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持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的真实逻辑

今年四月初，越南北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发布了一组引人瞩目的经济数据。在刚刚过去的前2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了8.1%，不仅跑赢了去年全年的增速，更在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上分别交出了增长8.6%和23.5%的成绩单。与此同时，制造业31个大类行业中，超过六成的行业利润保持增长，出口指数连续23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尤其是那些被称为“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企业，出口交货值同比猛增17.7%。表面上看，这是一幅中小企业活力迸发、转型升级的繁荣图景。在这组亮眼数据的背后，该国有关部门随即启动了名为“一起益企”的年度服务行动，从税费减免到数智化改造，从产融对接到人才培训，几乎将中小企业可能遇到的痛点全部纳入帮扶清单。为什么一个看似蒸蒸日上的企业群体，需要如此密集的政策兜底?仔细剖析这些措施的内在逻辑，就会发现，扶持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从来不是为了这些企业本身的“幸福生活”，而是服务于该国更深层的产业战略和界集结构安排。

在该国的工业体系中，存在着三个彼此关联又地位悬殊的群体：中小企业主群体、大企业群体，以及广大的劳动者群体。中小企业主群体表面上拥有生产资料，似乎属于资产界集阵营，但他们在产业链条中的实际处境却接近于“高级打工者”。他们缺乏定价权，高度依赖大企业的订单，技术路线往往被上游标准锁定，融资成本远高于大企业，甚至在获得政策扶持时也需要通过层层申报和关系网络才能分得一杯羹。大企业群体则完全不同，它们掌握核心专利、品牌渠道和规模生产的能力，可以轻松通过分包、外协、账期控制等方式将市场风险转嫁给中小企业。而劳动者群体尤其是每年数以千万计的高校毕业生则被抛入中小企业这个巨大的就业蓄水池中，忍受着更低的工资、更不稳定的社保和更少的晋升通道。三个群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一目了然：大企业制定规则，中小企业主承担风险，劳动者提供廉价劳动力。

这种界集格局衍生出几组尖锐的冲突。第一组是结构性张力：中小企业被要求同时完成“技术创新”“数智化转型”“出口扩张”等多重任务，但这些任务每一项都需要长期投入和资源保障。该国有关部门一面要求中小企业“上云用数赋智”，一面又无法像对待大企业那样提供低成本长期贷款;一面鼓励它们开拓海外市场，一面又无法为它们规避地缘政治风险。结果是中小企业的利润改善往往昙花一现，一旦外部订单收缩或上游原材料涨价，最先倒下的总是它们。第二组是政策与现实之间的抵触。“一起益企”行动中提到的“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开展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专项行动”等措施，恰恰说明在此之前，政策传导不畅、隐性收费泛滥是常态。更耐人寻味的是，行动中专门设计了“百场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名义上是“融通”，实质上是让中小企业进入大企业的供应链体系，成为大企业的附庸。第三组则是竞争与垄断之间的根本对立。该国近年来大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但当一个中小企业真正在某个细分领域做到极致时，等待它的往往不是独立发展的广阔空间，而是大企业伸出的收购橄榄枝。如果拒绝被收购，大企业可以通过专利诉讼、价格战、渠道封锁等手段轻松将其挤出市场。所谓“专精特新”，某种程度上就是为大企业量身定制的“猎物培育计划”。

正是在这样的界集格局和矛盾结构中，才能看清该国扶持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的三个真实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解决就业问题，尤其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从而承担起本应属于大企业的社会责任。该国每年有上千万高校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今年达到1227万人，而大企业在经历了数十年“轻资产运营”“外包收缩”之后，早已不愿也无法吸收如此庞大的就业人口。于是中小企业被迫成为就业主渠道。从“全国中小企业网上百日招聘高校毕业生活动”到“优企进校 招才引智”专项行动，再到每年培训八百名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所有措施都在传递一个信号：让中小企业去接住这些年轻人。但是中小企业的利润微薄，抗风险能力弱，它们吸纳就业的代价是更低的薪资、更长的工时和更脆弱的劳动关系。当经济波动来临时，裁员最狠、欠薪最多的也恰恰是这些企业。该国有关部门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它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随时膨胀和收缩的就业“海绵”，而不是一个稳定体面的就业体系。把就业责任从大企业转移给中小企业，本质上是一种界集成本的外部化。

第二个目的是让中小企业打头阵，为规模以上工业大企业开路。仔细分析“一起益企”行动中的各项措施，几乎都围绕着一个隐形主角即大企业。推动中小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是为了让它们更好地接入大企业的数字化平台;开展“百场万企”融通对接，是为了让中小企业嵌入大企业主导的产业链;加强区域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板建设，是为了方便大企业发现并锁定潜在的并购标的。在出口领域，中小企业被鼓励去开拓新兴市场、试水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这实际上是在为后续大企业的规模进入做市场验证和风险测试。一旦某个海外市场被中小企业证明有利可图，大企业便会凭借资本和品牌优势迅速涌入，将中小企业挤到边缘。同样，在技术创新方面，中小企业被迫承担试错成本，大企业则坐等技术成熟后进行收割或模仿。这种“中小企业探路、大企业摘桃”的模式，已经反复出现在新能源、消费电子、生物医药等多个行业。

第三个目的是确保中小企业要么被收购，要么在大企业的垄断下破产，从而完成产业资本的进一步集中。该国近年来虽然口头上反对垄断，但实际操作中，大企业通过并购中小企业实现规模扩张的案例比比皆是。从互联网平台到先进制造业，每一次“专精特新”企业的成功，几乎都以被大企业控股或全资收购为终点。那些拒绝被收购的，往往会在之后的两三年内陷入订单枯竭、渠道封锁的困境，最终无声无息地注销。扶持政策之所以看起来“温暖”，是因为它们让中小企业在一段时间内活得不错，从而提高了被收购时的估值，或者延长了为产业链贡献廉价创新和灵活用工的时间。但最终归宿只有两个：要么成为大企业的一个事业部，要么成为市场淘汰的统计数字，成长为大企业的微乎其微。只有通过这种“扶持—分化—兼并—淘汰”的循环，才能保持大企业群体的绝对优势，同时维持就业海绵的弹性。

综上所述，前两个月利润增长百分23.5%，出口指数连续扩张，听起来振奋人心。但这些增长是在大企业账期拉长、环保成本转移、政策补贴透支未来的条件下实现的，每一个“小巨人”的背后都悬着一把名为“收购或破产”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些数字不再是中小企业的胜利宣言，而是它们命运转折前的最后一声喘息。该国需要中小企业，但不需要它们真正强大;需要它们创新，但不需要它们独立;需要它们提供就业，但不需要它们稳定。这套逻辑并非某个部门的刻意设计，而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界集结构和资本积累规律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