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恩格斯200周年诞辰：他晚年“放弃共产主义”了吗？

　　今年11月28日，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和导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恩格斯的200周年诞辰。

　　正如列宁同志所指出的，“恩格斯的名字和生平，是每个工人都应该知道的”，“正因为如此，……应该简要地叙述一下现代无产阶级两位伟大导师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和活动”(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下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语：Friedrich Engels)，1820年11月28日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巴门(今伍珀塔尔)，1895年8月5日逝世于英国伦敦。卡尔·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和马克思同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自谦为“第二提琴手”——他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他也为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大量经济上的支持。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完成了未竟的《资本论》等著作，并领导着国际工人运动，坚决批判了运动中的机会主义。

　　1820年初冬，恩格斯出生。他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是工厂主、虔诚派基督徒，带有普鲁士贵族血统。母亲心地善良，遵守礼教，喜爱文学和历史。列宁叙述说：“当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憎恶专制制度和官吏的专横。”1837年，被父亲命令从中学辍学，到营业所学习其所厌恶的经商。1838年8月，在父亲的安排下，到布莱梅(Bremen)当办事员，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列宁指出：“从事商业并没有妨碍恩格斯对科学和政治的研究。”他以“弗·奥斯沃特”为笔名，写下许多激情诗篇，其中1839年发表的《乌培河谷来信》为代表作。

　　1841年9月，恩格斯为服兵役到柏林，业余时间到柏林大学听哲学课，很快成为青年黑格尔派中的积极分子。他撰写了《谢林和启示》等著作，对弗里德里希·谢林的神秘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1842年深秋，恩格斯告别家人，到英国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纺织厂当总经理。曼彻斯特是英国宪章运动的中心，在那里他真正深入工人阶级的生活。列宁指出：“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他在曼彻斯特同当时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发生联系，并开始在英国社会主义出版物上发表文章。”并且，在这段时间，他结识了《莱茵报》主编马克思。列宁评价说：“自从命运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之后，这两位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事业。”

　　1843年冬，恩格斯与爱尔兰工人玛丽·伯恩斯相识，不久后同居。1844年2月，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批判。8月，返回德国老家，途经巴黎与马克思再次会面，彼此发觉在“一切理论领域当中意见都完全一致”。他们合著了《神圣家族》，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哲学，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1845年3月，完成第一部重要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2月，马克思举家迁往布鲁塞尔;几个月后，恩格斯同样搬到布鲁塞尔，帮助困境中的马克思。

　　1846年8月，和马克思共同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后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共同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德意志工人协会。1847年6月，起草《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后进一步完善成《共产主义原理》(参见本公众号今日推送的次条)。同年，与马克思一同加入正义者同盟。受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与马克思共同拟定同盟的纲领，即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宣言》总结了过去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思想，完整、系统、严密地阐明了他们的革命学说，成为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

　　1848年4月，和马克思创办《新莱茵报》。列宁指出：“这两位朋友成了莱茵普鲁士所有革命民主意向的灵魂。他们尽一切可能保卫人民和自由的利益，使之不受反动势力的侵害。”1849年5-7月，参加了德国人民武装起义，表现了卓越的才能。1850年前后，民主革命失败，恩格斯和马克思被普鲁士政府压迫，经济拮据。恩格斯于1850年11月回到曼彻斯特纺织厂工作，以便继续资助马克思，一待就是20年。期间，他以书信形式跟马克思来往，在多份报纸上发表评论，并进行涉及各个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军事)。列宁说：“1870年以前他住在曼彻斯特，马克思住在伦敦，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保持最密切的精神上的联系;他们差不多每天都通信。这两位朋友在通信中交换意见和知识，继续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在未署名发表的军事评论《战争短评》中，他被公推为军事权威。此时，他的语言才能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可以阅读和运用12种不同的语言文字。

　　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后，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参加了国际的领导工作，跟蒲鲁东派、巴枯宁派、工联派、拉萨尔派进行了路线斗争，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1869年7月，恩格斯终于从商人生涯中摆脱。1870年10月，移居伦敦，与马克思再聚首。列宁说道：“1870年恩格斯移居伦敦，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为止，他们两人始终过着充满紧张工作的共同精神生活。”1871年3月巴黎公社建立后，同马克思一起支持公社，在演说和信件中高度评价巴黎工人的革命首创精神和英雄气概，阐明公社的历史意义。1878年，恩格斯所著《反杜林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问世。1879年，同马克思合写了著名的《通告信》，批判了德国党内苏黎士三人团的改良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

　　1883年3月，马克思去世。此时，《资本论》只出了第一卷，剩下的是一些字迹潦草的马克思手稿，不好辨认。恩格斯虽然正在整理他10年来积累的有关自然辨证法的研究记录，但马上停下手头的工作，开始着手整理《资本论》手稿。在他12年的努力下，资本论第二、三卷分别在1885年和1894年出版。1888年，写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阐释了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889年，参与第二国际的创建工作，并指导它的活动。1894年，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在农民问题上的立场，写了《法德农民问题》，批评他们迁就农民小私有倾向的路线。1895年8月5日，患有晚期食道癌的恩格斯，在泰晤士河边的住所中与世长辞，享年74岁。3周后，根据恩格斯的遗愿，他的骨灰被撒在英格兰的比奇角。

　　我们注意到，“恩格斯晚年转变论”，从某个时候开始，就成了一些人喜欢鼓吹的东西。其实，这根本是老套路，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在某些人笔下，革命导师的“晚年”，往往是极不寻常的时期：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乃至共产主义，列宁晚年开始“改革开放”，斯大林和毛泽东晚年更是“犯糊涂”……请问，世界上哪有如此之多的“巧合”呢?真相是， 抹黑者的技法一贯如此，没有太大进步。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要么，是试图把革命导师拉到他们那边去，让导师们讲起他们的语言，替他们鼓吹他们那一套;要么，是干脆把革命导师打成他们写的教科书中的反面典型，煞有介事地批判一番，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说到底，这是斗争。

　　既然他们出招了，我们就要接招。　　

　　

　　比如，某些人所谓恩格斯“并不绝对追求暴力革命”，甚至“转向‘和平过渡’”，所依据的，似乎主要是这样一段话：

　　“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　　

　　有人据此立论，说恩格斯本人晚年倡导“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意即晚年恩格斯变成了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然而，就在同一个地方(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恩格斯明明还这样明确地说道：

　　“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问一下自己，是否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会不像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就会无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会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论者的坚定立场，用堪称经典的语言表述了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社会要革命、要进步，就得“像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并且要“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请看看，哪里是“不要革命(共产主义)要改良(民主社会主义)”呢?哪里是抛弃“暴力革命”论了呢?

　　在同一个地方，恩格斯还说道：

　　“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而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难道应该重演曾经在保护关税问题上发生的事情吗？当时有人把保护关税宣布为只与资产阶级有关而与工人毫不相干的问题，因此各人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投票，而现在有许多人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同转而热中于保护关税主义的资产者相对立，又端出了科布顿和布莱特的经济诡辩，并且把最纯粹的曼彻斯特主义作为最纯粹的社会主义来鼓吹。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在这里，恩格斯同样以堪称经典的语言，批判了革命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做法。到底什么叫“机会主义”做法?恩格斯告诉我们，那就是：“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多么精辟的概括!

　　很清楚，在这里，明明就是恩格斯在旗帜鲜明地、尖锐地批判机会主义的思想和做法，批评机会主义者们关于德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幻想，而决不是恩格斯本人认为在德国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了。请大家相信：如果有什么人，从这样一篇被称作“为反对机会主义、争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而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范例”的光辉文献中，还能寻出机会主义的美来，甚至还能把批评机会主义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说成是机会主义者——那他们自己，十有八九就是机会主义者。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恩格斯那个“可以设想”呢?如何理解那个假设才对呢?

　　恩格斯是说，“在①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②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他还举了例子：①“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②“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

　　很显然，按照恩格斯的假设，“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有着重大的“前提”的。并且，按照恩格斯的设定，这种重大前提，同时也是严苛的、不易产生的。实际上，马列毛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从来没有完全否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在于：第一，不否定这种可能性，就等于不要暴力革命了吗?暴力革命和合法斗争，是两手;其中，暴力革命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手。第二，“和平过渡”的现实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根本不大。没有一个剥削阶级是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往往要在最后的紧要关头，抛弃所有的“仁义道德”，动用暴力和暴力机器来镇压革命——这是早就被历史所证明了的(点击参阅-【基本理论1】今天还有“阶级斗争”吗？)。

　　恩格斯假设的严苛前提就是：第一，“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第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

　　我们来看第一个前提——“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请问，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无论是在法、美那样的“民主共和国”，还是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即君主立宪制国家——实质上就是指的资产阶级民主比较充分的国家(而不是当时俾斯麦统一后的德国那样民主缺乏的资产阶级国家)，代议机关，即议会，有没有、能不能“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即做到“议会集权”呢?不，没有，也很难做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议会，一般而言只享有立法权，也可能部分享有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人事任免权等——但是，不管怎么样，都还远远达不到恩格斯所谓的“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用资产阶级政治学者的话说，这种“议会集权”“议行合一”，乃是“破坏分权原则”的大逆不道行为，岂是可以容忍和接受的呢?!更何况，从实践上看，现代以来——自垄断时期以来，特别是大萧条和“二战”以来，资产阶级国家当中，相当普遍地出现了所谓“行政国家”“行政中心主义”的趋势，行政部门和行政首脑(总统或首相)的权势往往要压倒立法部门及其成员。也就是说，现在，相比资产阶级民主刚刚发展起来的近代时期，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实际享有的权势，不但没有增长，反倒下降了——这还说什么“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呢?

　　至于第二个前提——“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又是指的什么呢?这是有其特殊含义的。那就是说，“大多数人民能够真实地支持社会主义政党，从而使这个社会主义政党可以按宪法随意办事”(巫吉：恩格斯是“议会迷”吗？)。

　　在另一篇同样被有心人拿去做了文章的《1893年5月11日弗·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中，恩格斯同样明白无误地说道：

　　“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

　　请注意，这里所谓“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不正是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么?请注意，恩格斯作此重申时，已经是1893年了，即他最终离世的2年前。何来“晚年”变卦呢??总之，恩格斯是我们的，不是他们的——是属于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而决不属于那些企图把他拉过去的剥削阶级妖魔鬼怪及其文人走狗。

　　恩格斯永垂不朽!

　　马克思主义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