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争取货币权利,才可能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

作者:吴铭 来源:布衣论史 | 微信公众号 2026-09-24
放弃货币权利于私有资本,把公有制让位于私有制,而指望向私有资本收税的方式解决财政问题,这应该是最近四十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根源!

争取货币权利,才可能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

文 吴铭(20260923)

放弃货币权利于私有资本,把公有制让位于私有制,而指望向私有资本收税的方式解决财政问题,这应该是最近四十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根源!

9月19日,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余永定老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今天才看到余老师发言的全文。我对余老师的观点,基本上完全赞同。唯独对他的“宽松财政”观点的内涵,有不同看法。

关于余永定老师提出的观点,我赞成的有:

一、中国经济增长,完全可以保持下去!中国多年来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目前是5%。中国应该加强对基础设施、尖端科研、基础工农业的投资,尤其是由国有资产来承办投资工作,实现经济增长。

另外,不要把经济增长数字太当回事。前三十年,中国组织搞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据说建设了8万从座水库,清理了大大小小的河流、沟渠,但是,这些成果,并未计入GDP,表面上看,对中国经济“增长”没有什么贡献,但对中国经济基础的意义,是极其重要的。

公有制基础设施,比如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之后,不收过路费,国家还要拿钱修保养,成了“赔本买卖”,但是,南京长江大桥对于长江两岸经济发展,意义当然重大。总不能说,两岸人员、交流交流方便了,影响了经济发展吧?今天,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发展军工,基本上也是不可能赚什么钱,尤其是航母、大驱、导弹、空间站等等,怎么估值?估成一百万还是一亿?都行。这些东西怎么赚钱?核武器不能出售,航母大驱导弹空间站也不能出售,是不是“赔本买卖”?不是,对于中国的安全极其重要,能够保证中国人民经济权利。基础设施和军工发展,是无止境的!不存在“天花板”!

二、余老师的第二个观点是,“不存在‘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我完全赞同。哪类产业是需要消费才能生存发展?似乎不能从产业的种类来思考,应该从所有制的角度思考。私有经济,没有消费、不能完成商品销售,就无法盈利、不能生存。而公有制经济,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些指望靠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上都是从西方私有制经济学里学到的观点,是为了让私有制获取利益,把私有制获取利益说成是“经济发展”,而私有制如果没有实现利润,则就是经济不能发展,这就脱离了中国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实际,完全是一种庸俗经济观点。

他们反对中国公有制的投资,也是为了维护私有制的利益,因为,公有制的投资,意味着私有制的潜在利润空间又被公有制“抢”走了。

三、关于中国的生产效率问题。所谓“边际收益”,也是资本主义私有生产的庸俗观点!对于尚有相当强大的公有制(国有制)的中国,同样并不适用!私有资本强调“利润”,而公有制其实并不强调“利润”!甚至,公有制不存在盈亏的问题!无非是这个行业、这家企业没有那么大利润、或者是“亏损”了,但其上游、下游的企业则多盈利、少亏损而已!对于那些盈利少、有亏损的企业,政权给予补贴就可以了!

关于中国的生产效率问题,同样是个用庸俗的资本主义私有经济标准来评判,还是用公有制生产标准来评判的问题。按照庸俗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标准,评判生产效率的唯一标准是“利润”!是投入产出比!那就在考虑私有企业对行业商品、服务的定价问题!如果某私有制在某行业有定价权,可以操控物价,那就有很高的利润,其“生产效率”就高!如果没有垄断物价的权力,只能随行就世,其商品的销售利润就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了!就可能不那么高。中国的商品、服务出口,今天还不能说已经掌握了大宗商品、服务的定价权!利润空间相当有限。所以,中国的生产率表面上可能并不那么高,甚至可能亏损。

如果从投入的人力物力和商品、服务量的产出来看,中国的生产率可能也并不低,甚至还高于世界上其他所谓发达国家!比如,很可能高于美国、日本。这个比较,我掌握资料有限,无法展开。

四、产能过剩不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我赞同。如果按照主流所指责的中国产能过高,消除中国所谓过剩产能,那就是遏制中国经济发展、遏制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国的产能很高吗?什么叫高?什么叫过剩?中国的电能、汽车、电子器件、精密制造、航天、军工等行业,产能高了吗?三艘航母、几十艘大驱、几万枚导弹够不够用?中国只有一航天空间站,够不够?中国的高铁够不够?我看不够!差得远。中国的产能,远远不是过剩,而是严重不足!那些指责中国产能过剩的,无非是中国的汽车、日常工业质优价廉,受世界欢迎,影响了“国际同行”的产品销售,动摇了他们的定价权!限制了他们的利润!如果这时中国限制自己的“产能”,那就上当了。

五、中国的基础设施远未饱和。这个我赞成,基础设施,永远不会饱和!似乎,全世界也没有出现过“基础设施”饱和的情况。说中国基础设施饱和,简直是胡说八道、毫无道理。基础设施,本就与民生、国防联系在一起,不属于商业!当然也就不能追求所谓商业回报!在西藏、新疆、内蒙古、东南海岛等边远地区修公路、铁路、机场、码头,给沙漠“锁边”,修建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站,有什么商业回报?几乎没有,或者虽然有,但是周期太长、遥遥无期。但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利在久远、利在全局!只从商业回报的角度看基础设施,仍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庸俗观点!

六、关于消费刺激经济。上面说过,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庸俗的经济观点。中国人通常的经济观念是“勤俭建国”,居家过日子也是“勤俭持家”“量入为出”!今天,政府体系仍然在强调“过紧日子”,该花的钱要花,不该花的钱不能乱花。我相信,没有谁家会“刺激”自己的消费!谁喜欢“败家子儿”?哪怕是比较富裕的家庭!只有“外人”,也就是私有商人、资本家,才希望我们家家超前“消费”、过度“医疗”、甚至强迫我们“消费”!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这种“消费”、这种“消费”会改善我们的生活,而是私有资本需要靠我们的“消费”才能把自己的商品卖出去、实现利润!那种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说法,当然是站在了私有资本的角度在说话,没有站在人民群众、国家的角度在讲话!

这应该是个常识问题,并不需要多深奥的经济学知识——任何深奥的所谓经济学知识,也改变不了这个常识。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按照消费创造生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如果国家搞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那有效需求要不是提高上来了!不是可以刺激经济发展吗?但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又恰恰反对国家搞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其实也不“自相矛盾”,因为国家搞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私有经济基本上插不上手,与他们的利润无关。所以,他们不但不支持,而且还反对。这时,他们当然不管什么“刺激不刺激”消费了。立场决定观点,信然。

七、“能否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启动经济增长,关键要看中国的财政是否可持续。”我赞同这个观点。我想补充的是,只要中国有相应的人力、物力、资源潜力,财政一定是可以持续的!财政没有任何问题。这可能是我与余老师唯一不同之处。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不能说没有地方政府乱花钱、乱投资导致的,但是,应该看到,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主要原因是丧失相应的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导致的!应该给予地方政府相应的货币权利!以便于地方政府履行教育、医疗、基建、社会等职能!并解决其财政、债务问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些大企业很能赚钱,成为“巨头”,而政府有那么多人力物力资源,却穷得出售“国有资产”!为什么?因为大企业有货币权利,而地方政府没有这种权利。原本,这种权利应该由政府分配给私有企业,但今天的实际情况是,货币权利由国有银行和私有金融资本占有并分配,政府不但没有分配权,而且,本身也不是分配对象!很可怜。

有可能,余老师还把政府财政的来源,放在税收上了!所以,才有“财政是否可持续”的担忧。余老师没有意识到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才是解决政府财政的主要途径、根本途径!而税收,决不可以作为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甚至,一个强大的政府、一个拥有强大公有制经济的政府,并不需要税收,甚至可以不向规模很小、占比很小的私有经济收税!

指望靠税收解决财政问题,那必然要乞求于私有资本,必然要向私有资本开放人力、物力、资源的使用权!必然要给予私有资本以优惠政策!必然是向私有资本开放医疗、教育、住房、交通等本应免费或低价提供给公民的福利行业……这是以乞讨方式解决财政问题!是以抛弃公民基本权利来解决财政问题,当然是“饮鸩止渴”!私有资本就算赚了大钱,也不可能那么慷慨地给政府缴纳税收!

放弃货币权利于私有资本,把公有制让位于私有制,而指望向私有资本收税的方式解决财政问题,这应该是最近四十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根源!

我这样想,余老师强调实施“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如果没有意识到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那么,政府哪有什么办法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根本没有。如果说有,那就是财政体系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国债”,我认为这是买办政策,害处极大。

似乎,发国债,在国内发,让国内金融资本购买(国内金融市场上也有国际金融资本的成分);或者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让国际金融资本认购,就是“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但是,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么强大的实体经济,为什么要承认国际金融资本的信用?而我本人一直认为国际金融资本信用是假的!国际金融资本手里的币,是假币、伪币!国际金融资本是寄生虫!是我们金融斗争的首要对象,是我们的死敌!我们发行国债、让国际金融资本认购,那是我们用我们的实体经济,赋予并支撑了国际金融资本的信用!让国际金融资本寄生于我们的经济体之上。我们挽救了国际金融资本濒临破产的命运!我们还培养了国际金融资本,让国际金融资本在全世界给我们制造各种障碍,破坏、干扰中国经济发展!这与我们打破国际金融资本霸权的斗争,是背道而驰的。

关于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我想举个例子,可能更加容易理解。

汉武帝,他要征匈奴、发展军工、顾及民生,他需要各种赋税,他“负担”很重,他很需要钱!但是地方豪强不需要打仗、不需要搞基建、不需要关心民生、不需要关心国家安全,它们并没有国家那样的伟大而沉重的社会“负担”!此时的汉武帝,只要有铜,他就可以随意铸币!谁敢阻拦、限制他?有多少铜,就铸多少币!然后投入到军事建设之中。有什么限制?没有限制,谁敢限制汉武帝铸钱的数量,就砍谁的头。试想想,如果汉武帝只凭向豪强收税,他有能力长期动员那么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吗?

如此发币,难道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当然不会。大宗商品的生产、征收、销售,均掌握在汉朝中央手中,即汉朝有强大的公有制经济,中央对盐铁铜粮食等大宗商品有定价权!实在不行,我给你发票证,限制大豪强的消费、保证对中小生产者生活生产物资的供应!更加重要的是,政权采购某种商品,必然引导市场加大该类商品的生产!货币对生产是有刺激作用的!政权需要军马,把军马的价格定得高一些,自然会有人养马、贩马!

最后,强调一下,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不是不发展或者是限制对外贸易,而是把顺差用于购买我们需要的那种资源、土地、企业、港口、基础设施!关键,是把顺差“花”出去,购买到我们需要的东西,不能购买美国提供的所谓金融产品。不能因为我们顺差大,就抱怨我们“产能过剩”!这就搞错了方向。

八、中国需要不足,所以中国企业只能对外出口。中国商品服务出口、赚取顺差,恐怕不只因为中国国内需要不足,很可能是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真的已经基本满足了中国本土的需求!有能力对外出口!

余老师其他观点,我也赞成。兹不赘述。

中秋节到了,祝网友身体健康,合家幸福,一切顺利!吴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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