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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桂梅校长到《我本是高山》,之一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井冈山观心 2023-11-29 来源:井冈山观心1921公众号

只有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才有高尚的无产阶级道德。

  一部《我本是高山》的电影,引起了舆论海啸,这部电影与张桂梅校长都被推上风口浪尖。甚至有人将这部电影比作被毛主席批判过的《武训传》。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结束后,胡乔木为电影《武训传》翻案了,在《人民日报》1985年9月6日第1版刊载了题为《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文章。文章说:

  胡乔木说,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我本是高山》这部电影是不是《武训传》?张桂梅校长应该如何评价?笔者计划写两篇文章,一是本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另一篇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艺”。

  1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张桂梅校长呢?

  张桂梅,是一位好老师,是一位好校长,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当代的道德楷模,值得人们敬仰。

  这是毋庸置疑的。

  她几十年如一日,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她的事业——她的学生们。可以说,在当代,像张校长这样道德高尚的人,凤毛麟角,14亿人中,十万不得一。

  早在102年前的1921年,毛主席就对腐朽的教育做出了尖锐地批评,其中就有对老师的批评,并创造了“学阀”这个名词。

  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

  1921年8月中旬,毛泽东起草了一份体现自修大学新的办学思想的著名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发表在8月16日湖南《大公报》上。他在大纲第一章“宗旨及定名”中明确写道:

  “现代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不过是一种商业行为罢了!”

  “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自有划一地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地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最大的缺点。”

  “学校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

  “学阀冷酷无情,用学问做交易,只知给学生灌输知识,并要学生的酒喝。”

  (记住啊,“学阀”这个词是毛主席首创的,是他留给后人们的武器与财富)

  人类为尊重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

  在这样的时代,学生们能遇到张校长,真是她们的幸运——能遇到这样品德高尚的好老师——全心全意扑在教育事业中。

  2

  那么,张校长辛辛苦苦为之努力奋斗的教育,是什么样的教育呢?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958年《红旗》杂志第七期,发表了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该文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他在《红旗》封面上给江青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江青:陆定一的文章很好,必须看,至少看2遍。毛泽东

  早在8月下旬的时候,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曾在其中加写了两段文字,他写的是:

  “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

  “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是要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结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全面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

  在这里,毛主席指出了两个关键点:

  1、几千年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

  2、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

  从第2点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教育不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就不是社会主义教育;如果不是社会主义教育,就一定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

  这是衡量教育路线的尺子。

  能得到毛主席的高度称赞,陆定一在这篇文章中说了什么呢?他说:

  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表现为: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教育由专家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向来就是,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我们需要什么有的教育,一目了然:我们不需要“劳心与劳力分离”的教育,我们需要的是“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但凡将劳心与劳力分离的教育,就是资产阶级教育——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

  文章又说:

  资产阶级教育学者的大多数认为,只有书本知识才是知识,实践的经验不算知识。所以,他们认为,教育就是读书,读书愈多的人就愈有知识,有书本知识的人就高人一等。至于生产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那是下贱的,那是“绝路”。资产阶级教育学者另外有一些人,则认为教育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教育。他们既不把生活理解为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又不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因而实际上走到取消教育。资产阶级的上述两种看来似乎绝对相反的观点,来自一个共同的根源。他们说,人是没有阶级之分的,教育学是一门超阶级的学问。我们共产党人的看法,与此不同。我们认为,教育学是社会科学。一切社会科学都要跟政治走,教育学亦不例外。

  文中所说:“资产阶级教育学者的大多数认为......有书本知识的人就高人一等。至于生产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那是下贱的,那是‘绝路’。”

  用这个标准来判断,我们要怎么思考我们的教育呢?我们的教育是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了?还是将“劳心”与“劳力”相分离了?是“有书本知识的人就高人一等......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那是‘下贱’的,那是‘绝路’”?还是“劳动(力)最光荣”呢?

  毛主席曾经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是反映和影响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并且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反映了什么样的政治?反映了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呢?我们的教育也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发展到什么方向了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

  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的时候,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必然是“精英”统治一切。“精英”是怎么来的呢?除了世袭权力,除了欺压人民强取豪夺外,最大的一条路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鲤鱼跳龙门”了。所以,必须要拼命读书,拼命搞学历,拼命搞名校,以便脱离劳动,才能适应经济基础。

  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下,要鲤鱼跳龙门,必须要全孩子们离开山沟,离开农村。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下,如果劝人扎根山沟,劝人脱掉长衫,那无疑是“谋财害命”——正如在一片大草原上,面对着狼的威胁,你告诉羊不要跑,安安静静吃草就行,那不就是在害羊吗?

  羊的选择有三种:一是被教育安安静静吃草;二是被教育疯狂猛跑,最好能羊跳龙门;三是被教育觉悟过来,团结起来,消灭吃人的狼。

  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人民当家做主,一切为人民服务,劳动与教育相结合,所谓的“劳心”不再是“劳心”高高在上,“劳力”也不再卑贱,“劳力”反而更受社会尊重,涌现出了王进喜、时传祥、邢燕子、陈永贵、焦裕禄、张钦礼等人民英雄。

  没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就不会有“劳心”与“劳力”的平等,就不会有教育与劳动的相结合。如果非要说有,也可以,但绝对是骗人的把戏。

  教育,一定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公有制社会,人民就是统治阶级,所以教育是为人民服务;非公有制的社会,特权“精英”是统治阶级,教育一定是为特权“精英”服务。教育为谁服务,标志了社会是何种性质。

  3

  在新中国前三十年,有着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陆定一的文章中说:

  实现教育与劳动结合,必须经过斗争,而且将会有长期的斗争。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教育工作中反对几千年的旧传统的一个革命。劳心与劳力分离的原则,在教育工作中已经统治了几千年。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级,都坚持这个原则。二千多年以前,孔子就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把“请学稼”“请学为圃”的樊迟斥为“小人”。孟子反对许行,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理也”。(食,读作饲。)资产阶级的教育学家们,在这一点上,同孔孟是完全一致的。教育原来是同生产劳动结合的,在阶级社会里二者分离了,现在又要结合起来。

  如何“教育与劳动结合”呢?毛主席是这么要求的: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

  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农村参加生产。

  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作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以多招些学生,但是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农村参加生产。

  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

  毛主席在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视察时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八月):

  要讲实际,科学是反映实际,是讲实际的道理。不知道实际,老讲书本上的道理怎么成?

  不仅学生要搞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机关干部也要办点附属工厂,不然光讲空的,脱离实际。

  当按照毛主席的要求,走在社会主义教育路线的大道之时,“教育与劳动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知识分子参加劳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等政策,得到了知识分子们的支持与赞扬。季羡林在人民日报就发表文章说过:

  ......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再把我们拖回到精神贵族的老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也要有这种精神。我们坚决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

  ......对于象我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宣传队的同志们用毛主席的教导,热情地帮助我们提高政治觉悟,可花费了不少心血呀!我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有时候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然而他们总是耐心等待,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允许有思想反复。只要一有点进步,就立即予以表扬。就这样,我终于有了一些进步。可是现在竟有人说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这倘非无知,即是别有用心。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

  ......中国旧知识分子那种根深蒂固的自高自大的情绪必须继续严防。......但是据我看,病根还没有完全挖掉。也许禁不起春风一吹,又会萌发起来。如果真是那样,那是要不得的,必须克服的。不然对人民,对自己都没有好处。

  “但是据我看,病根还没有完全挖掉。也许禁不起春风一吹,又会萌发起来。”真是一语成谶,季羡林后来不是写了“牛棚杂忆”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下放劳动当做迫害吗?并以此来否定那个时代、否定那个时代的“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路线吗?

  

看看千疮百孔的教材,再看看遍地学阀,再看看遍地教育产业化,这一切不正是对陆定一文章中“实现教育与劳动结合,必须经过斗争,而且将会有长期的斗争”最好的诠释吗?

 

  

千疮百孔的教材请看往期文章:实事求是还是信口开河污蔑?——对高等教育教材《中国现代史》的批判

 

  

 

 

  正如陆定一文章所说,两条教育路线还要有“长期的斗争”,而且是同几千年的旧传统进行决斗:

  “我们必须看到,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同几千年的旧传统进行决斗,没有破除迷信、埋葬教条主义、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没有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造精神,是不会成功的。”

  4

  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教育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呢?陆定一在文章中说:

  教育首先是传授和学习知识。但什么是知识?传授和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对这些问题,我们共产党人的理解是同资产阶级的理解不一样的。资产阶级教育学者的大多数认为,只有书本知识才是知识,实践的经验不算知识。......资产阶级教育学者另外有一些人,则认为教育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教育。他们既不把生活理解为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又不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因而实际上走到取消教育。资产阶级的上述两种看来似乎绝对相反的观点,来自一个共同的根源。他们说,人是没有阶级之分的,教育学是一门超阶级的学问。我们共产党人的看法,与此不同。我们认为,教育学是社会科学。一切社会科学都要跟政治走,教育学亦不例外。人们是为了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而需要教育的。我们认为,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是阶级斗争的知识。这种阶级斗争是以经济地位划分的人的集团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现在,在我国过渡时期内,还有阶级斗争。在将来,阶级消灭之后,虽然阶级斗争没有了,但是还有人民内部的矛盾,因而一万年还会有毒草,即是说,还会有真理和谬误之间的斗争,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的促进派和促退派之间的斗争。另一门是生产斗争的知识,即是人类与自然作斗争的知识。而哲学则是这两门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之所以重要,因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给人们提供正确的思想方法。人与人的本质的区别,不在于“气质”或性格的不同,而首先是阶级立场不同,再则是思想方法不同。阶级立场与思想方法,是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错误常常来自两个根源,一个是阶级根源,一个是思想根源。人们要不犯大错误或少犯错误,就应当学习政治,学习哲学。

  在教育中,要传授阶级斗争知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阶级觉悟。如果不传授阶级斗争的知识,不去提高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那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就是修正主义的教育。就是告诉羊,狼不吃羊,不用跑;或者告诉羊,狼吃羊是自然规律,是永远存在的,你跑的快就行,跑得慢被吃是你能力不够,是你努力不够。

  如果没有阶级觉悟,山沟里的孩子考上大学,走出大山,无非就是跑得快的那只羊。

  有10个羊群,每个羊群有10只羊。狼要吃95只羊,只有5只羊能逃脱狼口。所谓的羊跃龙门,无非是5个名额而已。A群跑出来一个,其他群自然要少一只活羊,如果A群跑出来5只羊,其他群就是全群覆灭。实际上就是你死我才能活、我活你必须死的丛林法则。

  在教育中,不能将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不能与工农相结合,培养出来的“人才”就不会对工农群众有感情,就不会站在工农群众的立场思考问题——比如“恶意讨薪”、“恶意春耕”、“恶意降价”、“恶意提问”的“怪”事——而只能站在“精英”的立场思考问。最终无法培养出“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的群众领袖。

  5

  苏联的解体,就是因为走上了修正主义,包括在教育领域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红旗》1975年第11期刊发了一篇文章《请看苏修的一种新行业》,揭露了苏修的乱象: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

  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

  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6

  说了这么多,归根结底,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教育。不消灭私有制,“劳心”与“劳力”一定是分离的,“劳力”一定是“卑贱”的。最后的结果——不可能人民当家作主,只能是“精英”当家做主。

  7

  关于道德高尚,关于道德高尚的人,还要明确一下: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剥削阶级——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剥削阶级的道德标准。

  无产阶级有道德高尚的人,剥削阶级也有道德高尚的人。

  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是教育家,他也有高尚的道德,他的道德是奴隶主阶级道德。

  朱熹,是教育家,他也有高尚的道德,他的道德是大地主阶级的道德。

  蔡元培,国民党元老,教育家,他也有高尚的道德,他的道德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包括支持屠杀中国共产党人)。

  只有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才有高尚的无产阶级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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