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

　　[导读]钱理群先生认为，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危机、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空前活跃，也空前纷扰的时代。如何认识当下中国社会，怎样把握中国的未来发展，即“中国何处去”，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办?”这都成了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限于空谈，也不能一味发牢骚，在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对历史与现实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思想理论资源。鲁迅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下，显示出它的特殊意义和价值。这些年他一直带着这些现实问题，去重读鲁迅著作，突然发现鲁迅的许多精彩论述，让人眼睛一亮，茅塞顿开，引发了许多思考。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鲁迅在《随感录 五十四》(收《鲁迅全集》1卷《热风》)里，有这样一个概括：“中国社会的状况，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松油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我由此想到了当下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几十世纪缩在一时”了。具体地说，中国的西部地区很多地方还处于“前现代社会”;西部地区的许多地方，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大部分都进入了“现代社会”;而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就已经是“后现代社会”了。这是就整体而言，在每一个地区内部，又都存在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差异。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巨大、发展不平衡，各种社会形态“摩肩挨背的存在”的大国，这构成了我们的基本国情。

　　我由此而联想到三个问题。

　　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我经常对关心中国的外国朋友说：仅仅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发展，来认识中国，是片面的，它会遮蔽许多中国的真实问题;你们必须深入到中国的社会底层，穷乡僻壤。那里才有更真实的中国。我也对中国的大学生们说，你们必须要到农村去，到还在点松油片，推独轮车的地方去，当你亲身体会到，中国的农民，老百姓，他们是“多么的苦，又多么的好”时，你就真正懂得中国了，而且也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怎样确定中国的发展道路?必须以社会发展不平衡这样一个基本国情，作为前提，针对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不同问题，寻求不同的发展道路，方法和速度，切忌“一刀切”和“一窝蜂”，而这恰恰是当下中国发展的最大问题。这不仅是中国各级政府的问题，也关系到民间志愿者支农运动的发展方向，我经常对他们说，不要以为你们去支农就一定给农民带来好处，如果脱离当地农村发展的实际，乱来一气，说不定会帮倒忙。

　　也许是更重要的，我们在思考中国问题时，也必须以其发展不平衡性为前提，采取更为复杂的态度。我多次讲到自己的一次尴尬遭遇：我在北京书房里，站在后现代的立场，对贵州发展中少数民族语言的丧失问题，忧心如焚，于是特地跑到贵州各专州，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发出“拯救民族语言”的呼吁。

　　结果我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毕业以后的就业问题。懂得民族语言，并不能帮助我找到工作;首先我要懂汉语，而且最好能精通英语。因此，我想请教钱教授：要如何才能学好英语?

　　我的尴尬并不在我的呼吁不正确，而是我把问题简单化了，没有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在寻求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的复杂性;更成问题的是，我的那种想当然的居高临下的“拯救”姿态，而不是和少数民族兄弟一起共同面对真实存在的问题。我由此得到的更大启示是，我们在处理中国的思想问题，倡导各种思潮时，也必须考虑到这种不平衡性，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会遇到不同问题的。

　　我自己就发现，我的具有强烈的启蒙主义色彩的演讲，在不同地区的听众中，是会有不同的反响的。前些年，我到西北地区讲“五四”科学、民主传统，受到了空前的欢迎，现场气氛之热烈，让我想起了八十年代的类似场景。但我在北京讲科学、民主，听众的反应就要冷静得多，他们常常会从后现代的问题出发，对科学主义、民主万能，以至启蒙主义本身提出质疑。在我看来，西北和北京地区的学生的不同反应，都真实地反映了他们所面对的不同问题和思想欲求，这就要求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思考、言说、处理启蒙主义，及与之相关的科学、民主之类的命题时，必须采取更为复杂的态度，我后来选择了“既坚持又质疑启蒙主义”的立场，就和这样的中国国情有关。

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鲁迅于上一世纪初的1907年，也即一百零五年前，在《文化偏至论》里，对现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往者为本体发展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役，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呜呼，眷念方来，亦已焉哉!”(文收《鲁迅全集》1卷《坟》)。

　　鲁迅作出这样的判断，是自有针对性的。他所说的“本体发展之偏枯”，是针对“自尊”而“抱守残阕”的保守派、顽固派，提醒人们必须正视中国本体的专制主义、中华中心主义传统的弊端，强调中国必须变革;“以交通传来之新役”，是针对“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的维新派，提醒人们必须注意“欧洲十九世纪之文明”即西方工业文明，包括其科学、民主、平等的观念可能及已经导致的弊端。在他看来，本体的东方专制主义和交通传来的西方文明病，“二患交伐”，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危险，甚至可能导致“中国之沉沦”。

　　我对此曾有过一个分析：这反映了鲁迅和他们那一代人在寻找、开创中国的发展道路时，所遇到的两难选择：作为一个变革者，当然要反对、批判国内的东方专制主义，为此就必须引入和学习西方工业文明;但此时在西方社会，工业文明已经出现了问题，形成了西方文明病。既要反对东方专制主义，又对西方文明病心存疑虑，这就成了两难，于是出现了四种选择。

　　一是所谓“全盘西化”派，即不否认西方文明病的存在，但认为西方文明病和东方专制主义有“小坏”和“大坏”之别，当务之急是用西方文明来取代东方专制，以后再来解决西方文明病的问题。

　　二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派，反过来认为还是中国文明最好，甚至希望用中国文明来解决西方文明病的问题。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派。他们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同时解决东方专制主义和西方文明病的问题。这在理论上自然是一个最理想的合理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这是后来许多知识分子都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

　　其四，是鲁迅的立场，即坚持对“二患”的警惕，既用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理念(科学，民主，平等等)来批判东方专制主义，同时又对这些基本理念及其实践保持警惕，并提出“立人”思想，即以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价值理想和现代化目标，对东方专制主义、西方文明病同时采取批判态度。鲁迅的这一思想和态度，显然具有超前性，对今天也还有启发意义;但只限于思想、文化领域，并没有涉及具体的社会实践及制度的建设，他的理想也多少带有乌托邦的性质。

　　在我看来，对待中国问题，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发展的人，都无法回避的。所有不同思想派别的分歧和论争，都是鲁迅那一代先驱者面临的两难选择的延续，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切发展中的国家的知识分子在寻找国家现代发展道路时，所面临的困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与实验的问题，但其前提却是要敢于像鲁迅那样，正视这“二患交伐”的现实。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都会形成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遮蔽。

　　在今天，明确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个全球的背景。观察2011年以来的世界局势，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全球性的危机：用2011年英国首相“英国病了”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全球都病了：美国病了，日本病了，印度病了，欧洲病了，北非病了-----。这就意味着，现行的所有的社会制度，所有的社会发展模式，无论是美国模式，北欧模式，都暴露了自身的矛盾，弊端，都陷入了困境。这就给我们的选择，带来了新的困惑。或许现在到了这样的时候：在经历了国内和国际的种种危机以后，我们可以站在更高的层面，超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既定社会制度模式，来思考和探索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发展道路。这样，危机就会变成转机。作为鲁迅的后代，我们有责任继续思考与探索他们所提出却未能解决的问题。

如何看待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这些年，中国民间社会和知识界一直涌动着一股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潮，而且我预计这样的思潮还会继续发展，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思潮。钓鱼岛事件发生后的民间游行，更尖锐地提出了“如何看待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问题，引发了公开的或私下的种种议论和争辩。

　　这样的争论其实是贯穿于近现代中国历史过程中的。鲁迅因此发表过许多精辟的意见。根据我的考察和研究，大概有五个方面。

　　1.鲁迅首先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给予了正面的评价。

　　这里有一个故事：鲁迅在去世前特地请三弟周建人向周作人转告他的一个意见。当时北京一些大学教授发起了《救国宣言》签名运动，而周作人没有连署。对此鲁迅是理解的：他当然知道群体的签名，总是有某种表演的成分;而且鲁迅也多次说过，保卫国家，主要是政府的责任，不能一味依靠所谓“民气”来抵御外国侵略。

　　但鲁迅依然提醒周作人：在这样的有关民族大义的问题上，知识分子还是应该有自己的鲜明态度。这正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区别所在：周作人更重视“个体的人”和“人类”的人，而相对忽略“社会的人”和“民族的人”的责任。他最后就是以“救出你自己”为理由，和日本军方合作，堕落为民族千古罪人的。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存在着民族国家的现代社会，每一个国民，包括知识分子，不管有着怎样的理想、信念，都应该有自己的基本民族立场，都应该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尤其是当民族国家遭遇外国威胁和侵犯，更应该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家利益，是丝毫含糊不得的。

　　从这样的基本观念出发，我认为各个派别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支持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支持民众的爱国行动，在这一点上不应该有什么犹豫。同时，我们也要强调人民(民众，知识分子)在维护国家主权上的权利。这就是说，人民必须在所有的有关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不只是在钓鱼岛问题上)，都拥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而不能只充当外交谈判上的一张“民意牌”。这样的建立在人民权利、国民(公民)主体性基础上的爱国主义，才是“现代爱国主义”，而有别于传统的爱国主义。这里的“爱国”与“权利”是相依相存，缺一不可的。

　　2.鲁迅同时还提醒人们要警惕“爱国的自大家”和“兽性爱国主义”。

　　关于“爱国的自大家”，鲁迅在1918年所写的《随感录。三十八》(收《热风》，《鲁迅全集》1卷)里将他们的高论，概括为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花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混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中牛二的态度。”

　　我每回读到鲁迅这里的描述，总要联想起当下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论，不禁哑然失笑。这真是九十年不变：在中国，总是要有人打着爱国的旗号，夜郎自大，自欺欺人，拒绝正视自己的真实困境，拒绝向外国学习，拒绝变革，以维护落后为荣，“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鲁迅将这些“以自己的丑恶骄人”的“爱国者”称之为“爱亡国者”(《随感录》，收《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8卷)。这是自有一种深刻性的：不管以什么理由(那怕是“爱国”)拒绝变革，都是一条亡国之路。

　　鲁迅还提到，“有些外国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赏鉴”，竭力“赞赏中国的固有文明”，而“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因此“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这样的一厢情愿的“同化”梦，同样也是自欺欺人。鲁迅说，那些一味赞扬中国的外国人，其实是不可靠的;倒是“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忽然想到。六》，收《华盖集》，《鲁迅全集》3卷)。--这真是发人深省之言!

　　还有“兽性的爱国主义”。这是鲁迅的一个预警：当中国处于被侵略的状态，力求反抗，自卫，是有合理性的;但一旦自己强盛起来，转而“忘本来而崇侵略者”，“思廓其国威于天下者，兽性之爱国也”，这样的“兽性爱国主义”是万万不可取的。(《破恶声论》，收《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8卷)--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时，鲁迅这样的告诫，是不能听而不闻的。

　　3.1934年，正当中国面临日本侵略威胁之际，鲁迅提出了一个“向仇敌学习”的命题：“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摹仿的”。

　　鲁迅在全国反日高潮中提出向日本学习，正显示了他非凡的胆识，他也因此被冠以“汉奸”的恶名。鲁迅坦然回应：“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收《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6卷)。--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对动不动斥人为“汉奸”的“满口爱国”的人，必须保持警惕，他们中有些人实际是暗中为权势者出力的“奴才”，说不定是“奉命爱国”。

　　这里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人到底应该怎样和外国人相处，比如和日本相处?

　　鲁迅曾这样表达他的忧虑：“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随感录。四十七》，收《热风》，《鲁迅全集》1卷)。--这确实点到了要害：在中外关系上，在国势强盛时，就陷入民族自大，视外国人为“禽兽”;在处于劣势地位时，就沉沦于民族自卑，奉外国人为“圣上”，我们总在这两个极端间摇摆。而自大与自卑又是相互渗透的：表面的自大或自卑，骨子里都暗含着自卑或自大。根本的问题，一是不清醒，不能正确地估计自己和对方，二是鲁迅所说，在国际关系上，没有“朋友”间平等相处的观念，这背后自有一个“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的“弱肉强食”的逻辑。在今天的全球化的时代，国与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这是特别应该警惕和防止的。

　　4.可以看出，爱国主义固然有它的合理性，但它常常会引导人们处于非理性的情绪化的状态，这其实是蕴含着一种危险性的。这正是鲁迅的一个深远的隐忧。

　　他在1925年“五卅运动”的爱国主义热潮中，就发出这样的警告：“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

　　鲁迅又说，对于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与一钟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施刃，先前则有异端，奸人，奸党，叛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有一种惊心动魄之感：今天中国老百姓，以至各阶层的人的“怨愤”可以说已经蕴蓄到了临界点上，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所谓爱国主义的激情其实就是这样的怨愤的表现。问题正在鲁迅这里所说的，“愤火”引向哪里?最大的可能，就是鲁迅说的，不是“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而且嫁祸于人的罪名，大概就是鲁迅这里所说的“汉奸，洋奴”之类。

　　因此，鲁迅由此发出的呼吁，在今天是更为切实与迫切的：“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侧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杂忆》，收《坟》，《鲁迅全集》1卷)。

　　5.鲁迅正是这样的富有勇气和理性的爱国主义者，因此，他在每一次爱国主义的热潮里，都能保持清醒，冷静观察，思考，特别对很容易被表面的热情与热闹遮蔽的危险，有着高度的敏感，并及时向国人发出警告。

　　这里又有一例。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他在《忽然想到》一文里，以“一致对外”为题写了一段小对话：“甲：‘喂，乙先生!你怎么趁我忙乱的时候，又将我的东西拿走了?现在拿出来，还我罢!’乙：‘我们要一致对外!这样危急时候，你还只记得自己的东西么?亡国奴!”(收《华盖集》，《鲁迅全集》1卷)。

　　时隔十一年的1936年，当中国面临日本侵略，掀起反日爱国运动新高潮时，他又写了一段小对话：“A：你们大家来品评一下罢，B竟蛮不讲理的把我的大衫剥去了!”“C：现在东北四省失掉了，你漫不管，只嚷你自己的大衫，你这利己主义者，你这猪猡!”--这里一再重复发生的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剥夺他人和本国民众的利益的事情，说明了一个规律：每当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总有人要乘火打劫，而统治者尤其要用对外的民族矛盾来掩盖国内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并由此取得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因此，鲁迅提醒说：“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丝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半夏小集》，收《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6卷)。

　　这是真正的独立的中国人的立场：绝不做外国人的奴隶，因此，要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但也绝不做本国人的奴隶，因此，要坚决反对任何剥削，奴役与压迫，而且唯有维护了社会的公正与平等，才能有真正强大、团结的国家。这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鲁迅说，他的这些话“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写在《坟》后面》，收《坟》，《鲁迅全集》1卷)。历史总会不断重演;这样的积淀着前辈的血的经验的思想，就具有了足以警戒、启示后人的力量和作用。

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当今中国是一个颇为奇异的社会：有的人陷入盲目的乐观;更多的人，则充满焦虑、不安，一些人中间，还弥漫着绝望、虚无的情绪。于是，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鲁迅那个时代，也有过“中国人自信力的有无”的争论。鲁迅因此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的回答是：“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这里提出了一个如何看中国的问题：如果眼睛盯着“状元宰相的文章”，即权势者和他们的充满“自欺力”和“他信力”的宣传，你会非常绝望;一旦把目光转向“地底下”，中国的社会底层和普通百姓，知识分子，你就会发现中国的“筋骨和脊梁”：“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文收《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6卷)。

　　这里，不妨谈谈我自己的经验：多年来，我一直充满焦虑地紧张观察与思考中国的社会，看到许多官员的作为和许多主流知识分子的表现，以及主流媒体的炒作，不仅绝望，而且不堪忍受。后来就遵循鲁迅的提示，“自己去看地底下”，根据我的条件，主要深入到两个群体，一个是第一线的中小学老师，一个是大学生的志愿者组织。于是，我发现了“真正的教师”，他们凭着自己的教育良知和理想，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教育变革”;我还发现了“新一代的青年理想主义者”，他们也冲破种种压力，集合起来，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底层，改变自己的存在，也努力为弱势群体服务。我感到自己找到了鲁迅说的中国的“筋骨和脊梁”，尽管他们也如鲁迅所说，“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我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即和他们站在一起，尽我的力量给他们以支持，更从他们那里吸取思想、智慧与力量，在相濡以沫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和快乐。

　　我清醒地知道，在当今中国的体制下，这些“筋骨与脊梁”的努力，也包括我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对中国的教育和社会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的，更不用说根本改变教育和社会的面貌，我们只能“帮一个算一个”。因此，我在总体上依然充满焦虑，而且可以说是与日俱增。但我又确实从这些日常生活的努力里，看到了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里所说的“微茫的希望”。更重要的是，我没有因为总体的绝望而消极，颓废，正像我在一篇文章里所说，“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我自觉地把这些努力，都看作是对鲁迅上述思想的一个实践，也可以说，我是从鲁迅这里找到了自己在当下中国的生命存在方式的。这也是我对“中国的希望在哪里”这一问题的理解和回答：“希望在我们自己手里，在真实地生活、努力在中国大地上的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手里”。

　　这已经涉及下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办？

　　鲁迅在一次和北京的大学生的谈话里，讲到“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因此，他劝告青年学生：“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得太大”，“社会上的实际问题也要注意些才好”。(《今春的两种感想》，收《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7卷)。

　　鲁迅的这一告诫看似平易，并非高论，却是大有针对性。他曾批评当时的一些作家“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于是就陷入了“顾影自怜”。(《《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收《鲁迅全集》6卷)这大概是当时的时代病吧。--在我的感觉和观察里，当下的一些中国人，包括年轻人，恐怕也患有这样的“顾影自怜”病，或者还有点“顾影自恋”。这都是鲁迅说的“眼光收得极近”。

　　鲁迅在二十年代还向年轻人发出这样的呼吁：“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去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居住的”。(《杂感》，收《华盖集》，《鲁迅全集》3卷)在给许广平的信里，他又作了更明确的申说：“我看以前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个题目，都缴了白卷”。(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收《两地书》，《鲁迅全集》11卷)

　　鲁迅对青年的这些告诫，有两个基本点，一是要目光放大，走出个人小圈子，关心“社会上的实际问题”;二是不要把希望放在“过去”或“将来”，而要“执着现在，执着地上”。在我看来，鲁迅强调的这两点，对今天许多中国人和青年所关注的“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是有很大的启示意义的。下面，我想就此作一些个人的发挥，不一定恰当，仅供参考而已。

　　我曾经和青年志愿者讨论过我们这一代老理想主义者和他们这一代的新理想主义者的共同点与区别。我说，理想主义者，就必须像鲁迅说的这样，不能只关心个人一己的悲欢，要放大眼光，关心社会的实际问题，对社会、国家，以至世界、人类都有所承担。在这一点上，今天的理想主义的青年，和我这一代人，以至鲁迅那一代人，都是有着继承关系的。但我们这些从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理想主义者，都把希望寄托在“将来”，而我们所期待的“将来”，又是一个彻底地、一劳永逸地消灭一切不合理制度的理想，实际上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是具有彼岸性的，我们却试图用专政的强制手段在此岸实现，就走到了理想的反面。我们这一代人也重视“现在”的奋斗，但却强调“现在”必须无条件地为“将来”牺牲。这样的理想主义，精神固然可嘉，但在社会实践中却很容易被利用，带来很大弊端，甚至造成了灾难。

　　今天的年轻人在坚持和发扬前辈人的理想主义精神，例如强烈的人文关怀，底层关怀，承担意识、献身精神等等的同时，也还需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一些必要的调整。在我看来，主要有三点，一是不再追求用暴力的革命，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社会弊端，而是提倡一种和平的，渐进的，逐步推进的变革;二是不把实现理想的希望放在遥远的“将来”，而是要把理想的实现变成“现在”的实践;三是不把“献身精神”理解为无条件地牺牲个人，而是强调个体的精神发展与为社会贡献的统一，是为了实现个体生命价值而为社会服务，并在服务过程中寻求、实现人生意义和享受快乐。

　　为此，我将鲁迅所说的“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思想，作了新的解释，提出了“静悄悄的存在变革”的思想。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从改变自己和身边的存在开始，以“建设你自己”作为“建设社会”的开始。或个人，或集合志同道合者，按照自己的理想、价值观，做有限的可以做到的事。当许多人奉行个人中心主义，我们这群人却尝试“利我利他，自助助人”的新的伦理;当人们沉湎于无止境的物质享受，我们尝试一种“物质简单，精神丰裕”的新生活;当整体的教育失去了意义，我们在自己的课堂里努力创造有意义的教育;当学术越来越体制化、知识化，我们则进行一项项独立的有人文关怀的研究，等等。

　　这里包含了几个理念：

　　其一，不直接和现有框架和体制对抗，而是在现有框架内加进一个异数，创造具有内在对抗性的“第二教育”、“第二学术”，以至“第二政治”。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退让，其实是着眼于社会基层的基础性的变革，这样的基础变革，是更为根本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上层建筑不变也得变。

　　其二，从“现在”开始，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执着现在”：从当下的每一个教学活动、教育细节，每一个具体的研究课题，每一个志愿者活动------做起。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更要创造美好的今天，美好的现在，从所做的每一件具体的好事、实事里获得意义和快乐。

　　其三，从“下面”开始，也就是鲁迅说的“执着地上”。变革的起点，在权力之外的社会底层，在我们自己，在和自己一样的独立的人，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人。这是一种“草根变革”，其意义就在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从来没有救世主，一切全靠自己救自己”!

　　其四，着眼于“行动”，这和鲁迅主张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也是相通的。这就意味着，不仅是理想主义者，更是理性的，低调的行动主义者。不空谈，不怨天尤人，“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同时，又要“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形成群体的行动。而且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把事情做好，就会发生连锁反应，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做与己与人有利的好事，凝聚成一种社会力量。这是一种静悄悄的存在变革，通过一个个教育存在、学术存在、社会存在，政治存在-----的基础变革，为以后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创造条件。

　　当然，这样的立足于底层和自己的变革，又是有极大的限度的，它其实是一种充分认识自己无法改变全局的前提下的努力，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挣扎，是鲁迅式的“反抗绝望”。中国的改革，必然是“自上而下的变革”与“自下而上的变革”合力的结果，单靠下面的改革，仅限于个人和小群体的改革，也是不行的。也就是说，我们既提倡静悄悄的变革，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自我清醒。

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精神去做事情？

　　这是近年来我一直在倡导的，就是以“鲁迅的韧性精神和智慧”进行“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对此，我已经讲得很多，这里，就摘选鲁迅的几段语录吧。

　　关于“韧性精神”，鲁迅主要讲了三点意思：

　　一是立足于中国改革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准备一代又一代的长期奋斗：“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又假定按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还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忽然想到(十)，收《华盖集》，《鲁迅全集》3卷》。

　　其二，要把为实现理想的努力，变成日常生活实践，慢而不息：“譬如自己要择定一个口号----来履行，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己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补白》，《华盖集》，《鲁迅全集》3卷)。我曾经把鲁迅这样的韧性战斗，概括为“边打边玩”。

　　其三，要有一种“纠缠不止，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注：即十二个时辰，整天整夜的意思)，没有己时者有望”。(《杂感》，《华盖集》，《鲁迅全集》3卷)。

　　关于“智慧”，鲁迅也谈了两点。一要学会“钻文网”：“政府似乎已在张起压制言论的网来，那么，又须准备’钻网‘的法子”(《两地书。一O》，收《鲁迅全集》11卷)。一个在中国的战斗者，必须学会寻找现行体制的空隙，必须有在限制与控制中谋发展，在不自由中开拓言论和行动空间的智慧。其二要学会保护自己，打“壕堑战”：“战斗当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致榴花社》，收《鲁迅全集》13卷)。要保护自己，就必须要有必要的妥协，但又不能丧失自己的基本立场，如何掌握妥协的度，也需要智慧。

　　我们的讨论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们都分明感觉到，鲁迅就在我们身边，他活在当下的中国，和我们一起忧虑，观察，思考和探索。我们甚至感觉到了他那锐利的、温润的、充满期待的目光的凝视。于是，我们心里有了一丝温馨，一点力量。或许我们应该开始新的更加深入的思考，或许我们应该开始新的更加实在的行动。那么，就从现在，此刻，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