知罪孽深重，郑福祥携枪叛变，此时已经是解放战争时期，这个曾经的土改积极分子，摇身一变加入了土豪劣绅的“复仇队(还乡团)”，专门跟乡亲们作对。当地人头熟，不少农会干部、土改积极分子，甚至是儿童团长，都遭了郑福祥的毒手。

一来二去，在反动派那里，靠着屠杀我们，这小子如日中天，尾巴又翘起来了。

杨街那个女人的丈夫，这时候也参加了“复仇队”，不过是另外一帮。两帮本就不睦，为了划分势力范围，经常大打出手，人脑袋能打出狗脑袋。

“复仇队”的大本营在应县县城内，那个女人也跟着丈夫进了城。偶然一次机会，俩人又碰到了，再续前缘。人家的丈夫当然不答应了，夺妻杀母，不共戴天。于是不断告状，背后势力也参与进来，最终国民党的县政府，终于主持公道，以破坏他人家庭和“八路探子”的罪名，把郑福祥下了监狱，最后判决死刑。

还乡团，1947年，(美)考夫曼 摄

执行那天，那个女人的丈夫，带着自己的一帮“兄弟”，把郑福祥拖出来，硬是乱刀活剐了。等于敌人狗咬狗，替我们处决了叛徒。果然，当叛徒没有好下场!

一旦当了叛徒，心里的底线被突破了，最大的恶，自然就释放出来了。

“重庆讯：江北县政府处决女共犯一名，赤水人，名黄华青。该犯沿途高呼反动口号，进行煽动演说，监刑者以刺刀刺伤其腿部数处，并以咬牙棒钳封其口，血流如泻，该犯仍喃喃骂不绝口，击毙始已。”

这是1935年成都《新新新闻》某期上的报道，黄华青(化名，原名黄兴元)烈士，俨然就是又一个“刘胡兰”。出卖她的叛徒叫周芳耀，时任中共赤(水)合(江)特委书记，既是黄华青的领导，又是她的未婚夫。

不明身份的被羁押者。

未婚夫出卖未婚妻，何况又是革命同志，这个周仲华怎么这么坏呢?

周芳耀，也算老资格了，1929年入团转党，也曾工作积极，深得领导信任，担任过党的县委和特委书记。1934年10月，四川省委派周芳耀和黄华青到川黔边，重建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指挥暴动，以配合红军长征。

走到江北(今属重庆)，周芳耀遇到个老熟人姓向，原先是党内同志，后来叛变投敌，当上了县“清共”委员，不但手握生杀大权，而且贪污的机会很多，说谁是“供党”谁就是，不砍脑壳，也得掉层皮，所以各种“进项”拿到手软。对此，周芳耀羡慕不已。

莱芜战役前的“国军”

当时的革命形势，熟悉革命史的朋友都知道，周芳耀看不到任何希望，一边是朝不保夕，随时砍脑壳，一边是荣华富贵，他心动了。一咬牙，先出卖了黄华青，接着出卖了当地地下党组织。周芳耀还幻想黄华青也跟他叛变，后者是省团委秘书，派来合江担任团特委书记，如果肯“合作”，就能把整个四川的地下党组织一锅端，献给敌人，请功受赏。

靠着同志们的鲜血，周芳耀染红了顶子，担任国民党合江县“清共”委员，不但大肆屠杀革命者和革命群众，还敲诈勒索当地富户，狠狠发了笔大财。

红军走后，周芳耀失去了利用价值，不义之财也因为鸦片成瘾，很快耗完了。好在他是学法律的，有四川法政的毕业证，官面上还有几个“朋友”，遂转型成了“讼棍”。又勾结袍哥盗匪，给当地的土豪劣绅当枪使，能走“法律程序”的，不能走“法律程序”的，只要老爷们划条道，周芳耀都能办得漂漂亮亮、明明白白，不让老爷们不“体面”。不体面的自然都是穷生奸计的“恶人”，你懂的。

临潼，一位“体面”的老爷。

解放前后，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周芳耀冒充“老党员”，他的哥哥周芳汉也是叛徒，也跟着他冒充，到处做“革命宣传”，后者甚至在解放初，混上了赤水县公安局刑侦员。俩人觉得还能吃“法律饭”，哪朝哪代，当官的会捞钱?周芳耀跟着周芳汉，索性寄居到公安局，以“人民的司法工作者”自居，俩人互为表里，贪污作弊，包揽诉讼之余，还贩运烟火，勾结土匪，暗通情报。更要命的是，周氏兄弟又参加了我党组织!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人民政府到底是人民的，合江老党员赵仰之同志是当年的幸存者，在他的检举揭发下，周芳耀最终被绳之以法，1950年12月被人民政府镇压。

年轻的时候看党史，非常不理解，为啥总一遍遍肃反呢?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是不是单纯内耗为整人?是不是有个天大的阴mao?

临潼，夜关城门。

后来读的革命史料多了，特别是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的回忆录看得多了，才明白：

你不肃反，叛徒就可能洗白重新上岸，甚至继续往上走，万一再有风吹草动，他们再叛变怎么办?这还没算，他们会不会在我们内部搞里应外合，搞破坏的可能性。

这可不是杞人忧天，是被迫害狂妄想症。

很早之前，我讲过“八·一九”惨案，1931年8月19日，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21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反动军阀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集体杀害。

济南八一九惨案廿一烈士的部分照片

这些宁死不屈、英勇牺牲的烈士是：

原山东省委常委赵一航、省委常委兼省委职委书记王公博、省委委员兼青岛市委宣传部长徐子兴、省委文书主任兼交通魏南洲、省委委员、印刷处主任陈道威、中央交通姜发、全总巡视员黄季仲、中共烟台市委负责人许端云、青岛沧口区委书记王清泰、青岛市委委员段景钦及各地党组织负责人邢汝海、周恩庆、任长山、王璋、蓝文德、李得功、陈永和、朱长初、李平章、吴兆乐等21位男女同志。

出卖他们的叛徒是谁?

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谜，直到改开后，翻译英帝国主义的海关资料，才发现了叛徒的审讯材料。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此人解放后在外经贸部做到司局级干部，善终了！！！

淮海战役胜利前夕，国民党方面醉生梦死的公务人员。

无独有偶，隶属于顺直省委的山西特委地下党员高克亭同志，也曾在解放后，发现了一个“老熟人”，此人在1931年担任山西特委、军委代理书记期间，曾经出卖了大批同志，造成山西特委的直接、再次被敌人摧毁。解放后，高克亭到北京开会，发现这个叛徒摇身一变，成了“老同志”，改名换姓，此时正担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副主任!

你说体制内，而且是高层，要是深藏了不少这样的“两面人”，吓人不吓人?

说到这里，想起小时候，我祖父爱说的一个词“一勺烩”。作为1935年入党的老同志，他在入党第二年，就由于县委主要领导叛变，被敌人抓住，要不是随后中国历史的“年表”，突然“咔哒”巨响一下，随后快速演进到了抗战，我们老家又不是“老法”(法就是法西斯，指蒋党嫡系分子，主要指CC系特务，所以又叫“老C”)控制的核心地区，才能有我，这样絮絮叨叨，不断给大家讲这些毫无经济价值，又鲜少人关注的革命故事，否则，你懂的。

临潼，小学童。

我祖父管他被叛徒出卖后遭到抓捕的经历，就叫做“一勺烩”。

所以，让我们再次重温红岩先烈的《狱中八条》吧?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最后，照例我还是用教员同志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结尾，与大家共勉。特别是与青年朋友们共勉。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红岩魂广场的“狱中八条”碑

1939年5月30日，教员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做了题为《永久奋斗》的讲话：

“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其他的当然也要有，如刚才冯文彬同志讲过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群育等等，但据我看来，‘永久奋斗’才是最主要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五年，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到六十年，七十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那两个人究竟孰好孰坏，我们不论，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是非。我们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这一条上做模范。其他方面要做模范的是非常多的，例如，在政治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光有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够的，过了三年五年，就把它丢了，那还不是枉然?所以，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这样的青德。我们对道德是这样的看法。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

抗战期间，教员同志为抗大学员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