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抉择：巴以冲突背景下的中国中东政策分析（一）

作者：Wang Jia and Ahmed A. M. Hassan

译者：只想睡觉 编者：周奉叔

来源：Contemporary Review of the Middle East 12(1), 10–28, 2025.(DOI：10.1177/23477989241311334)

原编者按：本号创立后曾公布邮箱(potential2049@163.com)，以期接受各位读者赐稿，本次推送的论文系读者“只想睡觉”君翻译。这篇论文由中国和中东作者合作撰写，立足当代视角，概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东政策的发展过程，对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东局势变化提出的新挑战，并给出了若干政策建议，最后展望了中国中东政策调整对地区动态与全球战略竞争的更广泛意义。读者可以通过这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一种书写和分析中东问题的方式。由于微信自身特点，本号决定分四部分推送该论文，以下是第一部分。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其中东政策历经三个阶段：初步兴起、影响力提升与调整阶段。2023 年 10 月 7 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显著变化，表现为阿拉伯世界内部分歧加深、美国战略遭遇挑战、中国外交空间扩大。本研究探讨这些变化对中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分析中国如何应对新出现的挑战，包括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双边经济合作受阻、国际舆论转向以及 “平衡外交”(balanced diplomacy)路径的可持续性问题。中国旨在在巴以之间保持平衡、促进地区稳定、推进经济合作。然而，鉴于地区新动态，本研究提出，中国需调整政策：强化国际责任担当、确保安全与经济合作并行、增加对外援助与公共外交投入;此外，还应创新舆论管理与信息传播策略，以应对复杂的媒体环境。通过分析这些问题，本文将探讨中国中东政策的调整方向，及其对地区动态与全球战略竞争的更广泛意义。

关键词：中国、巴以冲突、外交政策、中东政策

引言

中东地缘政治格局长期以来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近期巴以冲突升级，使该地区的稳定与安全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作为全球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的中东政策对地区和平稳定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巴以冲突对中国中东政策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和解读当前地缘政治事件，为中国制定更灵活有效的政策提供理论参考。同时，巴以冲突既是地区冲突的缩影，也是国际关系中的重大议题。本研究旨在运用国际关系理论，通过系统分析各方利益与影响因素，揭示其中深层次的联系与变化。在新时代全球治理面临挑战的背景下，本研究还将凸显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履行大国责任、推动全球挑战集体应对、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中东政策的演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其中东政策的历史演变承载着丰富复杂的历史变迁，发展历程贯穿多个阶段。这一政策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国面对中东复杂局势的战略调整与政策选择，可分为以下阶段。

初始阶段(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

新中国成立后，采取 “一边倒” 的外交政策，与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苏联紧密结盟，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Li, 1999)。20 世纪 70 年代后，随着中美关系改善、中苏关系恶化，中国联合西方与发展中国家，形成反苏的 “一条线”“一大片” 外交政策(Niu, 2021, p. 28)。在此过程中，大国竞争是中国中东政策的首要考量，其目标是 “防止敌对大国控制中东，对中国构成间接军事威胁”(Shichor, 1977, p. 115)。然而，当时中国与中东的贸易和援助有限，影响力也微乎其微，外交关系主要由大国竞争与国家利益驱动。此外，中国专注于国内发展，与中东的政治军事事务保持距离，核心关切是保持谨慎、维护国内稳定与外交独立(Chen，2017，第 11 页)。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此时大国竞争与国家利益不再主导中国的中东政策(Fulton & Schuman, 2024)。

兴起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末)

1978 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内经济改革与对外合作不断扩大。经济合作与能源需求成为中国政策的核心(Sun & Du, 2003, p. 352)。因此，中东政策逐渐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Li, 2018, p. 18)。这一时期，中东对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政治上，1989 年经济危机后，中东国家在中国对抗苏联影响、突破西方封锁的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经济上，1976 年至 1987 年，中东占中国海外经济活动的 56%(Li & Li, 1990, p. 55)。1978 年至 1988 年，中国在中东的工程承包总额达 55 亿美元，占对外工程承包总额的 61%(Li & Li, 1990, p. 55)。同期，中东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且中国在双边贸易中享有显著顺差。20 世纪 80 年代，中东是中国最大的海外武器市场，平均占比达 86.8%，年销售额达 20 亿美元(Segev & Riemer, 2019, p. 81)。此后，中国对该地区的武器销售规模直至 2010 年才再次达到这一水平(图 1)。随着国家利益与经济外交的重要性上升，中国中东政策从以政治动机为主，逐渐转向政治与经济考量并重，这也体现了该时期中国中东政策的主要特征。

图 1：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武器出口，涉及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埃及、也门、伊朗、利比亚、苏丹、叙利亚、阿联酋、卡塔尔、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约旦

影响力提升阶段(21 世纪初至 2010 年代初)

进入 21 世纪，中国与中东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合作快速发展。2000 年至 2008 年，中东地区年均经济增长率约为 5%(Jiang, 2009)。同期，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从 2003 年的每桶 20 多美元升至 100 多美元(中国经济网，2013)。能源价格的飙升提升了中东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重要性(Luciani, 2005)。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崛起为全球经济大国，对能源的需求与依赖日益增加(Sachs & Woo, 2003)。到 2010 年，中东国家已成为中国主要的能源供应国(图 2)。这一转变也促使中国更加重视中东的经济、政治与安全事务。此阶段，能源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中国中东外交的亮点，同时中国对该地区其他议题保持 “超脱”(detached)立场。

图 2：2010 年中国主要能源进口国分布，各国家及占比分别为：沙特阿拉伯 18.50%、安哥拉 17.20%、苏丹 6.45%、阿曼 7.01%、伊朗 8.74%、俄罗斯 5.97%、伊拉克 4.54%、哈萨克斯坦 4.38%、科威特 3.96%、巴西 3.31%、利比亚 2.74%、阿联酋 2.25%、其他国家 14.95%

调整阶段(2013 年至今)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中国中东政策进入新阶段。“一带一路” 推动中国与中东国家经济合作深化，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愈发凸显。其独特的互联互通属性使其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积极性也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几乎对所有热点问题都提出了 “中国方案”(Niu, 2021, p. 34)，具体举措包括设立中东问题特使、成立中阿合作论坛，以及针对巴勒斯坦问题(“四点主张”¹ 与 “五点和平倡议”²)、利比亚局势动荡(“三项基本原则”³)、叙利亚局势动荡(“六点计划”⁴、“四点倡议”⁵、“五个坚持”⁶与 “四步走”⁷)等热点问题提出主张与倡议。这些主张与倡议标志着中国中东外交从 “超然” 转向主动，中国正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并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推动中阿关系发展，坚持 “四项毫不动摇” 原则。与此同时，中国中东政策也在根据地区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尤其在巴以冲突等紧张局势下，中国在地缘政治平衡、冲突调解、合作与稳定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

【文中注释】

1.中国 2017 年巴勒斯坦问题 “四点主张”(Four-Point Proposal)：支持 “两国方案”、开展安全合作、推动国际和平努力、促进巴勒斯坦经济发展。

2.中国 2021 年 “五点和平倡议”(Five-Point Peace Initiative)：呼吁停火止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推动联合国调解、支持基于 1967 年边界的 “两国方案”、解决根源问题以实现巴以持久和平。

3.中国利比亚问题 “三项基本原则”(Three Basic Principles)：呼吁立即停火、推动利比亚各方包容性政治对话、通过联合国等国际支持确保利比亚主导的和平进程与战后重建。

4.中国叙利亚问题 “六点方案”(Six-Point Plan)：呼吁停火止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推动联合国调解、开展政治过渡、打击恐怖主义、通过和平包容性进程维护叙利亚主权。

5.中国叙利亚问题 “四点倡议”(Four-Point Initiative)：推动停火止战、便利人道主义援助、推进政治解决方案、支持通过包容性和平进程维护叙利亚主权与领土完整。

6.中国叙利亚问题 “五个坚持”(Five Adherences)：尊重主权、坚持和平对话、反对外部干涉、公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合作打击恐怖主义。

7.中国叙利亚问题 “四步走方案”(Four-Step Approach)：实现停火止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推动包容性政治对话、支持战后重建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