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四卷 风流人物） 第155--156章

　　第155章

　　“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

　　话说1943年4月1日，毛泽东为抗日殉国的国民党军将领戴安澜写了挽辞和挽诗，从延安发给戴安澜治丧委员会。

　　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生。任国民党赴缅甸远征军第5军第200师师长，1942年5月18日，他率部突围，在密林中遇伏受重伤，不幸于26日下午7时壮烈殉国。1943年4月1日，国民党在广西全州香山寺举行戴安澜追悼会。蒋介石、林森以及李济深等人和共产党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都撰写了挽诗、挽联和挽幛，遥奠忠魂。毛泽东书写的挽辞是：海鸥将军千古!其挽诗云：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毛泽东向戴安澜的家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4月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说：

　　“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实行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足以惊人。”

　　“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4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为着指导的便利，今后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归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归任弼时管理。

　　会议同时决定：中央及军委直属单位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分别召集全体人员会议，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

　　4月9日至12日，延安召开2万多人参加的中央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大会，动员开展反特斗争。

　　4月，毛泽东对于反特工作指示说：

　　“反奸斗争要以宽大为主，镇压为辅。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原则上不要抓人杀人。镇压反革命要公开进行。”

　　4月22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写了一封信。

　　这一年毛泽东已经50岁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报告毛泽东说，延安一些负责人要在年底为毛泽东做50大寿并宣传他的思想。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许多不良影响。且当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1943年5月2日，刘志丹墓由瓦窑堡迁葬于志丹县新建的陵园。毛泽东为刘志丹题写的挽联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毛泽东还为刘志丹陵园纪念碑题了字，正面是“革命烈士纪念碑”，背面的碑文是：“我到陕北只合刘志丹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和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鉴于共产国际这种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应各国进行革命斗争的需要，建议解散共产国际。

　　5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公布《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

　　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声明中还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

　　是日晚，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一出现在会场的讲台上，全场与会者立即报以长时间的热烈地掌声。

　　任弼时宣布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团及中共中央关于解散共产国际问题的两个文件。接着，李富春宣读了这两个文件。

　　继之，毛泽东以中央政治局主席的身份向大会作报告，他说：

　　“共产国际为什么要解散呢?难道它不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级谋解放和为反法西斯战争尽力的么?是的，共产国际是列宁手创的。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极端巨大的功劳。”

　　毛泽东又说：

　　“革命运动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国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只有22年的历史，但却进行了3次伟大的革命运动。”“马列主义的原则是，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即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

　　“现在共产国际没有了，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担任了极大的责任。从这个责任心出发，就要发挥共产党人创造力。”

　　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并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毛泽东在决定中写道：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作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为抗大建校7周年题词：“站在最前线。”

　　6月初，江青看了彭德怀于1943年4月7日在太行山区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一文;又看到了邓小平在太行地区干部会议上，号召人们学习这篇谈话的讲话;而且报刊上接二连三地刊登了学习这篇谈话的文章。她感觉很不正常，就把这些东西交了给毛泽东。她说：

　　“你看看你这位老乡，越发鼓吹得起劲了，你再不出面，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会造成严重影响。他的这些东西和王明的那一套，没有什么两样。”

　　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后，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德怀同志：

　　你在两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

　　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策需要出发。又如谈话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是为着反封建的。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是说从思想、自由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是说为着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讯及其它任何政治权利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个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些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曾在去年11月发布关于宽大政治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对，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它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两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之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着一种为着打倒共同的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也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这并不符合事实。等等。

　　你前所说的《党内生活》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

　　毛泽东

　　1943年6月6日

　　彭德怀看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很不是滋味，他对北方局的领导人说：

　　“老毛就是多事，咬文嚼字地找毛病。有什么错误?我就看不到我有这么大的问题。”

　　彭德怀还指示他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把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中有关批评他的段落删去，再予于转载。

　　还是邓小平转得快，他在毛泽东批评彭德怀之后，马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在太行分局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德怀，他说：

　　“彭德怀的错误，就是中央所指责的闹独立性和严重的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这当然是我们所不允许的。”

　　3个月后，彭德怀回到延安，还专门去找毛泽东要理论此事。详情容后再述。

　　这正是：人非全才百路通，古来事异有分工。

　　诸葛何尝耍大刀，关公未曾祭东风。

　　老彭若是好汲取，庐山焉能走麦城。

　　6月17日，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第3次到达延安。邓宝珊是应蒋介石之召，到重庆开会途径延安的。蒋介石惟恐他再到延安，电令他绕道宁夏赴渝。邓宝珊说：“不指定路线还罢，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

　　6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共中央礼堂设宴招待邓宝珊，作陪的有朱德、贺龙、高岗、李鼎铭、续范亭等党内外人士数十人。宴会开始前，邓宝珊一见毛泽东就高兴地说：

　　“毛先生发胖了!”

　　毛泽东风趣地答道：

　　“是啊，我们边区军民扩大生产、丰衣足食了嘛!”

　　邓宝珊这次在延安一住就是20多天。毛泽东第2次为他设宴，大家围坐在院内乘凉漫谈。毛泽东说：

　　“国际局势处于大变动的前夜，法西斯行将土崩瓦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走投无路了。”

　　邓宝珊说：

　　“毛先生比我大1岁，中国有毛先生这样一位领导，乃民族之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我们一定要为毛先生祝寿。”

　　续范亭为邓宝珊一直和毛泽东保持着友好关系所感动，即席赠诗一首给邓宝珊，诗曰：

　　三十年来土与尘，欣君五十刃尚新。

　　半生革命总同路，一世交情有几人?

　　与邓宝珊、续范亭这些国民党将领相反，蒋介石又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说要“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特区”，他指令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研讨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计划。

　　6月18日，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秘密布署剿共作战，调动驻守河防的一部分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

　　6月20日，枣园的枣树绿叶婆娑，新结的青枣密密麻麻地点缀在枝头。一天下午，毛泽东和江青来到王稼祥夫妇的窑洞门口，王稼祥和朱仲丽连忙迎了出来，王稼祥说：

　　“请主席和江青同志到里面坐吧。”

　　毛泽东指着院子里的小石凳和小石桌说：

　　“我们就在这儿坐坐吧，比窑洞里空气好些。”

　　毛泽东和王稼祥分坐在石桌两边的石凳上，江青和朱仲丽坐在一边陪着。警卫员张志送来了茶水和香烟。毛泽东点上了烟，笑着对朱仲丽说：

　　“你的麻将牌打得好啊，可惜赢得少，总是输，将来衣裳输进当铺里怕赎不回来哟!”

　　毛泽东此言一出，逗得大家笑了起来。朱仲丽笑着说：

　　“是的，我欠你的‘债’大约有几千万了。”

　　原来，医务人员看到毛泽东不是坐着或者躺着看书，就是批文件写东西，为了让他多活动活动，大家就想法要和他打麻将。毛泽东说：

　　“打麻将是很浪费时间的呢。”

　　尽管毛泽东不想停下手头的工作，但他还是经不起工作人员们的软磨硬缠，只得答应了。于是，他和叶子龙、江青、朱仲丽便噼里啪啦地打起麻将来。朱仲丽为了让毛泽东保持一个好心情，不时地故意将好牌给他，果然，毛泽东一连“和”了好几盘。毛泽东笑着说：

　　“如果是开赌场，只要朱仲丽坐在我的上家，我敢下赌万万元，必成大富翁。你这同志是不是在收买我?给我金钱炮弹，叫我当资本家呀?”

　　朱仲丽也连忙笑着说：

　　“不，主席，我不善于打麻将，所以不会扣下家的牌。”

　　毛泽东依然是一脸的灿烂：

　　“你要是在赌场里打牌，恐怕连裤子也要送进当铺喽!”

　　说笑已毕，毛泽东吸着烟看着王稼祥，以商量的口吻说：

　　“党成立22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我们应该写篇理论性的文章，是不是请你抽空儿写一篇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和抗战6周年的文章?”

　　王稼祥说：

　　“是，我可以写一篇。纪念党成立22周年，又值抗日战争进入第6个年头，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不是轻而易举取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结果。”

　　王稼祥说罢，问毛泽东应该从哪方面写，他还说：

　　“我还没个准备哩!”

　　毛泽东说：

　　“我看从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方面作为文章的中心内容。党的历史，是一部不平坦的斗争历史，22年来的历史你都知道。针对世界局势和全中国的局势，可以抓住目前党内思想上的几个问题来谈，你看如何?”

　　王稼祥说：

　　“好的，主席。我可以马上动笔，然后请你审稿。”

　　毛泽东见王稼祥如此痛快地接受了任务，非常高兴，转头对朱仲丽说：

　　“听说你很会照顾稼祥呀!他的身体每天能够负担这么繁重的工作，全靠你的照顾，功劳不小啊!”

　　朱仲丽忙说：

　　“不，是党和同志们的关怀。”

　　毛泽东起身要告辞了，他又笑着对朱仲丽说：

　　“稼祥即将付出大量的劳动，希望你朱仲丽医生批准!”

　　朱仲丽说：

　　“我会照顾好他的。”

　　王稼祥经过五六天的努力，一篇七八千字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脱稿了，他又逐字逐句地反复修改，润色了几遍，直到自己感到满意了才将它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又在大信封的正面上郑重地写下：“呈主席亲阅”，并附一短笺：

　　主席：

　　关于纪念党的22周年和抗日战争6周年的文章，已拟好了初稿，请审阅修改。

　　布礼

　　王稼祥

　　1943年6月26日王稼祥让警卫员马上送给了毛泽东。

　　6月28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离开重庆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

　　6月28日，刘少奇给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晋绥军区副司令续范亭写了一封回信，就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谈了他的看法。刘少奇在信中提出人有两种基本特性——自然性和动物性。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在信上批道：

　　“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即说人，它只是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自然性，一是动物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它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动物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

　　毛泽东在刘少奇信中所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这一段话旁边批示道：

　　“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

　　他又在刘少奇信中总结的“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做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一段话旁边批示道：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毛泽东最后还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一气看完你这一篇，前后看了3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

　　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提出了防奸工作的9条方针。毛泽东还写道：

　　“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毛泽东在信中建议，把这几句话刊登在《防奸杂志》第6期上，要让全党都知晓。

　　7月4日，中共中央授命朱德致电蒋介石、胡宗南等人，抗议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反共活动，呼吁团结，避免内战。

　　7月5日，毛泽东审阅了王稼祥所写《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他非常满意，稍加修改后，给王稼祥打电话说：

　　“文章看过了，写得很好，准备交《解放日报》发表。”

　　毛泽东还亲自到王稼祥家里，和王稼祥谈心，他说：

　　“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和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第二天，毛泽东就批给《解放日报》立即发表。

　　7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上发表王稼祥所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概念。王稼祥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后便积极参加中国民族解放战争，22年如一日，其中参加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苏维埃运动与抗日战争。党便在这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壮大起来。毛泽东思想也就是在这3大革命斗争中生长和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

　　“毛泽东思想与党内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教条主义与机械照搬的公式主义，曾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又反对了那些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思想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由于中国革命运动正在不断向前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保证。”

　　7月6日，刘少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他在文中写道：

　　“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22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

　　7月6日，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358旅主力4个团由晋西北调回边区，八路军前委筹调机动兵力，做好应变准备。

　　7月7日，胡宗南指挥6个师的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炮击鄜县柳林区和关中区，发出了第3次反共高潮的信号。

　　7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少外国记者纷纷质问内战危机。

　　宋庆龄写信给美国《新群众报》，向国际舆论揭露国民党封锁、进攻抗日根据地，使抗日部队得不到医药、供给，中国正处在分裂内战的危险之中。

　　7月9日，延安召开3万多人的纪念抗战6周年军民大会，并发表了通电，反对内战，紧急动员，保卫边区。

　　英美苏3国对中国国内的局势表示不满，各国大使会晤、警告重庆政府，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各国将停止其援助。

　　7月10日，国民党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命令胡宗南从陕甘宁边区撤退军队。第3次反共高潮就这样被制止了。

　　7月11日，毛泽东签发的《中央总学委关于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中说：

　　“目前紧张时期内，必须更加防止和反对‘逼、供、信’的主观主义，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9条方针，这是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任何时候都应遵守的。”

　　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大礼堂举行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宣布说，经过3个月的抢救，已经有450人向党坦白。

　　会后，整个边区机关、单位、工厂、学校都掀起了“抢救运动”，一度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情况。有不少人在前一天还抢救别人，第二天就成了被抢救者。

　　7月16日，中共驻重庆谈判代表周恩来、林彪等100余人乘汽车自重庆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等人的热烈欢迎。

　　欲知延安整风运动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

 

 

 

 

　　第156章

　　“今后再不能允许出现逼死人的现象。我们对审干的方针政策应

　　该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务分子，我们一个不杀，

　　他才敢坦白呀。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

　　话说1943年7月间，著名音乐家、作曲家贺绿汀来到了延安。不久，他被安排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

　　一天晚上，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举行文艺联欢晚会。毛泽东也来了，他穿着灰布中山装，敞着领扣，左手夹着烟卷，正与旁边的人谈论着。周扬把贺绿汀领到他面前，介绍说：

　　“这位是《游击队之歌》的作者贺绿汀同志，刚来不久，湖南邵阳人。”

　　毛泽东握着贺绿汀的手高兴地说：

　　“还是老乡哟。贺果这个人你认识吗?”

　　贺绿汀说：

　　“他是我三哥。”

　　“啊!贺果是我在长沙第一师范的同学。”毛泽东显然很兴奋：“你的《游击队之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7月23日，杨步浩把打下的小麦，选最好的装了500斤，用4头毛驴驮着，带着他的亲戚李志明，高高兴兴地赶着毛驴来到杨家岭，把粮食送给毛泽东和朱德。

　　自从毛泽东、朱德同意杨步浩为他们完成生产任务后，杨步浩感到非常荣幸，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起早贪黑，也不觉得累。到了夏季，杨步浩种的小麦果然获得了丰收。

　　当天下午，毛泽东接见了杨步浩。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杨步浩同志，请坐，请坐!”

　　杨步浩就紧挨着毛泽东坐下，心里“突突”直跳，满肚子的话，激动得不知从何说起。毛泽东问他：

　　“杨劳动英雄，你为什么要替我代耕?”

　　杨步浩向毛泽东讲述了自己的苦难经历，说道：

　　“毛主席，要不是你来得快，我全家早就饿死了，一辈子也翻不过身来。你是我们劳苦人的大救星，又是人民的领袖，一天到晚为国家安危操劳，还有生产任务，我实在放不下心，就想为你代耕，公粮由我给你交。”

　　毛泽东感慨地说：

　　“这才象无产阶级闹革命啊!”

　　毛泽东接着问：

　　“你的麦子为什么种得这样好呀?”

　　杨步浩就把自己不违农时，如何施肥、锄草等等重要环节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很高兴，当即提笔给延安县长曹扶写了一封信，希望他重视与推广杨步浩的生产经验。

　　晚上，毛泽东请杨步浩在家里吃饭，给他讲了边区建设和打败日本鬼子后，建设新中国的事情。杨步浩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咧开嘴幸福地微笑着。

　　第二天，毛泽东请杨步浩到他住地附近的山坡上，看自己种的蔬菜，随手摘下一些西红柿送给杨步浩。毛泽东还送给他一些熏肉、饼干，让他带回去给娃娃们吃。

　　杨步浩临走前，毛泽东让他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那里，给林伯渠谈谈农村的情况。毛泽东在给林伯渠的信上介绍道：

　　“兹有延安县川口区六乡石家畔劳动英雄杨步浩及其亲戚李志明二位，由延安县曹扶县长介绍来谈，获知乡村情况，很有兴趣。兹转介至尊处，倘有时间，乞为接谈，他们极愿晋谒领教。并望招待他们住一晚，第二天回家，因他们离此70里之远。”

　　毛泽东经常到延河滩上去散步，遇到人就和人家聊天，问寒问暖，拉家常。

　　有一回，毛泽东在河滩上散步时，遇到一个从城里回来的文人，只见那人手中持一根拐杖，不住地在手中打转玩，他跟毛泽东打招呼时，拐杖还在手中不停地转来转去地挥动着。说来也巧，正在此时，有老乡的驮盐的毛驴队从这里经过，那人的拐杖还是不停地转动着。乡下人一向对读书人有钱人谦恭，一见此人如此傲慢，自己被挤到一边也就忍气吞声地赶着毛驴队过去了。毛泽东非常气愤地对身边的人说：

　　“真是目中无人。他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只比老百姓多这么点知识，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

　　7月30日，毛泽东和康生谈到了抢救运动中的扩大化问题。

　　原来在不久前，毛泽东发现一些在中央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人员被怀疑，受到审查，感觉有些不对头，他说：

　　“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特务。”

　　他为了全面深入地了解情况，让有关人员将一些人的口供材料找来，认真审阅，材料还没看完，便派人将负责复查案件的李克农、师哲叫了来，问道：

　　“你们送来的口供，我还没有看完，你们那里还有没有这样的供词?”

　　李克农说：

　　“还有三四十份。”

　　“你们觉得口供的真实性如何?”

　　“基本没错，个别地方可能有偏差。”

　　“江西肃反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啊!”毛泽东说罢，接着列举了在江西搞逼供信的那一套，他又问：“现在是否也是这样办的?”

　　师哲回答说：

　　“一些具体的做法还不太清楚。”

　　“你们送来的6份口供材料，我只看了一份，第二份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后也不要再送给我了。”毛泽东看着二人疑惑不解的样子，解释说：“为什么不想看?我看这些材料像是写文章，不像是口供，有些话不实在。你们怎么看?”

　　师哲解释说：

　　“一句两句错话，恐怕难免，但这无关紧要。”

　　毛泽东认真地说：

　　“如果有1句假话，会不会有10句假话?有10句假话，会不会有一段假话?有一段假话，会不会全篇都是假话?我写了一篇文章，不到1000字，贴到墙上，每天改几个字，一个月后就改得面目全非。这还是自己写的，自己和自己打仗。他们写的全对吗?写口供不是写小说，不能编假的。你回去对写口供的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是假的，改正一句话，一段话是假的，改正一段话，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们把他们的口供交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改，但要说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我们要弄清楚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

　　师哲等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向写口供的人一了解，才知道其中果然有假，有的口供竟然全部是假的。

　　不久，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了抢救运动中的混乱现象。毛泽东听后说：

　　“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做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做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做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

　　再说毛泽东在7月30日和康生的谈话中说：

　　“这样搞肯定是有问题的。”

　　毛泽东指示说：立即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

　　1943年7月，日军由于太平洋作战失利，在华北撤退了一些次要据点，收缩兵力，八路军乘机进行反攻势作战。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阶段。

　　7月30日，毛泽东在关于党的政策、任务问题致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电报中，要求各地应加强对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强调“在群众中普遍的、经常的任务则是战争、生产、教育三项”。

　　后来到年底，晋察冀北岳区恢复并开辟了平汉路西3600个村庄;平西区抗日武装伸向察南，恢复与开辟了怀来、涿鹿、蔚县、宣化、阳原地区2000多个村庄;冀中区恢复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的局面;冀东、平北开辟了察北、热南及辽宁西部大块地区;晋冀豫的冀南区恢复、发展了10余县;太岳区打开了高平、晋城、长子、沁水、曲沃、沁县等边沿区局面;冀鲁豫军区和太行军区于7、8月间发起卫(河)南战役和林(县)南战役，歼灭日伪军1.2万人，开辟了卫南、豫北广大地区。

　　晋西北已将敌人挤到主要交通线，恢复了根据地。

　　山东根据地军民，发动了夺取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的战役，基本控制了上述地区，打通了鲁中、滨海、胶东解放区之间的联系。

　　华中新四军基本制止了日伪的“蚕食”和“清乡”。苏北的淮海、盐阜区基本恢复;苏中、苏南、浙东区经过长时间反“清乡”斗争，击退了敌人;淮北、淮南区基本恢复并开辟了部分地区;鄂豫边恢复了襄西，发展了襄南，开辟了洞庭湖滨。

　　华南抗日纵队先后粉碎了日军对东莞、宝安沿海地区和海南岛地区的围攻、“扫荡”和“清乡”，巩固和扩大了东江、琼崖抗日根据地。

　　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中央办公厅欢迎他回到延安的大会上，发表讲话说：

　　“没有比这3年来的事态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的了。”“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此后，周恩来参加了高干整风和研究党史的活动。他在整风会上，为自己在抗战初期的错误做了诚恳地检查。高级干部中也有不少发言者批评了周恩来。

　　8月15日，中共中央在《总学委关于进行认识国民党本质和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问题的通知》中宣布说：

　　“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亦告一段落。”

　　8月1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以中央文件正式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和肃清内奸工作的9条方针。《决定》还说：“这一次我党审查干部，不称为肃反，不采取一切特务分子和可疑分子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法。”

　　决定还说：“不能给群众泼冷水，运动已搞成这个样子，纠正起来也不是一日之功。”

　　此后，江青接到了柯庆施的一份申诉材料，她向毛泽东汇报说：

　　“少奇同志在华北局时，审干工作处理得不太好。”

　　毛泽东问道：

　　“有什么问题?”

　　江青说：

　　“他支持彭真在运动中打击了许多人，有不少人是被冤枉的，柯庆施就是其中的一个。据他们搞的材料说，柯庆施是国民党的特务，主要证明人是张秀岩。而张秀岩是彭真同志老婆的亲妹夫，是大官僚大地主出身的人。他们已将柯庆施同志关押了两年了，连柯庆施同志的老婆也被逼得跳了井。柯庆施在拘留室写给我的信中说：真正写了‘反共启示’的薄一波等人，倒被刘少奇、彭真同志包庇了。柯庆施同志在莫斯科时，是我们共产党员中唯一见过列宁同志的，他要是国民党的特务，那简直不可思议。现在这件事，你要是再不出面，这个同志可就要含冤而死了。”

　　“有这么严重吗?”

　　毛泽东立刻叫来康生，了解柯庆施的案件。康生说：

　　“不错，柯庆施的案子是彭真同志亲自抓的，少奇同志也过了手。我虽然负责中央的审干工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经过我这里，大量的案子处理，是由各单位自己来抓。”

　　毛泽东指着江青说：

　　“江青向我讲了柯庆施同志的案子有出入，你把这个案子的全部材料调来，我要看一看。在没有弄清问题之前，你通知有关方面先放人。少奇的工作由我来做。总之，今后再不能允许出现逼死人的现象。我们对审干的方针政策应该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务分子，我们一个不杀，他才敢坦白呀。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各单位自己处理大多数的问题，必须遵循这个原则，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弄清是非，解决问题。”

　　康生马上向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求他们认真执行。

　　柯庆施终于获得平反昭雪。他后来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流着泪一个劲地说：

　　“毛主席真伟大，毛主席真伟大!要不是毛主席救我，我也要上黄泉路了。”

　　毛泽东说：

　　“是江青同志向我报告了你的情况，我才知道的。”

　　柯庆施感激地对江青说：

　　“毛主席有了你这样的贤内助，是我们党的幸事。”

　　柯庆施又向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刘少奇在华北局时期的问题，毛泽东说：

　　“这些问题先不要再讲了，事情复杂，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你要学会忍耐，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共产党员不学会顾全大局，就干不了革命。”

　　初秋的一天下午，天高气爽。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刚刚开学上课，学员们正在窑洞里复习功课。一辆美式吉普车驶进了柳树店的山沟，旋即停在医科大学的操场上。当车上的主人走下车来时，被附近的几个学员发觉了，他们立即欢呼起来：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

　　在宿舍里自习的学员们，听到欢呼声，都跑出了窑洞，奔向操场，把毛泽东围了起来。

　　“当当当……”一阵清脆悦耳的集合钟声响了，学校领导指示各大队集合，整队到大礼堂听毛泽东讲话。学员们席地而坐，礼堂被挤得满满的。老师们和校领导都挤在礼堂大门口内的东侧，进靠着墙站立着，几乎是站在了主席台上。

　　主席台上放了一张学员上课用的书桌。毛泽东的随行卫士穿着一身灰色的军装，瘦小的个儿，显得精干利索。他从腰带上解下用布袋装着的军用白搪瓷茶缸，持着耳把，又从挎袋的布口袋里拿出一个无提手的小暖水瓶，倒了半杯水，把茶缸放在书桌的的西侧。

　　当毛泽东出现在大礼堂门口时，学员们热烈地鼓起掌来，随着掌声的节奏，学员们齐声欢呼：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毛泽东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和战士难以区别的灰色军装，松散着裤腿。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那1米8以上的魁伟的身材，高大而宽阔的前额，深邃的眼神。一头浓黑的头发使他那黝黑的面孔显得更加消瘦。他微笑着举起了双手，手心向下，接连轻轻地按了几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坐在第一排的王鹤滨看着毛泽东的样子，立即想起了他在华北联大时学生中流传着的一句话：“毛主席像个老妈妈。”他正想着心事，突然听到毛泽东说道：

　　“枪是可以杀人的!”

　　毛泽东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了他讲演的第一话，顿了顿，他接着说：

　　“同志们，我们革命党人认识这个真理，代价却是惨重的，花去了无数个革命志士的生命，是以革命遭到了失败的教训才认识到的。于是，我们革命党人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也拿起枪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我们继续战斗了。”

　　毛泽东顿了顿，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问道：

　　“那么，我们手里的枪是从哪里来的呀?”

　　毛泽东启发式的提问，一下子把学员们的思维集中了起来。一个学员大声说道：

　　“大概是通过地下工作者送来的吧?!”

　　毛泽东微笑着亮出了底牌：

　　“是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运来的嘛!蒋介石给我们当运输大队长，还是很称职的哟!他既不用牛车拉，也不用毛驴驮，而是用火车载汽车运的呀!运来了嘛，我们就统统地收下，但是，不开收条的哟!”

　　毛泽东的话音刚一落，会场上立即迸发出爽朗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也笑出了声音，他随手拿起小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接着说道：

　　“从前我们就是这样，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敌人的飞机和大炮，现在，我们对付日本鬼子也是这个办法……”

　　1943年9月初，彭德怀从华北前线回到延安，

　　彭德怀到了毛泽东那里，他要就毛泽东对他4月7日在太行山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的批评意见，准备和毛泽东辩论一番。毛泽东不想就此问题纠缠不清，就让江青跟他解释一下。江青接待了彭德怀，她说：

　　“主席为你讲的话，两天没有睡好觉。你代表中央讲这类意见，应该事先请示中央，而不能这样无组织无纪律，这是向中央闹独立性的表现。毛主席说，希望以后再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彭德怀一听就火了，他很不耐烦地说：

　　“你是代表谁来和我这样谈话?老毛呢?他为什么不能和我来谈?还要你来出面?我认为你还不够格。你只要替中央把老毛的身体照顾好就行了，其它的事情不要你来操心。好不好?”

　　因为事先毛泽东有交代，江青有思想准备，就耐着性子说：

　　“我是没有什么资格，可是我们共产党人是讲真理的，对的听，错误的批评。毛主席让我把他的意见转告给你，这有什么够格不够格的?你的封建残余思想也太多了。如果你认为毛主席的批评有道理，还是尽快改正为好。”

　　彭德怀一气之下，拂袖而去。

　　后来，刘少奇和彭德怀去看望病中的关向应，关向应留着眼泪说：

　　“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

　　此时，聂荣臻也根据中央的指示，离开晋察冀，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

　　聂荣臻在抗战时期，长期独立领导一个大战略区的党政军群工作，卓有成效，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毛泽东在他行前，特意致电给他，要他带一支部队，兵力起码4000人，保证路上安全。恰好，吕正操率部同行，一路安全抵达延安。

　　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人，都到聂荣臻住处看望他，久别重逢，大家见了面，都很激动和高兴，互问别后情形。

　　吕正操作为七大代表来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一见他就笑着说：

　　“你给我写的信我是看了的，就是你那个签字为难了我，猜了半天，才认出是吕正操。”

　　毛泽东又问他道：

　　“干嘛要把3个字连成1个字呢?”

　　吕正操不好意思地笑了。两天后，毛泽东派人用一辆大汽车把吕正操和林枫接到枣园吃晚饭，边吃边谈，一直到深夜。吕正操和林枫告辞出来，毛泽东还端着蜡烛照明，送他们走下山坡，上了汽车。

　　9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先后参加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博古、邓发，共11人;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萧向荣、胡乔木，共19人。

　　王明、王稼祥、凯丰因病未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历史上称之为第2次“九月会议”，会议断断续续一直开到年底。

　　毛泽东在会议上，严厉地批判了王明在抗战以来的右倾错误路线。许多干部都在会议上作了检讨。

　　彭德怀在会上报告了华北的斗争情况，总结了各阶段的经验教训，检查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他还总结了自己对毛泽东认识的三部曲：大哥——先生——领袖。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会议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会上提出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是“入股革命”，一贯反对毛泽东，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背着中央发动“白团大战”，帮了蒋介石的忙。

　　有人提出百团大战是否有问题，毛泽东解释说：

　　“在群众中应该说打得好，在高级干部中也要说明百团大战是英勇的，只能在战术上加以说明。”

　　毛泽东很不满意有关方面对百团大战的宣传。据聂荣臻说：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批评了这件事。毛泽东说：

　　“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100多个团参战，蒋介石很惊慌，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理，害怕我们在敌后扩大力量。在他看来，我们发展，就是对他的威胁。所以，这样宣传百团大战，就引起了比较严重的后果。还有，在战役第2阶段，讲扩大战果，有时就忘记了在敌后作战的方针，只顾去死啃敌人的坚固据点，我们因此不得不付出比较大的代价。死啃敌人坚固据点的做法，是违背游击战争作战方针的。”

　　1943年秋，任弼时郑重嘱咐萧三说：

　　“写一本毛主席传，以庆祝他的50大寿。”

　　任弼时希望萧三在12月下旬完成。胡乔木也极力赞成此事。萧三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说：

　　“我曾荣幸地和毛泽东同志在小学和师范学校同学过，参加了‘新民学会’的成立会，共同参加五四运动，在北京、上海也曾一道活动，直到他亲自到码头送我们上轮船赴法国勤工俭学。”“我倍受阳光雨露的哺育，领袖良师益友的教导熏陶，自然有许多亲切的珍贵的回忆。”

　　后来，萧三为此遍访了在延安的许多人，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贺龙、陈毅、罗瑞卿、蔡畅、谭政、陈正人、何长工、郭化若等人，搜集了大量的素材。

　　后来，由于毛泽东坚决不肯做寿，萧三所写的那本传记也未能如期完成。

　　1943年秋季的一天傍晚，毛泽东请中宣部长张闻天打电话把民众剧团的柯仲平、马健翎和抗战剧团的杨醉乡请到枣园住所谈话。

　　窑洞里的陈设极为简单，办公桌紧靠窗口，桌上摆满了书刊、稿纸和文具。西南角放着一张木板床，床上折叠整齐的被面上打着一块约二尺长的补丁。

　　毛泽东见客人来了，和他们一一握手，示意他们坐下，点亮办公桌上的小马灯，笑道：

　　“请来‘三贤’，有两位‘美髯公’，一位‘佘太君’。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像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插秧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撒到哪里。”

　　他指着柯仲平说：

　　“云南诗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劲。你们民众剧团比抗日剧团成立晚好几年，但也是在创作力量和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诞生的。一个时期，是靠种田做工的写剧本，靠大伙节衣缩食搞募捐解决经费问题的。”

　　他又指着民众剧团编导主任马健翎说：

　　“‘马髯公’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走大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大写根据地，连续创作和演出了《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拿台刘》等剧目。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这很好。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

　　柯仲平、马健翎、杨醉乡汇报了两个剧团演出的情况，大家边说边笑，气氛非常活跃。谈话快要结束时，毛泽东指示说：

　　“抗战进入了新的时期，共产党不仅要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且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新国家中，不但要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要有新文化。什么是新文化?作为观念形式上反映新的政治力量和新的经济力量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具体一点说，抗战剧团和民众剧团的创作和演出，就体现了一定意义上的新文化。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9月底，毛泽东接到从新疆传来的噩耗，四弟毛泽民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了。

　　前面已经说过，盛世才于42年9月将在新疆的中共党员、干部全部囚禁。后来他在1943年2月7日把软禁的共产党人投入监狱，从4月10日起，开始动用“抽皮鞭”、“坐飞机”、“老虎凳”等种种酷刑，残酷折磨共产党人。

　　9月27日深夜，新疆警务处李英奇与审判委员会主任富宝廉，拿着盖有盛世才印章的秘密处决手令，来到第2监狱。他们指挥9名刽子手，手拿棍棒、绳索，把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从牢房中唤出，先用大头棒将他们击昏，然后用绳索勒死，装进麻袋埋在荒无人烟的山坡上。过了3天，盛世才又下令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的尸体挖出来，一个一个进行拍照，把照片送给宋美龄，向蒋介石报功邀赏。

　　1943年秋，邓宝珊自重庆返回延安。他因为长期身心兼劳，到延安后，突然患病。毛泽东非常关心他的疾病，多次亲自慰问叙谈，还请精通中医的李鼎铭先生为他治疗，旬日而愈。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对党内的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指示要求：

　　“各根据地，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实行彻底减租，就能发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明年的对敌斗争，推动明年的生产运动。”

　　“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

　　“明年，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否则，便将遇到极大的困难。”“各级党政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

　　为了使党政军民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毛泽东号召在明年正月开展“拥政爱民”的群众运动。

　　10月5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评国民党十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的社论，他在社论中写道：

　　“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

　　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九月会议”结束，毛泽东作了关于党的路线问题的讲话，他说：关于路线问题的结论要到“七大”再做。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相继发言。朱德说：

　　“毛泽东同志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有毛泽东同志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同志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同志办事的本事。”

　　10月9日，毛泽东在批转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时写道：

　　“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

　　这一指示，对中央纠正审干和肃奸中的错误，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及时得到纠正。

　　是年10月，在九月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视察了南泥湾，他的贴身勤务员齐吉树记述了这一活动：

　　这一天，毛泽东起了个大早，精神格外好，他喊道：

　　“齐吉树，今天我们到南泥湾，9点出发，告诉贺清华通知德怀、弼时同志。”

　　毛泽东此去南泥湾，有3个目的，一是视察生产，二是检查战备，三是借此机会做做彭德怀的思想工作。

　　毛泽东就百团大战问题批评过彭德怀，彭德怀有点想不通。所以，此次南泥湾之行，毛泽东还特意安排，由江青陪同任弼时夫人陈宗英、彭德怀夫人浦安修一起去。

　　9点整，司机周西林把一辆大卡车开到枣园大门口。毛泽东拿着一本书，钻进了驾驶室。其他人员坐在由杨成洋开的另一辆大卡车上。

　　一路上，毛泽东都是专心致志地在那里看书。在那一辆车上，江青、陈宗英、浦安修凑到一起，有说有笑，可热闹了。只有彭德怀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沉默不语。他身边的几个小鬼都知道他不高兴，都晓得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所以，谁都不敢和他搭讪。

　　车子爬上蟠龙山顶，突然停了下来。毛泽东从车上下来，朝大家说：

　　“山下就是南泥湾了，大家休息一下好不好?”

　　大家都说：“好!”齐吉树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脚还未站稳，就听“咔嚓”一声，糟糕，挎在身上的暖水瓶碰碎了。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怎末回事?”毛泽东回过头来问道。齐吉树心情紧张极啦。毛泽东看了看，赶忙说：“坏了就坏了吧，以后办事小心一点就是了。”

　　齐吉树下车后本来是想请毛泽东喝水，没想到这一下把瓶给弄砸了，又是急又是很着急，心中骂道：“齐吉树呀齐吉树，你怎么这么笨!”

　　欲知毛泽东在视察中如何做好彭德怀的思想工作，请看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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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