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竹：邓相超类颜色革命现象·人治·德治·法治

　　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亡党亡国，虽然各有其特殊性，但却都贯穿着一条普遍性规律，这就是：它们并非亡于国力的物质落后，而是在国力有所发达以后，亡于国家的精神堕落、理论谬误、意识形态腐败、颜色革命危机。也就是说，它们主要亡于国运衰竭，即主要亡于体制内反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由量变到质变泛滥的颜色革命。

　　中国的邓相超类现象——如：茅于轼现象，贺卫方现象，王长江现象，张鸣现象，袁腾飞现象，薛蛮子现象，任志强现象，毕福剑现象，刘勇现象，左春和现象，南方系现象，炎黄春秋现象，中央党校现象，法律党现象，汉奸文化现象，第五纵队现象，等等综合现象——是比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更为严重的意识形态腐败、颜色革命危机。

　　把颜色革命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外因，是错误的。外因再重要，它也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不得不承认，我国的意识形态腐败、颜色革命危机，主要是在全面否定大众民主的“历史决议”和营造私有化的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伴随着妖魔化“人治”、宗教化“法治”的唯法制建设，同步泛滥起来的。换句话说，主要依靠“法治”，根本不能遏制法律法规政策和思想理论路线自身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病毒感染的颓势，从而不能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腐败和颜色革命危机。

　　近来，山东省政府对邓相超事件的处理，河南漯河市电视台对刘勇事件的处理，河北省石家庄市对左春和事件的处理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党群互动的意识形态人民战争的伟力。习总最新指示，要把政治安全和制度安全作为政法机关的首要工作来抓，防止颜色革命，警惕颠覆势力。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强调，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错误思潮，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些新的情况，综合体现了18大中央核心对颜色革命危机应对方式的重大政治转变——即在一定程度上向党群结合的群众路线锄奸方式的令人期待的飞跃。这是有效解决体制内外意识形态腐败、颜色革命危机的唯一正确方向。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理清人治、德治和法治之间的辩证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意识形态腐败(精神堕落，理论谬误)，是经济、政治腐败的思想灵魂根源，是导致政党和国家败亡的最可怕的腐败。

　　在现实中，人们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可以有千千万，但真理性认识，却只有一个。有了真理性认识，人们的社会实践才会有正确的指导。

　　真理性认识的轨迹，就像一个螺旋式大圆圈，它上面的任何一个小的认识点，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直线段，而是曲线的一部分，是直与曲的对立统一。对一个圆进行无限分割，可以无限趋近直线，但永远也达不到真正的直线极限。如果从圆上的任意一点沿着切线方向飞出去，它就脱离了圆，成了直线。也就是说，脱离了辩证认识的螺旋圆，沿着切线认识方向飞出去，就成了形而上学的直线式谬误认识。真理和谬误，不是绝对分离的东西(就像曲与直不能绝对分离一样)，而是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对于任何一个真理性认识，我们只要在理解和运用中，一走极端化(切线方向)，就一定会陷入毛主席经常批评的“形而上学猖獗”的歧途。所以，我们要对真理保持至高的敬畏。列宁说得好：“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谬误。”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57页) 而法律党所误导和扭曲的法律、法治，何止只是“形而上学猖獗”!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不绝于耳，法律被抬到了大于天的至高无上地位，法律党也成了太上皇，而“人治”却被踩到了脚下。可问题是，“法治”就不需要“人治”去“治法”?

　　事实是，“枪不杀人，人杀人”，“法不治人，人治人”。所谓的“法治”，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人运用统治阶级的法实施的统治阶级的“人治”。资产阶级的法治，就是借助于资产阶级法律的资产阶级专政的人治;而无产阶级的法治，就是借助于无产阶级法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治。

　　对于治国来说，仅有“法治”，只是一条腿走路，古今中外普遍的治国方式，本质上都是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即“人治”统帅下的“德治”和“法治”的混合或者有机结合。

　　所谓“德治”，就是统治阶级通过道德教化、文化教育、艺术熏陶、风俗引导、思想政治运动等等进行的综合治国方式。德治是法治的统帅，法治是德治的工具，换句话说，法治只是人治中治标的强制性工具，德治才是人治中治本的灵魂教化。当然，德治也有阶级性。无产阶级的德治，是最进步的德治，而剥削统治阶级的德治，在社会上升期，有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而在社会没落期，就是愚民教化。例如，西方的普世价值，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以经济建设为纲等等，就是这种愚民教化。

　　把有阶级性的法律吹嘘成天王老子(即把剥削统治阶级的利益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把法治宗教化、愚民化(即对资本人治或官僚人治的神化)，是连处于进步上升期的剥削阶级优秀思想家、政治家们都不齿的。一个社会如果主要依靠强制性的法治了，说明这个社会已经到了道义上和发展上的没落期了。

　　国家，法律，法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所以它们都有阶级性。而法律法规的阶级性是由执政党的政治路线的阶级性所决定的，在不同阶级性的政治路线的统帅下，可以对包括宪法和党章在内的法律法规进行指向不同阶级性的制定、修改和运用。也就是说，执政党及其政治路线的阶级性，统帅性地决定着法律、法治等政治工具手段的阶级性；而社会的经济基础，则是基础性地决定着法律、法治等政治工具手段的阶级性。可见，主要依靠法治，决定不了政治路线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不了宪法和党章的阶级性，从而遏制不了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向官僚化和资产阶级化的内在自然蜕化;遏制不了无产阶级革命党向官僚资产阶级执政党的内在自然蜕化;遏制不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向资产阶级专政的内在自然蜕化。

　　改开以来，主流精英堕入了法律拜物教的境地，认为人治不可靠，只有建设好法治社会，才能使我们的国家走上一劳永逸的规范发展道路。这是主流精英染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瘟疫所产生的社会发展幻想。

　　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经过了数百年的法制建设，法治不可谓不发达，然而，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这个不治之症，却是愈演愈烈，市场经济社会也病入膏肓。可是，法律党却还在大肆鼓吹西方的法治理念!其实，封建社会强调君权神授，不就是在神化官僚民主（官僚专制）的君主人治吗?西方国家强调法律和法治至上，不就是在神化资本民主（资本专制）的资本寡头人治吗?官僚社会主义国家强调法律和法治至上，不也是在神化官僚人治吗?只有毛泽东的人民至上的大众民主（人民民主专政)，才是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治。

　　在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人治统帅下的德治和法治，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德治和法治。社会主义的法律和法治，只能是大众民主人治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工具是不可以篡据主人地位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走上排斥大众民主、强调法律和法治至上的极端，就必然陷入官僚民主、精英人治的歧途。而官僚民主比资本民主还要落后。在市场经济基础决定宪政民主上层建筑规律的作用下，官僚民主必然会最终堕落成宪政民主。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占绝对主体的经济，是资本专制经济，而资本专制经济是拒斥共产党一党领导制的。针对这个问题，王长江曾经鼓吹，共产党必须由革命党转型为领导市场经济的执政党(搞宪政民主，多党竞争执政)。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党建思潮，然而它却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宪政民主颜色革命乱象的经济策源地(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不过是“邓**神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是王长江离职讲话的文眼——“这件事本身，我自信过一、二十年再评价也不算晚”——底气十足的经济根本原因。可以肯定地说，共产党既要坚持市场经济，又想长期拒斥宪政民主，是根本做不到的!实际上，官僚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短暂的社会过渡态，它的自然演化的逻辑终点，只能是通过宪政民主颜色革命质变为正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往往伴随着大国被肢解的厄运)。而改开后邓相超类现象的泛滥，就是肢解中国的宪政民主颜色革命的量变积累。所以，只有逐步但坚定地回归大众民主政治和计划经济有机结合的毛泽东之路，才能真正遏制宪政民主颜色革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复兴社会主义。关于这一点，我也来PK一下王长江离职讲话的那种自信：这件事本身，我自信过一、二十年再来评价会看得更清楚(当然，若王长江们得逞，很可能历史已经不会再给中华民族一次机会了)!【王长江的党建理论，是自我搞颜色革命的高层木马病毒。因为：共产党在执政之前，是同“物质的敌人”斗争夺取无产阶级行政统治权的革命政党；而共产党在执政之后，则是同“精神的敌人”（私有思想文化观念）斗争夺取无产阶级思想文化统治权的革命政党。而王长江却鼓吹共产党必须由革命党转型为领导市场经济的执政党，这不就是让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向资产阶级投降、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吗?!】

　　所以，排除大众民主的群众路线，只想主要通过法治“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一劳永逸地解决执政的共产党官僚化、腐败化的问题，只能是一厢情愿。在资本专制时代，脱离无产阶级大众民主约束的法治，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没有“大众民主把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关进笼子”里，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就只能官僚化资本化。而当市场经济基础坐大、买办资本势力膨胀以后，国家权力就只能陷入“资本把权力和民众关进笼子里”的宪政民主资本专制结局!

　　总之，法律和法治至高无上，是形而上学猖獗。只有运用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人治统帅下的德治和法治有机结合的手段，才能有效遏制共产党思想政治路线的资产阶级化颓势，有效遏制执政党的官僚化、腐败化和资本化颓势，从而从根本上遏制邓相超类颜色革命现象的燎原之势。

　　然而，“我们在为祖国高兴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目前要打倒反毛势力和铲除汉奸，还面临着的极大困难和阻力，其中最大的困难和阻力，就是来自于邓小平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对毛主席三七开的‘历史决议’。……中国的反毛反共浪潮，完全是从‘历史决议’开始的，并且也是在‘历史决议’的保护下愈演愈烈的。不改变这个反毛反共保护伞的‘历史决议’，反毛反共浪潮就遏止不住，包括孟建柱这个讲话本身也难以落实，习总所讲的政治安全更是难以实现。……但是，由于中国左翼爱国力量不掌握国家资源和国家政权，能够直接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所能做到的只是避免人民大众被极右势力忽悠发动内乱，防止西方国家趁机侵略和解体中国，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改变‘历史决议’的自杀性判决，则只能依靠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才呼吁党中央尽快解决‘历史决议’造成的被动状况，尽快砸碎‘全面否定文革’这把反华势力宰杀我们的政治尖刀，真正保障国家的政治安全。”(《张宏良：国家政治安全才是最根本的安全》)

　　【2017.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