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构建“双循环”？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早有伏笔

2020年，一个新的经济学提法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后几年，“双循环”“扩大内需”“强大国内市场”成了经济新闻里的高频词。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不少人心里有个疑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靠着出口加工、融入全球市场，经济实现了快速腾飞，为什么现在要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不是意味着要关起门来搞建设?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回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三篇，马克思用了大量篇幅研究一个看似抽象、实则关系全局的问题：整个社会的生产，是怎样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的?这就是著名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

前面几篇我们讲的，大多是单个资本的运动：一个企业怎样买进生产要素、组织生产、卖出产品、收回货款。可是一个社会里有成千上万个企业，它们的产品彼此交错，互为条件。钢铁厂的钢材卖给机械厂，机械厂的机器卖给纺织厂，纺织厂的布匹卖给千家万户，千家万户的工资又来自钢铁厂、机械厂和纺织厂。马克思要研究的，就是这千千万万个资本的运动交织在一起之后，整个社会的生产怎样才能顺利地重复进行下去。

为了把问题说清楚，马克思首先把社会的全部生产划分为两大类。他说：“社会的总产品，从而社会的总生产，分成两大部类。”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资料，比如钢铁、水泥、机器、能源;第二部类生产消费资料，比如粮食、衣服、家电、日用品。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就是这两大部类之间、以及每个部类内部的产品交换和价值实现过程。

马克思发现，社会再生产要顺利进行，有一个关键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一年下来，社会生产出了大量的产品，这些产品必须全部卖出去，变成货币，各个企业才能收回成本、获得利润，开始新一年的生产。而且，这种实现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是物的问题。马克思写道：“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

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企业把产品卖了，拿回了钱，这只是价值上的补偿;它还必须能用这些钱在市场上买到它需要的具体东西，比如特定的原材料、特定的设备，这是物质上的补偿。钢铁厂需要的是铁矿石和焦炭，而不是一万件衬衫;工人需要的是粮食和衣服，而不是一吨钢材。所以，社会生产不仅要在总量上平衡，还要在结构上相互匹配。两大部类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必须相互衔接，否则就会出现有的东西过剩、有的东西短缺的局面。

在这里，消费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了。第一部类的产品，最终要被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第二部类的产品，最终要进入千家万户的消费。归根到底，整个社会生产的链条，终点都指向人们的消费。如果大多数人的收入有限、消费能力不足，第二部类的产品就卖不出去，第二部类就不会购买那么多生产资料，第一部类也会随之陷入困境。马克思在第三卷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那么，国内消费不足，能不能靠对外贸易来解决?把卖不出去的东西卖到国外去，不就行了吗?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在分析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时，有意把对外贸易撇在一边。他说：“在分析年再生产的产品价值时，把对外贸易引进来，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这不是说对外贸易不重要，而是说，对外贸易只是把问题转移到更大的范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再生产的内在矛盾。一个国家如果长期依靠外部市场来消化自己的产能，那么一旦外部需求萎缩，国内的生产链条就会受到冲击。

这正是理解“双循环”的钥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形成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这为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单纯依靠外部市场的模式就暴露出它的脆弱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外需骤然萎缩，沿海大量外向型企业订单锐减，许多工人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这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动辄加征关税、搞“脱钩断链”，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把发展的立足点更多地放在国内，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我国有十四亿多人口，有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就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如果能让国内的生产和消费更好地衔接起来，让两大部类在国内形成良性循环，我们就能在外部风浪中站得更稳。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要在国内更好地解决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吸引全球的资源要素，越能在国际竞争中形成新的优势;而高水平对外开放，又能为国内循环引入更多的技术、资金和市场。这几年，我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多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就是在用开放促进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核心是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从需求侧看，就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让老百姓敢消费、能消费，这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消费在再生产中的终点作用。近年来，国家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出育儿补贴等措施，都着眼于提升消费能力。从供给侧看，就是要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让国内生产出的产品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升级的需求，避免出现有效供给不足和低端产能过剩并存的局面。从流通看，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降低物流成本，让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无阻。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还告诉我们，两大部类必须保持合理的比例。如果生产资料的生产盲目扩张，远远超过了消费资料生产的需要，就会出现生产资料的过剩;反过来，如果消费资料的生产跟不上，人们的需要就得不到满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比例关系只能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甚至通过周期性的危机来强制恢复。而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通过宏观调控引导产业结构优化，主动维护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协调。

回头再看，马克思一百多年前构建的再生产图式，揭示的是一个国家经济循环的基本规律：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必须环环相扣，各部门之间必须比例协调，而消费是整个循环的最终目的和动力。我们今天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规律的自觉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