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第四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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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友好大学的日本留学生

从一九六五年夏天起，“日本之声”选派的人，陆续到了莫斯科。当时“日本学生会”的领导，掌握在“代代木”派的手里。为了向“代代木”派夺取日本学生会的领导权，苏联当局事先特别向“日本之声”的志贺义雄叮嘱，要求先派一批有斗争经验、“身经百战”的年青打手(笑声)到苏联去。不仅如此，苏联当局还特别照“日本之声”选派的学生，连他们的老婆、儿女也一起送到莫斯科去，由苏联供给食宿，真可谓招待周到了。一两年之内，在民族友好大学，“日本之声”派来的学生就达十几人，他们对苏联当局一呼百诺，在日本留学生中做捣乱、破坏工作。我们坚决和这些败类进行激烈的斗争。直到我们回国时，“日本学生会”的领导权始终未被修正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所篡夺。

新谷：苏联当局对日本政党的态度，也是忽亲忽疏，忽好忽坏。它对日共，由于日共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两党关系恶化，这时志贺一派出头叛变，这一来和日共的关系更加恶化，且终告决裂。此后，苏联当局又拉日本社会党，对它大献殷勤。这时，恰好中国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日本社会党中的左派支持中文化大革命，使苏联当局十分震惊。于是苏联当局又回过头来和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破镜重圆，共同进行彻底的反华活动。到了现在，只要他是反华的，苏联和任何人都可以携起手来。

但是，苏联当局目前似乎并不太热心于只和日共或社会党搞好关系了，苏联当局目前对日本的哪些人最钟情呢?而是政府和自由民主党。由于苏联需要借外资开发西伯利亚，和有其他种种问题，它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讨好日本反动派，共同反对中国。苏联政府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向佐藤发出邀请，请他在认为方便的时候到苏联访问。苏联和日本之间还有一些案未决，两国和约还未缔结，但是当前苏联先要求和日本缔结日苏文化协定、交换留学生协定等。不久的将来，自民党和政府派的留学生就要进入莫斯科的大学了。

“亲苏派” 各国留学生正在增加

佐久间：现在，不仅日本的留苏学生被苏联当局不断清洗，日本以外的各国留学生也都是一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开始以前和开始以后，各国学生的情况都有了很大的变动。原本在民族友好大学读书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学生，在人数上大体保持平衡。大论战发生后，支持苏联路线的国家的留学生多起来了，不支持苏联路线的国家的学生则不再继续招收，原有的也被开除出校。拉丁美洲国家，除了智利和阿根廷以外，其他国家的学生多数支持武装革命斗争的路线，这就引起苏联当局的不满，所以在招收新生时，只有智利、阿根廷的学生大幅度增加，其他国家的均受到限制。

非洲国家的留学生，由于他们的祖国多数还没有建立马列主义的党，政治上还存在一些缺点，但是他们作为新兴的独立国，保持着反帝反殖的年青朝气，多半具有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倾向。所以，他们也就不为苏修所喜。特别是他们的皮肤，在苏联国内存在种族偏见的人看来，仍加歧视。非洲学生常常因为被歧视和某些苏联人冲突。苏联当局对他们很感头痛，但是又要拉拢非洲国家，不敢对他们怎样迫害。我们大学的阿拉伯国家的学生，原来都是亲苏的，也非常受到苏联当局的夸奖。可是到以色列发动侵略中东战争后，他们目击苏联出卖阿拉伯人民，和苏联的关系稍为冷淡了一些。现在和苏联关系最好，派大量学生到苏联留学的，除智利、阿根廷和阿拉伯国家外，还有印度和塞浦路斯。

这些国家的学生就是所谓 “亲苏派”。其中少数人，为了个人利益，甘为苏修利用，对苏修拍马谄媚。

新谷：这种人已经落成街边卖假货的骗子了。

佐久间：但是，苏联当局却非常喜欢这一类人。近来印度、锡兰和除印尼以外的东南亚国家派到苏联留学的学生增加了。这些学生和左派、进步组织毫无关系，绝大部分是由政府派出的留学生，许多人出身于大资产阶级、贵族，思想非常反动。他们到苏联来，不读社会科学，专读理科工科，一部分人选读文科，或人文科。那是根据本国政府的方针选读的。正好，苏联也讨厌那些关心政治或社会科学的学生，在这一点上，苏联也算是走运了。

但是，苏联对于那些希望学习马列主义，为祖国解放事业而斗争，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倾向采取稍加批判的学生，动辄加以无情的打击。我们从切身体验中了解，苏修领导集团衡量某一组织或个人，不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看他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而是用所谓“反苏”和“亲苏”这个尺度来决定其为敌为友的。对方即使是反动透顶，只要他今天“亲苏”，苏联就把他当做朋友，热烈地和他拥抱。相反，对方阶级立场正确，只要对苏修领导集团的观点稍加批判，就会被他们目为敌人，全力攻击，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苏修领导人这种态度，形成他们的一个特征。

新谷：对今天的苏联修正主义领导来说，凡是对他们拍马、谄媚的人，都被他们看作是亲密友人。他们竟然以别人对他们是否拍马、谄媚来判断对方。相反，不拍他们马屁，就不为他们所喜，就被他们贴上一个“反苏”的标签。实际上关于所谓“反苏”问题，我们在苏联真是看得多了，例如那些批判斯大林的影片如《晴朗的天空》、《生与死》、《静寂》等，才是不折不扣的反苏电影，现在那一小撮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才是真正最大的反苏的罪人。正是他们把苏联大好的社会主义制度糟蹋得不成样子。他们借口批判斯大林，断送了社会主义的江山。

原田：正是如此，一手葬送苏联十月革命成果的这些家伙们才是反苏的真正罪魁。

志贺一派的末路

新谷：对苏联领导集团谄媚的人，到最后也不见得有好下场。叛徒志贺义雄一派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我们日本学生中，有一个人曾被志贺一派收买，他立刻和苏联当局勾结，对日本的革命生策动迫害。接着大量的“日本之声”系统的人马被送进大学来，这些志贺派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呢?

这些人是死心投靠苏联当局的，他们以盲目地服从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作为自己的思想和信条。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狂热地吹捧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照理说，该是苏修当局最亲密的朋友了。但是，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对于志贺一派，不过是当做一种一时一事的政治工具使用而已，利用价值一完，就立刻抛在一边。当志贺一派的人为了适应苏修当局破坏日本学生团结的需要，而被派到苏联时，他们神气活现。“日本之声”对此大肆宣传，在他们出发时，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由神山茂夫(日共叛徒)之流亲自主持。这些人在大吹大擂声中来到了莫斯科。

他们一来到我们大学，立即把一名日本学生收买。他们又在 “日本学生会” 中猖狂地搞分裂活动。例如学校当局准备邀请日本驻苏大使中川到学校来访问的问题，在学生会上提出讨论时，绝大多数日本学生反对，主张和苏联校长交涉。这时“日本之声”的学生却上演了与苏修当局为虎作伥的活剧。在会议上，他们狐假虎威地代表苏修当局恫吓说：“你们如果反对苏联的安排，就立刻停学回日本好了!” 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这种认贼作父的作法，极大地触怒了绝大多数日本学生。他们充当苏修当局的走卒太露骨了，当场遭到日本学生们的总反击，使他们的丑恶面目毕露。

可是不过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局面又有了新的变化。第一，“日本之声”那一伙人，开始对苏修当局拙劣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感到不满和反感。他们尽管事事听从苏修，奉承谄媚，却发现主子并未给他们以应有的待遇。他们从早到晚碰在一起，就互发牢骚，不满苏修。第二，“日本之声”不过是志贺修正主义者搞的一个组织，拿不出理论体系来，只是唯苏修之命是从，做应声虫。但是苏修当局的政策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不断变换，他们跟着苏修转，时时感到不能自圆其说，陷于不利的境地。第三，“日本之声”发起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苏共修正主义集团又和宫本集团的关系恢复和好。这一来，“日本之声”这一伙人就进入了死胡同，苏修再也不重视他们。这时他们之中不少人就发表长篇声明，宣布脱离“日本之声”了。

宫本一伙的转变方向

佐久间：现在的苏修正主义集团，是完全靠不住的，是不能寄以任何希望的。我们从中得到了切身的体验。但是，宫本集团完全无视苏联的现实，对苏共修正主义领导人卑躬屈节。这就注定要走上和志贺同样的命运。

原田：特别是最近两三年，宫本集团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深深陷入现代修正主义的泥沼。在莫斯科的革命学生和宫本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发展到组织上也必须分裂的地步。

我们前此所说的苏联的种种现实，是修正主义带来的祸害。在莫斯科的日本学生对此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很深的体会。但是仍有一些人在组织上追随宫本修正主义。可以肯定，这一伙人的最后命运必将落得和志贺一派同样的下场。当宫本集团开始和苏修恢复和好的时候，他们下令不许批评苏联的现状和苏联修正主义，要求彻底执行命令，对苏联一概不准加上“修正主义”的字样。

这样一来，追随宫本集团的那些人立刻闭口不谈苏修了，而且制止一般拳生对苏修正主义提出具体的批评。宫本一伙人的态度一变，就显露出他们自己的真面目。

被外国学生抛的宫本修正主义的路线

佐久间;有一天，我们大学的俱乐部放映电影，那部影片的内容实在恶劣，连半点社会主义的影子也没有。电影映完，各国学生在回到自己宿舍的路上，谈起了这部影片，你一句，我一句，提出了严历的批评。我也故意慨叹地说：“想不到苏联修正主义在文化上堕落到这种地步了。” 一个非洲同学立即说：“你们还有什么大话可说，你们的党的和平过渡不也是修正主义路线吗?”

这些非洲学生的祖国，还没有创立共产党，但是他们通过许多具体事实，也能分辨得出真革命和假革命，用现在日本通行的话来说就是：“修太郎(老修)啊，大话少说吧!” 我们当时听到非洲学生的话，感觉到非常可耻。回到宿舍中，倒在床上仔细玩味这句话。自从宫本集团变节以后，在从事反帝反修斗争的各国学生看来，日本人已经成为苏联修正主义的朋友了。

在我们大学里，有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学生，他们的理论，在我们看来虽然仍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普遍主张坚持武装斗争。他们说，革命就是武装斗争，就是“枪杆子面出政权”，这是完全正确的。他们一般都有很高的革命情绪，士气旺盛，行动积极。

因此，来自拉丁美洲的学生，经常和苏联修正主义当局发生冲突。他们斥责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是背叛革命的谬论，并和它正面地进行斗争。

宫本集团和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和好以后，《真理报》上常常转载《赤旗报》的社论和文章，拉丁美洲的学生也看到了。他们非常生气地对我们说：“日共最近开始强调和平过渡了，这种修正主义的论调，经过这几年来的公开争论，谁都能一眼看穿。”

我们对宫本的路线完全堕落成修正主义，是有所了解的。我们也打算贯彻反修路线，但是，我们和宫本在组织上还存在着联系，即使心中明白外国同学的批评是正确的，但在国际场合却不能说。我们只是一再地深思。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对我们开始露出微笑，但是过去和我们一起从事反帝反修斗争的各国革命学生，却开始对我们厌恶了。我们迫切地感到，不和宫本集团从组织上决裂，就要被世界革命人民所抛弃。

同现代修正主义决裂

原田：从一九六七年九月起，在莫斯科的日本革命学生，在组织上和宫本集团决裂了。这一年的暑假，对于我来说，实际上是大学生活的最后一次，因为就要毕业了。我利用这个假期到东欧国家去旅行了一次，当我在匈牙利布达佩斯逗留时，一位外国同学告诉我发生了“北京机场事件”，那是日共中央驻北京代表砂间一良和《赤旗报》驻北京记者紺野，盲从宫本集团，完全背叛了革命，在北京进行反华勾当，被中国革命群众怒斥的事件。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八月底我回到莫斯科，发现气氛有点异样。暑假期间，在苏联各地留学的印尼学生，大批集中到莫斯科来了。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说，苏联和苏哈托一纳苏蒂安政权关系这样密切，再不能在苏联留下去了。他们准备到中国去。当然，印尼学生内部也有少数人背叛祖国，忘记革命，只求个人安全享乐，而长期住在苏联的。因此，印尼学生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他们定九月六日自莫斯科出发。我当时也想和他们一起到北京，但是时间太匆忙，辨手续来不及，而且我还有许多事务需要在莫斯科办，去中国的念头就此搁了下来。在苏联，九月一日是新的学期开始。八月底来自日本的新学生陆续到达莫斯科，需要照顾他们，在他们办理入学手续时做做翻译，举行欢迎会等。九月中旬，日本学生会职员改选，我也需要做些工作，再以后是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我们在迎接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时，在日本学生中间广泛组织了“十月革命意义学习会”，深刻、彻底地讨论列宁指出的“十月的道路”的真髓和精神，拿它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本质对照，讨论苏联现在究竟是走着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由于我们生活在现实中，对苏联修正主义的种种丑恶事例，早有体验，大家都对苏修抱着强烈的不满和反感。特别是在低年级年纪较轻的学生中间，反感更是强烈。他们认为，现代修正主义和无产阶级，从立场看是敌对的，两者之间绝对谈不上共同行动和组成统一战线，要革命，除了走“十月的道路”以外，没有别的途径。

因此，一九六八年二月开始的日苏两国共产党会谈发表共同声明时，在莫斯科的日本学生组织“民主青年”的大部分人的反应是：“日本共产党被苏联共产党欺骗了，我们不能受骗。”紧随着共同声明之后，《赤旗报》发表了“日苏两党会谈的意义”，许多“民青”的人都斥之为满纸骗人的谎言，一脚把报纸踢开。

刚巧在这个时候，“日苏协会”有个代表团来到莫斯科，他们说：“一九六七年夏天，从民族友好大学毕业回日本的学生中间，不少人热烈支持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事很使人头痛。”

“修太郎” 压制批评

原田：从这个时候起，隐藏在党内有右的倾向的一伙人，突然一个个伸出脑袋来，他们向支部委员会提出激烈的质问：“你们对回到日本参加‘毛泽东派’活动的一伙人，有怎样的看法?”又说“支部委员会的领导违反了党中央的方针”。这一伙修正主义分子，甚至盗取回到日本的一贯坚持革命斗争的革命左派毕业生寄往莫斯科的信件，呈送宫本修正主义集团。

面临这种事态，我始终坚持反帝反修的立场，并公开宣布宫本一伙已经完全落成反革命和现代修正主义分子。之后，我们组织了《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学习会。宫本修正主义中央领导机关在这年的春天(一九六八年四月)，派了修正主义官僚津金佑近和阪本英夫到莫斯科，他们也不管什么组织原则，突然解散支部委员会，取消了莫斯科的学生党组。反对修正主义的学生党员，被随意开除出党。我们坚决反对宫本修正主义分子这些破坏活动，保卫了先锋队——党组织。支部委员会中背叛革命而堕落成宫本修正主义分子的，只有一个人。后来我也被宫本修正主义一伙开除了。其理由也很特别，据说是因为 “原田幸夫对民主青年同盟的人说了既要革命就得豁出命来干这样一些狂言”。(笑声)

经过这次事件，在莫斯科的组织，左派也分裂了出来。我们同宫本集团从组织上明确地决裂后，就能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组织斗争。

例如，在学习会上讨论政治问题、阶级斗争时，修太郎们就提出：不要讨论政治问题了。我们说：“我们一贯都是站在向日本人民斗争学习的立场上的。羽田事件也好，佐世保问题也好，以及正在进行激烈斗争的各种各样的日本学生运动也好，我们都必须加以考虑。”他们无词以对，便说：“把不同的政治意见带到日本学生中间，其目的只能是分裂学生。”他们连这种太不像样的话也说得出口。这样一来，一般日本学生也认为修太郎是在胡说，而根本不理它那一套。修太郎就在群众中更加孤立了。

修太郎还说些什么呢?他们说：“学生的本份就是在学校里读书，不可太多地过问政治。我们只要拼命学好专业，到时拿到毕业文凭，就算达到目的了。”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把学生中存在的关心政治、关心祖国解放的高昂革命情绪压下去。

每逢一般学生对苏修领导集团的所作所为和对苏联现状进行批评时，修太郎们就说：“不对，你们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他们举出一些根本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竭力替苏联的作法辩护。修太郎说：“苏联无论如何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会发生这类事情。”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叫嚷，他们以为不会发生的事情，在苏联日常生活中不断发生，这个现实，他们无论如何也是难以抹煞的。

结果，在莫斯科的宫本修正主义一伙人瘫痪无力，丝毫不起作用，甚至脱离了修太郎的组织;另一部分人则变成非常残暴的反动派，扮演特务的角色，安图使学生不关心政治，放弃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修太郎们怕被学生群众抛弃，频繁地组织毫无政治思想性的郊游和旅行，安图博取学生的欢心，使他们只顾纵情歌舞而忘掉政治。

足立：一般说来，到苏联留学的外国学生，原本是带有各种政治倾向的，但是他们通过在苏联实际生活的体验，几乎毫无例外地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所作所为，提出了批评。也有人压制这些批评。他们不但不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还要人们和它采取联合行动，建立一战线。现在宫本修正主义集正是起着这种作用。

原田：当北京的日本留学生奋起进行反修斗争的时候，《赤旗报》发表了一篇叫做什么“学生党员们学习吧!”和另外一篇叫做“住在海外的党员做什么”的两篇社论。在莫斯科，当左派分裂出来的时候，修太郎们把这两篇论文当作金字招牌打了出来，总是说“就照这个办吧，就照这个办吧!”总之，那个时候有些本来就不大愿意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想方设法逃避反修斗争的家伙们，都趾高气扬起来了。

同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人民的团结大会

原田：一九六八年二月下旬，以日本民主青年同盟的人为主，呼吁东南亚学生会共同计划举行一次“和美帝战斗的越南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团结大会”。他们的基本方针是要和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开一个反帝反修的战斗的政治大会。

学校当局最初因为不知道集会的内容，马上批准了在学校里举行集会，但是到了开会之前四五天，它知道了集会的内容，便说“为什么不让学校当局和共青团代表发言”。学校当局把会议主持者找去威胁说：“这样的集会形式是民族友好大学开办以来从没有过的。你们是以客人身份来苏联留学的，还拿着苏联政府的奖学金。可是你们举行集会时，却不邀请苏联主人，光是客人随意集会。这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做法。既然不让苏联代表在会上讲话，就绝对不准你们集会。”民青的学生没有屈服，并且明确地回答说：“我们是要和真正地同美帝斗争的人民携手来干的，苏联并不真正同美国进行斗争，所以我们不能和你们一起干。”苏联当局照例说：“苏联正在援助越南。”青年们反驳说：“我们不把那种援助当作同美帝进行斗争的证据。搞这种骗人的援助而装出进行斗争姿态的家伙，是修正主义者。”到了开会的时刻，双方争论还在继续。这时会场已经挤满了群众。这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空前拥挤的一次政治大会。首先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学生代表，一个一个地起立发表充满战斗性、革命性的演说，整个会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气氛热烈。可是到苏联共青团的代表上台讲话时，全场没有一个人鼓掌。等到大学当局的代表上台讲话，甚至有人退席。

佐久间：因为这个，学校当局还大发雷霆。

原田：如果谈到在莫斯科生活中的体验，可以说，按照宫本修正主义提倡的“和苏修组成统一战线统一行动”的路线，是绝对不可能进行战斗的。问题在于：是同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团结，还是和广大的各国革命人民团结，只能在两者之中择其一。所谓宫本显治的路线，是一条和苏联修正主义者勾结起来，同世界反帝力量敌对的路线。如果被认为同苏修是一丘之貉，那就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抛弃。

这次集会开完以后，大学当局立即把日本学生会的领导人找去说：“日苏两国共产党刚刚发表了共同声明。让我们忘记过去的不愉快，今后大大加强团结吧。”但是学生会代表答非所问地说：“你说什么?我们是日本学生会的代表，所以，日苏两党的事情和我们毫无关系。”这句话使学校当局为之哑口无言。

政治笑话

和猪在一起……

赫鲁晓夫在职期间常访问集体农庄。有一天，在赫鲁晓夫视察养猪场的时候，当地的记者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照片洗好后在编辑部却发生了一场纠纷。引起纠纷的原因是因为照片说明是这样写的：

“和猪在一起的赫鲁晓夫同志。”

总编辑说：“把我们党的领袖成和猪在一起，这不礼貌。”

于是乎编辑部门都绞尽脑汁考虑怎样写才好。有一个记者提出：

“那就写成和赫鲁晓夫在一起的猪，这样行吧?”

因为这个建议也不算高明，所以没有被采纳。接着又提出了许多各式各样的建议，可是……

第二天，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刊登了一幅很大的照片，下面的说明是这样写的：“左起第三个是赫鲁晓夫同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