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贝莱｜谁是萨米尔·阿明？

　　保马编者按：

　　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萨米尔·阿明先生于2018年8月12日逝世。本文原载于《萨米尔·阿明：致力于解放南方的有机知识分子》，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萨米尔·阿明的家庭情况、求学生涯、社会活动经历以及主要思想。

　　萨米尔·阿明简历[1]

　　登巴·穆萨·登贝莱/文

　　王立秋/译

　　萨米尔于1931年出生于埃及，父亲是埃及人，母亲是法国人。他的父母都是医生，资产阶级出身，但他们并不反动，他说。他的母亲来自一个坚定的雅各宾派家庭，而他的父亲，则是一名左翼“华夫脱党人”，即，信奉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但他信奉的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从文化上说，并不反欧洲。

　　萨米尔在埃及的法兰西中学(LycéeFrançais)完成他的初、中等教育，对于这个地方，他有着美好的回忆。根据他的回忆，这个机构文化水平很高，并充满了非常进步的观念。他说，关于埃及的历史，他在那里学到的，比埃及人在埃及学校中学到的东西更多。他上中学的时候，正是二战期间。在这个时期，法兰西中学的埃及学生(他们代表一个显著的少数)，是极其政治化的。他们分为两派，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后者有点反英，尽管也不亲德，更不用说亲纳粹了。而信奉共产主义的学生，则更加重视问题的社会的维度，他们还看到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关联，和埃及社会的阶级结构。萨米尔属于共产主义运动。

　　巴黎的高等教育

　　在于1947年取得他的第一个高中文凭(baccalauréat，法国高中会考)后，萨米尔·阿明去了巴黎。在巴黎，他当时法国最负盛名的中学之一，亨利四世中学(Lycée Henri IV)——学生们在这里准备竞争激烈的，大学院(Grandes Ecole)的入学考试，大学院是法国最难考的学校——取得他的第二个高中文凭，专长是初等数学。接着，他又在巴黎完成了他的高等教育。起初，他想学的，不是经济学，而是物理学，根据他的老师们的评价，他很有这方面的天赋。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建议他参加数学和高等数学(math sup and math spé)的预备课程，以为高师的入学考试做准备。

　　让他的老师们深感失望的是，萨米尔·阿明决定学经济学。这个决定甚至促使他的老师们给他父母写信，试图劝他不要放弃物理学去学法律!的确，在当时，你得先取得一个法学学士学位，才能进一步学习经济学。

　　但对他来说幸运的是，他的父母非常宽容，并决定支持他们的儿子的选择。同时，萨米尔·阿明决定去巴政注册。后来他说，他之所以会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他相信，这条路将给他过最接近他的激进关怀的职业生活的机会，而物理学则鼓励他完全把他的职业生活和他的政治生活分开，因为他当时正在考虑参与政治斗争。

　　他出色地完成博士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在1957年通过了答辩。同时，他不但取得了巴政的学位，也取得了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局INSEE(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and Economic Studies)的学位。1957年，阿明在完成学业后，立刻回到了埃及。

　　政治定位

　　萨米尔·阿明认为自己是“政治的动物”，他不可能把他的智识道路、他的思想，和他的政治斗争和决定分开。在青春期的时候，他很早就定义了三个在他看来，密不可分，作为他的整个智识的、和政治的进路的基础的立场。他的第一个立场是拒绝他在埃及社会中，在自己周围看到的一切社会的不义。他见证了工人阶级的悲惨，和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特有的傲慢、富裕和浪费之间的惊人反差。这个拒绝，是他的社会反抗的起点。

　　其次，二战的语境，也在他的理念的起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采取了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坚定立场。他拒绝一些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并因此而认为大不列颠的敌人就是他们的朋友的埃及人持有的观念。在很早的时候，他反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坚决姿态，就激起了他对苏联的同情，后者也在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覆灭上取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反对英国在埃及和该区域其他国家的支配地位的动乱，是定义他的思想的第三个决定因素。

　　不过，他的这些立场是一以贯之的，在战后不久，他在巴黎学习的时候，这些立场还进一步得到了强化。的确，他主动参与了当时的反殖民主义运动。这也使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PCF)，于是，他成为了共产主义的充满热情的支持者。

　　他的理念和政治立场，也深受1955年的亚非万隆会议，和1956年埃及总统贾马尔·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件事情的影响。事实上，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还使他推迟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的答辩日期(他在1956年6月就做好答辩的准备了)，这样，他才能参加当时的政治动乱。1957年，他终于答辩通过，并即刻回到了埃及，在埃及，他浸入了与运河国有化、1956年战争、不结盟运动成立等相关的，非常紧张的政治气候。

　　专业活动

　　对萨米尔·阿明来说，三方面的活动，一直是相互关联的：经济管理方面的工作，教学和研究，以及政治斗争。他认为，与纯粹的政治活动，一门心思的学术活动，和只在公共部门做专家治国的工作相比，这个组合是有优势的。

　　埃及的经验

　　1957年，阿明在巴黎完成论文答辩后，回到了埃及，当时，他的国家正在进行广泛的国有化。而他的第一个工作，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就是“国家行政的官僚-技术管理”工作，也即，公共部门的管理工作。这个工作，本质上就是确保国家在国有企业的董事会中得到代表。在代表国家的时候，他和他的同事不得不在尊重计划指导(即，宏观经济政策的导向)的同时，干董事会的工作。这个经验教会他许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如何把宏观经济的导向，翻译为公司中的微观经济的政治选择。

　　不过，这个经验，是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发生的。萨米尔·阿明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这点是保密的。他所在的、负责公共部门的经济管理组织的主任，本身也是共产党员。1959年，埃及发生了一次逮捕共产党员(包括他的主任在内)的潮流。事后，他又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同时依然保持着他地下的，激进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不过，1960年1月，他离开埃及，去了法国。

　　巴黎经验

　　多亏了1947年到1957年在法国学习期间的激进行动，萨米尔·阿明和共产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圈子有很好的联系，而事实证明，这些联系是成功的。他的确是法国学盟(UNEF, l’Union 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de France)、共产党、和许多当时在法国不乏代表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比如说，像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和亚非国家的，这些运动也接受来自越南、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加入)的激进的活动分子。

　　在这个语境中，他见了许多后来成为独立后说法语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政治领袖的人，和当时在法国很多的中东的年轻人(比如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

　　在法期间，他为经济与金融研究部门(SEEF, Service des Etudes Économiques

　　et Financières)工作了六个月。这个经验，对他来说非常有意义，因为在这个时候，他才真的，具体地学习了计划语境中的宏观经济学。但他不想留在巴黎，他想加入一个可以让他继续做在政治上有用的工作的同时，尊重他深刻信念的国家。因此，在SEEF(在SEEF是他的第二个政治经验，并且这个经验和他先前在埃及的工作非常不一样)之后，他选择了马里，并在那里生活了三年(1960年到1963年)。

　　马里的经验

　　他搬到马里的决定，也受到了该国随1960年莫迪博·凯他上台而来的，新左翼的定位的影响。他在巴马科安顿下来，担任马里规划部的专家(他通过使用“引用”来使自己远离这个头衔)。他和像让·贝纳尔和夏尔·贝特海姆那样的著名法国经济学家一起工作。萨米尔·阿明和他的马里同事一起负责计划的贯彻。他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三年，从1960年到1963年。在这第三个经验中，他学到了许多。不过，看起来，他在埃及见证的一些错误，在马里也以同样的方式，得到了重复，他认为长期来看，这是非常负面的。他相信，宏观经济学的选择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越来越不进步了，并且这些选择越来越不把长期的前景考虑进去。发展是为了谁?发展是为了什么?

　　他在马里觉察的另一个错误是，那种愈演愈烈的，谈论以“弥合差距”为目标的政策的倾向，因为，在他看来，在主导的系统内，“弥合差距”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种对“弥合差距”执迷，鼓励马里领导人强调使增长最大化，而无视社会境况的恶化——哪怕这意味着，彻底不顾民主：不仅无视政治的民主而采取了一党制，还无视社会的民主，也即，工人对决策过程的真实参与。这些倾向使他在三年后离开了马里，而这三年的实践，对他来说一直是充满了教训的，刺激的经验。

　　尽管在那之后，多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但萨米尔·阿明在马里的那三年，还是给当地人留下持久的印象和长久的记忆。2010年9月，马里独立五十周年纪念还把阿明列为了荣誉嘉宾。当前的执政党、和前总统莫迪博·凯他的政党，也组织了不少向他致敬的典礼。公民社会，特别是前文化部长，阿米纳他·德拉马纳·特拉奥雷领导的另一个马里论坛(FORAM)也对他表达了敬意。所有这些仪式和典礼，都表达了人们对萨米尔·阿明在独立初期，建设这个新的共和国中做的高质量工作的欣赏和感激。

　　尽管在离开马里后，阿明确定地放弃了他作为“官僚”的功能，但他依然为全球南方的数个政府，和非洲的和国际的组织提供顾问服务。像中国、越南、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这样的国家，都得益于，并持续得益于他的反思和建议。

　　教学与研究

　　在马里的经验之后，萨米尔·阿明决定，他一定要在学界工作。他出色地通过了经济学的教师资格考试(agrégation,这个考试的竞争非常激烈)，并开始在包括达喀尔大学和文森特大学(现在的圣德尼巴黎八大)在内的数个大学任教。他对八大的印象很好，他说，在1968年学生抗议后，他在那里获得了就深入思考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教学而言，最好的经验之一。

　　但教学，是和研究，也即，智识的生产，携手并进的。他的智识生产，从未停止过发展，他在经济理论、实践的发展问题、关于反帝国主义斗争和支持南方国家的独立于自主的理论等领域都有建树。

　　IDEP的经验

　　非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IDEP,Institut Africain de Développement Economique et de Planifcation)在萨米尔·阿明作为教师和研究者的职业生涯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纽约一些UNDP的领导人，比如说，当过十年非洲经济委员会常务秘书的罗伯特·加德尼尔(Robert Gardnier)的祝福，或者说，甚至是合谋下，萨米尔·阿明为创造一个反思和训练的优才中心，而发展出这个机构。研究所的活动很多，比如说，包括到一个国家去待一两个月，和规划部的公务员合作，或与经济部门合作，以及，与该国的学生和大学教师合作。他们为讨论各种难题的本质，和涉及应对这些难题的经济政策而形成各种团队。

　　基于所有当时拜访过研究所的人的生动记忆，我们可以说，萨米尔·阿明在IDEP期间的工作，给所有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ENDA、CODESRIA和FTM的经验

　　在离开IDEP前，萨米尔·阿明通过在研究所内部创建数个中心，而为研究所的未来做好了必要的安排。起初，他为获得第一笔资助，而成立了IDEP项目。不过，他的计划，是在项目能够自筹经费后，把它们转变为实体。

　　这些中心之一，是非洲环境与发展行动(ENDA)，也就是后来的第三世界ENDA。这个中心发展并取得了独立。它还扩散到非洲国家的边界之外，在拉美和亚洲也设立了办公室。

　　另一个中心，是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CODESRIA)，它是按拉美社会科学委员会(CLACSO)的模型设计的。CODESRIA在结构上，是大学和与大学相关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中心组成的联合体，其目的，是组织关于所有维度的难题和挑战的本质的系统讨论。CODESRIA后来成为一个规模更大的，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它把非洲大陆的大学和研究中心联合起来，并与拉美和亚洲的类似机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智识的生产

　　萨米尔·阿明在IDEP、和基础阶段的CODESRIA工作期间，也是他的研究、他的智识生产、和他的核心关怀之一的一个转折点。在智识生产中，他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严厉批判;对常规的分析概念的解构;对南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解放的一贯支持;和对作为资本主义及其恐怖的唯一替代选择的社会主义的辩护上。如上所述，对萨米尔·阿明来说，智识斗争和政治斗争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作为一个根本的智识的存在，他不可能把自己先知在解释世界及其暴行上，相反，他还强调并参与以改变世界为目标的斗争。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一直终于马克思的教导，后者曾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一个论题中写道，哲学家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致力于改变世界。

　　无疑，在质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常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发展”，以及，特别是，驳斥关于为什么南方国家特别是非洲的发展滞后的主流话语上，萨米尔·阿明的贡献，和南方国家的其他著名经济学家一样巨大，如果说还不是更大的话。萨米尔·阿明自博士论文以来的作品的一个核心面向，就是展示“发展”和“欠发达”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关联。

　　萨米尔·阿明是最早以自洽而有说服力的方式，驳斥常规的，关于为什么南方之后的命题的南方经济学家之一。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由所谓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所谓的南方的“欠发达”国家组成的系统。这个立场，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已经有所表达，它还在南方和北方国家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并激起了相关的讨论。他后来的著作，只是肯定了这些见解，而阿明的这些看法，后来也得到了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特别是拉美学派的著作，和伊曼纽尔·沃伦斯坦的著作和“世界体系”的印证和强化。

　　萨米尔·阿明的著作是以指导他反对资本主义，支持南方人民摆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桎梏，获得解放，和支持在通往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上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斗争的核心观念为标志的。

　　作为一个全球系统的资本主义

　　为理解萨米尔·阿明的推理，我们必须记住，他坚持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的构想。这种构想，比常规的资产阶级分析优越得多，因为它是一种全面切入社会改革中的各种难题的，整全的进路。在他看来，经济与政治、和社会问题不可分割。这个立场，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在博士论文中，他用马克思主义发展出来的工具，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全球规模的积累。

　　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他肯定，我们只能把资本主义及其演化理解为一个单一而独特的，由构成核心的“发达国家”，和构成系统边缘的“欠发达国家”组成的全球系统。这种两极分化的起源和性质，是他在自己的整个智识生涯中，一直关注的问题。作为结果，发达和欠发达构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独特扩张的两面。我们不应该因为那些所谓的“穷”国的特定的——社会的、文化的、甚至是地理的——特征，而认为欠发达国家是滞后的。欠发达，实际上是这些国家被迫接受的，为满足使系统的中心国家受益的积累的需要所做的，永久性的结构调整带来的结果。

　　把资本主义概念化为一个全球系统，是萨米尔·阿明的思想(包括他对前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经验的思考)的主要线索。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而且，他相信，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都是密切关联的。与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最高阶段)的列宁相反，萨米尔·阿明断言，资本主义天生就是帝国主义，故而，帝国主义是一个古老的多得多的现象，从十六世纪的美洲征服，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都是帝国主义。在他看来，帝国主义至少不是一个与十九世纪末的垄断资本主义相关的，新近的现象。对他来说，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与其发展所有阶段的两极分化相关。换言之，中心和边缘的两极分化，是历史资本主义的一个固有的现象。不过，虽说如此，他也承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各有特征的阶段。因此，中心-边缘两极分化的形式，以及，帝国主义的表达形式，也经历过变化和演化——但这些变化和演化的方向，一直是两极分化的加剧而非减缓。

　　阿明说，如今，我们正在见证资本主义向一种一般化的垄断的资本主义转变，同时，我们也在见证与之相伴的，帝国主义的构造，向一种以美国、日本和欧盟三巨头及其(军事的、经济的和金融的)工具为体现的，集体的帝国主义的转变。像北约、世界银行、世界货币组织、和世贸组织，都是三巨头的工具。

　　这个三巨头享受着对五大优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众传播系统;货币和金融组织;技术;和对自然资源的获取)的垄断，它愿意以一切代价来保持这些垄断。出于这个原因，它为了避免失去这些垄断，而参与了世界的军事化。对中东人民的侵略战争，对其他主权国家的威胁，北约在美军指导下的干涉，所谓的反恐战争，美国领导的在非洲建立AFRICOM总部的行动，都是集体帝国主义为保霸权而动用武力的意愿的例证——今天，所谓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对集体帝国主义的霸权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两极分化和南方的通往解放之路

　　作为全球系统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如上所述，也引出了对关于“欠发达”的常规分析的质疑。萨米尔·阿明也致力于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解构关于南方国家的“欠发达”之起源的主流话语。这个解构，从拒绝那种建立在经济主义分析的基础上的，对“欠发达”的解释开始。与这种解释相反，萨米尔·阿明把讨论移入更广泛的领域，历史唯物主义的领域，并强调，关于发展难题的研究，与社会构造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从这点出发，我们必须把南方国家特别是非洲的“欠发达”，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全球规模的部署的逻辑结果。

　　以后来担任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秘书长的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学派，和其他许多知名经济学家(拉美的“依附论”学派)也共享这个分析。萨米尔·阿明和这个思想流派的主要思想家之间的会晤，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它以对资本主义的性质的深入批判，对常规的发展和欠发展概念的质疑，以及一种新的，对贸易在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中扮演的角色的诠释为特征。

　　萨米尔·阿明正是在这个激烈的理论讨论期间，写出他的一些最著名的作品的。除《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外，我们还能想到《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规律》(L’échange inégal et la loi de la valeur, 1973)、《不平等的发展》(1976)、《帝国主义与不平等发展》(1976)(这本书后来扩充为《非洲的帝国主义和欠发达》(1988))、《价值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1978)等等。

　　在这些著作中，萨米尔·阿明有力地陈述了，所谓的“欠发达”国家的解放，既不可能在尊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系统的逻辑的情况下发生，也不可能在这个系统内部发生。在这个资本主义的语境中，南方不可能赶上北方，因为这个系统天生就是两极分化的。这一信念，使萨米尔·阿明极为重视1955年印尼万隆会议上亚非国家采纳的计划。

　　万隆计划

　　对萨米尔·阿明来说，这个经验代表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原因有二。首先，在万隆会议上，破天荒的第一次，南方国家，而非最不重要的那几个国家，决定反抗现存的全球秩序，和从二战继承下来的霸权系统。换言之，万隆是南方国家对当时的帝国主义系统的挑战做出协同回应的尝试。

　　第二——而且对萨米尔·阿明来说，这也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万隆为一个民族自主的计划打下了基础，这个计划，尽管是资产阶级的，但也对南方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他看来，很可能，对其他许多分析者来说也一样，万隆的影响是广阔的，它引发了不结盟运动等运动，并定义了领导南方国家进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要求新国际经济秩序(NIEO)机构的核心要素。

　　出于这个原因，萨米尔·阿明把从1955年到1980年这段时间称作“万隆时期”，同时他也称之为“南方的觉醒”——后者也是他那本讨论南方国家发生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书的书名。

　　尽管有各种缺陷，和失去了活力，万隆计划，在萨米尔·阿明看来，代表了南方国家为实现真正的解放而可以尝试走的路。对他来说，显然，这个真正的解放，只可能在一个与全球资本主义系统无关的语境中发生——它也将开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路。

　　[1]这个文本最初以”Notesbibliographiques”为题，发表在DembaMousa Dembélè编辑的《萨米尔·阿明：致力于解放南方的有机知识分子》(Samir Amin, Intellectuel organique auservice de l’Emancipation du Sud, Dakar: Codesria, 2011)。这里的英文版是Charlène Cabot(法国赛特)翻译的，并经过了Mike Headon, ColwynBay(英国威尔士)的润色和编辑。关于萨米尔·阿明的更多信息，包括他的播客和主要著作书封选可见：http://www.afes-press-books.de/html/SpringerBriefs_PSP_Ami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