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鼓吹取消公积金，是在白衣战士背后放冷枪啊！

　　作者：青木

　　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给本就处于下行压力的经济带来了严峻考验。在“抗舆情，促生产”的关键档口，各路“神仙”纷纷出马，“献言献策”。这不，一位老人就建议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为企业“直接降低12%的成本”。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在微博各大媒体相关信息的留言下面，网友们的意见难得地一致，几乎都是批评之声：

　　

 

 

 

　　综合一下网友的意见，说白了就是为什么企业收益大的时候从不考虑给员工多分一点，但每当出现困难，政策都要拿普通群众开刀?

　　这正是引起群众愤怒的原因。

　　众所周知，有很多私营企业并不愿意给职工缴存公积金，能够合规足额缴纳公积金的往往是公立的企事业单位。前几年，资本媒体把矛头指向这些公立单位，要求他们降薪、降低福利，有些韭菜也跟着起哄。殊不知不愿意缴纳公积金的私企，其实是在变相地剥削员工。不是公立部门该降薪、降福利;而是私企应该加薪加福利。好在这几年大部分逐渐清醒了，所以这次对“取消公积金”的论调才会出奇一致地反对。

　　真正让人细思恐极的是，此时此刻鼓吹取消公积金，那些正在抗疫不顾性命、浴血奋战的白衣战士、民警、基层公务员、社区工作人员，他们会作何感想？

　　为了抗击此次新冠肺炎，全国医疗系统精锐尽出，驰援湖北，截至2月12日，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就达到2.3万多人，而这些医护人员除开部队外几乎都来自各地的公立医院。平日里他们就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劳动者，但当瘟疫袭来，他们挺身而出，不计生死，全力以赴。在物资奇缺、医疗资源相对医护人员远远不足的情况下，他们以超乎常人的勇气和毅力，以超常时间的超负荷工作站在抗击瘟疫的第一线。

　　此外，还有大量的人民警察、基层公务员、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是他们顶风冒雪，在严寒之中登记排查，绝不让疫魔随人四处乱窜，同时他们还要承担起社区封闭后的群众服务工作，及企业复工前的各项保障工作。他们以超负荷的工作，共同筑起了抗击瘟疫的重重防线。同时，铁路、电力、通讯等基础行业也全力出动，做好最基本的保障工作。

　　截至2月14日中午，在此次瘟疫阻击战中，因公殉职人员共计88名，其中村干部26人，公务员(非警)24人，警察(含辅警)23人，医生10人。这88名中，党员61名。

　　这些一线的战士们，都是你我一样的普通劳动者，他们不是那1%，在房价高企的今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需要公积金来还贷、来稍微降低住房贷款利息。

　　如果这个时候取消公积金，一线浴血的战士们还能安心抗敌吗?可能下个月还贷就成问题了。他们会不会考虑下战场去找第二职业或去另谋高就呢?

　　如果真这样了，这仗还怎么打?

　　前方战士在抗疫，这个时候鼓噪着取消公积金，不啻于在他们后背放冷枪!

　　

 

 

 

　　我们再把话说开一点。

　　如果回溯新中国的住房制度史，大致可分为福利分房制度时期、福利向市场过渡时期、货币化市场化时期 。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个巨坑，但英雄的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历经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对印对苏自卫反击，到1978年止，初步建成了一个完备的工业体系。

　　那时的住房由政府部门、事业机关、国营企业等单位负责，然后以实物形式分配给城镇居民，收取低廉的租金。笔者此前曾多次采访过不同工业城市的老工人，他们均表示自从建厂到1978年止，基本模式是企业拨款和职工公益金双资金投入，专业建筑队加工人工余投工投劳建成的职工家属区，每个月只是象征性地收取房租并照实支付水电费。

　　“那时毛主席的制度设计里，工资就没有买房的钱”，工人们说起那个火红的年代总是满怀豪情和思念，但一说起当下则满是辛酸——“结果，我们投工投劳投钱建的家属区，最后要我们出钱买房!”

　　单位福利分房这一制度，被后来的主流经济学家描述一团漆黑。

　　

 

 

 

　　讽刺的是，人民公社发源地河南新乡七里营的刘庄、坚持毛泽东思想育人的河南临颍南街村等集体村至今还在采用的基本是这一套制度。在各地群众普遍为住房发愁的时候，南街村村民富得不需要存款，新婚的小两口拎包即可入住。人家现在照样发展好好的，而且真正发展的好的农村大多都是集体经济村。

　　住房制度改革肇始于80年代。历经政府、企业和个人各承担1/3的三三制售房，集资建房、提高租金的“以租促售”，一直到1998年底的全面停止实物分房。二十年的过渡，我们终于迎来了住房的市场化货币化时期。自此，房价一路高歌猛进，人民群众望而兴叹。

　　也正是同期，历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专家提出要让住房医疗和教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相当于在既定方向下又装了个加速器。结果，房地产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极。结果，广大普通人民群众苦不堪言……

　　

 

 

 

　　“住房公积金”正是过渡时期的产物。在1990年代初期，一方面是住房商品化的政策要求，另一方面是企业拨改贷后的资金匮乏，加之社会主义因素的遗产，于是开始学习新加坡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简单来说，住房公积金制度可以理解为集资建房的另一种形式。企业和职工各按一定比例缴存，有购房需要的人可以按制度要求动用这笔钱。

　　“居者有其屋”的新加坡2016年以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收入的37%(雇员20%，雇主17%)，发挥了两大关键作用：一是支持政府“建得起”组屋，二是让居民“买得起”组屋。

　　尴尬的是我们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学了个四不像，一是在住房制度由福利向市场过渡的阶段，通过公积金制度赶人上楼，强行把一部分收入划归公积金;二是制度设计并不像新加坡那样以“居者有其屋”为目的，而是以商品化和拉动经济增长为目的，在日益高涨的房价和商业银行体系的排斥下(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更低)，公积金日益显得杯水车薪且不易使用;三是虽然政策要求企业必须给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历经多年反复，企业基本都在给员工缴纳保险，但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只缴“三险”或“五险”，缴纳五险一金的或是那些国企和事业单位，或是那些巨无霸的私企;四是当房价上天，收割不动的时候，要压缩公积金，对已上楼的人强行抽梯。

　　简要回顾，我们会发现，住房公积金已成鸡肋，确实该改。同时，我们还能发现，此前每一次的政策调整，几乎都是加强住房的商品化属性而不是减弱——这一政策损害当然是普通群众的基本利益。甚至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每一次都是拿底层开刀，每一次都走向更深的市场化。

　　这正是“取消住房公积金”言论会引起群众普遍不满的原因所在。

　　给企业纾危解困，本就有减税、贷款等更好的方法，为什么偏要刀口向下呢?

　　真要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只该一个方向——那就是扭转住房的商品化市场化，恢复住房的公益性，真正往“房住不炒”的方向努力。偏离了这个方向的任何改变，无疑都是“损不足以奉有余”。

　　

 

 

 

　　再回到这场全国性的防疫战，无论是两神山的迅速建成，全国数万医护人员的千里驰援，还是后勤物资的保障及一道道防线的组成，无一不是公有制和全国一盘棋在发挥着关键作用。也正因“六亿神州尽舜尧”，所以我们相信一定会“纸船明烛照天烧”。

　　再对比一下停泊在日本横滨港外的豪华邮轮“钻石公主”号——封闭空间内不断人传人、焦虑又绝望的旅客，及完全放弃对新冠病毒防备的新加坡和印尼等国，我们才会发现中国是那么的独特。

　　奉劝某些人一意孤行，即便不考虑其他普通老百姓，在武汉防疫战的决战时刻，四川的做法也比那个“建议”人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