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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生物安全战略势在必行?

韦三水 2020-02-17 来源:韦三水

由于生物技术的发展和普遍应用,其技术门槛已经大幅降低,国家行为体和恐怖组织都具有制造或获得生物技术、生物武器的能力。

  2月14日,2020年首次中央深改委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明确强调指出“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同时,“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这既是立足当下疫情,也是深谋长远的战略决断

  

大势所趋果断决策

 

  如今的世界局势,真可谓风云变幻。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类通过操纵生物遗传信息来改变生物的生物学特性的同时,存在着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以及人体健康产生潜在危险的可能性。生物安全已成为各国科技界、政府、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生物安全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可以说始自人类创建了基因重组技术之后,因为利用这种技术人们可以设计、改造甚至创造新的生物。人们在为这种技术上的重大进展和所蕴含的巨大商机高兴的同时,也担心这种人为对自然的干预会不会潜在着尚不能预知的某些危险。

  大量应用基因操作技术出现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制品会不会造成生态环境的失衡?会不会对人类的健康乃至生命造成伤害?这些既关系到人类自身的安全,也关系到人类生存的环境的安全,因此开始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那么什么是生物安全呢?《浅谈生物安全的有关问题》这篇论文是这样定义的:

  所谓生物安全应该是指人们对于由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体给人类健康和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可能造成不安全的防范,目的在于防其弊,用其利。因此,外来物种迁入导致对当地生态系统的不良改变或破坏;人为造成的环境剧烈变化危及生物的多样性;科学研究开发生产和应用中,主要是经遗传修饰的生物体和危险的病原体等可能对人类健康、生存环境造成的危害等,均属生物安全问题。生物安全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即从实验室研究到产业化生产,从技术研发到经济活动和社会安全,从个人安全到国家安全,都涉及到生物安全性问题。生物安全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有一定的时空范围,又随自然界的演进、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变化及技术的发展而变化。

  比如,欧洲疯牛病造成的恐慌、口蹄疫的爆发更加重了人们对生物安全的重视。当谈到生物安全问题时,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转基因植物及食品的安全。

  包括美国等国家在内,都深刻认识到在生物安全方面的漏洞所带来的危机感。由于生物技术的发展和普遍应用,其技术门槛已经大幅降低,国家行为体和恐怖组织都具有制造或获得生物技术、生物武器的能力。全球互联互通性空前加强,生物攻击和疾病传染呈多途径扩散趋势。近年来,SARS、禽流感、埃博拉、寨卡等疫病的频频爆发,给世界公共卫生安全拉响警报。

  而2020年伊始,整个世界又处于一片灾难之中: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非洲蝗灾、澳洲大火、尼日利亚神秘疾病、美国的流感病毒,等等,不一而足。乃至于联合国相关结构和官员们不得不四处出击,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已经先行一步

 

  非常令人担忧的是,生物武器并非是电影里的情节,它真的就在现实世界中存在。这种武器是以生物制剂杀伤有生力量和破坏植物生长的各种武器、器材的总称。生物制剂按存在形态和病理主要分为立克次体、病毒、毒素、衣原体、细菌、真菌等六大类,是用以杀死人、牲畜和破坏农作物的致命微生物、毒素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可通过专业器材或武器载体投送,也可通过带毒牲畜、昆虫等机体为载体传播。致病微生物一旦进入人、牲畜等机体便能大量繁殖,导致机体功能破坏、发病甚至死亡,也能大面积毁坏植物和农作物。

  一旦局势发生大的变化,有别的国家和地区率先以生物武器来攻击,后果就不堪设想。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在最近几年都紧锣密鼓地布局生物安全。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在生物安全领域进行研究,并率先进行生物安全立法的国家。

  早在多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签署第14号国家安全总统令,颁发新版美国《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特朗普还发推特称:“今天,我采取行动加强了我们国家对生物威胁的防御。有史以来第一次,联邦政府制定了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以全面应对生物威胁!”

  根据中国青年报于2018年发布的署名“吴敏文”的专业文章显示,能促动美国高度重视生物安全并推出《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直接的动因也是来自于对生物攻击及其后果的高度警惕。特朗普表示:“基于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等过去的事件,促使本届政府计划采取了一种’新方向’,采用更加协调和集中的方法进行应对。”

  特朗普所谓“过去的事情”,应该包括2001年美国遭遇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同时,不明对手通过邮寄等方式进行的炭疽病袭击,造成17名美国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进而引起全国性的恐慌。

  “西非埃博拉疫情”也备受关注。2014年12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埃博拉疫情的报告称,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马里、尼日利亚、塞内加尔与西班牙等国,累计出现埃博拉病例17290例,其中6128人死亡,此次疫情也波及美国。2017年5月,刚果再次爆发埃博拉疫情。西非国家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等,仍是疫情重灾区,共有约8000人不治身亡。疫情的传播超越国界,美国对此高度警惕。

  同时,按照上述提及的吴敏文文章的说法,《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在国会获得通过时,国会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部长对是否新设核化生联合防御后勤中心进行评估。与国会联系紧密的专家提请特朗普政府系统审视美国所面临的生物威胁,制定新的美国生物防御战略。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就已经开始关注生物威胁,特别是2001年发生炭疽生物恐怖事件以来,美国对生物安全的关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连续出台了多项国家层面的生物安全战略,部署实施各类生物安全防御计划。

  1976年6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公布全球首部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规定——《重组DNA分子研究准则》,首次提出了“生物安全”的概念。2001年炭疽袭击事件后,美先后推出了《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恐怖准备反应法案》《生物盾牌法案》《生物防御和大流行性疫苗与药物开发法案》《国家生物工程食品信息披露标准》《美国政府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监管政策》等法律法规,涵盖生物安全威胁防范、生物安全医药研发、生物两用技术监管等诸多领域。

  2004年4月,时任总统布什又签署了《21世纪生物防御》总统令,涵盖美国生物防御计划的四大支柱——“威胁感知”“预防和保护”“监视和侦察”以及“救援反应和重建”。2009年12月,布什的“接班人”奥巴马签署《应对生物威胁的国家战略》,全方位阐述了美国未来应对生物威胁将采取的七种“武器”。

  美国还组建了多个专门政策战略研究智库机构,加强生物安全研究及对策分析等工作,包括美国国家生物防御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心、美国生物防御蓝带研究小组、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署、国家生物防御科学委员会等。

  根据研究专家张卫文教授此前在《科技日报》的公开报道文章表示,美国通过上述的行动是最早对生物安全进行研究和布局的,并率先制订生物安全法的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生物安全法律体系。

  “美国还十分重视生物安全设施的建设与力量整合。”张卫文教授谈到,一是建立大量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美国公开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已达15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多达1300多个;二是加大对核心生防研究机构进行重点建设的力度,美陆军传染病研究所在已有生物安全三级和四级实验室的基础上,又投入6.83亿美元,新建包括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在内的生物安全设施群;三是建设军民融合式综合性生物安全研究园区,美国于“9·11”事件后组建“国家跨部门生防园区”,整合了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国立卫生研究院等单位的生防研究力量。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政府针对生物安全威胁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国家战略与部署。”张卫文教授如此表示。

  

危险早已若隐若现

 

  2018年3月4日,俄罗斯前双面间谍斯克里帕尔和女儿尤利娅被指在英格兰西南部索尔兹伯里市遭到神经毒剂的攻击。英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下毒。美国、加拿大、乌克兰以及14个欧洲联盟成员国采取一致行动,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和情报人员,特朗普下令驱逐6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并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

  4月13日,美英法以叙利亚政府军对反政府武装实行化学武器攻击为由,对叙利亚实施联合空袭。不久前,叙利亚内战面临对反政府武装最后据点伊德利卜省的“最后一战”,美国明确声称,如果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将再次面临美国的直接军事打击。

  根据吴敏文的文章,不管英国对俄罗斯双面间谍下毒的指控和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是否真实,美国政府在“抗击生化武器和流行病”方面时刻保持着警觉。

  然而,据俄罗斯国防部发表的新闻公报,来自格鲁吉亚国家安全局前局长格奥尔加泽的情报表明,美国国防部对位于格鲁吉亚中部阿列克谢耶夫卡村的公共卫生研究中心耗费巨资进行建设,并在其中设立完全归美军使用、容纳危险传染病感染者的研究区域。

  公报披露,依据格鲁吉亚卫生部与美国国防部、能源部签订的协议,该中心的优先研究课题是研发生物武器,包括可传播兔热病、炭疽病、布鲁氏菌病、登革热、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和其他传染病的多种吸血昆虫。美方还在研制运送和使用生物武器的技术设备,一种“可在空中释放受感染昆虫的无人机”已具备实战能力。

  俄罗斯方面发现,具有病毒传染能力的格鲁吉亚蚊子已经向俄罗斯扩散。2007年至2018年,在俄罗斯出现的非洲猪瘟疫情中,从病死牲畜身上提取的非洲猪瘟病毒毒株与代号为“格鲁吉亚-2007”的病毒毒株具有一致性。

  吴敏文文章认为,可能由于缺乏直接证据,俄罗斯国防部对美国军方在格鲁吉亚发展生物攻击能力使用的是“疑似”二字。

  

中国必须积极行动

 

  署名肖尧的文章《美国发布<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对我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对策建议》认为,美国发布一系列战略的根本目的是意欲主导生物安全多边议程,巩固其在全球公共卫生和生物防御体系的霸主地位,争夺对全球生物资源、全球卫生行动的控制权。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命运共同体”战略也同样将全球生物安全多边合作列为重要内容,还拟将发布《生物安全国际合作战略》。中美双方主导的多边议程如果不能协调配合,势必将对我构成战略竞争或战略挤压,甚至带来一系列安全风险。

  肖尧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二室副主任。这位学者的文章认为,生命科学是中美差距最小的技术领域,但是在生物安全领域,我国仍存在科研基础设施自主创新的支撑力明显不足,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核心零部件及生命科学研究的试剂、装备、设备、实验动物严重依赖进口,生物信息数据库完全被国外垄断等一系列问题。在美全方位打压我科技进步的背景下,美国《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提出的构建技术优势,很可能以关键技术设备对我断供制裁的方式实现,我国在生物安全领域能力建设面临“卡脖子”危机。

  所以,必须“加强我国生物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关口前移,突出生物监测能力建设”以及“全面排查涉我遗传资源科技项目并建立长效审查机制”。

  肖尧认为,随着生物科技高速发展,生物危害因素与危害方式趋于复杂、多变、隐匿。为确保生物疆域的安全,我需要形成对新发突发疫情、环境灾害、生物武器等全谱威胁动态实时监测、感知、鉴别与溯源的能力。应着力加强生物监测核心技术研发,并在“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框架下将防控关口前移,也力争“御敌于国门之外”,保障国民健康和国家安全。

  早在2014年2月,原发于《求是》杂志的一篇文章《生物安全:国防战略制高点》这样写道:我国生物安全涉及部门较多,急需以深化改革为契机,强化国家意志,制订战略规划,构建统一指挥、军地互补、部门协同、全民参与的新型生物威胁防御体系。

  如何建立这套防御体系?作者直言不讳地写道:

  一是建立权威高效的生物威胁防御组织管理体系。打通条块分割的生物安全管理格局,在各级政府建立权威的生物安全管理机构,实施统一领导、协调和指挥。强化军队在国家生物威胁防御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发挥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科技实力较强、应急反应较快的明显优势,以军队相关专业力量为主体,构建平战一体衔接、军地融合发展的国家生物威胁防御体系和应急反应网络,建立军地联席的会商研判机制,以及多部门联合处置的分工协调机制,同时加强相应的法规制度建设。

  二是建立军地互补的生物威胁防御科技支撑体系。按照“军地联合、优势互补”的原则,构建生物威胁防御科技支撑体系,在摸清我国生物威胁防御能力体系建设现状的基础上进行补缺配套,提高整体水平。针对全球生物安全形势以及我国未来可能面临的生物威胁,系统论证生物威胁防御的科技需求,前瞻部署国家和军队生物威胁防御重大科技专项,重点在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基础研究等方面加大科技支撑力度,在生物两用品安全管控方面加强对策研究。

  三是建立多元分层的生物威胁防御教育培训体系。把生物安全知识纳入国防教育体系,建立以军事医学科研和军队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为骨干,以国家相应机构为依托的教育培训体系,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生物安全宣传教育,使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充分认识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军队要始终发挥好“前哨”的作用,时刻追踪全球的生物安全动态,重点从反生物战、反生物恐怖的角度,深入研判我国面临的、不断变化的生物威胁,坚决捍卫国家的“生物疆域”安全。

  “与发达国家先进的生物安全管理经验相比,我国在生物威胁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科技支撑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急需从战略规划研究、组织管理体制、科学技术研究、宣传教育培训等方面加强建设。”这篇文章如此写道。

  时隔六年之后,生物安全被正式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同时明确要制定生物安全法

 

  

鸣谢如下重要参考和引用资料

 

  1,《美国寻求生物战领域的主导优势 》,作者吴敏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2,《生物安全:国防战略制高点》,作者贺福初、高福锁,来源:中国国防部官网,原发于《求是》。

  3,《美国发布《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对我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对策建议》,作者肖尧,来源:全球技术地图。

  4,《美国形成系统性的生物安全防控战略规划》,张卫文,来源:《科技日报》。

  5,其他相关研究论文,如《浅谈生物安全的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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