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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1980年代的公私领域变化及其不可信许诺:曹征路小说《难得爱一回》与《军列》读后

老田 2022-11-25 来源:乌有之乡

对于新的基础上,强化管理权以及管理程序,视之为重建科学化和理性化生产秩序和生活的欢呼,渗透了改革早期的文学作品。曹老师这篇《难得爱一回》的小说,今天读下来之后,有点反时代潮流的体验。

  上周,受一个读书会邀约,阅读了曹征路老师发表与1986年的两篇小说《难得爱一回》和《军列》,曹老师体现在作品中间,时代变革及其许诺的深刻体悟,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

  两篇小说读下来,觉得曹老师在那个时期的写作,就已经包含着深刻的批判性,以及反潮流精神——没有幼稚地欢呼新时代及其许诺的人的解放潜能。反而,较为深刻回顾了革命后中国的公私领域变革,关怀普遍管理权作用下,人自身的处境与命运,在付出努力与争取回报方面的各种纠结与问题。

  两篇小说都是从人的命运中间,不断回应曾经的思考,以及革命时代对老问题提供的新应对。曹老师以文学的故事展开方式,较为可信地呈现出复杂深刻的哲理,以及管理权运作在多个层面的影响,及其背后的总体性,人对于把握自身命运的各种挣扎或者经营,尽数淹没其中。

  在2017年之后,曹老师放弃了文学创作,开始进入历史和政治,写作了《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系列,较为直接地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去重新访问和打开革命的政治实践及其解放潜能。这样,就从1980年代那种以文学呈现的朦胧性批判,转入更为清晰的历史与政治叙事,看起来,这部分问题意识,是在19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间就已经形成了。显然,在曹老师构思小说之先,是工作与生活经验的厚度,承载了他反思所能够达到的深度与高度。

  在这里,深切怀念与我们天人永隔的曹老师,他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和毛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从学习和生活体悟两方面,都有能力深入到生活的底部和基础,去挖掘主导人们命运的各种主导力量及其运作逻辑,寻找对人生的自觉。我多年很少读到有深度的严肃文学作品了,得益于读书会的邀请,重新阅读了曹老师那个时期的两篇作品,收获了良多的教益。

  另一篇《军列》,更为深刻地涉及到红军连队的传统——管理公共领域,如何在后续流传过程中间,被新的时代精神所异化,以及可能被全面放弃的前景,这部分读后感另文发出。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难得爱一回》,原载于《广州文艺》1986年第10期。

  一、小说的梗概

  小说描写主角章家秀的爱情,以给初恋写信的方式,进行了全程回溯。她生命中间邂逅的两个男人,杨帆是初恋和大学同学,徐又民是后来的同事,学生时代曾著文试图与之对话的专家;在一次矿难中间徐又民意外地成为她丈夫,还是老运动员(运动中间一贯挨批评的对象)。在故事里,章家秀与前者相恋,但后来失去了联系,意外地与后者结婚,还有两个孩子。徐又民去世之后,又重逢了初恋,有了在一起的强烈愿望,因为受到来自公共领域的强烈干预,最后未能如愿。

  小说中间,小谢是一个处在同事地位上的评论家,对于章家秀的各种选择都给出强有力的及时评说;她对于章家秀的选择,支持她与杨帆的复合与真爱,强烈反对她与权力妥协和“变节”。小说还穿插了一个被家暴的上访女性的婚姻反复,上访者被家暴后,忍无可忍,第一次在信访帮助之下,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有望透过司法程序离婚;然后,又应男方要求,反悔和撤毁诉讼,在复合之后,结果再一次被逼自杀,又重新来上访,为小谢所强烈反感。

  看起来,小谢很强调私人领域的正义,主张要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也支持女性起来反抗不幸福的婚姻关系;为此,小谢无条件支持主角与杨帆的复合,还不讲道理地决绝反对她对于官场需要的妥协;同时小谢也支持上访者反抗家暴,对于其软化立场和后退,则持有强烈反感态度。

  在私人领域的情感关系方式上,小说隐晦地呈现出“代沟”:年青一代的小谢对于婚姻很积极,但是,却轻于做选择,交往了很多人,直到最后也没有发现满意的结婚对象;而章家秀本人则反过来,做选择过于谨慎,对于亲密关系特别慎重,还可能有不自觉的抗拒,还使用公共领域的语言训斥杨帆的“越轨行为”,这给对方以错误信号,以为被她所彻底拒绝,在此种挫折感驱使之下,杨帆丧失了继续主动追求她的动力,选择后退,然后就断掉了相互联系。

  最后阶段,在主角想要返回爱情,与初恋复合的时候,其已故的丈夫——曾经的老运动员——被市委选定为宣传对象,作为新时期的知识英雄,以服务于新时期的政策方向和新的正面价值人格化符号,对照“老运动员”的历史——显然从前一再作为批评对象是要揭示其身上承载的负面价值,毫无疑问,徐又民作为价值主体而由负转正,这浓缩了时代精神的根本性转折。

  而公共领域为了完成模范典型的完美构建,需要她作为私人领域的关键当事人的无条件配合,不再重组家庭。压力从四面八方袭来,虽然压力依然披着旧时代的温情面纱——以谈话和劝导方式出场而非行政处分相威胁来传递,但无处不在,连自己的子女也被编织在压力之网内部,最后,主角从爱情后退和投降了,从对丈夫和孩子的责任心出发,完全配合与满足了公共领域的安排,还为此得到了提职机会——调去妇联当主任。

  虽非主角自己所愿,但她确实再一次辜负了苦等二十年的初恋,这样,在小谢的眼里,章家秀完全违背了私人领域应有的道德与正义标准,然后,以最大的恶意猜测她为了在官场所得,主动拿感情做了交易。

  曹老师很强调,以生活的真实去承载艺术的真实,表现作品主题或者内在逻辑的可信度。小说最末尾一段的对话,非常有趣,我们读完整篇小说后,知道主角是不得已而为之,结果非她所愿,而主角与小谢的对话中间,我们凭借了解全部情节演化过程的信息优势,可以读出来主角怀有诚意对话的愿望;但是,在小谢看来,章家秀不仅背叛爱情,跟官场需要妥协,捞到了好处,而且说话的每一句,都变成了官场套话,一点点交心和交流的诚意都没有,满口官老爷腔调,实属面目可憎。

  二、时代精神与小说的“反潮流”

  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两相对照,对于前期公共领域的遭遇和状况,小说没有展示,只是说主角因为四清工作队的事情,而遭遇到挫折。曹老师这篇小说,对于公共领域的批判性,重点在于针对新时期的公共领域扩张方式,行政权力的强化及其新的运作模式,给私人领域以强加的“过载”,中断了主角追求爱情和幸福的努力,由此给出了一种批判性理解。

  小说的结构相对简明,传递了一种不够明晰的新体验,还相对朦胧,彼时文学的主流是跟随政治,对于强化行政权力的干预,以及高举知识地位所转喻技术统治的强化,都是给予一种欢欣鼓舞的雀跃姿态。同时,也是文学最热门的时期,一大批名人名家崛起,其作品得到城乡读者的热烈接受。

  在当时最热门的伤痕文学潮流中间,对于私人领域的高扬和对文革时期群众化公共领域的绝对批判,是主导性的想象力;通常,公共领域意味着权力的各种机会主义表现,口头政治口号掩盖之下的投机与恶意,脸谱化的绝对坏人“四人帮”或者造反派,给人施加各种无意义和无节制的斗争与羞辱伤害,个体只能够回到私人领域——亲情、爱情乃至于性(从前是张贤亮,现在是阎连科特别热衷于这个表现模式),才能够得到抚慰和治愈。

  但是,曹老师这篇小说,已经朦胧地看到了基于技术和行政地位强化,对人自身所带来的可能伤害,以及不值得信任。

  三、宏观的政治转换与小说与之对话的历史背景

  改开初期,在强化责任制和按劳分配的名义下,非常强调管理权的集中与激励手段的强化,这与毛时代承接革命时代的红军传统——强调官兵一致和群众路线,强调鞍钢宪法破除绝对分工,是截然有别的宣传口径和想象力方向。此后,强调单位制内部,由行政首长实行一把手负责制,甚至于国家政治层面都有了个体垄断决策权的总设计师这样的想象力。

  政治转折的幅度特别大,然后,1981年人民日报的配合宣传中间,出现“大锅饭养懒汉”的爆款宣传口径,创造性地构建了“积极的干部”和“消极的群众”这个新的对照性想象力。相比较而言,革命时代则强调积极和有觉悟的群众,强调好干部是深入群众和带领群众的模范人物,与这个转型紧密相关,是干部的知识化、年轻化和专业化——个体的人力资本条件——得到格外的突出和强调。

  与此同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给有文凭学历的人士,以破格提拔,算是一个能近取譬的想象力方向。胡锦涛温家宝那一代领导人中间,被作为第三梯队给予快速提拔的人很多,要不然,一些人到不了那个位置,例如温家宝地质学院研究生毕业,在地质队十年后混到政治副队长(可能副科级干部),然后八年内达到中办主任(正部级),这可以肯定不是自己找门路爬上去的,没有时间找那样的门路。

  差不多时间,1981年组织部长宋任穷在人民日报发文,基本上不再培养和提拔群众性的干部,第一线工农兵经历和工作评价,就不再作为晋升的资历在政治上起作用了。干部来源于高校和知识分子身份,从这个时期开始的。选择徐又民作为宣传重点,也是这个时期老革命的新创造,树立典型借以引导和推广工作的方法。

  配合时代精神与宣传氛围的巨变,一些印象比较深的事件有: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以陈景润为主人公,最初发表于1978年1月的《人民文学》第1期;中科大少年班招生,江西赣州的宁铂13岁考入科大少年班,得到高曝光度的报道;恢复高考全乡有三人考上大学,似乎有一个可以期待的新的上升通道;国家各种科技奖项的大量颁发,新的知识英雄以个体英雄的面貌出现在媒体上和公众面前,从前作为党领导与群众性科技创新典范的杂交水稻育种过程,在新时期完成了故事新编,并由个体来认领杂交水稻之父的光环。这提供了一个新的想象力,有能力或者技术的个体,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并获得高度社会肯定,整个的科技体制改革转型后,加大了对于个体的激励。

  然后,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把西方的富裕发达,理解为对劳动者进行彻底的技术统治和行政统治的结果,视之为现代化的内在政治逻辑。同时,对于四小龙经验的解读,也占据很重要地位,这主要是在强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先,以及无条件接受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和相对快速发展速度与民众生活水平。

  在这些想象力变革之后,是政治性的权威出场给出总结和结论,邓小平以自己的权威地位和表达,以“三个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浓缩和表达的唯一活路,从前的是死路。

  对于新的基础上,强化管理权以及管理程序,视之为重建科学化和理性化生产秩序和生活的欢呼,渗透了改革早期的文学作品。曹老师这篇《难得爱一回》的小说,今天读下来之后,有点反时代潮流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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