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大客机情结：为何选择上海为基地研制运十？

李克勤（jixuie）题记：毛主席外出视察一般都是乘火车，毛主席的专列被称为“流动的中南海”，但这并不能推论毛主席就不愿意坐飞机。毛主席思维习惯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中国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我们还不能研制大型客机，不过到了“两弹一星一艇”完成的时候，毛主席亲自到上海调研，提出“上海的工业基础这么好，可以搞飞机嘛”。从毛主席的说法里，可以感受到毛主席的大客机情结。

1956年5月毛主席和夫人曾经乘坐飞机到广州，估计空军司令刘亚楼，还有毛主席的大警卫员罗瑞卿陪同前往，到达白云机场时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到机场迎接，这是毛主席夫妇和机组人员在白云机场合影。那个时候只能坐老式飞机，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毛主席，肯定会想到未来，我们中国也能造出自己的大型客机来，是不是?

01.1970年：上海的工业基础有多好?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这主要指的是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怎么立才立得住？这包含一系列想法说法做法，并且要最终行得通，这靠什么？靠正确的路线，以及认真贯彻执行路线的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党中央为上海配备的领导干部是十分得力的。除了陈毅市长外，还有一位毛主席尊称为“柯老”的柯庆施同志，不得不说一下。要不然新中国的新上海，在陈毅市长主持关闭了旧上海证券交易所之后不久奉调北京，上海这个旧社会被称为“远东冒险家乐园”是如何迅速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工业城市？全国人民都喜欢的“上海牌”日用品为何能保质保量生产出来？这无疑与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有关。从1954年到1965年柯庆施同志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的道器变通有什么特点呢？

1960年5月28日，毛主席在上海观看探空火箭时饶有兴趣地问：“火箭可飞多高?”

站在主席身旁的讲解员柯庆施同志答“能飞8公里”

毛主席说：“8公里也了不起，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

(一)需要更多了解柯庆施同志

柯庆施(1902年7月10日——1965年4月19日)同志是安徽歙县人。早年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学(现安徽省休宁中学)读中学，因从事学生运动被开除，后转学至南京;曾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青年团工作。

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和青年团组建外国语学社，柯庆施与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都是第一批学员，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受组织委派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学习。1922年1月柯庆施奉命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见到了列宁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见过列宁的人。

同年夏，柯庆施同志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从1920年起直到1936年，柯庆施同志领导过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兵运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8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华北省委军委书记、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等职。

全面抗战爆发后到延安，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冀鲁豫边区任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石家庄市市长。

全国解放以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5年4月19日柯庆施同志因病逝世。

学者张云的文章《为什么不可以否定柯庆施?》，讲了三点看法值得一读：

(二)毛主席重用柯老：1954年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唯独又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柯庆施任书记

中共中央地方局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大革命时期。

中共中央地方局作为党中央的地方代表机关，代表中央领导某一区或数省党的工作。

1924年12月20日在北平成立北方局。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全国先后设立了十几个中央局，如北方局、长江局、中原局、南方局、东南局、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西北局、晋察冀中央局、晋冀鲁豫中央局、华北局、华中局、华东局、东北局、鄂豫皖中央局、中南局、西南局等。

1949年形成了六大局：

华北局(驻北京，辖京、津、冀、 晋、 内蒙)、

东北局(驻沈阳，辖东北三省黑、吉、辽)、

华东局(驻上海，辖沪、苏、浙、皖、闽、 赣“开始属中南”、鲁)、

中南局(驻武汉，辖豫、鄂、 湘、 粤、 桂、 琼 )、

西南局(驻重庆，辖渝、川、贵、云、藏)、

西北局(驻西安，辖陕 、甘、青、宁、疆)。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的决定，六大局撤销。

1954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为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其职责主要是面向农村、针对上海及江浙两地工农业生产、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以及对中央指示、方针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了解。

在“六大局”撤销以后，又成立上海局，这个举措十分有意思，耐人寻味。

如果结合毛主席“党内成立防治血吸虫领导小组”的决策，那么也许会领悟到老人家的深谋远虑。

柯庆施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同时在地方工作时间长，尤其是在华东地区工作时间较长。

毛主席在使用柯庆施的具体方式方法上，也有独到之处。

关于柯庆施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具体组织领导血防工作，以及他在上海工作期间，上海经济建设(以重工业、轻工业为标志)的突飞猛进发展，姑且不说，这里再说两件事情。

一个上海交大西迁。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并为改变旧中国遗留的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的现状，同时也为支持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国务院决定将交通大学从上海内迁至西安的历史事件，时间跨度为1955年至1959年。

这个事情对上海地方利益来说肯定是不利的，与此同时上海交大内部教师也需要做许许多多细致的工作。

作为上海的一把手，柯庆施无疑就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了。

1956年上海市人代会上，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发言批评市委不挽留交大，引起较大舆论反响。1957年围绕迁校发生激烈争论，但柯庆施和市委、市政府多次表态支持西迁，并亲自到学校与教师交流。上海也不光是支持交大，对整个西部建设都出了很大的力，当时在西安的上海人有10万之多。

《解放日报》1957年6月20日报道，柯庆施在交大教师座谈会上说“交大西迁利多弊少。有利社会主义建设有利学校本身发展，希望交大师生能从全局考虑问题。”

交大西迁，这件事可谓功德无量，这与后来的三线建设可以联系在一起考量。

柯庆施就是在他考察三线建设的时候，病逝于成都的。

这里要提一下，毛主席有个重要的指导全国工作的方针叫“全国一盘棋”，这是老人家接受柯庆施的说法，然后向全国推广的。

1959年2月18日，柯庆施在《人民日报》发表《论“全国一盘棋”》的文章，这是他根据上海的经验总结得出的结论。

柯庆施在道层面对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做法，领悟颇深，不是靠吹牛拍马，或者靠揣摩上司意图所能完成的，那是封建官场的下三滥，在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根本行不通。

另一件事，那是柯庆施领导上海文化发展的事情。

《新华日报》(南京版)1963年12月29日

柯庆施提出“第一是提倡话剧;第二是提倡现代剧;第三是总结交流创作和演出现代剧的经验”，这无疑是真知灼见。

毛主席一贯强调“厚今薄古”，反对“厚古薄今”。

上海搞出像“上海之春”那样大规模的文艺演出，与上海市委的领导不无关系，而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如果不懂文艺，那也是领导不好的。

我们知道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道器变通之基来自1961年空政文工团集体创作并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1964年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的宗旨是“努力促进音乐舞蹈革命化、民族化”，由3000人演出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更被《人民日报》誉为“充满着革命激情和具有伟大时代气魄的大型歌舞，以磅礴的气势反映了40多年来(从1921年算起)，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1964年7月13日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一起在上海考察观看了《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并连夜召集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孟波，副局长、大歌舞艺术指导许平，表示计划由北京与上海合作，在国庆前编创一部大型歌舞。由此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开始了创作排演。

这幅照片是柯庆施同志和周总理一起陪同毛主席观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至于后来上海文艺工作者在八个样板戏里，贡献了现代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和现代革命舞剧《白毛女》，就不细说了。

毛主席十分欣赏柯庆施，不是偶然的。

毛主席给柯庆施委以重任，也是理所当然的。

从1954年到1965年，柯庆施作为上海市的一把手，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通过上海市委市政府，带领上海市人民进行了各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的成绩，那是有目共睹的。

柯老逝世的时候，上海不仅工业突飞猛进，而且文化事业兴旺发达。尽管柯老英年早逝，但后来的上海领导班子延续了他领导上海发展的思路，到1970年，进入伟大的七十年代时，“上海牌”产品风靡全国。上海工业体系独特，重工业和轻工业门类比较齐备，发展航空工业配套也比较齐备，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02.毛主席对上海工业的信任：由器而道，由道而器，道器变通

这里举个例子：

1974年国产“风庆”远洋轮首航归来《人民日报》登的两条毛主席语录

1974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国产“风庆”轮首航远洋胜利回来》，现在回头看当时登载的毛主席两条语录，的确还是有一些新感悟的。

《解放日报》登载的一组“风庆”号的照片

这一天《人民日报》按照惯例登了毛主席语录，选了这么两条：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一)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当年的宣传画：风庆轮远航胜利归来

“风庆”轮的命运与“运十”飞机的命运有何不同?

二者比较之后，对毛主席的这两条语录背后路线的感悟，是否会更深刻呢?

毛主席革命路线里面的超前意识，那是一整套想法说法做法，需要深悟。

悟道，方能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道器变通。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还有一句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些都是讲超前意识重要性的。

什么叫超前意识?这是在道层面，即着眼于未来的意识，在器层面的表现就是时常考虑将来，常常有远见，而不短视。

超前意识的“意识”，不是凭主观想象得来的，而是从第一性的物质那里观察、分析、比较，进而综合得来的。这是一个由器而道的过程。

毛主席的超前意识，单纯从由器而道感悟，还不够，还得要有由道而器的过程。

毛主席由器而道的过程，是从实践中来，从群众中来的过程。

由道而器的过程，是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的过程。

这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也是群众路线的一个过程。

毛主席就是一个极富超前意识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由于他常常将超前意识结合具体实际，并把自己的想法，通过独特的说法讲给别人听，他老人家尤其善于把自己深思熟虑的想法，转化成广大革命群众听得懂的说法，这样他的想法说法，就转化为有组织的人民群众的做法，这样的做法是人所有做法里面，最容易行得通的，因此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在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进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征程上，常常能够创造奇迹，变不可能为可能，化腐朽为神奇。

在古今中外，许许多多想不通说不通行不通的想法说法做法，在毛泽东文化里，经过独特的道器变通之变，就成了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道器变通。

因此毛主席是一位具有超前意识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

1971年8、9月，毛主席外出视察途中发表了很多谈话，其中就有这么一段：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毛主席的这个说法，是经过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后来的实践，反复证明毛主席讲的是真理。

运十飞机、风庆远洋轮，是其中的两个鲜活例子。

这两个例子涉及到的路线问题，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坚持坚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线。

“风庆”轮模型

(二)中国工业精神形成的标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真问题：若不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路线，“风庆”轮是否能够远航?

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不搞工业化，要搞工业化，就得自行设计制造轮船、飞机等产品。

恩格斯讲过这样的话：“一个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年， 第 260、 262页)

毛主席深谙此道，所以他很早就强调又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1944年5月22日，毛主席在延安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就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1945年毛主席在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里专门讲了“工业问题”，他指出：

【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但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一切依赖外国，它的财政经济政策是破坏人民的一切经济生活的。国民党统治区内仅有的一点小型工业，也不能不处于大部分破产的状态中。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

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谋独立。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使全国军队成为人民的武力，实现土地改革，解放农民，这是谋自由、民主和统一。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学得了许多东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必要，而这些条件是互相关联的，不可缺一的。果然如此，中国就有希望了。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这一点，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

进入到1970年以后我们就有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是上海，这座旧社会“冒险家的乐园”，已经成为新中国工业的集中地，“上海牌”代表着“中华牌”，而“风庆”轮船、运十飞机就是其中的典型，也可以说是代表新中国工业化水平的典型。

“风庆”轮、运十大飞机的研制成功背后的道，与两弹一星背后的道，是同一个，只能在毛主席那里去感悟。

从毛主席道器变通之器——运十、“风庆”轮，以及所有新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出来的东西里面时，是可以悟道的。

有一位学者这样描述中国工业精神：

【对于要在政治上保持独立自主的中国来说，1960年代初的中苏分裂是比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持续封锁更大的挑战，因为它造成外部技术主要来源的全部中断。但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没有低头，于是从1960年代初直到1970年代末，在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上走了一条以“自力更生”为主的道路。在存在霸权的世界体系下，一个发展中国家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一种极高的抱负，但中国又处于经济贫困的状态。于是，远大目标与现实资源之间的巨大差距产生出要弥补这种差距的精神动力。虽然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成为中国工业精神形成的标志。】

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有这么一段：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

(三)毛主席的造船文化：与“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完全不同

新中国建国初期，毛主席视察海军那件事，千万不要小看，凭着毛主席至高无上的威望，那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文化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因此我们说毛主席的造船文化，绝不是随便说出来的，这只有我们的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包括革命和建设，才能这么概述。

革命没有文化，就乱套，有了文化就可以治乱；建设没有文化，就如同有器而无道，搞点模仿还行，创造就难。有了文化的建设，就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就能持续道器变通。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不然我们的核潜艇怎么能够下水呢？

新中国造大船从“跃进”号的起步，到“东风”号的建造成功，再到“风庆”轮远洋航行胜利归来，毛主席领导中国造船业走出了一条新路，这是一条开创性的造船工业发展的路径。

从设计、试验、研制，到加工工艺、配套生产，再到装配，再到下水试航，直到完全水上航行，我们有了一整套的战略思想、管理方法、技术手段，尤其是我们有了一大批过得硬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造船队伍，这是中国造船工业最重要的最根本的资源，而这支队伍最具有竞争力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可以把毛泽东思想在这里的具体运用成果，看做是毛主席的道器变通体系的表现，叫做毛主席的造船文化。

毛主席的造船文化在这支队伍里得到了传承。

他们继“东风”号、“风庆”号等万吨级远洋船之后，又造出各种各样的轮船、军舰。

毛主席的造船文化，是由器而道，由道而器的具体表现，其特征在于：

——从设计开始，干任何事情都有道的指引，道器变通有根。有根方能有据，有依据，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正如大庆靠“两论”起家那样，这绝不是什么瞎说的;

——由设计到生产，依靠现有的技术、设备，不盲目冒进，道器变通有基(础)，那个时候所有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都是自觉爱护国家财产，懂得浪费是犯罪，因此做事情不是凭空瞎搞，而是先做好调查研究，搞清楚现实情况，在着手做;

——最厉害的还是道器变通之变，那个时候的创新思维，创新行为可以表述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是道与器相结合，革命干劲与求实态度相结合，用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管理方式，紧紧依靠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结合来完成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除此之外，还有个过人之处，就是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不气馁，不放弃，就像解放军那样——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整个造船业体系里，从宏观到微观，许多过去想不通的事情，开始想通了，这就叫思想领先，从而大大带动了干部群众的实践勇气和智慧，对于社会所需要的东西，敢于推而行之——谓之通，对于说不通的事情，也开始说得通了，进而行不通的也行得通了——这就是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得到了激发，其威力是无穷的，是任何物质刺激都无法匹敌的。

精神可以变物质，道可以器化为轮船——这就是毛主席的道器变通之变，再进一步推而行之谓之通——道器变通——毛主席的造船文化。

无疑，这在世界工业历史上都是首创，值得今天我们认真总结和学习、借鉴。

这要从路线角度去观察、领悟。

那是与“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路线完全不同的。

中国近代以来，由于外国列强侵略、掠夺，我国物质上的损失是可以估算出来的，但精神上的摧残，是无法估量的。

尤其是中国文人，本身就是在皇帝老爷当政时，拼着命读四书五经，走科举之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在道层面已经就是极其缺乏独立思考的思想意识的人了。

外国列强引进来，汉奸文化甚嚣尘上，文人中多数更是连独立思考的勇气都消失殆尽。

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那一代人，对于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作了极其深刻的揭露与批判。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漫与》(1933年10月15 日)揭露了奴隶与奴才的区别：

【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的不同。】

如果不彻底改变某些人的奴才相，那么中国和旧社会就没有什么区别。

毛主席拿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彻底的唯物主义气魄，和洋奴哲学进行了一场不屈不挠的斗争。

斗争是不能不进行的，否则中国的命运会是怎样的，那是不言而喻的。

斗争又是极其残酷的，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李克勤后记：风庆轮的命运比运十飞机的好一些，为什么?因为毛主席那个时候还活着。如果毛主席多活几年，运十飞机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