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谈“关于张霖之等人被斗致死的事件”

 戚本禹谈“关于张霖之等人被斗致死的事件”

 

李山风

 

　　张霖之是一位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自1957年以来，他就一直是煤炭部长。在五十年代，煤炭部对煤矿的安全生产一直不够重视，大、小煤矿经常发生矿难。一个矿难，就几十，上百个地死人。当时对发生的矿难事故，报纸上是有选择报道的，但在内部有大量的通报。从每天的群众来信中也常有矿难家属写来的血泪控诉。我和同事们看了都心酸落泪。所以哪个地方出什么事，哪儿的煤矿又发生瓦斯爆炸了，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

　　为了强调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中央还在中南海瀛台举办了一个煤矿安全生产的展览。毛主席也去看了。在展会上，他千叮万嘱一定要保证煤矿的安全生产。后来只要是去参观展览的，解说的同志就会给你讲，毛主席也来参观了，并且一再叮嘱我们要搞好煤矿的安全生产。

　　毛主席多次批示文件，要求煤炭部认真解决安全生产问题。他还找来管经济的领导同志一起谈话，多次讲到要注意工人的安全，特别要注意煤矿生产的安全。要安全第一，宁可少生产点，也要保证安全。毛主席早年在安源煤矿工作过，也下过矿井。他亲眼看到煤矿爆炸以后，煤矿工人家属带着小孩都站在矿井上面等消息，他们的亲人就在井下，不知是死是活。哭声、叫声连成一片，场面非常凄惨。

　　毛主席也多次找张霖之，要他解决这个安全生产的问题。说你们宁可把危险大的煤矿停产，也不能死人。还说，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老百姓死了，你怎么为他服务?一个工人死了，他的家就完了。

　　可是张霖之回去后，矿难依然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而在三年困难时期，反映煤炭部领导和煤矿领导特殊化、 多吃多占国家对煤矿工人特别照顾的证物的信件也很多。这些信件反映的问题也大都报送给了毛主席。

　　对煤炭部的这些种种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毛主席震怒了，说张霖之是不顾人民死活的“死官僚”。为了矿难的事情，毛主席还批评过总理。文革中，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提出批判张霖之的时候，总理也说，这个张霖之是怎么搞的?尽管国家的外汇那么紧张，但中央还是批了许多外汇给他，让他去进口安全设备，可怎么还是出那么多事?

　　1965年，刘少奇和毛主席在讨论“四清”运动“二十三条”的时候发生了争论。刘少奇当面质问毛主席，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能举个人出来吗?毛主席认为，走资派就是老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这些人只知道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不管老百姓死活。所以他接着刘少奇的质问说道，谁是走资派?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

　　尽管毛主席那时就已经点了张霖之的名，可他却还是稳穏地坐在煤炭部长的位子上。文革开始以后，他又跟着刘少奇搞资反路线。 各地煤矿、矿业学院的学生和煤炭部的群众给他贴了大宇报，他就整学生，狠整给他提意见的工人、干部。只要是给他贴大字报的，他就认为是右派，把人家给抓起来。刘少奇要“抓游鱼，反干扰”，他在矿业学院搞的也叫“抓游鱼、反干扰”，但到了煤炭部搞的就是“抓反党分子、野心家”了，说这些人想利用群众的不满，利用群众运动，篡夺党的权力。

　　文革运动中，我们还收到不少煤炭部群众的来信，讲张霖之怎么大吃大喝，从大跃进时候开始，就一直是这样。而且喝酒很厉害，喝的都是最名贵的酒。更严重的是，一个煤炭部党组的成员来信掲发，张霖之在酒后竟谩骂毛主席是秦始皇，专制独裁。他骂主席，可能与毛、刘争执时，主席点了他的名有关系。这些事，当时在煤炭部底下传得很广。所以康生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普遍对张霖之的印象不好。

　　1966年12月14日，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北京市学生造反派组织代表的会议，江青在会上说，张霖之是彭真死党，号召学生对他开展批判。到12月下旬，在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江青又说，有个走资派，毛主席都点了他的名了，可是还没受到批判，是不是有人包庇?江青讲话后，总理也讲话，说张霖之官僚主义，漠视煤矿生产安全，要组织批斗张霖之。但是，光说要斗，这没有用，得有人去具体执行。江青在会上就要我去发动群众批判张霖之。总理也同意要我去，他要我把为什么要批斗张霖之的道理向群众说清楚。我当时对执行总理、江青的指示很积极，会后就到矿业学院去发动群众，总理还叫我带上几个解放军战士一起去。

　　我去了矿业学院，找到了造反派学生，开了群众大会，动员他们组织召开批判张霖之的大会。我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同学们、工人们要同张霖之作坚决斗争。但同时我在讲话时也强调了，要听毛主席的话，坚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打人。矿业学院和煤炭部的人也向我保证，不用武斗。我的讲话，后来都按原始记录，印发全校师生，各种小报纷纷转载。记录上面也记有我告诫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打人的话。

　　可是没想到，斗争张霖之的大会一开，情况就起了变化。起先在煤炭部和矿业学院斗争的时候，还是比较文明的。可是上海一月革命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都起来了。所以不少煤矿的工人，还有死难者的家属，都来北京找张霖之讨说法，许多人专门从外地赶来北京参加批斗张霖之的大会。当这些煤矿工人，特别是那些在运动中挨过斗和在矿难中死去亲人的家属参加进来以后，就不得了了。有些死难者的家属控诉，说他们向领导提意见却还挨了斗，有的人还被打成反革命，被关了起来。这一下就激起了巨大的民愤。那些工人的手上都有劲，他们想到自已的委屈，那斗争时打起来是毫不留情的。矿院的学生们根本就拦不住。这一下张霖之就惨了，他确实是被打得很厉害的。他忍受不住了，在1967年1月22日上吊自杀了。我看过他的尸检报告，上面说身上有很多的皮下伤，有青淤血斑。这当然都是被打出来的。

　　张霖之死了，总理自然是很不高兴的，他说，他也不好向毛主席交代了。总理在1967年2月17号(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第二天)的讲话中，也讲到了这件事情，说他很伤心，他连自己的部长都没有能够保护好。对待干部不能这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我还听参加过“江青专案组”的人跟我说，张霖之死了以后，总理很气愤，在我被捕之后，总理说，戚本禹打死了张霖之，把他枪毙都可以。可我还在台上的时候，总理得知张霖之的死讯后，倒也没有听到他说过要枪毙我，那时，他仍然经常向我布置工作。

　　对于张霖之的死，我当然负有重大责任，我也一直感到很内疚。我当时知道张霖之在底下民愤很大，所以应该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但在组织批斗的时候我没有具体布置人去控制批斗现场，我没有这样做是我严重的失职。我不推卸这个责任。尤其是后来我听说，张霖之在战争年代的表现很勇敢，是个能打仗的将军，为革命作过很大贡献。而且从个人品德来说，他也是比较正派的，除了吃吃喝喝，没有其他问题。

　　就我所知，在文革中，倒还真有一个老干部是在批斗中被人打死的。虽然随意打死人是完全错误的，但这件事却是事出有因。他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也是个资格很老的干部。总理知道这人被打死后发了火，说这个人过去是有功的，怎么把人家弄死了呢。他叫我去査，看是谁搞的。我带着人去一査，情况就都清楚了。原来这是个连禽兽都不如的人。还是在文革前，他把他们学校的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学生给强奸了。那个学生被他强奸后神情恍惚，饭也不吃了，样子很可怕。学校老师也不知道她是什么原因变成这样的，怕她出事，就把她的母亲找来了。母亲来了一问，那学生也没具体说，只说是被领导欺负了，不想活了。她母亲还以为是下面的老师或者干部干的，就坚持要找学校的最高领导告状。结果就找到了那个党委书记。那党委书记一看她母亲，长得比女儿还漂亮。竟把她母亲也强奸了。强奸以后还跟她说，不准到外面去说，你女儿要什么照顾都可以，否则就怎么怎么的威胁人家。她母亲在被强奸的时候，反抗不了，就在那人的身上抓了一把皮肉下来，紧紧地拽在手里。还把留着秽物的内裤也保存了下来。然后，那母亲就对她女儿说，你的事我都知道了，你要坚强，不要怕。我们总有一天要报这个仇的。两年不到，文革开始了， 那位母亲就去了学校。她很聪明，为保护女儿，她不讲女儿的事，就讲自己的事。她这么一揭发，其他那些也被那个党委书记污辱过的女孩子也都站出来了。那个老干部平时在学校是说一不二的，非常霸道，被他欺负的女孩子不是一个两个的。他还整知识分子，整下面干部，而且都整得很厉害的。这一次群众起来了，就不得了啦!那位母亲把她保留下来的证据拿出来给大家看，然后就拿去公安局作检验，检验的结果，血型跟那个党委书记是一致的。群众愤怒了，自发地闹起来开批斗大会，把那人打惨了。尽管当时中央有规定，在文革中不搞男女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可他这已经不是生活作风的问题了，而是新走资派黄世仁和新喜儿的故事了。我把调査到的材料全部整理好，就拿去向总理汇报。总理一边看一边就用手拍打桌子，连声骂道，这还叫共产党!这是土匪、恶霸呀!我就问总理，怎么处理?总理气愤地说，不要处理了，把尸体烧了算了，不要再提了。我跟总理讲，那我去跟群众也说一下，叫他们也不要再提了，这对党的影响太不好了。总理说，对，谁也不要再提了。

我写到这里，一直有思想斗争。因为当年总理说，不再提这事了。可我现在又提了。因为我考虑，当年就是因为没有充分掲露党内走资派，没让群众充分认识走资派的真实面目，才造成了今天在全国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大量复辟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