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形式论再考——以价值形式的过渡过程为中心

作者：海大汎(DaebeomHae)

引言

围绕《资本论》第1卷第1篇中的价值形式论与交换过程论，学界已有若干理论整合的尝试;就宇野弘藏而言，这种整合是把《资本论》交换过程论中商品所有者的私人欲望铸入价值形式论的逻辑结构。也就是说，个别商品所有者在展开私人交换时不得不面对的困难，经由其自身行动而被逐一打开，价值形式随之展开，最终析出货币，其必然性由此得到证成。宇野的这一立论尤其被山口重克等人批判地继承，并尝试在逻辑上进一步纯化。可以说，这一工作把价值形式论中所谓的行动论进路加以定式化了。

然而，尽管价值形式论经历了这样的重组与纯化，看来仍有不明晰之处残留下来。尤其是价值形式的过渡过程，是否尚未脱离以往的路径?直截了当地说，其根本原因在于交换机制与过渡机制的混杂。因为商品所有者的私人欲望即便能够成为交换的机制，也未必能成为过渡的积极机制。如后文所考察的，过渡的关键并不在于始终拘泥于对直接消费对象的私人欲望这一理路，而是发端于私人交换的僵局，并且唯有在私人欲望的无限肯定穷尽之处才能得到论证。基于这一问题关切所作的重新审视，将成为重新把握价值形式论中价格=货币形式的端绪。

本稿第1节比较检讨从第1形式到第2形式的过渡中以往的推理，辨明其限度，并在此基础上依照商品所有者的行为与意识重新把握价值形式的过渡过程。第2节与第3节聚焦于第2形式与第3形式之间的断裂，阐明一般等价物的生成原理;其中第2节比较检讨从第2形式到第3形式的过渡中以往的推理，辨明个别商品所有者所遭遇的困难情状。第3节则批判地检讨宇野理论及其继承者的诸说，讨论历来被视为价值形式论难题的向第3形式的过渡。最后，在上述检讨的基础上，提出价值形式论关于信用货币生成的一些论点。

1 从第1形式到第2形式的过渡矛盾

1.1 过渡的缺席

本项从比较检讨马克思的推理与宇野的推理入手，考察价值形式论中从第1形式到第2形式的过渡过程。

(A)“个别的价值形式会自行过渡到更完全的形式。通过个别的价值形式，商品A的价值只表现在另一种商品上。然而，这第二种商品究竟属于何种种类，是上衣、铁还是小麦等等，则完全无关紧要。也就是说，商品A与何种商品种类发生价值关系，同一商品的各种简单的价值表现便随之产生。商品A可能的价值表现的数目，仅仅受不同于商品A的商品种类的数目的限制。因此，商品A的个别价值表现，就转化为商品A的各种简单的价值表现的可无限延伸的序列。”

(B)“各个商品所有者当然不会仅仅用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现自己商品的价值。他会用自己所欲望的其他商品的各种使用价值量来表现。商品所有者要求的是同各种商品的自由交换。例如，麻布商品的所有者，除了用‘20码麻布值1件上衣’这一表现之外，还会用‘2码麻布值半磅茶’，或者‘40码麻布值2夸特小麦’等等表现来表现其价值。用自己所欲望的各种商品的各种量来表现麻布的价值，不言而喻是出于麻布商品所有者的主观评价，但它把先前用上衣作出的价值表现的那一单一的社会关系进一步展开了。”

首先，按照马克思的推理(A)，在“个别的价值形式”向“更完全的形式”的“过渡”中，虽说会对“商品A可能的价值表现的数目”施加“限制”，但这一限制本身被规定为取决于“同何种商品种类发生价值关系”。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同一商品的各种简单的价值表现”所涉及的“商品种类”，则不问其“究竟属于何种种类”。

接着，正如马克思“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只是由简单的相对价值表现，即第一形式的一系列等式的总和构成”这一断言所示，他以把“第一形式”的“总和”径直视为“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的“总计”论方式，规定了两种“形式”。由此可见，在推理(A)中，“价值关系”内部“商品种类”之间的无差别性，被当作使“个别的价值表现”得以“无限延伸”的根据;并且在此基础上，以机械地罗列“各种简单的价值表现”的方式，为向“更完全的形式”的“过渡”提供了支撑。

然而，在向“更完全的形式”的“过渡”中，使“个别的价值表现”得以“无限延伸”的动力似乎并不那么明晰。这是因为，第一，“个别的价值形式”在“进入价值关系”之前，“可能的价值表现的数目”事实上就已经被决定了;第二，如果“商品A”只是带着极为有限的“价值表现”去“进入价值关系”，那么也未必能够单方面地“无限延伸”。由此可见，推理(A)与其说论证了“形式”与“形式”之间的“过渡”，不如说把两种“形式”在逻辑上关联起来;在此，前一段的“形式”被规定为配置于后一段“形式”内部的一个构成要素，而后一段的“形式”则被规定为相互之间无从分辨的诸个体的总和。

另一方面，推理(B)则认为，“各个商品所有者”并不停留在“单一的社会关系”之内，而是“用他所欲望的其他商品的各种使用价值量”来表明交换意思。总之，在这里，“社会关系”通过“各个商品所有者”的“价值表现”而被扩展，展现出与把“价值关系”当作既定前提的推理(A)不同的展开。也就是说，“麻布商品的所有者”不仅欲望“上衣”，还欲望“茶”“小麦”等等多种多样的使用价值;可以说，这一过渡是通过欲望的扩大而得到把握的。

进而言之，谋求私人欲望量的扩大的推理(B)方式，看来带有与推理(A)的“总计”论方式相类似的性质。当然，推理(B)的“进一步展开”与推理(A)的“可无限延伸的系列”绝非同一回事。前者的“价值表现”只是在个别欲望的范围内“进一步展开”而已。然而，只要把过渡的环节寄托于“不能甘心于同1件上衣相交换”的“麻布商品所有者”，这种过渡方式就会在展开上暴露出矛盾。因为，在“进一步展开社会关系”时，个别商品所有者是暗自把“各种商品”当作既定前提来这样做的。否则，“麻布商品的所有者”就不可能推进超出甘受“1件上衣”的展开。详见后文，在这种情况下，“1件上衣”并不是由等待着进一步“展开”的“单一的社会关系”所托起的，而是被把握为行为主体以“各种商品”为暗自预设的私人欲望所打捞上来的最初之物。

以上就比较了关于向第2形式过渡的推理(A)与推理(B)。两论所明示的是：无论像推理(A)那样无差别地扩展“简单的价值表现”，还是像推理(B)那样在量上扩大“各个商品所有者”的私人欲望，商品所有者展开价值表现的动力都依然不明晰。

1.2 价值表现的重新审视

本项在留意以往推理之难点的同时，聚焦于麻布所有者的行为与意识，检讨私人交换的展开过程。

麻布所有者首先作出“20码麻布=1件上衣”这样的交换意思表示;一旦得到上衣所有者的允诺，他便让渡手中麻布的20码，取得他人的所有物(上衣)。个别商品正是通过这样的交换请求来表现自身的价值。在此，将如此成立的所有者之间的私人交换契约称为商品交换，并将此时取得与让渡所指向之物称为商品。

现在，假定麻布所有者按上衣、茶、小麦、金……的顺序寻求交换。这一商品序列可以看作某种交换品目清单：从眼下迫切需要之上位品目，到暂时可以阙如的下位品目，依次排列。这份清单如实反映了麻布所有者私人欲望的优先顺序。于是，假定麻布所有者首先达成了同上衣的交换，那么在优先顺序未经调整或变更的情况下，接下来他便会用剩余麻布中的若干，去寻求同第2顺位品目的交换。

然而，麻布所有者最初的价值表现也可能无果而终。冈部(Okabe)在价值表现的展开过程中，把交换失败这一否定环节作为过渡的环节引入。“现在，某个商品持有者持有财物A时，他首先必须采取的行为，是向其他经济主体作出意思表示：‘我提供自己持有的r量财物A，希望以此交换t量财物B。’当这一意思表示未能实现时，他首先会试图通过增加所提供的财物A的量来打破局面;如果仍然无法实现，他便会作出旨在满足其他欲望之一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我提供自己持有的r量财物A，希望以此交换t量财物B。否则，希望以u量财物A交换p量财物C，或以v量财物A交换q量财物D，或以w量财物A交换s量财物E……。’”

在这里，第一，新的关系设定并非来自推理(B)那种私人欲望的量的扩大，而是经由与“意思表示”相伴的价值实现失败而形成的;第二，在推理(B)中，宇野一面在量上扩大对“1件上衣”“半磅茶”及“2夸特小麦”的私人欲望，一面以 and 的关系把诸等价形式联结起来，与此相对，在冈部的推理中，并不存在必定是“t量财物B”的理由;他在设想“意思表示未能实现之时”的同时，明白呈现出“p量财物C”“q量财物D”或“s量财物E(……)”“其中任一即可”这样的 or 关系。

然而，这一学说对于被置于等价形式的各种各样的“财物”，未必充分激活了交换失败这一否定环节。因为，当“某个商品持有者”与“t量财物B”的交换失败时，接下来重新作出“希望以u量财物A交换p量财物C”这一“意思表示”的必然性并不一定明晰;事实上，从“q量财物D”开始，或从“s量财物E”开始都无妨，结果不过是把各种“财物”作为同格之物并列起来而已。在最初的“意思表示未能实现之时”，作为下一个交换对象被选定的东西，其满足欲望的指向性虽弱于最初的“财物”，却必须强于其他“财物”;但在这里，朝向各种“财物”的私人欲望之间的质性差异并没有被凸显出来。

按照先前的例子，麻布所有者在与上衣的交换失败时，不是转向金，也不是转向小麦，而是展开与茶的交换;也就是说，他断然实行从最优方案(第1顺位)向次优方案(第2顺位)的旋回。于是，作为次优方案的茶品目，起初不过是观念上的潜在选项，却以交换失败为契机，被采纳为鲜明的行为策略。可以说，采取次优方案的策略，与个别商品所有者扩大自身欲望、把诸欲望对象排列到右端(等价形式)的过渡方式并不相容。因为，交换失败这一否定环节，以及朝向交换品目的私人欲望的质性差异，都被淹没在私人欲望的量的扩大之中。

当然，麻布所有者也可能死死抓住同上衣的交换不放。据小幡(Obata)所说：“只要麻布所有者固执于这种单方面寻求交换的直接形式，那么除非上衣所有者一方恰好在同时也想要麻布所有者手中的麻布，否则双方之间就没有开始交涉的余地。在此情形下，要想抓住同上衣所有者交涉的机会，对麻布所有者来说，就只好抢先取得对方当时想要的那种商品。如果上衣所有者中的某人正以‘1件上衣=10磅茶’的形式寻求交换，那么对这里的麻布所有者来说，10磅茶也就会被纳入新的交换对象。”

在这里，作为“麻布所有者”的行为策略，“间接交换”被采纳了。确实，如果“麻布所有者单方面地寻求交换”，那么获得“1件上衣”的机会只是“偶然”被给予而已。有时，向这种策略的旋回会成为获得“1件上衣”的捷径，同时也“会被纳入新的交换对象”。但在这种情况下，“麻布所有者”价值表现的右端，就呈现为在作为直接消费对象的“1件上衣”之上，众多诸如“10磅茶”之类的交换媒介层层布阵的形态。这种把“1件上衣”以外的全部商品都媒介化的做法，可以看作把朝向“上衣”以外商品的私人欲望，埋没于对“上衣”的占有冲动之中。

当然，在向第2形式的过渡中之所以采用间接交换，是为了批判以往那种仅止于“支撑简单价值形式的直接欲求被单纯削弱并在相对意义上扩大”的方式;而当时被视为过渡缺陷的，正是朝向“1件上衣”的“欲求”之稀释。不过，严格说来，通过间接交换使交换品目“特定化”，理应称为“1件上衣”的绝对化，也就是“必须是1件上衣”这一绝对性的价值表现。因为只要始终进行间接交换，在朝向“1件上衣”的“欲求”得到满足之前，就只能把朝向其他品目的“欲求”暂且视为不存在。朝向其他品目的“欲求”从一开始就被舍象，也正是起因于这种绝对性。

然而，很难说朝向“1件上衣”的“欲求”能够恒常地抑制对其他品目的“欲求”。因为“欲求”本身就以相对性为本然之性。也就是说，想要“1件上衣”，不过是“对‘1件上衣’以外的其他东西(相对而言)并不想要”这一意思表示的另一种说法。既然如此，那就必须把它理解为“首先最想要1件上衣”之意。这种相对性的价值表现，可以说在“麻布所有者”未能取得“1件上衣”时，赋予他暂且保留该“欲求”、转向其他品目的潜在可能性。

最后应当留意的是，间接交换本身不过是在交换品目清单这一等级化的优先顺序框架中能够采取的1种行为策略。也就是说，商品所有者沿着交换品目清单的优先顺序寻求交换，在遭遇困难时便站到选择的路口：是采取次优方案，还是进行间接交换;他会酌情选择其中一种行为。究竟采取哪一种，仍然只能取决于私人偶然性。这些策略是作为应对价值实现之不确定性的一环而采取的;而交换失败这一否定环节，则驱使个别商品所有者去追求策略上的进一步多样化。由此，在反复采纳和旋回特定策略的过程中，商品内在的价值便逐渐以多种多样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来。

由以上检讨可知：麻布所有者作为商品社会中的1个行为主体，在以多种多样商品为既定前提的恣意性交换品目清单的优先顺序之下，为了同眼下迫切需要之上位品目(上衣)进行交换，一边斟酌手中麻布可让渡的物的数量，一边展开“20码麻布=1件上衣”这样的价值表现，同时也多角度地追求使价值实现成为可能的行为策略。不过，价值表现本身既然是由个别商品所有者的恣意判断作出的，那么其中就没有余地容纳以抽象共同物进行先验等值、在完全信息下相互交涉之类的前提。再者，从等价物选定的恣意性与交换成立的不确定性来看，从起点到终点的一切都是私人偶然的事件。因此，各个商品所有者只能参照个别的、片断的私人经验，去谋求价值表现的展开。

2 从第2形式到第3形式的过渡难点

2.1 过渡的限度

(C)“如果某人把他的麻布同其他许多商品交换，从而用一系列其他商品来表现麻布的价值，那么其他许多商品持有者也必然要用麻布交换他们的商品，从而他们也必然用同一个第三种商品，即用麻布来表现他们各种商品的价值。——于是，如果把20埃尔麻布=1件上衣，或=10磅茶，或=等等这一序列倒过来，即把事实上已经包含在这一序列中的逆关系表达出来，就会得到如下形式。”

(D)“商品的所有者，本来无论自己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否为处于等价形式的商品所有者所欲求，都试图把自己商品的价值作为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来实现。而且他自己并不能实现这一点。对方的商品所有者同样也只是针对自己所欲望的使用价值才愿意让渡自己的商品，因此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对立，随着商品范围的扩大而必然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另一方面，这一点也打开了解决这一困难的途径。也就是说，在一切商品的扩大的价值形式中，总是处于其等价形式上的商品的出现，就是这样的途径。”

首先，推理(C)从以推理(A)的“总计”论过渡方式所得到的扩大的价值形式中，导出了“逆关系”。也就是说，它以“许多商品持有者”反复进行的“交换”为基础，提出了把“麻布”当作“第三种商品”的“形式”。然而，这样的提出方式看来存在逻辑跳跃。因为，即便“用一系列其他商品来表现麻布的价值”，也并不必然导致“其他许多商品持有者也必须用麻布交换他们的商品”。也就是说，作为相对价值形式的“麻布”无论多么频繁地出现在商品交换的场合，它本身终究只是作为相对价值形式，而绝不是作为等价形式。

既然如此，作为相对价值形式的“麻布”的频现现象，就只具有供给方异常信号的意义，并不足以使特定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生成出来。由此可见，推理(C)并未说明“麻布”在何种情形下“必然”成为等价形式，而是以翻掌之间即可得到的“逆关系”这种颠倒论方式，把过渡问题草草了结。归根结底，这里与推理(A)一样，只是从第2形式的重复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向第3形式的过渡，考察并未触及双方的质的断裂。

另一方面，推理(D)由于把焦点放在商品交换中“商品所有者”的行为上，因而没有像推理(C)那样机械地导出“逆关系”。这里的过渡方式着眼于由“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对立”构成的“困难”，并以“在一切商品的扩大的价值形式中总是处于其等价形式上的商品的出现”来“打开解决这一困难的途径”。不过，这种“困难”本身产生于商品交换的私人偶然性，在这里采取了在量上被扩大的形态。当把它设为一般等价形式成立以前私人交换的既定条件时，问题便在于：在这种状况下，作为“解决困难”之关键的“商品”如何“出现”。

关于这一点，宇野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过渡方式。据其所述，结论是：“马克思所谓的扩大的价值形式在各个商品上的展开，必定带来一种总是在任何商品的等价形式中都共同出现的特定商品。”也就是说，他把“扩大的价值形式在各个商品上的展开”把握为“带来特定商品”的环节。然而，“在各个商品上的展开”事实上指的是作为“扩大的价值形式”这一整体之部分(个体)的简单价值形式，因此，诸个体的“展开”结果上就形成了与“扩大的价值形式”自身的“展开”相联动之形。换言之，可以说它是通过持续进行诸个体“展开”的机械重复运动，来产出“共同出现的特定商品”。

既然如此，这一方式不过是对从私人欲望的量的扩大中得到的“扩大的价值形式”再次加以扩展，并借此把“共同出现的特定商品”打捞上来而已。此时，“特定商品”表现为通过算法的无限反复而产出的输出。也就是说，“扩大的价值形式在各个商品上的展开”必然产出“特定商品”，因为它是统计上重复出现的值。然而，如果把其为何在统计上重复出现归因于“扩大的价值形式在各个商品上的展开”，那不过是单纯的循环论。“特定商品”为何会重复出现这一商品经济的内在环节，仍然被置于不予追问的状态。

由以上检讨可知：推理(D)的过渡方式并未超出推理(C)的格式——后者在向第3形式的过渡中以特定商品的频现现象打捞一般等价物;前者则把本应阐明的过渡机制抛入了循环论之中。其结果，也就为“麻布”之类的种种杂多的直接消费对象敞开了通往一般等价物的大门，赋予了它们潜在的可能性。

2.2 交换的僵局

本项聚焦于前节所考察的麻布所有者的两种行为策略，考察各自策略所面临的困难情状。

第1策略(向次优方案的旋回)看来只是麻布所有者按照自己的交换品目清单顺序，从上位品目到下位品目依次递送交换请求而已。然而，即使麻布所有者最初与上衣的交换失败，并沿着茶→小麦→金……依次展开交换，若价值实现接连失败，他也未必会一直把价值表现进行到最下位品目。因为与眼下迫切需要的上位品目相比，下位品目暂时阙如也无妨。

交换品目清单中的各个品目，虽按各商品所有者需求度的高低加以配置，但可以认为，优先顺序越靠后的下位品目，放弃价值表现本身的盖然性就越高。换言之，个别品目的需求度本身，与不寻求交换的可能性互为表里。上位品目需求度高、不寻求交换的可能性低;下位品目需求度低、不寻求交换的可能性高。这一点事实上暗示着：存在某种相当于商品交换临界点的特定品目。一旦达到临界点，商品交换便不再向下位品目推进，而是要么从那里断然重新挑战特定的上位品目，要么中断商品交换、进入一时的休止期。

不过，麻布所有者即便一时放弃交换，也并不会把持有的商品废弃处分。为了有朝一日再次通过交换满足私人欲望，他必须继续保有与保管剩余部分。由此可见，伴随商品交换一时休止而来的对持有商品的保有与保管，是从最上位品目到最下位品目展开交换请求所达到的归着点。于是，临界点便作为在特定品目处对交换请求踩下刹车之物，也作为暴露私人欲望下商品交换有限性之物而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在间接交换的场合，例如上衣所有者寻求小麦、小麦所有者寻求金时，寻求同上衣交换的麻布所有者必须首先获得金。然而，即便麻布所有者能够获得金，问题仍然存在。因为所获得的金额与小麦所有者所要求的金额之间可能发生错位。纵然他在某种程度上察觉到小麦所有者所要求的金额，能否确保与之相应的金额仍不确定。既然如此，在这一过程中就难免发生过剩与不足的问题。若违背当初预想而发生确保量的过剩，那么即使得到了所需品，在眼下也只是增添了无用之物;若发生不足，间接交换便陷入无法展开的危机，甚至可能使商品交换本身被放弃。

此外，间接交换的展开过程中还可能发生状况变化的风险。也就是说，在麻布所有者展开间接交换期间，上衣所有者可能自力获得了小麦，或者上衣所有者的优先顺序发生变更，不再需要小麦，转而寻求其他品目。再者，若上衣所有者观念中的小麦与麻布所有者所确保的小麦之间产生错位，麻布所有者的辛劳也未必能够结出果实。如此，间接交换本身既然不是围绕特定品目的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委托契约，要从中就当事人间合意的内容及履行寻求严格拘束力，便并非易事。

当然，这一策略中最大的问题，是金所有者不允诺麻布所有者的交换请求的情形。若金所有者正在寻求别的东西，取得上衣的路线就会愈发延长。间接交换的长期化，只会提高由商品交换量的错配构成的风险(过剩与不足的发生)和由质的错配构成的风险(状况变化)。最终，麻布所有者将不得不保有与保管溢出这两种风险的剩余部分。

3 从第2形式到第3形式过渡的重新审视

3.1 一般性的赋予方式

本项将深入检讨在向第3形式过渡之际，赋予私人欲望的集体性象征以一般性的方式。

如前所述，推理(D)对“总是处于其等价形式上的商品”为何会“出现”这一商品经济的内在环节不予追问。在那里，虽然言明通过“商品范围的扩大”，“困难”与“解决困难的途径”会同时显现，却并未论证如何能够从中看到“总是处于其等价形式上的商品的出现”。不过，这一点并非仅仅是宇野本人的问题;在继承其说并尝试进一步纯化的论者那里，似乎也抱有同样的问题。

例如，关于马克思式的颠倒论，日高普批评道：“在那里，必须被颠倒的必然性连一个都没有得到说明”，并强调“从内部产生的环节”;但对于相当于该“环节”的“为许多人所共同置于等价形式上的商品”本身如何成为一般等价物，却并未做出确定说明。于是，对个别商品所有者而言，“被置于等价形式上的商品”的构成便听任分析者的恣意;由此产出的“为许多人所共同置于等价形式上的商品”，也不过是被说成来自恣意的“环节”而已。

进而，山口把商品所有者分为“多数派”与“少数派”，在追溯“茶”商品逐渐成为一般等价物的过程的同时，得出结论：“被相对多数的商品所有者共同置于等价形式上的商品，将会成为被一切商品所有者共同置于等价形式上的商品。”总之，这里采取的是追溯特定品目如何在若干商品群体之中被升格为一般等价物的方式。然而，这不过是由“被相对多数的商品所有者共同置于等价形式上的商品”向一般等价物的自然演变;特定品目为何“被共同置于等价形式上”这一商品经济的内在环节，与推理(D)一样并未得到明晰。

另一方面，即便原样接受“被共同置于等价形式上的商品”的存在，问题依然残留。这就是：“被共同置于等价形式上的商品”究竟能否论定为一般等价物?与此相关，降旗节雄举了如下例子：“战后，随着严重通货膨胀的推进，纸币的意义变得淡薄时，可以说又回到了物物交换。当时，在变成物品交换所的百货商店等处，人们会出示自己提供的商品——也就是处于相对价值形式上的商品——同时附上一张写明希望用来交换的商品——也就是等价物——的单据。于是，这种事一多，交换一重叠，就必然会出现人人都共同需求的商品。我想大米、烟草、砂糖等就是如此。这样一来，烟草之类的商品便作为交换手段被需求，向烟草这一等价物的收敛就一举开始了。”

这里把“人人共同需求”的短缺物资中特定物资(烟草)作为“交换手段”被需求这种“收敛”现象，当作一般等价物生成的例子提了出来。然而，这果真能说是适合说明一般等价物生成的案例吗?总体而言，“物品交换所”不过是需求品之间相互匹配的场所，因此在那里，连由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构成的价值形式的对极性事实上都已消失。其中“烟草”只是被用作临时的“交换手段”而已。既然如此，这就恰恰不过是“物物交换”的寓言，必须说它与解开货币形式之谜的价值形式论无关。

当然，更为根本的缺陷并不在于是否属于“物物交换”。因为在那里，“作为等价物的烟草”的直接消费对象性在交换之后也未被稀释，仍然持续着与直接交换可能性的共生关系。这一类关系反倒可以说是见于第1形式的东西。也就是说，“作为等价物的烟草”既然作为“人人”的需求品而被赋予直接交换可能性，那么事实上它与被置于第1形式的等价形式上的商品只有量的差异，因此必须把两者视为同根之物。归根结底，这一事例如实地表明：“作为等价物的烟草”的直接交换可能性并未从它的直接消费对象性中自立出来，而不过是隶属于后者、一时显现的东西。

确实，私人欲望的集体性象征有可能排除像“烟草”那样的直接消费对象。永谷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据其所述：“随着处于等价形式的商品群不断扩大，在任何商品扩大的等价形式中，都会出现末端排列着奢侈商品这一现象。而且，对于奢侈品这一等价商品的使用价值，简单的价值形式中所见的、作为严格欲望对象的使用价值这一规定，会发生弛缓。‘如果不是欲望对象就不能处于等价形式上’这一规定并非不复存在，但特定使用价值、特定量这种严格性却变得松弛了。”

按照这一主张，直接消费对象升格为一般等价物便从一开始就被阻断了。不过，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末端排列着奢侈商品这一现象”，果真由“等价形式的商品群不断扩大”所致吗?详见后文，即便“会出现末端排列着奢侈商品这一现象”，那也不是通过把商品所有者的私人欲望推至极限而能得到的东西。第二，把“末端排列着奢侈商品这一现象”当作一般等价物的生成，岂不是在预先挪用作为“奢侈品”之一种的贵金属，尤其是金银吗?向第3形式的过渡所应阐明的，与其说是“末端排列着奢侈商品这一现象”本身，不如说是那种带来“作为严格欲望对象的使用价值这一规定之弛缓”的商品经济的内在环节吧。

以上论者们的讨论，都站在赋予集体性欲望象征以一般性这一共同理解之上，但这样恐怕会流于片面。例如，当特定商品为社会所需而陷入短缺状态时，一方面可能出现短缺物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可能只是短缺物资的购买力单方面上升。在前一种情况下，即便相对于需求而言短缺商品的供给匮乏，也会在保持直接消费对象性的同时，暂时实现直接交换可能性这一追加功能;但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不能排除：由于商品数量过少，它反而仅仅作为直接消费对象被需求而已。也就是说，特定商品要成为一般等价物，就不能变成极少量，必须存在能够以适当频率进行交换的量。仅仅因为被多数人需求，并不会直接实现向一般等价物的升格。需求本身的多寡，结果上并不能成为赋予特定品目以一般性的积极动力。

于是，如上解法(社会需要→一般等价物)便抱有以下问题：第一，特定商品为何为社会所需这一商品经济的内在环节缺席;第二，试图把被多数人需求的特定商品的出现与一般价值形式的成立等量齐观这一逻辑跳跃。这样的过渡方式把一般价值形式的候选商品并置于第2形式的商品群(等价形式)之中，并把它当作仿佛先验地存在于第2形式之中的东西来处理，结果只能说是使两种形式之间的质的断裂变得不明晰了。

3.2 过渡的重新审视

对于以上过渡方式，小幡提出问题：“一般等价形式如何成为单一的共同商品这一理论意义，不能同某商品种类凭什么垄断这一地位的问题割裂开来、纯粹形式地加以讨论。”他一边举出“在《资本论》中，扩大的价值形式领域末尾所论述的这一颠倒逻辑，其实在一般价值形式考察的内部，由可以说是所谓排除(Ausschließung)的逻辑所补充”这一点，一边提出“把托付给《交换过程》的商品流通历史发展过程，在理论上升华到《价值形式》内部”的方法。在此，他采用了“双重观点”：第一，把“直接欲求相对较多地集中于某商品种类，主要等价形式便向该种类收拢”视为“积极”的“要因”;第二，把“商品体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及“质料性制约”视为“关涉共同等价物之排除的消极要因”。他由此得出结论：“特定商品作为共同等价物被排除的趋势”，是通过“商品所有者的主体性相互干涉”而产生的。

然而，如前所述，只要不阐明特定商品为社会所需的必然性，就无法说依据“直接欲求相对较多地集中”这种现象、把特定“商品种类”升格为“主要等价形式”的方式是得当的。再者，作为“关涉共同等价物之排除的消极要因”而作用的“商品”“属性”及“质料”，虽可成为在“直接欲求相对较多地集中”的商品群中拔擢“主要等价形式”的准据，但其本身未必构成向第3形式过渡的独特“要因”。

如果把向第3形式过渡的“要因”不是求诸“商品”，即不是求诸物这一侧先验存在的东西，而是求诸作为行为主体的个别商品所有者，那么“商品”的“属性”与“质料”，就和“直接欲求相对较多地集中”这种现象一样，不能视为向第3形式过渡的1个独特“要因”，而必须视为结果。因此，过渡的关键应当在于究明：寻求特定“等价形式”的现象为何会在“商品所有者”之间产生;把特定“商品”作为“共同等价物”加以“排除”的“趋势”，又经由何种机制而产生。这一点，似乎尤其不必用“把商品流通的历史发展过程在理论上加以升华”那样的方式来论述。

与此相反，冈部着眼于以商品所有者的私人欲望为过渡机制的以往过渡方式的难点。他说：“各商品持有者以充实自身欲望为目的进行交换要求时，要在其中设定某种共同的东西，在逻辑上恐怕是不可能的。”他通过从“谁都不拒绝接受之物”导出“谁都欲求之物”，把以往的过渡方式反转过来。本稿也同样不反对“谁都欲求之物”不能构成一般等价物生成中的积极环节这一见解。不过，在向第3形式的过渡中应当注目的，与其说是“谁都……”→“谁都……”这样的集体层面，不如说是在其基层层面发生的事件吧。那并不是“谁都不拒绝接受之物”的存在本身，而是把这种存在推升为集体层面行为样式的基层环节究竟是什么。最后，就此点稍作深入检讨。

前节考察了第2形式中麻布所有者的第1策略(向次优方案的旋回)与第2策略(间接交换)遭遇了何种困难。在前者的情况下，商品所有者因达到临界点(特定品目)而被一时中止商品交换，不得不保有与保管持有的商品。另一方面，在后者的情况下，则不得不保有与保管溢出商品交换量的错配(过剩与不足的发生)及质的错配(状况变化)的剩余部分。无论哪种情况，作为个别主体，都只能暂且保有与保管持有的商品。因此，如何维持保存持有商品的直接消费对象性便成为悬案;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只要一直保持该状态，或者根据需要加以交换、消费即可。因为那当然要费工夫。虽说各商品所需的工夫不同，持续保有与保管为他人而设的使用价值，对个别主体而言也是很大的负担。

再者，在持有商品的保有与保管中，还可能发生使用价值的劣化现象。向第3形式过渡以前的交换关系，由仅保持直接消费对象性的商品相互构成，因此其中的个别性、恣意性价值表现，对于尤其由欲望变化(需求下降)造成的社会性劣化毫无防备;即便“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一价值表现眼下获得了价值实现，它本身也未必成为将来价值表现的判断标准。不仅如此，当商品使用价值发生损伤、毁损之类的自然性劣化时，以“20码麻布”作出的麻布所有者的价值表现，随着时间推移便会完全失去意义，下一次必须提供于交换的麻布量将变成25码或30码……最终甚至可能使交换关系本身的成立成为不可能。这种持有商品的社会性与自然性劣化，无非是使商品成其为商品的直接消费对象性的全方位丧失过程，妨碍商品继续作为商品存在。可以说，这是商品的自我否定。

这样的持有商品之保有与保管，是为获得直接消费对象而进行的保有与保管，而非相反;但既然无法摆脱附着于其自身的不便(工夫、劣化)，个别商品所有者就不得不为处分持有商品而煞费苦心。这种处分与为了获得直接消费对象、或用于自身使用价值那样的消费冲动无关，只求暂且能同他物交换即可。例如，可以设想鱼的所有者作为应对商品腐败的一环，转而用鱼交换毛皮、贝壳之类的情境。在此，有另一种与消费冲动不相容的机制在起作用。此类防御性交换，姑且称为“纯粹持有”。

纯粹持有对商品所有者而言，与其说是积极的消费冲动，不如说更接近消极的防御机制。被迫处分持有商品的商品所有者，一旦能把它同他物交换，便可期待两个效果：第一是价值的维持保存，第二是商品交换的重新开始。不过，两个效果绝非彼此分离。因为，同他物的交换若能使得商品内在的价值在较长期间内持续得到维持保存，结果就会使其持续保持交换可能性。而且，这样做也就获得了重新开始将来商品交换的可能性。

这样的商品所有者行为，一方面表现为由试图相对减轻保有与保管负担的回避动机所构成的消极防御机制，另一方面又通过维持保存持有商品的价值，成为也能满足为将来商品交换作准备之手段动机的东西。也就是说，通过价值转移而进行的价值贮藏，提高了商品交换的可持续性。在此过程中，如果纯粹持有作为逃避持有商品保有与保管困难之去处、且作为一时敷衍之策而被广泛承认和采用，那么作为消极防御机制的纯粹持有就将升华为积极的占有冲动。也就是说，对能够即时回避保有与保管不便之物的需求，会通过商品社会的集体倾向性获得一般性，并转换为对那些物的需求。

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显出轮廓的一般价值形式候选群，与私人欲望的集体性象征并不相容。因为其中对特定品目的消费冲动被暂且扬弃，商品价值的转移与贮藏得以展开，结果便使直接交换可能性从直接消费对象性中自立出来成为可能。这样一来，向第3形式过渡以前的等价形式中所见的那种两种规定的暂时共生关系便不再成立，其直接消费对象性也将进入渐进的稀释过程。

结语

基于以上检讨，本稿拟指出价值形式论关于信用货币生成所提示的论点，以此作结。

以往的价值形式论一般有这样一种倾向：把等价物的取得理解为商品内在价值的实现。然而，假定“p量商品X=q量商品Y”这一价值表现，并不单纯是在投射商品(X)的所有者以“p量商品X”同商品(Y)的所有者推进商谈的场面。如前所述，对“q量商品Y”的价值表现，不过是沿着商品(X)所有者的交换品目清单优先顺序所进行的恣意交换请求。因此，它本来就不具有对等价形式本身的严格规定力，遑论在原理上特定交易方式。既然如此，即便在价值形式论的框架中，也可以认为进行着所谓赊卖赊买=信用买卖。

现在，假定商品(Y)的所有者只持有q/2量商品(Y)，于是缔结约定：其余q/2量在一定期间后交付;作为交换，他受让了p量商品(X)。在此，交换时点交付的q/2量商品(Y)，以及预定在一定期间后交付的q/2量商品(Y)，虽有等价物授受时点的差异(即时还是将来)，但都同样是以商品(Y)的使用价值实现了商品(X)的价值。也就是说，无论把商品(Y)内在的价值内化于商品(Y)的质料之中，还是以债务形式将其外化，商品(X)的价值都被表现并实现了。

不过，难以把体现q/2量商品(Y)价值的支付承诺直接论定为信用货币的萌芽。因为如前所述，第2形式与第3形式之间存在质的断裂。也就是说，在向第3形式过渡以前的阶段，登上舞台的诸商品，本来并未被赋予作为为他人而设的使用价值的直接消费对象性以外的规定。另一方面，在向第3形式过渡的阶段，则可以通过把商品内在的价值转移、贮藏到其他物上的方式，谋求交换可能性的持续维持保存;于是特定品目伴随直接消费对象性的稀释而登场。因此，在这里便开始了向两极的分化：一极是持续只保持直接消费对象性的商品群，另一极是直接消费对象性正被极力稀释的商品群。

由此来看，商品(Y)所有者的支付承诺，与交换时点让渡的q/2量商品(Y)一样，虽然起着使商品(X)的取得成为可能的交换媒介作用，但如果它本身是对直接消费对象的支付请求权，那么直接交换可能性的自立便无从谈起，反而被封锁。另一方面，在把商品(Y)作为商品(X)价值之转移、贮藏对象来寻求的场合，针对未支付部分的支付承诺虽属潜在，却能够作为直接交换可能性而自立。既然如此，信用货币的生成原理与其说取决于赊卖赊买=信用买卖是否成立，不如说取决于伴随直接消费对象性稀释的直接交换可能性是否自立。结果，这与价值形式的展开处于表里关系。本稿对此未能充分检讨，谨作为与价格=货币形式相关联而应予阐明的课题，留待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