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国有企业不能在完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 ——相关国企改革之思考十四

第九篇 国有企业不能在完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

——相关国企改革之思考十四

【内容提要】思考十四：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只能实行以市场为工具的计划经济体制或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而绝不能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之不同，不仅会直接影响其企业的经济管理体制，而且同样会影响到它们不尽相同的经济运行体制。

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生产价值以实现剩余价值，而价值与剩余价值都是只有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的，这就决定它不能不崇拜市场，市场上什么赚钱它就会生产什么，即使生产杀人的武器和伤人的毒品能赚钱，它也会毫不犹豫而不惜铤而走险去生产的;即使明知其经济行为笃定会带来祸害环境与危害社会的严重后果，只要能赚钱，它也会毫不犹豫地持续干下去的。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脚注中引用托.约.登宁在《工联和罢工》中所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了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敢冒绞手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被市场上能够带来的利润牵着鼻子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切资本主义企业的必然选择——它必然会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以满足社会需要，在今天情况下，社会对使用价值需要之满足往往也是通过市场交换后才能实现的，所以，“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市场”。但是，企业的生产活动不能把市场当成崇拜对象，不会是市场上什么赚钱就生产什么，因为能够赚钱的产品不一定是社会正常需要的产品，如毒品;难以赚钱的产品不一定是社会所不需要的，如粮食。如现在全国各地，玉米只能卖到一块多钱一斤，甚至可能抵不上生产成本，难道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可以不生产粮食(玉米)吗?至于毒化环境、浪费资源，不惜铤而走险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等，在所谓“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完全难以避免，而在非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企业中则是决然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真想搞社会主义，就不能选择完全市场经济体制，更不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但事实上，我们却逆势而行，在“同世界接轨”，实质上是要不断地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靠拢的思想支配下，力图建立一个完全市场经济体制。往轻了说，这是对市场经济体制作用的错误理解与盲目迷信;往重了想，一些人想配合帝国主义势力急欲亡我中华也说不准。至于说什么既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又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主观愿望不错，实践上是绝难办到的。

说到这里，不能不让人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716页上有如下著名的一段话，照录在此：

“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的分配时。必须考虑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

在717页，马克思接着说，“只有当全部产品在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通过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社会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这样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以上三段黑体字都是引者想特别强调的)

这两段话说得明明白白，但许多人并不理解它主要是说什么的。不少人注意到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两种不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并在为此曾在作为《资本论》研究会会刊的《当代经济研究》上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更多人认为马克思在这里讲了社会生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是十分片面的。其实马克思这里讲的就是市场上商品交换过程中运行的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价值规律，(而不是其他规律，主要也不是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资本主义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而正是价值规律本身。价值规律本身就要求社会生产必须为社会需要服务，必须按照社会需要的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必须按照社会需要的比例把社会总劳动时间分配到不同类商品的生产上，促使经济社会按比例发展。

但是，价值规律并不能直接促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劳动按照社会需要的比例自动地分配到社会各个生产领域中去。恰恰相反，在市场盲目作用驱使下，这一比例常常、甚至必然会遭遇到破坏，从而必然会遭遇到周期性的如同大瘟疫一样的经济危机大破坏。正是经历这种周期性比例失调、生产过剩、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整个社会仿佛发生了一场大瘟疫一样的破坏与阵痛中，价值规律才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强制性地促使社会劳动按比例地分配到各个不同生产领域。然后又必然使社会又再一次开足了马力一路狂奔，直至再一次造成严重的比例失调……。

要想让社会避免这种周期性的大瘟疫的侵扰，唯一的办法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让全体人民进而全体人民的每一个人统统成为社会资本完全平等的主人，让社会生产的目的不再为资本所左右而切实回归到为满足社会需要服务的轨道上来，直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顺应价值规律的要求，按社会需要的必要比例分配劳动与资本，从而无须经历经济危机的破坏，就能大体上和经常性地保证整个社会生产按自然需要的比例地发展下去。

这样，同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民主专政一样，计划经济不能不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又一个基本特征。苏联与中国等国家一旦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后，都曾直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促使整个经济社会发生突飞猛进式的发展与进步，就是其突出的例证。当年苏联接下的沙俄本来是一个十分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老底子，从1917年建国，到赢得卫国战争即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虽曾遭遇到十四个国家的入侵，更遭遇到德国法西斯疯狂进犯，几乎一天也没有消停过，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但仍然在不到三十年时间里，就超越了众多资本主义列强，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自罪恶的鸦片战争以来几乎遭遇到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劫掠、欺凌，时间跨度达一百多年，已经变成了一个受尽洋人欺压、谁也瞧不起、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穷国、弱国，但自1949年建国，历经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蒋介石试图“反攻大陆”、我们的多次自卫反击战，事实上一直处于帝修反疯狂围剿的准战争环境的强烈干扰中，仍然能够仅仅用了短短二十七年时间，就把我国建设成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搞出了“两弹一星”，有着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别的不说，就说在那极为原始的条件下，我们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建设成不计其数、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包括8.6万座水库)，如果不是为了社会需要，而是为了价值与剩余价值;如果不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正是在那种制度与体制下焕发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与创造性，才为日后我国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他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十几个国家也无一不曾取得了辉煌的繁荣与进步。一个小小的朝鲜就曾经被强大的包括它唯一盟友中国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制裁了几十年，仍然能够屹立不倒，这些都清楚地向世人宣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的无比优越性。

所谓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竟颠倒黑白地认为，经济搞成功的国家均不实行公有制为主体，主张产权私有与市场经济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路径，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计划经济的理论是落后的(该观点散见于其访谈与学术文稿之中)。但事实上，苏联正是因为了实行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才会从一个十分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实行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从一个连火柴、铁钉都造不出来的中国，白手起家发展到造出了两弹一星，而且有了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不叫“经济搞成功”吗?反观市场经济时代，我们虽然已经实现了经济腾飞，现在更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虽是公认的事实，但其造成的巨大弊端与恶果也日益凸显：两极分化在飞速“发展”，阶级对立日趋严重，住房、医疗、上学、养老等众多新“大山”拔地而起，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黄赌毒黑等在新中国早已绝迹的社会丑恶现象已经卷土重来，“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数不清的底层老百姓已陷入或将陷入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之中，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鲜血真可能是付诸东流了……其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与变卖、官员腐败布满各路官场，更是触目惊心。“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力挽狂澜，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所有制与经济体制上彻底转向，我认为，前景仍然不容乐观。二十一大之前肯定没有问题，但二十一大之后就难以说准了。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完全市场经济体制只能服务于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大业”，幻想通过它来建设社会主义，无异于南辕北辙。

中国一个大人物早在改开初期就说过，世界上凡是跟着美国搞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富裕起来了，而跟美国对抗的国家则都是贫穷的。真不知这个跟着毛主席干了半辈子革命的人是怎样得出这一荒唐结论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跟着美国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几乎满世界都是，可除了为了对抗中、苏(俄)、朝等而有意扶植的日、韩(其实均是它的准殖民地)、以色列(顶级资本富豪控制的国度)，面临得天独厚的马六甲海峡的袖珍小国新加坡等以外，那么多跟着美国搞市场经济的众多亚非拉国家哪一个富裕起来了?相反，拒不听从美国号令的朝鲜，虽然遭受到满世界的围剿、制裁，至今不是仍然屹立不倒吗?紧邻美国家门口的古巴，美国人不是也拿它毫无办法吗?虽然他们还谈不上富裕，但作为一个小国，能够泰山压顶不弯腰而巍然耸立，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知道吗，在中国的哈美族那里，朝、古两国不知早该垮台几多年啦?

那么，是不是重回计划经济体制，一切都会顷刻都变好了呢?

事情当然不会是如此简单。中苏和其他十几个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所做的毕竟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经验不足是其普遍的弱点;为实力雄厚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包围更是它无可选择的宿命。要知道，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自动保证你的经济发展计划满足价值规律对经济社会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有计划”不一定就能“按比例”发展)。事实上，你只有通过市场，让价值规律的作用与影响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你才能比较透彻地把握它、从而驾驭它，才可能比较确切地知道“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是多少，从而“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把劳动与资本“按比例地分配”到“不同的生产领域”中去。但这也只有在有了足够的经验积累和伴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使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科学技术充分发展起来以后才能办到（当然，人工智能AI的发展，让其实现的可能性肯定会越来越大）。否则，离开市场，即使是真想“有计划生产”，比例失调的事仍然会经常发生，只不过这时发生的不是生产过剩，而往往是生产不足。因为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幻想不通过价值规律，就能把偌大的社会对一切生产领域的需要比例事无巨细地统统把握准，只能陷入十足的空想。

由此，无论是实行完全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完全计划经济体制都是不能从根本上完全解决问题的。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与一步一步地走，今天的中国把自己置于由市场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也许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鉴于我们现在事实上已经在运行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已经有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在回归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可能更合适。再下一步，或者在我们的国企改革中，从国有企业开始，直接实行以市场为工具的计划经济体制我看也完全行得通(这一点，必须反复向全国人民说清楚)。

说到这里，让人不能不立即想起一个并非最高领导却敢于自封核心的大人物堪称经典的一段话：“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市场。”一下子就把两种完全对立的社会制度在运营体制上的差别抹得一干二净了，真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不假。资本主义计划无非两类，一是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一是一个个私营企业的具体生产计划。前者为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着想可能会想到一点点价值规律按比例发展的要求问题，但其重心仍必然要放在为资本榨取剩余价值服务上来。指望其发挥出促进经济社会按社会需要的比例发展的作用来，门儿也没有。至于后者，则统统只能是一个个促使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计划”，它们的实施，又只能不断加剧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揭示了的“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单行本270页)，而且是这种计划越周密，其导致社会生产比例失调的作用会越明显。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身上，只能讲实行完全市场经济体制（所谓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是天方夜谭，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资本主义条件下也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任何内在逻辑来的。

同样，“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市场”也是实情。但“市场”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几千年前，早在几百年前的两宋时代(那时的整个欧洲可能还都处于相对落后的中世纪之中)，中国的“市场”就已经相当发达了，已经“不能没有市场”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记明了这一点。但那里有市场经济体制吗?“市场”与“市场经济体制”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以“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市场”为由，肆意抹杀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区别，得出中国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荒唐结论来，绝对是对十几亿中国人的忽悠、愚弄和欺骗。至于西方资产阶级拿完全市场经济说事，和我们不去揭露事情的本质，告诉世人所谓完全市场经济体制之不可能，却乞求人家承认自己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同样都是愚蠢可笑的。只不过前者是刻意为之，后者则是盲目迷信而已。

的确，资本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一刻也离不开市场;离开市场，剩余价值无法实现，资本就死定了。所以，虽然“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但肯定是“市场多一点”。社会主义时刻关注的应是你的生产是否能够满足社会需要，从而生产是否会按照社会需要的比例进行。虽然“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市场”，却并非一刻也离不开市场。比较起来，社会主义条件下肯定“计划多一点”。尽管这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根本区别在于生产资料(资本)归资本家阶级私有还是归全体人民公有，但起码是其主要区别之一。肆意抹杀它，绝对是错误的。

同时，价值规律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周期进程中强制性地促使社会劳动按比例地分配到各个不同生产领域的能力也不是无限的，就如同生物界的细胞分裂促使生物体生长不是无限的一样。因为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上的环境一旦被污染也很难再恢复原状。如果人们一味地相信什么“发展是硬道理”，一味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不知悔悟，被市场牵着鼻子走，按现在的速度一味地“发展”下去，地球上的资源总有彻底枯竭了的一天，地球上环境污染也总有让人们无法居住的那一天。早在1983年，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局限》就指出，“假如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食物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星球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有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这一段话摘自李宝恒.《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对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摘要)[J].未来与发展，1983(01):51-55)所以，资本主义就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社会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经济体制。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才是人类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不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全人类。

相应的，改开以来，人们奉为圭臬的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并非具有天然的真理性，很可能乃是十足的谬误。因为只有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实行充分利用市场工具作用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国家科学计划保证经济社会按照社会正常需要的比例发展，才能造福社会；实行所谓完全市场经济体制，以牺牲资源、环境与社会公众利益（公平正义）为代价的“发展”，去追求“经济效益”，无异于在不断地促成人类社会的自杀与毁灭。

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立马来一个大转向，实行以市场为工具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会遭遇到体制内外的拼命反对，客观经济条件也并远远没有发展到完全成熟的地步。而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可能才更现实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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