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还有社畜吗？

　　近期，网上接连爆出大瓜，前有高以翔连续工作17个小时意外猝死，后有网易员工996后身体垮塌被公司一脚踢开，当然最优秀的当属爱国企业兼段子手华为了：毕业985、工作996、离职251、维权404。在这三件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事件中，笔者发现其背后都有马克思讲的“异化劳动”的影子。

　　我们都知道，劳动是人类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共有的存在，只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才成为劳动者仅仅用来谋生的手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详细论述了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指出私有制既是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又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而对于雇佣劳动者来说，作为生存必需品的劳动是一种奴役性质的劳动，是为了达到外在生存目的而不得不进行的行为方式。恩格斯对此这样评价：“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么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折磨。”[1]因此异化劳动带来的的直接后果就是劳动者对劳动的厌恶之感，从而明显降低了劳动所应带给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最终在资本的逻辑下所形成的不良社会氛围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力图逃避劳动、不愿参加劳动，反而崇尚不劳而获，以不劳动为荣。

　　然而，抛开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就劳动这一活动本身而言其地位和影响都是极其重要的，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劳动在人类及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劳动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劳动在人类及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对劳动在人类演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理论上揭示了人类由劳动所引发的直立行走、人手的独立、劳动协作、语言的产生和人脑的发育之间的因果关系，形成了劳动创造人的基本思想。在他看来，“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在这里，恩格斯所说的劳动主要指的是简单的物质资料生产的体力劳动。就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指的就是物质生产，也就是劳动。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劳动也变得愈加的复杂和完善，进而产生了社会分工，人类的组织形式也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最终，劳动将物质世界分化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也就有了国际歌中写的：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二、劳动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

　　劳动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传说中的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劳动，让我们从结绳记事、钻木取火的时代走向了现代文明。勤劳智慧的中华儿女用辛勤的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璀璨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劳动史。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就意识到了劳动的重要性，《左传·宣公十二年》中讲：“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自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的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有了新的发展。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劳动对落后阶级及罪犯的改造作用(改造旧人);二是劳动与教育结合对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培养、塑造作用(塑造新人)。

　　（一）劳动对落后阶级及罪犯的改造作用（改造旧人）

　　关于劳动对落后阶级及罪犯的改造作用，马克思曾有过相关论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工人们完全不愿意由于担心竞争而让一般犯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特别是不愿意使他们失掉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即生产劳动。这是应当期望于社会主义者的最低限度的东西。”[4]“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5]列宁对马克思的劳动改造理论予以了具体实践。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了“改造可以改造好的人”的指示。他指出：应该做到“不让一个骗子(其中也包括不愿做工的懒汉)逍遥自在，而是把他们关进监牢，或者给予最繁重的强迫劳动的处分;不让一个违反社会主义规章和法律的富人逃脱理所当然与骗子同样的命运”[6]列宁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改造罪犯刑罚理论的第一个实践者，并且在社会主义苏俄建立起劳动改造罪犯的刑罚执行制度。

　　毛泽东依据马克思的理论和列宁的实践，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形成了自己的劳动改造思想。毛泽东关于服刑人员劳动改造思想是历经了漫长的革命战争的洗礼，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中不断丰富发展起来的。在早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劳动便成为改造服刑人员的重要手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监所制度中包含着教育和劳动手段改造服刑人员的规定，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关于看守所及劳动感化院问题的决议》指出：“劳动感化院的每个服刑人员必须每天使他们工作，以增加国民收入，最低限度做到劳动感化院在经济上能够自给，不要政府拿钱来供养服刑人员”。[7]在后来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监所建设过程中，也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尤其是抗日战争、国内战争为毛泽东关于服刑人员劳动改造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如果他们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8]在对落后阶级的改造上，运用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改造方法，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我国服刑人员改造的重要方法。

　　作为我国劳动改造的奠基思想，毛泽东关于服刑人员劳动改造思想在历史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根据我国监狱改造服刑人员的历程显示，在建国至改革开放前期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是很低的，探究其主要原因是在以毛泽东关于服刑人员劳动改造思想指导下的监狱劳动改造工作规范有序开展，注重对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强调改造第一，生产第二。即劳动改造服刑人员工作，一定要坚持把服刑人员改造成为新人这个政治目的是第一位，劳动生产的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生产的经济利益必须服从改造好服刑人员这个政治目的。毛泽东认为把服刑人员关在监狱，不是为了惩罚，更重要的是为了改造。[9]在改造中实行人道主义，最终将其改造为合格的公民。因此对服刑人员的改造效果较好。

　　然而，在市场经济确立以后，生产与改造的关系被颠倒过来，生产第一，改造第二，偏离了毛泽东时期劳动改造的初衷，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资料显示，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平均为5.3%左右，到达九十年代中期达到11.10%，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数据到2007年第三季度，已经达到15.98%。[10]

　　（二）劳动与教育结合对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培养、塑造作用（塑造新人）

　　马克思曾说：“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的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1]马克思的这段话，揭示了劳动与教育相结合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性，指明了未来社会教育的方针。建国初期我国就贯彻了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1957年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回答了社会主义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重大问题。

　　因此，当时中小学课程内容安排上围绕当时的劳动教育宗旨，即以从事劳动生产为目的设定一系列的课程内容。这一时期学校劳动教育课程的开设起到了普及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的作用，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积极地影响。学校教育中加强劳动教育，一方面在个人思想品德、文化素养和政治思想上发挥了重要的培养作用，同时，又为中小学生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或者工业生产进行了铺垫。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劳动教育的轻视态度。

　　在高等教育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以下简称“江西共大”)。存续于1958年至1980年之间的江西共大，着眼于教育领域的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自身的半工半读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江西共大特色的办学认识与办学实践。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上，江西共大认为教学与生产劳动应该相结合，这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本来面目，也是它所肩负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使命的展现，破除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对立的观念，同时这种结合不能是“机械的结合”，应该是“辩证的结合”，即“生产中有学习的部分，学习中也有生产的部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根本目标。至于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江西共大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学生德育、智育、体育和学生能力的发展，是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生产与学习的结合。[12]

　　江西共大在具体实际中严格贯彻上述教育思想，比如江西共大规定总校和分校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参加诸如插秧、割禾、种菜、修路、植树、修水库等一般劳动，同时，学生还必须参加自己的专业劳动。园艺专业的学生有果园冬季修剪、施肥、防虫治病、嫁接等，畜牧兽医专业有养猪、养鸡、放鸭、放牛、牧羊、喂兔、家禽家兽疾病预防和良种繁殖等，农机专业有拖拉机作业、维修农机设备、生产农机器具等。生产劳动使他们在实践中既锻炼自己，逐步培养劳动习惯，养成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又使他们逐渐掌握过硬的生产劳动技能、专业技能和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1975年拍的电影《决裂》很好的反映了当时江西共大的办学场景。

　　从具体实际效果上来讲，江西共大为江西山区农村输送了大批实践动手能力很强、深受群众欢迎的基层农业科技人员，而且提高了江西农民的文化素养和科学种田的能力，大大改变了江西山区农村的落后面貌。[13]当时全国各地都曾派代表团来江西共大考察学习，一时之间江西共大风光无限。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和乡村培训考察组组长阿巴斯说:“你们应该为这个学校而感到自豪，这是一所办得很成功、很出色的学校。”澳大利亚驻华专家亨利夫妇认为:“你们这个大学不仅在生产上，培养人才上，即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才上有成就，而且在整个教育制度的改革上取得很大成就。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江西共大在市场经济中迷失了自我，没有经受住外界的压力，学校不得已进行教育模式的改革，并改名为现今的“江西农业大学”，丢失了其自身特色，与国内其他高校并无二异，令人唏嘘不已。尽管如此，江西共大依然以其短暂的历史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教育思想在现今的高校教育中依旧具有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的确立和经济的发展使得我国的教育理念也随之发生变化。社会评判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准还是离不开学业成绩，离不开升学率。在此背景下，学校也出现了重视分数轻视素养，重视智育轻视德育、美育、体育、劳育，重视知识的输入轻视实践活动等异化现象。目前，中小学劳动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劳动教育在学校中被弱化，在家庭中被软化，在社会中被淡化，中小学生缺少劳动机会，不会劳动，甚至闹出了学生不知道我们每天吃的饭和蔬菜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笑话。而高等教育情况则更为严峻，当代大学生动手能力弱，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现象非常严重。就笔者自己的经历而言，大学期间次数有限的专业实习对于促进对理论的学习效果并不明显，所以直到毕业，对于专业知识的整体学习效果着实不敢恭维，而笔者的这种情况在当代大学生中并不是个例，反而在普通高校中较为普遍。因此每年才会出现大量的大学生无法就业或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的现象，这其中除了自身择业观的因素外，在校期间理论学习与专业实践脱离导致学无所成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劳动创造了一切。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异化的劳动使人压抑痛苦。而在那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曾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4]到那时，马克思这样展望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幸福：“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5]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马克思的这一展望在未来某一天必将实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8.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8.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73.

　　[6]: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09-210.

　　[7]:黄新明,钟美萍.中央苏区的监所和劳动感化院记[J].罪犯与改造研究,2003:12.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65-1366.

　　[9]:刘潇潇.论毛泽东对列宁刑事法律思想的继承和超越[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10]:张鹏.毛泽东关于服刑人员劳动改造思想的当代实践辨析[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9.6.

　　[11]: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0.

　　[12]:刘圣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学经验的辩证反思[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3(11):99.

　　[13]:刘圣兰,陶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学模式的现实启示——基于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探索视角[J].高等农业教育,2014(2):11-15.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