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群众，还是不要用外交辞令的好

　　记得武汉疫情初期，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在向社会通报情况的时候，频繁地使用了这样一些语言表述：

　　“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该病可防可控。”

　　什么叫“明显人传人现象”?什么叫“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什么叫“可防可控”?

　　尽管事后一些专家学者们对此做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它给群众造成的错觉，给疫情造成的损害，却是无法挽回的。

　　这样的表述，未能对事物进行明确的表达，在是与不是之间模棱两可、 语焉不详、似是而非，让群众难以据此做出正确抉择，是传染呢还是不传染呢?事实证明，绝大多数老百姓选择了无关紧要，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没有进行任何疫情防范。作为传染性疾病方面的专家，从专业技能方面讲，是很容易对疾病传染与否作出判断的，就象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医，看一看病人的气色都能大概判断出病情来。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新型肺炎是传染的，政府职能部门一定是心知肚明的，这不是“是与否”的问题，而是“说不说”的问题。

　　在疫情通报上，职能部门选择了敷衍应付性的外交辞令，使用了外延不确定、内涵无定指的模糊语言，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向社会、群众发出了错误的导向信号，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后果。

　　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收集在《毛泽东选集》里，其中振聋发聩的一句话是：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

　　他在谈话中说：“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

　　他还说：“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

　　毛主席这次谈话的核心问题是群众路线，与群众见面，尽管他说的是办报问题，但也适用于全党的工作方针和方法。

　　他历来反对“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做法，反对“吞吞吐吐”的做法，反对“冷冷清清地做工作”的做法。他认为：

　　“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

　　“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

　　毛主席一直都非常重视与群众的通气和见面，这是他高度自觉的群众观的体现。

　　1949年10 月，薄一波上报了一个《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报告》，报告里讲：“每次会议，应抓紧解决为广大群众所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两个问题。决议后一定要贯彻执行，不能执行的不要决定;决定了但行不通的，应向代表和群众说明道理，加以解释，以示信于人民。”毛主席非常重视，起草了给各中央局、分局等的批语：“这个报告总结了华北各城市所开各界代表会议的主要经验，写得清楚明确，可为一切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所取法。”

　　1955年9 月，他为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对所收文章仔细修改标题，并撰写按语十九篇。他为《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一文写的按语中说：“有些合作社，在一个时期内，确是混乱的，唯一的原因是得不到党的领导，党没有向群众讲明自己的政策和办法。”

　　1959年，广东省遭遇了解放以来最大的洪水，灾情严重，损失巨大。毛主席在阅读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刊载的《广东水灾继续发展全省工作中心转入抗洪救灾》和《广州市人民极度关心汛情的发展》两篇报道时，给胡乔木、吴冷西二人批示：“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

　　1963年11 月 12 日 ，毛主席在天津听取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汇报到救灾物资的分配，开代表会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公布数字、分配办法，防止干部包办时，他说“这样好嘛!有这样做的典型材料吗?不光救灾这样搞，别的也应这样搞，我们的政策、办法就是要和群众直接见面。非灾区也这样搞。”

　　有问题，要跟群众交个底，讲清楚，说明白，这是群众路线的要求，也是党性的要求。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曾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说“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即然是一家人，就不能说两家话，跟群众玩外交辞令和模糊语言，就是没把群众当成自家人，说的严重一点，就是脱离群众的表现，结果呢，必然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什么事也办不成”，不仅可能造成巨大的财产及人员损失，还会直接影响政府的威信和群众基础。象最近一段时间持续发酵的方方现象，就是一种典型表现。

　　作家方方在武汉疫情期间，用日记体向人们叙述身处武汉的见闻，被称为“武汉日记”，如果方方践行革命的文艺立场，作品应该是鼓舞人民的斗志，众志成城，战胜瘟疫，而方方却选择了另一个角度，过度宣扬了阴暗、痛苦和失败主义，其文章中充斥着道听途说的不实消息，隐隐透露着某种不可告人的价值取向。然而就是这样的“武汉日记”，却获得了巨大的拥趸，读者以千万计，对方方的批评声音零星而微弱，而且受到了铺天盖地的反围攻。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泛左翼阵营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大量的人站在了方方一边，甚至把对方方的评价与看法当成衡量真假左翼的标准，在宏大的“抗疫”战叙事中，方方做出了什么积极的贡献?她的笔触所及，有多少向死而生的身影?我们很少看到，然而她却仿佛成了一个大英雄，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受到了英雄般的欢呼和拥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难道中国人失去判断力了吗?

　　其实不是老百姓不明事理，追其因，还是在疫情初期，你没把实情及时告诉群众，在危机关头玩起了外交辞令，老百姓心生怨忿，产生逆反心理，才倒向方方一边的。通过这件事也可以看得出来，群众路线是多么重要，你不去争取，别人就会去争取;你不把群从当自己人，群众也不把你当自己人;阵地你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去占领。这样的危害性后果，影响是深远的，长期的，花十倍的努力恐怕也难以挽救回来。

　　教训是深刻的，教训需要去记取。群众路线跟与群众交心、说实话都是相辅相承的，群众路线坚持的好，就不会跟群众耍花枪，跟群众玩辞令;群众路线坚持的不好，那就一定会支支吾吾，不跟群众直接见面，结果是把浩浩荡荡和千千万万驱赶到别处去了。

　　怎么办呢?

　　毛主席早给我们找到了解决的途径和到之之法，1945年4月，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

　　是啊，毛主席说的多好啊，只要你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还有什么是不可以跟群众说的呢?还有什么是不可以跟群众推心置腹的呢?

　　只要你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有困难你跟群众讲清楚了，群众自然也会与你同甘共苦，共渡时艰，即便你做得不很完美，哪怕出现了失误，也会得到群众的谅解，群众一样会把你举的高高。

　　因为群众，“是拆不掉、打不败的武器。”

　　那时，群众还会跟着方方们走吗?我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