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辉夫妇写给贾平凹的“投名状”

当代文学的堕落，是从作家与批评家勾肩搭背，共同“分赃”开始的。文学批评，其实就是人情投资。在陕西，如果谁研究陈忠实、研究路遥，完全就是自己为难自己，很难获得学术经费。但千奇百怪的“贾平凹研究”，却能轻松获得学术支持，研究者甚至可以跟着贾平凹“鸡犬升天”。

在陕西，“贾平凹研究”早已成为一门红红火火的文化生意。各地的贾平凹文学馆、形形色色的“贾平凹研究中心”，其实就是跑马圈地，变相搞钱。许多研究贾平凹的人和机构，与其说是在从事学术研究，倒不如说是在进行一种商业投机。继孙见喜、孙立盎的“贾平凹研究”家庭作坊开业之后，杨辉和马佳娜的“夫妻店”更是博人眼球，异常火爆。二人在“贾平凹研究”这块菜园子里，“我挑水来你浇圆”，联袂撰写有《天人之际——〈老生〉与中国古代的世界想象》，出版有《秦岭南北》——贾平凹小说节选，编纂有《贾平凹文论集》等。与其他贾平凹的吹捧者相比，杨辉夫妇更有心机，更善于讨好贾平凹。为了背靠贾平凹这棵“大树”，终身“吃定”贾平凹，马佳娜干脆直接报考贾平凹的博士研究生。其博士论文，完全就是一篇心怀叵测的“投名状”，与学术和文学完全无关，纯属溜须拍马的“文字垃圾”。

马佳娜吹捧说：“以书画创作及其理论视域为参照，理解贾平凹的小说美学及其核心特征，是推进贾平凹研究的重要路径。”其逻辑之荒唐，论述之离谱，并且被博导贾平凹举双手通过，堪称亵渎学术的典型标本——

西北大学被贾平凹父女任意拿捏，仿佛成了钱锺书先生笔下的“克莱登大学”。贾浅浅在这里研究父亲混文凭、当副教授;马佳娜同样在这里研究贾平凹混文凭。女儿研究亲爹，学生研究导师，导师闭着眼睛通过，由此开启了当代学术极为荒唐的一幕。

贾平凹的书画，完全就是暴殄天物，犹如在纸上随意大小便似的，糟蹋中国书画艺术。根本不懂书画艺术的马佳娜，为了吹捧贾平凹、讨好贾平凹，别有用心，剑走偏锋，以博士论文来吹捧贾平凹，投身到贾平凹麾下。这种亵渎学术，令人不齿的廉价吹捧，把马佳娜淋漓尽致的投机心态，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当代文坛，对当红作家疯狂抬轿，跪拜吹捧，可说是最为快捷的上升通道。杨辉更是深谙这一“成功”秘笈的学术投机商，为了抱住贾平凹的大腿，专门写出一本满嘴跑火车，疯狂吹捧贾平凹的《“大文学史”视阈下的贾平凹研究》，作为投入贾平凹怀抱的“投名状”——

杨辉的学术根底非常差，思维极为混乱，根本写不出像样的学术专著，只能做文字的“搬运工”，通篇依靠大量引用和转抄，来冒充高大上的学术研究。

在吹捧贾平凹的“友军”中，李敬泽和陈晓明，堪称其在文学批评界的两员“猛将”，左右二膀。前者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前主编;后者曾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二人在当代文坛呼风唤雨，兴风作浪，为吹捧贾平凹，不惜昧着良心，颠倒黑白。

当代文坛，就像一个鱼龙混杂，骗子出没的巨大名利场。你吹我捧、投桃报李，早已成为文坛骗子拉帮结派的潜规则。贾平凹的《废都》，明明是一部移花接木，散发出腐朽堕落，淫秽气息的低俗之作，毫无艺术性可言，但在李敬泽和陈晓明的嘴里，却成了“伟大”的中国小说。《废都》出笼之后，立即遭到广大读者的愤怒唾弃，以及众多文学批评家的猛烈批判，甚至被出版社长期“冷冻”，束之高阁。为了给《废都》招魂，一些贾平凹的文学水军不断鸣冤叫屈，把《废都》吹捧为稀世罕见的文学经典。冲在最前面的，就是李敬泽和陈晓明。二人一唱一和，开始了当代文坛罕见的吹捧表演。李敬泽说：

《红楼梦》的天才和魅力就在这虚实相生之间，不能洞晓此际者皆非《红楼》解人;贾平凹是《红楼》解人，他在《废都》中的艺术雄心就是达到那种《红楼梦》式的境界;无限地实，也无限地虚，越实越虚，愈虚愈实。

但他做了一件惊人之事，就是创造一种语境，与曹雪芹仍有不同，但在这种语境中，《红楼梦》式的眼光竟有了着落。我相信贾平凹是认真地决心要写一部《红楼梦》那样的小说的，评论家的滥调是力戒模仿，但你模仿一个《战争与和平》试试看!一个有才华的作家深刻地感受着他与伟大前辈之间的竞争关系，当他暗自对自己说，我要写一部《战争与和平》、写一部《红楼梦》时，他是认真的，他尽知其中的巨大难度。

《废都》的重要意义之一，即在于重建了《红楼梦》的语境，且在其中恢复了“中国人的人生感”。

这种字里行间处处令人起鸡皮疙瘩的肉麻，很快得到了丰厚的回报。2016年5月14日，李敬泽受聘为西北大学贾平凹讲座教授，并以《贾平凹的力量》为题，为贾平凹替人贩子开脱，认同拐卖妇女，践踏女性尊严的《极花》大唱赞歌，甚至对批评《极花》的读者和文学批评家进行冷嘲热讽。

李敬泽不仅乐此不疲地为贾平凹站台，甚至不遗余力地吹捧贾浅浅的屎尿诗，为其诗集作序，把贾浅浅吹捧为举世罕见的天才诗人。李敬泽吹捧贾浅浅，其实就是“曲线”吹捧贾平凹。

就像和李敬泽进行吹捧比赛一样，陈晓明对贾平凹的吹捧，丝毫都不亚于李敬泽。陈晓明就像服用了兴奋剂一样，情不自禁地说：

如果说到汉语小说的本土性或民族性特色，贾平凹无疑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

在这里他要重建九十年代的美学理想，找到一条古典禁书在当代复活的道路。《废都》甚至以一种自残的写作形式，那么多的省略方框框，强行把自己和禁书等同一体，来发掘一种压抑的死亡美学。

李敬泽和陈晓明昧着良心的吹捧和忽悠，严重误导了读者的审美鉴赏能力，却被贾平凹夸奖为中国最好的文学批评家。这种只讲哥们义气的“江湖评论”，严重亵渎了中国文学的尊严，极大地败坏了文学批评的声誉。但在当下，这种溜须拍马、颠倒黑白的文学评论大行其道，越来越多。

杨辉的《“大文学史”视阈下的贾平凹研究》，完全就是一部投机取巧，极端谄媚的文学“投名状”。其诸多内容，都是大炒李敬泽和陈晓明吹捧贾平凹的冷饭，甚至比李敬泽、陈晓明的吹捧更加离谱、更加荒唐：

贾平凹需要一部“直接与《废都》对话”，且以“阉割”的极端方式“去历史化”的《秦腔》，承担了这一“叙事”功能。自我阉割的青年引生“看到了生活散乱的无序”，“那些毫无历史感”，也“缺乏深度的生活碎片”，成为现实的真实面相。

由引生的自我阉割和整一的乡土世界的“颓败”，陈晓明发现《秦腔》至少在双重意义上表征着贾平凹“回应”《废都》及早年作品的独特用心。“阉割美学”是他用来指称《秦腔》与《废都》对应的重要概念。

那些标志着文化禁忌的¨¨¨¨¨¨构成了一个《废都》的潜文本，并由之指向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精神的另一意趣;人生总体意义上的虚无既可以在精神超越之境中得以升华和形而上的克服，如《红楼梦》中的“色”“空”;亦可以在食色之性的沉溺中得到形而下的纾解，如《金瓶梅》中的性爱铺排。

《山海经》的段落在《老生》一书中，绝非简单的结构性因素，其中可能暗含着这样一种信息：贾平凹在和曹雪芹做斗争。既向《红楼梦》致敬，又和《红楼梦》竞争。从“大荒”意象入手，李敬泽再次将《山海经》在《老生》中的用意指向《红楼梦》中的“大荒”。

在当代文坛，文学批评家溜须拍马，几乎形成了一种极为愚蠢、极为固定的陈词滥调。比如要夸某部作品结构宏大，气势磅礴，就浮夸其为“百年史诗”;夸某部作品如何牛逼，就是说他写出了一部当代《红楼梦》。就连王朔都调侃说自己，或许一不小心，就写出了一部《红楼梦》。要说某个作家学识渊博，作品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就夸其为“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杨辉远比这帮家伙更能“作”、更能“扯”、更能捣糨糊。他独自为贾平凹的小说发明了诸多花里胡哨的“新名词”、新说法。什么“水与贾平凹的小说诗学”;什么《老生》突破了从二十世纪的历史视阈的局限，将作品的思路引向更为宽广的文化与历史空间;什么《山海经》的世界想象，在《老生》中衍化为人之命运转换的精神背景。

凭着一张王端公似的嘴，杨辉在书中一味胡扯，居然把贾平凹的小说与《周易》生拉活扯地捆绑在了一起：

贾平凹作品与《周易》精神的复杂关联，无不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即便在先锋精神成为时代主潮和话语逻辑的核心语汇时期，仍然发挥着积极的创造性的作用。

杨辉天花乱坠，近乎高烧地说：

从“儒”的崩溃(《废都》)到“道”的式微(《古炉》)，再到“佛”(《带灯》)再临，贾平凹在中国传统文化所开出的对应现实问题的诸般可能中寻觅着思想的资源，试图解决我们身处其中的生活世界的基本问题。

贾平凹业已成为杨辉眼里顶礼膜拜的文学大神。在杨辉的嘴里，贾平凹的小说，早已不仅仅是小说，而是解决中国各类现实问题，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贾平凹随时都可以为读者开药方。

事实上，贾平凹那个年代的作家，大多读书都少得可怜。在时代的风口上，猪都能被吹到天上。以贾平凹那样的古文功底，哪里啃得动《山海经》，知道什么“儒、道、佛”，更不要说佶屈聱牙，艰深难懂的《周易》。成名后的贾平凹，成天就是想着怎样多卖字画，根本就不懂什么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小说除了大量模仿，移花接木，就是以长年累月地自我抄袭，以此刷存在感。杨辉夫妇之所以双双“吃定”贾平凹，完全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商业行为和利益算计，并非真正的学术研究。

杨辉的“投名状”《“大文学史”视阈下的贾平凹研究》，果然被贾平凹青眼有加，一路绝杀，获得了——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贾平凹文论研究”(立项编号：2014I26)成果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6M602175)成果

这种大炒冷饭，一锅烂炖的“贾平凹研究”，居然还获得了陕西师范大学优秀著作出版基金资助。杨辉一路开挂，大小通吃，几乎拿遍了陕西重要的文学和学术奖项：

陕西文艺评论一等奖

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入选“陕西百名优秀青年作家艺术家扶持计划”

自从跟定贾平凹，杨辉就像坐上了直升飞机，喜事接连不断，并蹊跷地成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管的《小说评论》杂志主编。这是继王春林之后，又一位贾平凹的吹鼓手出任该刊主编。杨辉一路绿灯的奇迹升迁，就像一个突然泛起的文化泡沫，这个泡沫背后，与陕西省作协主席，文坛大佬贾平凹究竟有多深的关系，恐怕只有杨辉心中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