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回答，汪晖的1978

　　1978年，对中国人而言，有着太过复杂深刻的意味：历史的巨变正是在这一年悄然发生。

　　这一年也是在无线电厂装配螺钉的工人汪晖的转折点。1978年，刚满18岁的他，通过因文革而中断十年的高考，成为扬州师范学院的大学生。

　　扬州师院是汪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然而大学生活于他是陌生且新奇的：年长十余岁的室友们熄灯后的荤段子，对他而言，“是一种启蒙”;知青小说、伤痕文学、朦胧诗、近现代思想和文学，以及鲁迅研究，那时校园里的阅读与思想氛围，影响着他的研究与选择;在大学里，他也亲身经历了“自由讨论的第一次挫折”。

　　回首那段时光，汪晖说：“过去岁月的痕迹还在体内作怪，就像是一种遗传的精神病症，不甘地在寂寞中苏生，逼迫我们回望自己塑造的过去。……生活就如博尔赫斯的名句：「水消失在水中」。”

　　重 影

　　文/汪晖

片鳞：1976

　　1976年1月8日的早晨，像往常一样，我挎着书包向护城河南侧的鲁迅中学走去。水面波光粼粼，岸边如平素一样安宁。新北门桥坐落在护城河的西北边，东边是乾隆登岸的冶春御码头，西边拐弯就是瘦西湖。

　　同学柏鹏匆匆走过来。他面色凝重，不像16岁的少年。临到跟前，他劈头就是一句：周总理逝世了。我的心突然下沉，彷佛穿越桥面，直落寒冷的水底。

　　我们一路往学校走，到了教室，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上了悼念周总理的大幅标语。那些日子并没有停课，但标语在黑板上停留了约一周，上课的老师们谁也不愿将字迹擦掉。他们在那行大字前讲课的身影现在偶尔还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我中学时代的最后一个学期，很快就是寒假了。但可能是正处于敏感的时期，为免我们毕业后惹是生非，开春之后，我们这一届又延长了一个学期。我总计在中学呆了四年半，加上小学的五年半，从1966至1976，正好覆盖「文革」十年。

　　1976年，与周总理遗言相关的各种手抄本及「反动谣言」四处飘散。语文老师夏耘曾花力气研究和整理扬州评话，在课堂上，他用一种评话式的幽默调侃当时的政治，但清查谣言时，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告诉大家他从来没有说过在同一个讲台上说过的话。我们目瞪口呆，但心照不宣。

　　追查谣言的事不了了之，学校干脆让同学们外出拉练，住到农场去劳动，省得在毕业前夕出事。拉练的路途从扬州到邵伯再到高邮，跑得我们满脚水泡，然后转回扬州。

　　途中，班主任刘颖老师走在队伍后面，她那时也就是三十出头吧，还梳着辫子，悄悄地向柏鹏讲述她的看法，柏鹏又转告我。师生间共享某种犯忌的秘密，是一种奇特的政治经验。

　　拉练之后，我们就到扬州农科所的农场劳动，「四五」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同屋的十余个男生一起剃了光头，在不允许游行的告诫下，排成一行，先在宿舍内而后围绕宿舍外侧，鱼贯而行。没有呼喊，但有歌唱，光着头歌唱。

　　那可是在电影《红高粱》上映的十多年之前。我们都在16岁上下，叛逆的年龄，对于政治并不真懂，但一种政治的氛围以特殊的方式冲击着敏感的神经。

　　到5、6月，学校提前放假，我们毕业了。那时上山下乡尚未结束，有些同学下乡去了。我未满17岁，未达法定的工作年龄，既不能下乡，也不能分配工作，四处游荡。

　　7月间唐山地震，全国都受了惊吓。就在闹地震的时候，我开始了打工生涯。

　　临时工不需要签任何合同，只要得到工厂的许诺，就可去上班，按天或按月拿钱，没活时就走人。

　　我的第一份临时工是在扬州制罐厂做绞肉工，按天拿工资，一天一元钱。每天早晨，我用铁皮车从冷库里将已经切开的猪肉按肥肉和瘦肉两种，推到车间，然后用戴了纱布手套的手将冻肉自铁皮车中装入脸盆，提至半空，倒入绞肉机。

　　这是第一道工序，接下去是肥瘦合并搅拌，加入调料等，最终装罐、加热。挖了几脸盆肉之后，必须将冰冻的双手浸在热水中恢复知觉。

　　休息的时候，我们围在巨大的榨油机旁边，等待出油后，拿几块油渣放入嘴里，那可真香。

　　早晨8点上班，因赶工加班，每天晚上10点下班。我至今还记得雪夜归家的景象，沿护城河向前伸展的，是盐阜路，两侧的树冠上坠满雪花，在积雪上行走的车轮时时打滑，南方的雪落在年轻的脸上，旋即化开，沿着脸颊滴落。这是我第一份挣钱的工作。

　　几个月后，那批活赶完了，我失去了工作，遂转入离家很近的扬州毛纺厂打工。纺织厂的工作是24小时三班倒，每周轮换一次。

　　就在工厂大门内的院子里，经人引荐，我见到了厂办夏主任。他一边听我的自我介绍，一边上下打量我，之后就吩咐我去电工房跟着小张师傅做事。

　　两周之后，厂里在挡车车间开大会，天气炎热，工人们要求将车间里用于喷洒水雾、沉降棉絮的巨型风扇打开。我去接线，将两个很粗的铜线插入接线板，却不料铜线内层的橡胶已经腐烂，只剩外侧的蛇皮层了，那是不绝缘的。

　　我将线头插入接线板的瞬间，耳边响起了惊雷，天崩地裂，但幸运的是我遭电击时手被弹开了。当着全厂工人的面，我呆若木鸡，楞楞地站在那个高台上，风扇轰鸣起来，将细细的水雾喷向六、七十米的空间。正在讲话的厂长怒不可遏地喝令关掉，但我像木头一般毫无反应。

　　大难不死的次日，我被调离了电工房，到了挡车车间，在一百位挡车女工中间，担任唯一的打包工。

　　一百位挡车工中，有不少是郊区农民工，她们文化不高，有些根本不识字，但心灵手巧;另有一些则是中学毕业后分配来的。

　　挡车车间轰鸣不息，我大约在一周之后渐渐适应，夜班时竟会在沙包上睡着了。惊醒时，枱子上纺完的线团已经高高堆起，等待打包，让我顿起绝望的感觉。那时常常夜间停电，只见车间内外手电的光柱四处乱跳。

　　1977年秋季，我和柏鹏等几个童年的朋友一道被分配到无线电元件一厂。临时工不算正式工作，没有劳动合同，我的档案表上填写的工作日期就从进入元件一厂开始，但我在前两家工厂打工的时间却长于这份只延续了短短几个月的工作。

　　进厂不久，国家就宣布要恢复高考了。但偏巧高考前的那三个月厂里来了活，是一批军用电话，我就在那里装配螺钉。虽然简陋，却是流水作业，偷懒不得，找不到时间复习。

　　上大学是一个潮流，但我并没有很多的渴望，觉得当工人也很好。十年间毕业的学生全部挤在同一年考试，而恢复的学校又不那么多，父母对我能否考取心中没有数，只是表示不希望我上文科。

　　那年的高考分初考和复试两次，初考通过后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复试公布后重新填表的那天，父母都不在家，我就在表上将理科改成了文科。

　　那天晚上，父母为此与我争执起来，可表格已经送走，覆水难收了。他们自己从事的是文科工作，却对文科如此敌视，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1978年3月１日，我和其他的77级大学生一样，终于入学了。

启蒙的氛围

　　1978年入学的时候，我刚满18岁。我最希望的，是离开自己熟悉的家、熟悉的环境，但高考并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就在我出生、长大的地方，18年的生活继续向前绵延。

　　入学之后，除了周末，我很少回家。八个人一间宿舍，不同年龄的同学居住在一处，黄天铨、陆文宝比我年长十多岁，入学前是中学老师，吴星飞是复员军人，张聪已经担任过公社书记。

　　他们不但有工作经历，有些还有婚姻生活，即便年轻一点的，也对异性或另一种生活有着比我丰富得多的经验。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熄灯后的荤段子，对我而言，是一种启蒙。

　　我渐渐地融入了这样的生活，有时竟然忘却了这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那时大家很用功，学校限制夜晚看书的时间，不同宿舍悄悄换上了瓦数稍高的灯泡。我们宿舍也不例外。

　　有一回，学校派人到宿舍检查，不记得是谁先跟来检查的老师顶了几句，争执中，我也介入了。现在完全记不得是什么表现，但事后系里找我母亲谈话，说要给我处分——其实只是震慑而已，并未付诸实施。

　　不过，集体生活让我忘记了自己与这个从小生活的环境的真实关系，却是一种新的身份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在熟悉的环境中，人也能为自己创造陌生感以获得自由，这是一个小小的例证。

　　师范学院实行伙食配给，每月生活补贴17元，其中14元交给学校算是伙食费。一日三餐，围着每个方桌共八个人，没有凳子或椅子，一律站着吃饭。一个木桶盛饭，一个脸盆装菜，早餐则是木桶稀饭，脸盆里装馒头。

　　我所在的餐桌上有四位女同学，而全班才十位。相较于邻桌的风起云涌、气吞山河，我们桌子风度较好，和风细雨，有时候饭已经吃光了，菜还有些许剩余。但这也产生了风度与效率的矛盾，需要加以解决。

　　我们开始分食，将菜分到个人碗里，既保持风度，也不顾此失彼。也许每个人都有分菜的义务，但我只记得给我们分菜的女生总是弯着眉毛，带着笑意，用长柄的勺将荤素搭配的菜均匀地放入每人的饭碗。

　　1979年10月10日，也就是我20岁生日那天，我们在仪征农场劳动。农场的伙食很简单，我完全不能记得吃了些什么，唯一记得的是用短波听邓丽君的歌。20岁算是成年后第一个重要的生日，我告诉了一位朋友。他建议去六圩镇上买点什么。

　　我们满怀期待地走到镇上，什么吃的也没有看见，最后总算是买了一包麻花。不知道那段路程有多长，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是一个对比，即在泥泞的道上走了很久和手中用牛皮纸包着的一包麻花。

　　好像是入学后的第二年，临近期末，凌晨食堂的锅炉放蒸汽，不知哪位起夜的同学听见了，以为是地震警报的声音。他跑动起来，惊动了更多的人，霎时间空洞的楼道像是中了邪似地晃动起来。

　　二班的一位同学把楼道当跑道，启动，助跑，冲出西侧的窗子，一道优美的弧线划过，从二层楼飞越在风中摇曳的树冠，落入了楼外的池塘，比同年级三级跳冠军飞得还要远。

　　我们宿舍也被惊醒了，一位同学从二层的床上翻身而下，落在窗前的桌上，接着如影随形，身子就到了窗外了;睡在一层床铺上的小徐见上面有黑影掠过，一个鹞子翻身，鱼跃般穿入了夜空。他们在慌张中忘记了自己并没有长翅膀，扑闪了几下，就在黑暗中坠落了。

　　等到同学们从惊恐中镇静下来回到楼内，发现我们宿舍少了两人，往窗外看，见两个形似弯弓的人形，像两只折翅的黑天鹅，相隔不远，一横一竖，各自卧于窗外的草丛中。

　　我那天没有住在学校。如果住在那里也会飞入夜空吗?我问过自己，但没有答案。等我见到两位勇闯夜空的黑天鹅时，他们已经躺在苏北人民医院的病房里了。一位脊柱裂缝，另一位肋骨断了四根。两位的父母陪伴在侧。

　　那天我担任看护，恰逢王小舒的叔叔——他是苏北人民医院的主治大夫——带着卫校的一群女孩子在那里做临床测试。他抚摸着小徐的身体，从上往下，一寸寸深入，问哪里疼痛。

　　小徐嘴里哼哼着，但等到小舒的叔叔从他的腰部继续往下，要脱掉他的短裤时，他突然不再呻吟了，双手紧紧拉住短裤的两侧，护住大防，脸上显着倔强和无助。

　　实习的护士们见状往后退去，但小舒的叔叔并不让步，他说翻过身来检查后面吧。小徐在父母的劝说下屈服了，结果是先翻了过去，然后又翻了过来……幸而，不久之后，他们都陆续康复，没有落下后患，却从此不再飞翔。

　　这个年纪的人不免要碰到爱情问题。那时的中文系与现在的中文系的最大差别是同学中男女比例截然相反。现在学文科的多为女生，而那时同班女生大约只占五分之一。

　　入学之前，对爱情的瞭解，我是从小说中读到的。外国的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复活》、《红与黑》、《牛虻》，中国的如《二月》或《伤逝》，还有苏联小说《岸》。

　　一九四五年苏军中尉尼墓金随大部队攻进德国，在与德军残余势力继续进污残酷战斗的特殊环境下遇到德国少女爱玛，双双坠人爱河。七十年代尼基金作为作家访问德国，与爱玛重逢。他们心潮激荡，感慨万千，但又都意识到各自站在不可逾越的两岸上。《岸》是一部反映二战和“冷战”时期的作品，也是一部深刻的哲理性小说。

　　入学后，古典文学课中念《诗经》中的相关片段，念杜牧、柳永、李清照的作品，或是《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等戏剧、小说，印象很深，但我的爱情观主要是被外国小说塑造的。

　　宿舍熄灯后的荤段子对我有启蒙作用，但主要涉及性的问题，而与爱情无关。这类段子，我后来在秦岭锻炼时听到了更多，终于相信巴赫金所说，民间文学的精神是「向下的」。

　　大约从二、三年级开始，同学之间的青春热情开始萌发，先是演出诸如《于无声处》等话剧，后是组织乐队和合唱队，各种恋爱故事也渐渐流传，年龄稍大的竟敢手牵手地在校园中穿梭了。

　　有一个同学一度爱上了爱情，表情神神秘秘，面色渐渐苍白，样子却越发地神采奕奕了。我们弄不清谁是他的爱情目标。同学们窃窃私议。他总是一人独行，目不旁顾，在窃窃私议的庸人中穿行，如入无人之境。

　　那时，他只有一个目标、一种痛苦、一个念头、一种欢欣，而在别人的眼中，他成了精神病患者。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我与王小舒站在三楼教室前聊天，谈及刚读过的通信体爱情小说《公开的情书》。这部作品不是什么好小说，但那种将恋爱当宣言的哲学方式让我们很震撼。那样的小说与身边的故事很不同。

　　小舒是能够理解那些「哲学」而又懂得生活的逻辑的人。或者说，他懂得自我嘲讽而不放弃哲理式的思维。2010年，我去山东大学，与他及夫人再次见面，已经是二十多年后的事情了，但还那么亲切。他批评我属于读小说有些中毒的类型，至今不懂得「生活」……

　　1978年至1981年的氛围是所谓「启蒙」。那时知青小说、伤痕文学登上了舞台;徐迟的报告文学和稍后出现的「社会档案」文学也属于这个氛围。

　　到现在还记得《哥德巴赫猜想》开头那段关于仙鹤的描述，后来从电视中看到陈景润的模样，很难将他与徐迟笔下那个鹤顶鲜红、浑身纯白的高蹈形象联系起来。

　　《今天》派的朦胧诗是文体上的启蒙，但扬州并不处于文化中心，北岛、舒婷的诗歌最初是从就读于南京大学的柏鹏那里传抄来的。

　　像许多大学的学生一样，我们班也办起了一个墙报，标题叫做《野花》，而我那时是更倾向于「野草」或者「丛莽」之类的，大概是受了鲁迅的影响。

　　彭骥鸣的散文、殷伯达的小说，好像还有吴瑞祥的文章，都在上面刊登过，我贡献的，是纯属模仿的朦胧诗。现在只记得一句，是「月亮也落下去了」，大概谁也没有弄懂那是什么意思。

　　墙报办了一段时期。后来出了批《苦恋》的事情，时间上应该是1981年的夏天。我们想不通，决定举办一个讨论会，公开讨论这件事情。我也是筹备者之一。

　　但不知怎么搞的，校方知道了，觉得很严重。他们向身为班长的华学诚施压。我记得系主任刘传桂老师等将我们几个参与其事的同学找到系办公室，劝说我们不要举办会议了，我始终拒绝同意。但我并不是班干部，压力不在我的身上。

　　最终会议被取消了。学诚知道我为此不高兴，对他不得不做的妥协有意见。那天晚上学诚来开导安慰我，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这是记忆中亲身经历的自由讨论的第一次挫折。

　　毕业的时候，学诚终于要离开，或许就是受了此事的牵连。他很消沉。我那时完全理解他的处境了。跑去看他时，他送了一个本子给我，扉页上写的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本子早已不知所终，但从东坡那里借来的两句题诗却记住了。

　　大学三年级以后，我的读书兴趣渐渐地偏向近现代思想和文学。那时与刘祥安聊得很多。他是兴化人，地道的农民出身，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思考习惯。

　　每次他从兴化来学校，总会带盐水瓶装的家酿烧酒一瓶，我们就着简单的熟食，时时喝得面红耳赤。

　　临毕业前，祥安与杨汉彬相恋，此后一道去了启东。我有一次去那里看他，汉彬挺着大肚子给我们做螃蟹下酒。下午我和祥安去散步，坐在海边看黄色的浪涛拍打堤岸。

　　祥安若有所思地说：波浪缓缓的、持久的拍打是最深刻的……我们那时一起读李泽厚的思想史论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这部《时论选集》，我至今在教学中还用。

　　我从中文系毕业，后来的研究集中于思想史领域，那时的阅读——当然，还有那时的思想的氛围——大概是起了作用的。但真正衔接起这两个领域的，是对鲁迅研究的兴趣。

　　汪晖1988年的博士论文，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在鲁迅小说世界的复杂的精神特征与鲁迅内心世界之间找到关联的纽带”。作者以颇具原创性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模式，通过对鲁迅思想与文学世界及其相互关系做了深入的描述与分析，努力发掘出鲁迅精神结构的矛盾性、复杂性和悖论性特征，揭示了鲁迅历史“中间物”意识的深刻内涵和“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并以此呈现鲁迅小说在叙事原则、叙事方法上的文化心理内容。

　　扬州师院中文系的现代文学专业也是一个较强的领域，除了章石承、郑彤等老一代的先生们之外，中年一代的老师如曾华鹏、李关元等在现代文学领域处于领先位置。

　　「文革」期间，鲁迅作品是必读书，扬州师院中文系参与了《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曾、李两位老师承担的是《野草》注释。他们对《野草》及鲁迅小说的研究深入、微妙。

　　李关元老师的课长于文本分析，细致入微又留有思考的空间。他喜欢中外戏剧，会哼京剧、昆曲的唱段，在他的指导下，我除了系统阅读曹禺、老舍、丁西林、洪深等人的现代戏剧文本之外，也对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人的作品着迷。

　　我从未从事过戏剧研究，却对戏剧及其表演保留着浓郁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在我所读的剧本中，最喜欢的也是演员们很难处理好的一句台词，是《海鸥》中的这句话：

　　「我是一只海鸥!……呵，不!不!我是一个女演员!」

谁是1977级?

　　在二十世纪，时代这个词神圣而又普通。我入学时18岁，而年长的同学的孩子已经十一二岁了。

　　干部、教师、工人、农民、职员、知青，或者还有其他的身份，在这个时刻都变成了大学生。在此后的岁月里，像这样将年龄、经历、背景如此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再也没有出现过。

　　因此，77级，还有78级，大学生这个词所包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其他任何时代所不具备的。

　　年轻时读俄罗斯文学，那里的主人翁们遭逢各种事件时，总会慨叹：「生活啊!」在念这个词的语调里凝聚着只有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才具有的意义，若用王朔的方式念，或用张艺谋、冯小刚的方式念，味道就变成「非诚勿扰」了。

　　我们恰好就在这两种慨叹的方式之间各自展开自己的道路，如高速行进的车轮，不同的要素辐辏般地关联在一个奇异的速度之中。我们颠簸向前，弄不清这个车轮是圆的，椭圆的，还是近于方型的，辐辏之间是否还有断裂的虚线，却少有旁顾的从容。

　　走笔至此，忽然忆起1990年我在秦岭山中蹬着自行车，蛇形蹒跚前行。登至峰顶，四面豁然开朗，举目张望，夕阳浸染的云层下，唯见苍山如海，过去的行迹与未来连成了变幻的一片。

　　有时候，你说不清哪儿是你的过去，哪儿是你的未来。老马克思说过：「成人不该在更高的阶段上重现他的真情吗?在每一个时代，它自己天然的纯真性格岂不是活跃在儿童底天性之中吗?为什么人类历史底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美好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它的永恒的魔力呢?」

　　……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就是在那一年，我的老师章石承先生在扬州病逝，另一位老师唐弢先生一病不起，长卧于北京协和医院。

　　31岁生日的那天，在秦岭之颠，我在笼罩着烟雨的山峦和激出白色浪花的深涧之间，眺望遥远的北京，心里开始了对于故乡的漫长的思念。青春的岁月过去了。

　　毕业30年了，过去岁月的痕迹还在体内作怪，就像是一种遗传的精神病症，不甘地在寂寞中苏生，逼迫我们回望自己塑造的过去。

　　就像被搅起的沉在河底的落叶，再次翻卷于宽阔的水体，那些微澜并不只是水面清风的造物，落叶自身的微力或许也是造成变化的成因。

　　在湍急的流程中，谁能区别浪花和深流呢，它们相互转化，本属一体，倒是落叶的漂流标示着运动的方向。生活就如博尔赫斯的名句：「水消失在水中」。

　　(本文摘自活字文化策划、中信出版社出版汪晖随笔集《颠倒》，有删节)

　　end

　　汪晖无疑是当代中国学者中备受瞩目也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这与他直面当代思想文化问题的研究姿态密切相关。本书即是系统展示作者这种研究姿态的代表性作品集结。

　　本书收入五个部分的作品：一、人物回忆;二、重要著作的序言;三、对当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研究;四、《读书》编辑手记;五、世界历史问题探讨。所选篇目皆是作者在这一体裁里的代表作品，并且可读性和传播性较强，既呈现出作者的思想脉络，也使读者比较容易地追随作者的视野进入对当代思想文化问题的探寻。

　　作者简介

　　汪晖，清华大学教授，当代中国著名学者，研究领域为思想史和当代思想文化。 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死火重温》《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去政治化的政治》《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别求新声》《声之善恶》等。2013年获意大利帕西奥利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