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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 尘埃,为什么会变成一座山?

​郭松民 2020-02-15 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尘埃变成大山,正是共同体解体的结果。

  01

  —

  无论如何,很多人的生活被这场疫病永远地改变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被永远地改变了。

  原本看上去稳定的生活、牢不可破的联系,一夜之间就暴露出脆弱的一面。

  

  生产过剩的丰裕社会好像突然消失了,没有想到会遭遇短缺,没有想到会如此无助。

  

  就像小说《三体》描述的那样,不能被质疑的公理失效了,坚实的大地像稀粥一样荡漾起来。

  未来,我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充满信心地面对这个世界吗?

  02

  —

  前几天,李医生被新冠病毒夺去了生命。

  他的死,在网上激起了巨大波澜。

  不能否认有某些势力想推波助澜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但也必须承认,大多数为李医生的去世而震惊、而难过的网友,他们的情绪是真实的。

  这种“真实的情绪”,就是蓦然发现,生活居然如此不堪一击,李文亮就是我们自己。

  不是吗?夫妻双方都是医生,令人羡慕,有房有车,父母身体都不错,有了一个孩子,正准备要第二个孩子,生活看起来是如此充满希望!

  但是,伴随李医生下班后几声轻轻的咳嗽,这一美好的图景就被粉碎了。

  幸存者当然可以再出发,但再出发的生活还能像此前一样吗?

  03

  —

  晚近四十年,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出现了一个数量不小的中产阶层。

  一线城市的中产阶层,生活水平已经堪比西方。

  他们自鸣得意,自认是社会中坚,出国旅游、在网上发议论的,主要是这些人。

  

  但也和西方一样,这个阶层非常脆弱,缺乏安全感。

  李医生的去世,唤起了这个阶层自哀自怜的情绪,导致一种被米兰·昆德拉称为“灵魂的虚肿症”的情绪型传染病大爆发,以至于“滔滔不绝的汹涌感伤最终上升到了崇高的地步,体验感伤也就是体验崇高”。

  有人把这种不安全感概括为一句话,“时代的一粒的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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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埃就是尘埃,为什么会成为一座大山?

  或者,更直截了当地问:安全感是这样丧失的?

  基础性的原因,就是社会的原子化,个人丧失了共同体的庇护。

  这里的共同体,指的是小共同体。

  大共同体,比如国家仍然是存在并且是强有力的。只是,当“尘埃落下”时,小共同体的帮助与庇护,才更为直接、有效。

  近代以来,从社会层面看,小共同体经历了一个重组、解体的过程。

  传统宗法社会中,家族是最基本的小共同体。

  但宗法社会的家族共同体,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提供保护和安全感,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压迫性、束缚性的力量。

  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越到后来,压迫性的一面就越突出。这一点,在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都有很深刻的表现。

  因此,对青年来说,五四以来的时代主题就是“冲出封建家庭”,宗法社会的家族共同体逐渐解体。

  但是,青年在摆脱封建家庭束缚之后,很快就随着革命的洪流加入了“革命大家庭”。

  毛主席领导的党和人民军队,提供了新的命运共同体。

  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毛主席所言: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英雄儿女》。这部电影非常形象的诠释了什么叫“革命大家庭”,其中的军政治部主任王文清,既是一位严格的首长,也像父亲一样关心着年轻战士们。

  05

  —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大家庭的传统,逐渐演变为由无数“单位共同体”组成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社会。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每个人都是“单位”的一员,生老病死都由单位“托底”。

  这种状况后来被讽刺性地称为“铁饭碗”,但个人的安全感却大大增强了。

  个人与单位共同体的关系,在2019年的电影《地久天长》中也有表现。【点击阅读】

  平心而论,这种单位共同体也有压迫性、束缚性的一面,如“管、卡、压”,干部多吃多占等;

  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毛主席一直在用极大的努力领导人民群众和这种现象做斗争,包括提出和推广“鞍钢宪法”。

  九十年代以后,“单位”基本解体,仅在公务员系统和少数央企保留着。

  绝大多数人在失去单位共同体之后,无法进入新的共同体,而重建传统宗法社会的家族共同体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唯一能够依托的就是越来越小的“小家庭”。

  这样的“小家庭”乃至原子化的个人,在变幻莫测,风险性大大增加的现代社会,恰如一叶扁舟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一遇风浪就难免倾覆了。

  06

  —

  尘埃变成大山,正是共同体解体的结果。

  讽刺的是,发明“时代的一粒的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这句话的人,也正是推动共同体社会解体的卖力鼓吹者之一,而这句看似悲天悯人的感慨,却在有意无意之间,把人们由于无助而产生的激烈情绪,引向最后的大共同体。

  疫病过后,我们还要这样不安全地继续生活吗?

  我们还要继续大力推进医院的私有化吗?还要把撤销人们最后的保障作为“激励”手段吗?

  那样的话,共和国,这个最后的大共同体,也会陷入危险。

  原来的“单位共同体”是在效率的名义下被解体的,今天,能不能在安全的名义下,在新的基础上重建?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安全需求仅高于生理需求,是很低的需求,走到这一步了,难道还要继续拒绝反思吗?

  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尘埃才不过仍然是尘埃,而不会变成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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