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前后工厂生产关系的演变 ｜ 读者来稿

《红色彼得格勒》荐读

作者：海南月中寻大果

江报告员按

本文是对《红色彼得格勒》一书的概述。从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俄国工人的斗争随着阶级斗争烈度的变化，逐渐由通过集体谈判争取工资的经济斗争，发展为争取工厂管理权的政治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工厂委员会也并非单纯的工人自组织，而是与布尔什维克等政治势力关系密切。总之，本文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经济斗争—政治斗争这一对范畴的理解。有心的读者也可以继续阅读《红色彼得格勒》一书。

引言

《红色彼得格勒》一书讨论了1917、1918两年彼得格勒工厂劳动秩序因革命而发生的剧烈变化。作者深挖大量统计数据，以细致入微的视角指出，彼得格勒工厂劳动秩序存在从从沙皇俄国时期的专制霸权劳动体制到二月革命后的普遍的工人自主再到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的工人委员会管控的转变过程。弥足可贵的是，作者斯蒂芬·史密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对于劳动关系有深入的了解。斯蒂芬·史密斯(S.A.SMITH)曾经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担任教授，他是修正史学(冷战时期倡导跳出意识形态的争论，而去探究社会动态和群众运动的历史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斯蒂芬 史密斯的著作包括《红色彼得格勒：工厂中的革命1917-18》，《一条道路的开辟：1920-1927年上海的共产主义》(A Road Is Made: Communism in Shanghai,1920–1927 ，在这本书中斯蒂芬着重考察上海工人运动的组织模式和细节)，《革命中的俄罗斯：陷入危机的国度，1890-1928》(Russia in Revolution: An Empire in Crisis, 1890–1928，这本书中更多的研究了俄国革命中的边疆问题，宗教问题以及性别问题)。《红色彼得格勒》一书无疑有助于深化《生产的政治》对英俄革命的比较研究。劳工社会学家布洛维在其著作《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中对比分析了英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在涉及俄国革命中的工人运动的时候，布洛维着重分析了工厂委员会制度以及它的转变。布洛维如是说道：“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功是因为其能够有效回应工人阶级被工厂政体塑造出来的激进性。”对于昙花一现的革命中的工人委员会，布洛维论述道：“工厂委员会预示着生产政治和国家政治之间一种新的关系：俄国革命的惊人之处在于，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工人的组织成功将民主和集中结合起来，而且既避免了官僚化，也避免了无秩序。不过，工厂委员会很快就变成了国家、政党尤其是工会的附庸”。布洛维的论述是高度概括性的，且服务于其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的比较。斯蒂芬史密斯的这本作品对于历史转折中的彼得格勒工厂劳动关系则是细致且全面的描述。鉴于原书内容过多，在荐读这里，笔者将围绕集体谈判和劳工组织这两个劳动关系学的主题，在原书的基础上进行概述。

一、俄国革命前后的集体谈判

集体谈判是指工人组织(工会)和资方间定期开展的谈判，谈判内容包括工资，工时，假期，劳动保障等待内容。在美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劳资协调制度十分完善的国家，以底特律的车企为例，联合工会每几年就会和资方协会进行谈判，如果谈判效果(比如工资的涨幅)达不到工会的期望，工会就会毫不留情的发动罢工。2023年的底特律通用汽车等多厂的罢工就是由于集体谈判失败引发的。在改开后的我国，集体谈判(或者叫做集体协商，或者叫做三方协商)机制基本是欠缺的(这在常凯的《劳动关系学》中有充分的证据)。但是在涉及到赴外务工(比如海员群体)的时候，由于需要遵守外国的劳动相关的法律和条例，集体谈判就较为常见了。在沙皇专制时期，沙俄专制政权一贯禁止工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集体组织，劳工运动会被视作蓄意破坏和谐的骚动，从而招致警察或军队的镇压。工人对国家保持中立几乎不抱任何幻想：前来镇压罢工的警察早已说明当局究竟站在哪边。即便是相对专制政权而言已经十分激进的“警察社会主义”(帝国警察长官祖巴托夫提出，即为了遏制自由工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工会，帝国特意给工人运动保留有一定严密监管和引导下的活动空间，加邦神父所组织的官方黄色工会就是个典型的案例)，其动机仍然更多在于维护工厂中的家长制而非实行劳资关系改革。沙皇时期的企业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进行管理。位于最顶端的是厂长，国有企业的厂长由陆海军官员担任;厂长之下是各部门经理，再然后是车间经理及其助理，最下面是工头及其助手。大部分工厂的管理制度仍然停留在“手工业”阶段，权力较为分散，决定大多由工头做出。工人们既要在管理落后且专制的工厂中劳动，还要面对恶劣的劳动条件。《红色彼得格勒》如是记载：彼得格勒的工业事故率位居全国之首。1913年工厂督察局共收到1.43万起事故报告，其中又以金属工业(尤以国有工厂为甚)和纺织业的事故率为最高。对于沙皇专制政府，即便是维护职工经济权益的彻底的改良主义工会也是需要镇压的。比如1905年的圣彼得堡的工人之声团体和哈尔科夫的工人维权工会，二者均被强力取缔，组织者被逮捕。在1917年2月，全俄国资本主义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彼得格勒共有11家藏于暗处的地下工会组织：它们并不合法，规模极小，还时常遭到警察的袭击;另有3家合法工会，即印刷工人工会、药房员工工会以及商店员工工会，但其规模与非法工会相差无几，至于作用更是聊胜于无。俄国革命前，其工会力量如此之衰弱，使得在西欧已经司空见惯的集体谈判在沙俄成为了奢侈品。俄国的集体谈判起步于1905至06年这段政治上松动的时期，当时共签订了30份合同，其中以圣彼得堡印刷业与面包房的合同最为著名，但此后俄国的集体谈判很快便沉寂了下去。在彼得格勒工人发动二月革命后，工人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了。截至1917年10月，彼得格勒的工会会员总数为39万人，其中包括商店员工、餐饮业服务人员、邮政工人和铁路工人等非工厂工人。与此同时，全俄国已有200万名工人加入工会，约占各类雇佣劳动者总数的10%。在这样的背景下,集体谈判(通常表现为集体工资合同)也司空见惯了,截至1917年10月，作为这方面先驱的彼得格勒已经签订了25 份合同，到1918年7月前又签订了24份。尽管莫斯科、索尔莫沃、哈尔科夫和顿巴斯的雇主组织对集中集体谈判的抵制更为强烈，但这些地区还是慢慢跟上了彼得格勒工会的脚步。

图为二月革命期间的工人游行

从劳工视角看，集体谈判标志着工会权力拓展到了工资谈判领域，也标志着雇主承认了工会的合法地位。然而从资本视角看，集体谈判未必不能为其所用，成为将工会纳入既有劳资关系体系的手段;同时削弱群众对工会的影响力，为“可靠的”工会干部创造发挥空间。集体谈判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彼得格勒的部分雇主和官员的确意识到了集体谈判背后潜藏的机会。不过随着1917年的权力天平逐渐滑向工会一边，他们的希望很快便破灭了。由于彼得格勒工厂主协会拒绝接受工会提出的工资率，谈判旷日持久。大部分工会都在谈判中以罢工相要挟，印刷工人和造纸工人等工会干脆已经付诸行动。在革命时期的集体谈判，主导权是由工人组织(工会)所掌握，资方处于绝对的劣势中，工会可以任意号召工人罢工，而由于革命的形势，工人也欣然参与。集体谈判在1918年后也逐渐减少了，因为劳资双方中的资方已经快消失了，工人组织(后来是布尔什维克的党政机关)掌控了工厂。斯蒂芬·史密斯在这本书中，还以较多的篇幅分析了金属工人和资方协会协商集体合同的历程。属工人作为企业中的杂工，是当时彼得格勒工人阶级中的“落后部分”。但在1917年5月，金属工人组建的工会仍然拿出了一份集体合同，工会希望说服彼得格勒工厂主协会接受整套工资表，作为交换，工会将保证合同有效期内劳资双方相安无事。但是在当时的局势下，这样经过正常流程的集体工资合同也难以落地。其原因不在于资方的势力，而在于劳工方已经高度激进化了，他们不满足于集体谈判这种改良主义和经济主义倾向的劳工运动。普提洛夫工厂等多家工厂(当时俄国的超级工厂，军事工业的核心)发生了基层杂工的罢工，杂工投票提出的诉求包括：重体力劳动工人的日工资应为12卢布，轻体力劳动工人的日工资应为 10 卢布;男女工人同工同酬;按比例提高工资，以抵消通胀影响;停止加班。一名普梯洛夫工人向《真理报》解释了为何3个月以来的工资斗争会让他的工友们走向激进：“我们亲眼目睹了 ……现在的临时政府拒绝对资本家果断出手，我们的要求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在他们眼里，资本家的利益比工人阶级的利益更重要。”在6月22日起，金属工人工会和彼得格勒厂主协会的集体谈判就陷入了僵局。强势的工会一开始就拒绝了资方的所有提案，特别是关于生产效率的提案。代表们还一致认为，既然要确立生产规范，那就必须“把工人控制生产问题作为工人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整体生产率的必要保证提上日程”。工会还拿出了涨薪的方案，给非熟练工人涨薪的幅度要高于对于熟练工人涨薪的幅度，资方难以接受对于数量众多的非熟练工人的涨薪方案，谈判于是搁置。资方协会请求临时政府的劳工部进行仲裁。金属工人工会立刻发动了罢工，后来彼得格勒总工会也号召发动了总罢工，金属杂工的代表谴责临时政府向资产阶级摇尾乞怜并要求把权力移交给工兵代表苏维埃。在这样的空前的压力下，临时政府的劳工部最终决定对资本家采取强制执行，明显利于工人群体(尤其是非熟练工人)的集体工资合同通过了。总而言之，俄国革命中的工人主导的集体谈判反映了集体谈判这一经济主义的产物是如何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背景中逐渐失去价值的。尤其是在工人通过十月革命掌握政权后，工人阶级成为了统治阶级，在集体谈判中也不再作为谈判的一方，他们成为了生产资料的真正的所有者，反倒是资产阶级成为了生产资料的暂时的看管者，集体谈判更加的形式化了，几乎成为了工人从资产阶级那里抢夺利益和权力的一种名义上的程序。

二、俄国革命中的劳工组织-工厂委员会

在俄国二月革命后，劳工组织迅速的发展起来了，除了广为人知的工人政治组织工兵代表苏维埃外，更多的则是在工厂劳动区域的工人代表组织，包括更加稳健、职能性的工会以及民主、激进的工厂委员会。工会更加具备改良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倾向，并实际上在维护工厂秩序。而工厂委员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05年的革命中。工会是范围更大的涉及多个工厂的区域工人职能机构，而工厂委员会则更多关注单个工厂和车间中的劳工境遇。实际上，二者的职能往往高度重叠，而在本部分，笔者更多想谈论的是工厂委员会。

工厂委员会(又称工厂管事委员会，管事苏维埃，苏维埃即工人会议)首先是在彼得格勒的国有企业中发展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委员会是从熟练工匠的劳动控制传统中发展而来的。鉴于委员会的建立者的确是了解生产如何运转、识字且拥有自我组织沿习的熟练工人，这种说法具有较强的合理性。而由于沙皇时期的国有企业和战争供应高度绑定，在二月的彼得堡工人起义后，管事的军官和大臣匆忙逃跑，这使得工厂留出了管理层的空位，面对管理层缺位的现状，工厂委员会成立了“执行委员会”专门负责运转国有企业。执委会成员包括工人代表、工程师以及技术员，部分情况下旧的管理人员也可以参与其中。一般而言工会扮演保障职工权益的角色，而工厂委员会的职能则远超这一范围。工厂委员会能够负责劳动过程的安排和管理，决定生产计划和人员的雇佣与辞退。在1917年3月，工厂委员会单方面开始在工厂中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后，彼得格勒工厂主协会与苏维埃就减少劳动时间问题展开了协商。3 月10日，双方在实行八小时工作日、承认工厂委员会以及设立厂内调解庭三方面达成一致。以往强硬专横的资方此时没有了威风，甚至呼吁承认八小时工作日是一项“历史性的必要制度”、“该制度为工人自我教育和工会组织提供了时间，因而能够保障工人阶级未来的精神发展;还能够树立正确合法的劳资关系。斯蒂芬在书中还展现了一个生动的工厂委员会团结工人进行斗争的案例。彼得格勒的斯科罗霍德鞋厂共有 1508名男性工人、2687名女性工人和 705名青年工人。该厂工人发动了一场激烈但相对较为有组织的工资斗争。工厂委员会要求管理层承认工厂委员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且增加工资。管理层拒绝对工资更高的涨幅，但是当其他工厂中所发生的工人驱逐管理层的事件传来的时候，资方还是同意了所有的要求，被迫答应了缩短劳动时间、取消罚款以及为民选代表提供薪酬等要求。男性工人的最低日工资标准提到了整整10卢布之高，计件工资制度亦被废除。但是即使如此也没能阻止基层工人的激进活动，工厂主最终还是在五月被赶下了台。

图为著名的普梯洛夫工厂，作为一个巨大的工业联合体，其有数万名工人，在一战中以军事工业为主。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厂委员会愈发成熟，遍布也愈发的广。在当时的彼得格勒重工业中心普提洛夫工厂中(影响力就像现在的比亚迪工厂)，一共成立了近 40个车间委员会。车间委员会的任务包括：保护车间工人;监管和统筹车间内部秩序;保障各项规章制度得到遵守;调节工资率冲突;密切关注劳动条件;检查工人的兵役是否得到了推迟。而区域级别的工厂委员会会议也得到了建立。3 月29 日，首个区工厂委员会议会在瓦西里岛宣告成立。阿森纳兵工厂和老莱斯纳工厂的工人提议组建维堡区工厂委员会议会无果，辗转到 9 月4 日议会才最终落地。工厂委员会中央委员会自成立伊始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坚强堡垒，其委员由 19名布尔什维克、2名孟什维克、2名社会革命党、 1名区联派(即社会民主党跨区联合组织，1917年 5 月托洛茨基自美国回国后成为了该派别的领导人)以及1名工团主义者组成。可见，所谓刻板印象中的工人委员会是高度分散的，去中心化的，是布尔什维克的介入使其变得集权化和官僚化是站不住脚的。布尔什维克本身就是工厂委员会的参与者和发起者之一，众多布尔什维克的进步且具备政治能力的工人党员在工厂委员会中也发挥了重要的角色。在十月革命后，由于布尔什维克代表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工厂劳动秩序被重塑，工会也被掌握从而脱离了单纯的经济主义和改良主义，工会(就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职工代表大会)掌握了带领工人组织生产进行管理的任务，而颇具有“本位主义”的工厂委员会则被并入了工会，但是工会的胜利仅限于制度层面，工厂委员会虽然变成了工会的下属组织，却成功将自己对于工人控制的定义——即监管生产——灌输给了工会。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政府首先颁布的《工人监督条例》就是布尔什维克支持工人控制和监管生产的证明!

结论

到1918年，内战的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工人阶级走上战场，尤其是工人阶级对生产资料和工厂控制权的掌握，从使得1917年到1918年的激烈的劳工运动声势渐歇。但尽管加强的劳动生产纪律使得如雨后春笋的般的自由劳工组织和劳资谈判不再有存在的土壤，尽管科层制再次建立官僚主义再度蔓延，苏俄社会主义法权仍然保障了工人阶级参与工厂民主决策和生产调控监管的权利。这种惯性使得直到斯大林时代末期的政治清洗中，基层工人的举报仍然会使得官僚化的厂长面临牢狱之灾。类似的，经历了历史转折，我国的职工代表大会仍然在1980年代的国有企业管理中发挥了一定的监督作用。《红色彼得格勒》这本书更像是一本劳工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作为苏联史学修正学派的代表作品之一，通过对历史细节和工人运动的详细考察，它远远的超越了那些极权学派的充满偏见和刻板印象的“十字军讨伐作品”。借助这本书中的宝贵的历史资料，也能助于在阅读抽象和高度概括的俄国革命历史中从细微处入手，了解工人如何走向激进化并决定了革命发展的方向。此外，在这里笔者也应当感谢翻译这本书为中文的同仁，期待更多的高质量作品得到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