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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说》,但不许胡说

一息尚存 2019-05-18 来源:乌有之乡

张维为就是要用伪造工业革命的概念进而来否定人类社会的普遍历史进程这样的兽言兽语,在世人面前彻底砸碎我们中国的国家形象。

  《中国正在说》,但不许胡说

  为了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魅力”的这一提议,从二○一六年十一月四日起,每周五的晚间二十一点十五分,东南卫视电视台都会播出《中国正在说》节目。《中国正在说》这一节目,是连续的电视公开课。该节目由著名的新闻界人士主持,同时邀请国内的一些知名人士到此演讲,并回答观众的提问。

  二○一八年一月十九日,《中国正在说》栏目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何怀远教授来此,做了《习近平强军思想强国安邦大智慧》的演讲。在演讲中,当讲到“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时,何怀远教授却讲了这样一个事例:“美国有一位将军,曾经被美国杜鲁门总统誉为叫‘王牌将军’,这就是美国陆军第二十四师的师长威廉•迪安少将。威廉•迪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他的部队几乎是所向披靡。带着这样一种二战骄气,第一批来到朝鲜战场,碰到中朝两国的军队。他的这个二十四师,也是首先被击溃的美国的整编师。最后呢,他自己成为朝鲜战场上,中朝俘获的最高军衔的俘虏。交换俘虏的时候,他说了一段非常非常动情的话。威廉•迪安说:‘有些历史在中国是重复的。重复在哪里呢?过去的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国家,都想吞并中国,消灭中国。但是他们一个一个被赶跑了,丢尽了颜面,有的被中国同化了。中国这个国家了不得,碰不得。十年是这样,一百年是这样,一万年,还会是这样。’”

  当何怀远教授讲到这里的时候,全场的那些青年听众,均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中国的确也是惹不起的。列举一些历史上“中国不怕事”的事例,来证明自己的结论,是非常应该的。何怀远教授用外国人对中国的赞扬来证明自己的结论,也是可以的。只是何怀远教授所借用的那个美国陆军第二十四师的师长威廉•迪安少将,不仅职务不大,而且名气更不大。因而何怀远教授又不得不搬出了美国总统杜鲁门,来为迪安师长“站台”。不止如此,何怀远教授所转述的威廉•迪安的那结论,到底是威廉•迪安是经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还是通过对中国军队的切身感受,而得出来的。

  何怀远教授说“(威廉•迪安的部队)第一批来到朝鲜战场,碰到中朝两国的军队”,那么威廉•迪安的部队在朝鲜的那里,碰到的中朝两国军队?

  众所周知,朝鲜战争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朝鲜内战,第二阶段是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军入侵朝鲜,第三阶段是中国出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美军的威廉•费舍•迪安少将第二次大战时在欧洲同德军作战,担任美军第三集团军所属的第四十四师的师长。该集团军的司令,就是二战的名将巴顿。一九四九年十月,威廉•费舍•迪安少将调任驻扎在日本的美军第二十四师长。

  联合国军侵朝之后,威廉•费舍•迪安少将带领由该师第一营所组成的“史密斯特遣队”,于一九五○年七月二日在南朝鲜的釜山登陆并开赴大田接管防务。威廉•费舍•迪安师长,担任防区的最高指挥官。七月五日,威廉•费舍•迪安师长指挥的“史密斯特遣队”与朝鲜人民军首次交战,就以失利告终,该部的兵力损失过半。一九五○年七月二十日,朝鲜人民军第三师对大田发起总攻,威廉•费舍•迪安师长带领的美军残存部队逃出了大田。但是由于后退的道路已经被朝鲜人民军切断,于是威廉•费舍•迪安只好带着残部逃到山林之中。一九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威廉•费舍•迪安被朝鲜人民军俘获。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开赴朝鲜,十月二十五日第一次投入战斗。因此这一天,也就成为了抗美援朝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纪念日。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向南作战中,最远打到了汉城并一度占领了那里。但由于美军的反攻,便很快就北撤。

  威廉•费舍•迪安战败并被俘的地点大田,在汉城以南二百多公里。因此从威廉•费舍•迪安战败并被俘的时间和地点来看,威廉•费舍•迪安在战场上,根本就不会“碰到”中国军队。他“碰到的”,只能是朝鲜人民军。如果说威廉•费舍•迪安能够碰到中国军队,那也只能是在战俘营里。在战俘营里,威廉•费舍•迪安还敢“碰”中国军队。

  《中国正在说》,中国应该说,中国可以说,中国必须说,但不许胡说,一定要实事求是。否则,不仅不能“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反而还会严重地伤害中国的文化,损害国家的形象。

  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件事,习近平主席非常重视,为此在“十九大”的报告中,习主席还专门提到:“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因而为了加大宣传的力度,上海的东方电视台也专门主办了《这里是中国》这一政论栏目,连续邀请也曾经登上过《中国正在说》节目,目前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很知名的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前来讲述中国的崛起。以完成习近平主席交给全国人民的向全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这一任务。

  二○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在第十四期《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张维为教授主讲的内容是中国的工业革命历程(该演讲的视频互联网上可以检索到)。而张维为教授所讲述的内容,却不只是胡说,而纯粹就是要砸锅,要彻底砸碎我们中国的国家形象。

  在此次演讲中,张维为教授是这样讲的:“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是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也错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那么应该说,过去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中国奋发‘补课’的四十年。我们这个速度,几乎是每十来年,完成一场工业革命、或者基本完成一场工业革命,这样一路追赶过来。那么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十来年,我们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可以说完成了以纺织业等轻工业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么从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十来年,我们大致完成了以电力、内燃机、家用电器、石化工业、中高端基础设施为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然后呢,几乎与西方国家同步地进入了以信息化,通讯产业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那么开始是追赶,然后是逆袭,现在已经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佼佼者。那么今天我们整个世界在进入从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入第四次工业革命,进入这么一个转折期。以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通讯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应该讲,中国已经进入了这场第四次工业革命、新工业革命的第一方阵。那么这样我们就更可以理解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时候讲的那么一段话,他说:‘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可能。我们为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骄傲。’…,…,…。我就想,我们中国工业革命的历程,我们也可以简单地梳理一下,就是我讲的‘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在过去四十年发生的事情。那么可以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在中国,大约从一九七八年的改革开放开始,到一九九五年前后,基本完成。那么它有两个标志。一个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当时乡镇企业的产品很快就占到了中国普通消费品的半壁江山。第二呢,是一九八八年开始的沿海开放战略,叫‘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世界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中国生产的普通消费品,走向全世界。…,…,…。”

  “那么到一九八八年的时候,中央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当时的国际大背景是什么呢,一波新的全球化浪潮袭来,随着劳动成本的升高,许多发达经济体,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地方转移。那么当时中央觉得中国沿海地区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中国人力资源相对便宜,教育水准比较高,而且有比较完善的初步的基础设施,中国的科研开发能力也比较强。(说漏嘴了,赶紧圆自己的谎言)换言之,就是我们讲现在这个四十年改革开放,也不能忘记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它所奠定的基础,包括国家的独立,包括政治体制的安排,包括就是我刚才讲的教育的普及及土地改革,包括这个妇女解放等等一系列因素,所以说我们创造了能够对外开饭,吸引外资,最终形成今天这个经济规模的很好的初始条件。…,…,…。这个战略(国务院《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的实施,使世界许多地方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开始向中国转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为后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那么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的印象,就是整个国家,整个中国,开始动起来了。人人都想摆脱贫困,都想走向富裕。他这个梦啊,给唤醒了,社会每个细胞都调动起来了。当时有个调侃的说法‘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意义跑单帮’。这显然是夸张,夸张的厉害。但今天想想我们熟知的一些企业家,这个任正非啊,马云啊,当时真的在跑单帮。华为的任正非,当时是手拉肩扛,在三四线城市为香港的公司做代理。推销他那个大设备,那个程控电话设备。马云呢是开了个翻译社,请退休的大学老师帮忙做翻译。…,…,…。那么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大概什么时候完成的?我自己把这个时间节点,定在一九九五年左右。主要是这一年,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一个呢,就是从国家宏观目标来看,邓小平他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为中国确定是到二○○○年的时候,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要翻两番,也就我们讲的达到‘小康’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呢,在一九九五年提前完成了,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二呢,就是一九九五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那么纺织业,历来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所以至少在量的方面,我们做到了世界第一。另外呢,也是在一九九五年前后,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告别了票证制度。我们这一代人记得非常清楚的,当时都有各种粮票、油票、自行车票、肉票、各种各样的票,那么这个‘短缺经济’的历史结束了,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真的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那么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大致什么时候开始呢,我把它定在也是九十年代初。然后完成的时间,大概在二○一○年左右。我自己比较倾向于把这个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到南方谈话,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个起点。因为这个谈话,是个标志性事件,可以说是中国在一九七八年第一次思想解放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解放,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某种意义上,预示着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么邓小平的第二次九二谈话,可以说是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号令。九二年前后,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即将完成,中国对电子工业、家电工业、能源工业、重化工业、制造业、城镇化、中高端基础设施,出现了全面的需求。而且这一年呢,中国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广东省提出了,二十年内要赶上“亚洲四小龙”。上海的浦东开发计划,迈出了实质性的步骤。同一年,中国还出台了《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所以一九九二年,经常被称为中国公司的元年,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企业家群体,很多现在还是非常活跃的企业家,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开始在中国崛起了。”

  以前我对有些中国网民把中国大学里的一些从事人文科学的教授称之为“叫兽”,还感到不解。可自从听了张维为教授的“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这集演讲之后,我觉得张维为教授真的已经不是人而应该叫兽了。因为全人类都认为,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动力机械的诞生并广泛用于生产劳动和其他生产工具也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是工业革命的起点与主要标志。而只有兽,才会认为生产关系的改变,能是工业革命的起点和标志。

  工业革命发生在一七七六年的英国,其标志,是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使其可以作为一种动力机械,广泛用于各种生产和交通工具。由于蒸汽机的强大动力能够驱动大功率的机械,从而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变成了机械化的社会大生产。因此人类社会,出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随着发电机、电动机、内燃机等新动力的出现和广泛投入到生产领域从而取代了蒸汽机。因此在一八七○年前后,人类社会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从而进入到了“电气时代”。因而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宣告完成。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制度也逐渐开始确立。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发生了约二百五十年,因此人类社会关于工业革命的定义,早已明确。而张维为之所以要自行定义工业革命,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包括张维为在内的叫兽的群体,这个群体不仅把资本家称之为是民营企业家,把资产阶级伪装成是企业家阶层,而且还更是给工业革命伪造了一个自己的定义。就是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变,指鹿为马一般地伪造成了是生产力得到了革命性改变和提高的工业革命。

  尽管叫兽,但张维为其实还是人,而且还是个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从事人文科学活动的人。因此,张维为对人类社会关于工业革命的定义,不可能不知道。而对我国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七十年来的历史,张维为更是不可能不知道。张维为之所以要伪造个工业革命的定义,就是要给我国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变这一生产关系的转变过程,披上一件使生产力得到了革命性改变和提高的工业革命的华丽外衣。

  我国没有经历过完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而是直接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端阶段,就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由于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因此在欧美和日本都已经进入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历史阶段的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的中国军队面对使用现代化军事装备的日本侵略军,还只能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迅速医治好了百年挨打造成的创伤。而后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直接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特别是在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不久,我国又独立自主地开始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宇宙空间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并在仅仅十几年之后,就拥有了“两弹一星”,从而奠定了我国工业大国和世界强国的国际地位。二○一一年七月一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讲了中国共产党在九十年里做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改革开放这三件大事,而第二件大事,就包括“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只有完成了工业革命才能形成。胡锦涛总书记说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张维为却说改革开放后,我们中国才开始工业革命,这真是公然在篡改历史。难道我国的原子弹和氢弹,真的是像林彪说的那样,是用柴火烧出来的。人造地球卫星,更是用“窜天猴”发生上天的。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确是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其造成的恶果,更是有目共睹,尽人皆知。珠三角工人每年四万根断指,鲜血淋淋。“富士康十三连跳”,更是触目惊心。然而公知和五毛党们为了掩饰私有化所造成的罪恶,便拼命宣扬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为了能把新中国建国七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全都算到改革开放的头上以突显改革开放的辉煌并抹黑前三十年。公知和五毛党们还创造了“特别是”这样一个句式,“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真是无耻至极。

  与所有的公知和五毛党一样,只要篡改、特别是抹黑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就会陷入思维混乱甚至是精神错乱。所以,张维为也同样如此。当在讲到“许多发达经济体,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地方转移”,而我国“因为中国人力资源相对便宜,教育水准比较高,而且有比较完善的初步的基础设施,中国的科研开发能力也比较强”,因而沿海地区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时。张维为突然感觉自己说漏嘴了,于是为了圆自己的谎言,张维为才不得不这样讲到:“换言之,就是我们讲现在这个四十年改革开放,也不能忘记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它所奠定的基础,包括国家的独立,包括政治体制的安排,包括就是我刚才讲的教育的普及及土地改革,包括这个妇女解放等等一系列因素,所以说我们创造了能够对外开饭,吸引外资,最终形成今天这个经济规模的很好的初始条件。”

  没有经过工业革命后的建设过程,哪来的“教育水准比较高,而且有比较完善的初步的基础设施,中国的科研开发能力也比较强”。

  工业革命的实质,就是科学技术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张维为所说的“教育水准比较高”的教育,由于是“对他们(许多发达经济体)有巨大的吸引力”的教育。因此这种的教育,只能是与发达经济体相适应的现代教育,而不可能是“之、乎、者、也”式的我国传统社会教育;基础设施,在现代社会普遍是指交通、邮电、供水供电、商业服务、科研与技术服务、园林绿化、环境保护、卫生服务、文化教育等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至于“科研开发能力也比较强”的表现,更一定是在具有了一定规模的科研开发能力后,才能出现的。张维为所说的上述三种表现,是一个国家在完成了工业革命之后、至少是工业革命已经进行到了一定的阶段,才能出现的。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党和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全国城乡开展了扫盲运动和普及义务教育,使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有了极快的发展,到一九七八年,全国城市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农村普及了小学教育,个别地区还普及了初中教育。大学的数量是建国初期的五点三倍。科研院所的数量是建国初期的四百多倍,从事自然科学的科技研究人员从建国初期的二万多人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四百多万人,其中有工程技术人员一百九十万零八千七百万人,有农业技术人员二十九万四千人,有医疗卫生技术人员一百二十七万六千人。另外在集体企业中,还有三十三万从事自然科学的工程技术人员。我国完整的教育体系与科研体系,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资料来源《奋进中的四十年,一九四九-----一九八九》,中国统计出版社。)

  二○一六年十二月九日,《中国正在说》栏目邀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进行演讲。在演讲中,陈平讲了当巴西战略规划部的专家问他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时,他的回答是“因为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科学体系,独立的国防,所以中国才会有独立的发展政策。如果没有独立的科技体系,你只会发展东亚模式的依赖经济。”

  从一九五三年起,新中国的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开始展翅高飞了。在“一五”期间,国家共在基础建设项目上投资五百八十八亿七千四百万亿元,新增固定资产四百九十二亿一千八百万多亿元,建成了以苏联援助的一百五十六个项目为主的六百九十四个大中型项目,其中著名的有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机床厂,沈阳飞机制造厂,南昌飞机制造厂,哈尔滨飞机制造厂,株洲航空发动机制造厂,鞍钢无缝钢管厂,鞍钢大型轧钢厂,鞍钢三号高炉,首都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改建、扩建后的大连造船厂,上海造船厂,芜湖造船厂,克拉玛依油田等。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第二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时期,也就是“大跃进”期间,国家在基本建设项目上共计投资一千二百零六亿零九百万亿元,新增固定资产八百六十一亿八千二百万亿元,建成投产五百八十一个大中型项目,其中著名的有西安飞机制造厂,包头钢铁公司,太原钢铁公司,北京汽车制造厂,南京汽车制造厂,大连造船新厂,大连机车厂,上海沪东造船厂,洛阳柴油机厂,大庆油田,包头第一机械厂,包头第二机械厂,洛阳轴承厂,洛阳拖拉机厂等。

  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七年的“三五”、“四五”、“五五”期间,国家在基本建设项目上共计投资三千一百一十六亿四千二百万亿元,新增固定资产二千一百五十七亿四千六百万亿元,全部建成投产一千六百九十一个大中型项目,并有许多重大项目正在建设。其中著名的有胜利油田,大港油田,辽河油田,长庆油气田,四川油田,江汉油田,中原油田,攀枝花钢铁公司,酒泉钢铁公司,水城钢铁厂,金川有色金属冶炼公司,贵阳铝厂,黎阳机械厂,六盘水煤炭工业基地,酒泉航天中心,西昌航天中心,刘家峡水电站,青铜峡水电站,盐锅峡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枫树坝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陕西飞机制造厂,湖北东方电机厂,绵竹东方汽轮机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德阳第二机器厂,西南重机厂,长虹电器厂,华丰无线电器材厂,长城特殊钢铁公司,东方电机厂,涪江机器厂,朝阳机器厂,重庆兵器基地(嘉陵摩托车集团前身),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北京化工总厂,南京石油化工厂,辽阳石油化工厂,天津新河造船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芜湖无缝钢管厂等。到一九七八年,全国共计建成三十四万八千个各类大、中、小型工矿企业,其中大型工矿企业有四千个,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由于经常在人与兽之间“转换”,因此张维为练就了一身“超凡”的本领,就是既能讲人话,也能说兽语。就在这同一场演讲中,当在讲到欧洲的工业革命时,张维为讲的就是人话:“我们可以比较欧洲近代发生的工业革命。如果以一七七六年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那么也就是十八世界下半页到十九世纪上半页,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在讲到我国工业革命的时候,张维为又讲开了兽语:“第一次工业革命在中国,大约从一九七八年的改革开放开始,到一九九五年前后,基本完成。那么它有两个标志。一个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当时乡镇企业的产品很快就占到了中国普通消费品的半壁江山。第二呢,是一九八八年开始的沿海开放战略,叫‘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世界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中国生产的普通消费品,走向全世界。”

  共和国前三十年奠定的基础,就只有“国家的独立,包括政治体制的安排,包括就是我刚才讲的教育的普及及土地改革,包括这个妇女解放”吗,就没有能够研究制造“两弹一星”和“运十”飞机的科研和工业基础吗。在否定共和国前三十的历史,在否定社会主义,在否定毛主席这一点上,张维为比其他那些公知、洋奴、汉奸和五毛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后在总结中国人能够在一代人的多一点的时间里,实现了“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时,张维为讲的“就是我们历代的最高领导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都高度重视这个科技”这个第三点原因,更是像宋江屏晁盖于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之外那样,把毛主席“开除”了中国历代领导人之列。这真是公然挑战习近平总书记“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警告,明目张胆的篡改新中国的历史。“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凡中国人想要灭亡我中国的,不是汉奸,就是卖国贼。

  在“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这一讲中,张维为完全是以宣讲中国工业革命历程的名义,公开为革了社会主义命的私有化正名。而他所界定的两次“工业革命”的时间,也正是私有化开始的时间。因此张维为的‘补课’论,补的不是什么工业革命的课,而是补上了资本主义的课。

  新中国七十年的历史是一个整体,无论是从私到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还是从公到私的改革开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而不管是从私到公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从公到私的改革开放,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和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把它视为是自己的历史责任。而能否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的历史合理性。中国共产党具有在中国执政的历史合理性,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争取到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工业革命从而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我国的年发电量从四十三亿度,增长到二千五百六十六亿度,年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五点一。我国工业品的产量在一九四九年时,连比利时这样的蕞尔小国还不如。而到一九七八年时,已经增长到了全世界的第六位。一九七八年,我国的煤炭三亿零一千八百万吨,钢三千七百八十三万吨,石油一亿零四百吨,水泥六千五百二十四万吨,金属切削机床十八万三千二百台,布一百一十亿零三千万米,毛线三百七十八万三千吨,呢绒八千八百八十五万米,丝织品六亿一千一百亿米,化肥八百六十九万三千三百吨,农药五十三万三千吨,自行车一千四百四十八万八千一百辆,拖拉机四十三万七千七百万台,汽车十四万九千一百辆。(资料来源《奋进中的四十年,一九四九-----一九八九》)。

  直到一九四五年,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或使用一些缴获来的武器。可是建国短短二十一年后的一九七○年,我国就成为了拥有“两弹一星”与核潜艇这样终极武器系统的强大国家并根据毛主席“有矛必有盾”的思想,又开始建设实施洲际导弹防御系统的“六四○工程”。而该工程到了一九八二年的时候,却为了给“奔小康”的改革开放让路,经邓小平的批准而放弃了。

  大飞机是全世界主要强国工业能力的象征。一九七○年八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国开始研制大型飞机“运十”。一九七八年,“运十”飞机完成了设计并开始制造。一九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运十”飞机首飞成功。就是这样一个拥有“两弹一星”与核潜艇等终极武器系统并能够研制大飞机的国家,在张维为的眼中,却是一个没有完成、甚至是还没有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

  在由于拥有了“两弹一星”与核潜艇这样的终极武器而解决了如何防止挨打的问题后,我国马上就转入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上来。在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之后,一九七三年一月,毛主席批准了我国从美国、西德(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和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总价值约四十三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称之为“四·三方案”。之后由于又追加了一些项目,所以“四·三方案”全部完成时,总投资为五十一点四亿美元。“四·三方案”引进的主要项目为四套大型化纤生产设备,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三套大型石化生产设备,一套大型烷基苯生产设备,一套一米七轧钢设备,一套钢铁生产设备,三套大型发电设备,四十三套综合采煤机组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生产设备。习近平总书记于二○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视察的辽阳石油化纤厂,就是根据“四·三方案”引进的四套大型化纤生产设备之一建成的。当时该厂的生产设备,来自于西德和法国两个国家。

  “四·三方案”确定之后,国务院马上派出了多个考察组到上述国家进行考察与谈判。一九七四年,“四·三方案”开始正式实施。一九七九年一月,辽阳石油化纤厂正式投产。从这里,诞生了第一块国产的“的确良”。辽阳石油化纤厂投产后,每年生产的化纤原料,相当于四百三十五亩万棉田的产量。这些原料如果全部织成“的确良”,可保证当时全国人均七尺布。从一九七四年八月开始动工建设到一九七九年一月建成投产,辽化人靠的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后来辽化人把这种精神,也称之为是“七尺布精神”。而今的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就是当年辽化的建设者之一。

  工业建设、尤其是重工业的建设不仅投资大,而且更是周期长。但是重工业是一个国家、尤其是我国这样一个大国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由于建设周期长,因此“四·三方案”引进的项目,直到一九八二年才全部建成投产。四套化纤生产设备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化纤二十四万吨,相当于五百万担棉花的纺织量。一九八一年这四套引进的化纤生产设备全部建成投产后,一九八三年国家就取消了从一九五四年起开始实施的长达二十九年的发行布票限量供应纺织品的制度,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人的穿衣问题。

  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二年,“四·三方案”引进的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和同期我国自行建设的十九座年产十万吨的化肥厂全部陆续建成投产,使我国的化肥年产量,增加了一千二百万吨,按农业部的计算,化肥的施用量每增加一公斤,粮食产量就可增加四至五公斤。单是这个期间自行建设和引进的化肥厂所生产的化肥,就可使全国每年的粮食产量,增加五千万到六千万吨。中国人不但从此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生活质量也开始了改善。二○○六年,当年改革的风云人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在接受《南方周末》报记者徐楠采访时说:“真正让粮食产量暴增的,还是化肥和杂交稻。”

  “四·三方案”所引进的项目全部投产见效时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因此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认为“四·三方案”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四·三方案”所带来的巨大成就,就这样被某人窃取了。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国防工业建设,保证了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重工业建设,为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张维为在演讲中所提到的一九九五年我国正式取消了票证制度,如果没有像“四·三方案”这样的前期建设,可能吗。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社会主义建设,并不相悖。只是私有化与社会主义,才是一对天然的死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生产力绝对落后的还没有完成工业革命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美国和欧洲的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质量的确不高。所以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特别是在拥有了“两弹一星”从而解决了如何防止挨打的问题后,毛主席马上就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四·三方案”这样的经济建设,就是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这个问题。然而还未等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毛主席就逝世了。两年后,中国就改革开放了。

  推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剥削更不是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消灭贫穷。想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那首先就要消灭剥削。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人民生活的贫困,那是由于当时我国的建设是以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为主导致的,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优先进行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建设,是我国这样一个曾经百年挨打的国家的必然选择。这是在替祖宗还债,在为儿孙造福。而在解决了挨打的问题后,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必然也会成为优先选择。在“四·三方案”开始实施的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就发出指示:“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经济建设中,同样也应该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的独立自主原则。改革开放的时候,经过全中国人民三十年的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我国不仅科研能力非常强,而且重工业的基础也很雄厚。到一九七三年,我国已经能对外出口石油,因此外汇储备也很多。而只要把原先投入在国防和重工业领域里的科研力量和资金投入到民品的研发中,人民生活质量很快就能得到提高。只是当时有人为了急于求成而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不再主动搞研发而却自愿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自甘下贱地安心从事中低端产业,放弃了我国的重工业基础建设,特别是放弃了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从而沦为了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特别是还沦为了日本和南朝鲜这样不健全国家的打工仔。

  放弃重工业的发展,放弃国防工业的发展,放弃科学技术领域里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来说,就是自甘下贱。自甘下贱,是那些没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人的一贯表现。自甘下贱,不仅必然就要受制于人从而赔本赚吆喝,而且必然还要挨打。一九九九年的五月八日,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的大使馆,就被美军的炸弹给炸毁了。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的三名记者,当场就被炸死,另外还有多人被炸伤。

  早在第二次大战前,斯大林在告诫反对他全力优先进行重工业建设和军事工业建设的人时就曾经这样说过:“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的国防武器,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

  放弃了科学技术领域里的自主研发和创新,抛开了民族自尊,还更是导致我国几乎成为了发达国家的精神殖民地和经济殖民地。

  一九九五年三月七日,广东珠海一家南朝鲜开设的工厂内,一百二十多名这个工人,竟然集体给南朝鲜的女老板下跪。全车间只有一个名叫孙天帅的工人,没有屈从女老板的淫威。

  二○○五年温家宝总理在和出席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江苏省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我听到一个例子,感到非常痛心,我们出口的DVD一台大约四十美圆,但是要交二十一美圆的专利费;我们的药品,人离不开啊,可是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国外的专利;我们的数控机床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外国专利,我们的汽车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合资企业或者国外品牌。”不止如此,消耗着中国的资源,污染着中国的环境,再加上中国工人付出的大量血汗而所创造出的利润,却大部分被外国人拿走了,这是放弃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以市场换技术、以劳动力换外汇”的私有化的必然结果。我国商务部长薄熙来访问美国,在回答美国商业界、企业界对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的诘问时,薄熙来委屈地说:“中国向美国出口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回就一架波音飞机”。这种模式,直到习近平当选为总书记,才告结束。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我国商用飞机设计研发中心时指出:“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把大飞机搞上去,起带动作用、标志性作用。中国是最大的飞机市场,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要花更多资金来研发、制造自己的大飞机。”而随着“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这个逻辑被颠倒过来,我国开始全面走上了科学技术领域里的自主研发之路。聪明智慧的中国人民,很快就再次制造出了商用大飞机。

  张维为所认定的我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实际上就是我国的两次私有化过程。一九七九年开始在农村搞分田到户,开始了农村的私有化。一九九二年在城市里“以三铁砸三铁”,开始了城市里的私有化。就是这样两次革了我国社会主义命的私有化过程,竟然被张维为贴上了工业革命的标签。看来,张伪伪真是个高级骗子。

  与新中国前三十年“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一样,堵不住社会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私有化的步。而要堵住我国继续走社会主义的路,那就必须否定、甚至是妖魔化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否定与妖魔化社会主义,否定与妖魔化毛主席。否定与妖魔化社会主义,或许还不要紧。但是否定与妖魔化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特别是否定与妖魔化毛主席,那可就是想要中国共产党的命。因为毛主席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荣誉,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的历史合理性。

  在毛主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之前,苏联通过他们豢养的几个像瞿秋白、王明、博古和张闻天这样的“鹦鹉”,就能操控整个中国共产党。就是这几个“鹦鹉”,不仅葬送了毛主席开创的中国革命的大好局面,而且差点葬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后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因此邓小平才会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会在黑暗中探索更长的时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团结进步以及中国人民的解放,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实现的。因此著名的诗人柳亚子才会写出这样的诗句:“不是一人能领导,哪荣百族共骈阗”。正是由于意识到了毛主席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因此习近平主席这才不仅发出了“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厉声断喝,而且还更是号召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讲好中国故事”,就是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提升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不仅要靠国家的实力,而且更要靠国家的道义。抗美援朝一战,便打出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而抗美援朝的胜利,主要靠的新中国占尽了道义上的优势。就是由于拥有了国际上的话语权,因此一九六四年当美军侵略越南的时候,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勒令美国,其地面部队不许越过越南南北分界的北纬十七度线,美国的地面部队就真的没有敢越过北纬十七度线。

  新中国自成立伊始,就在国际上高举反殖反帝反霸的大旗,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取得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和“国家不分大小,民族不论强弱,一律平等”这样的国际话语权并在国际上树立起了很好的中国形象。而就是凭借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红色文化这样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新中国才在国家实力还非常羸弱的情况下,就在国际合作与国际斗争中,争取到了主动。而也主要依靠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这才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习近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之后,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代表我们中国向全世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并发出了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有效载体的“一带一路”计划。

  “一带一路”,带动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打破了超级大国的霸权,有效地维护了全世界所有弱小国家的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设想的提出和“一带一路”计划是实施,向全世界展示了我们中国的良好形象,极大地提升了我们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有效地推动了全人类的和平发展。因此今年四月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才会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九十多个国际组织的近五千名代表、特别是更有三十九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前来参加。

  一个国家的形象,要靠这个国家的国民来代表。中国故事,也要靠中国人来讲。《中国正在说》和《这里是中国》节目,是目前国内电视台所办的为数不多的电视栏目。如此严肃的政论节目请来演讲的专家、教授和学者中如果也混进几个草包、冒牌、水货,特别是混进了像张维为这样的兽,那么不仅不能提升我国的国家形象和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反而还只能彻底毁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而张维为就是要用伪造工业革命的概念进而来否定人类社会的普遍历史进程这样的兽言兽语,在世人面前彻底砸碎我们中国的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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