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东西！--评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之谬论

近年来，社会对于中共中央党校的议论和批评越来越多。因为这里面的人什么主张都有，既有倾向资本主义的，也有倾向资产阶级国家竞争式选举的，更有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统一思想”在这里成了扯淡。因而有人一再把它形象地比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本营。

对于这种指责，大概是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做了就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中央党校的人们基本上是视若无睹、充耳不闻的。但最近，该校教授、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却不知发了哪根神经，竟然“义愤填膺”地写下一篇文章——《中央党校最近究竟触动了谁的神经？》，对这种指责大加鞭笞。

王教授是怎样鞭笞的呢？他说：“我不知道这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所使用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我只知道，改革开放以来，过去的所谓姓‘社’姓‘资’的标准已经过时，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翻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专著，都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论述，看看这些论述，三个主义其实特征鲜明——不鲜明也就成了一个主义，何必要劳神费力地搞出三个？然而，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却不知道怎样判断了。在他认为，姓“社”姓“资”的标准已经过时，甚至应该统一，所以，他就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全新的认识”。这种“全新的认识”是什么？王教授没说，但看看他们引以为豪的时下改革结果，无非就是私有制取代公有制，国有企业关闭、破产，为国家当然也是为自己工作的工人下岗，而后到私营业主——新兴的资本家那里打工，出卖剩余价值，以自己的血汗供新兴资本家们挥霍；土地养活不了农民，为了解决全家人吃饭、穿衣、看病、上学、养老、生孩子等问题，农民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流浪打工，甚至到新兴的资本家工厂里奉献自己的胳膊和腿，最后拿上一点可怜的赔偿金回家度过自己的残生，甚至客死他乡、就地埋尸；精英们穿名牌、食美味、开豪车、住豪宅，并随意撞死行人、强行向草根们索春——连买的钱都省了；而草根们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生不起孩子、死不起人，只好向精英们卖血、卖春。这大概就是王长江没有言明的“全新”的“社会主义”，一种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为鲜明特征的“社会主义”，或者就叫“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不仅如此，王教授进一步强调说：“在这个新认识的框架下，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探索……这就迫使中央党校的学者不能停留在过去的认识上，而必须对新情况新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这种思考的方向是否正确，内容是否贴近现实，提出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是否符合实际，都不能由党校学者自己说了算，而必须回过头来接受学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评判。”很显然，这里王教授又忘却了他们一贯倡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判断“思考”是否正确，既不去看实践——“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结局，也不去问群众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而是问“学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竟然连共产党倡导的“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方法论也搞丢了。

王教授为了证明自己立论正确，仿效其同行们一贯的做法——“义正词严”地抗起“解放思想”的大旗，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党校义无反顾地扛起了解放思想的大旗。几次大的思想解放，都和中央党校或直接或间接地有关联……是中央党校的教授冲破姓‘公’姓‘私’的迷雾，率先主张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还是中央党校的学者，最早提出了发展非公有制企业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吸收借鉴国外政党治国理政经验、研究政党执政规律等等观点。”王教授竟又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联系不到正是因为国家冲破了姓“公”姓“私”的“迷雾”，才有了时至今日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才有了数不清的私营业主——新兴资本家利用数不清的“黑煤窑”、“黑砖窑”、“黑心工厂”对工人和农民敲骨吸髓，才有了不法商贩通过“大头”奶粉、“三鹿”奶粉等各种事件祸害民众，才有了时下多如牛毛的贪污受贿、卖官鬻爵的贪官污吏以及把国有资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倒腾成私有财产的“搬仓鼠”；联系不到正是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才有了崽卖爷田不心疼地把国有资产“卖光送光”，才毁掉了亿万工人赖以安稳生活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从此失去国家主人的地位，变成了任由精英们随意欺凌的草根；联系不到正是大批对工人、农民敲骨吸髓的私营业主——新兴资本家加入了共产党，甚至成为人大、政协代表，直至执掌权柄，国家的政策才进一步大幅度右转，邓玉娇、刘兴伟、王斌余们再无行使主人权力的可能，只好去卖春或依附卖春，只好去疯狂杀人，才有了时下“共产党绑大款，大搞剥削和压迫”的民众热议……王教授热情称赞的一次次“思想解放”，掀起了中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医疗、教育、住房、国企等诸多改革，到头来让老百姓猛然发现原有的公费医疗制度、公费住房制度、免费义务教育制度等诸多社会保障机制都葬送掉了，“人人平等，幸福生活”由现实变成彻头彻尾的幻想。这样的局面，这样的结果，只要不是瞎子、聋子，人人看得到、听得到，然而，王教授却独独看不到、听不到，甚而把邪恶与罪恶描绘成辉煌与成就，不是走火入魔，就是鬼迷了心窍！

这样公开地以丑为美、以恶为善，已经很恶心人了，可王教授还不肯到此为止，还要继续放话：“既要改革，就不可避免地会冒犯一些个人和部门的既得利益。从本质上看，这种冒犯，只是在关于如何改善党的领导、党如何科学执政方面的建言献策，既扯不上放弃‘党的领导’，也扯不上削弱‘党的权威’。”王教授认为，改革冒犯一些个人和部门的利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就该冒犯，而且必须冒犯。然而这些个人和部门是谁呢？就时下改革的结果看，显然不是以新兴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为核心的精英们。恰恰相反，这些人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由被人民专制的人变成了专制人民的人，彻底解放，彻底翻身。而被冒犯的，看看邓玉娇，看看刘兴伟，看看王斌余，其实就只能是人民群众，或者也叫小老百姓。一个声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其党员不断地冒犯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断地背叛其宗旨和信仰，让人民群众由热爱变成厌恶，既而憎恶，既而仇恨，既而仇恨到暴力冲击党委、政府，巴不得全天下的县委书记都死光，让共产党的影响力、凝聚力、战斗力一再丧失，这不是放弃“党的领导”吗？这不是削弱“党的权威”吗？面对如此溃烂和险恶的局面，王长江分析其原因时竟然说：“借‘坚持党的领导’之名，维护和扩张个人和部门的既得利益。你动我的既得利益，便是削弱党的领导，便说明你的方向有问题”，一个中央党校的教授，而且还是党建教研部主任，竟然麻木到如此地步，竟然小人之心到如此地步，难道不需要照脸泼一盆冷水让他清醒清醒吗？

世上总有一些人习惯反话正说、颠倒是非。这种人分分类，不外乎三种：一种是阴谋家，像秦朝大宦官赵高那样，故意指鹿为马，目的只是找出自己的对手然后除之；一种是街头流氓，不仅胡搅蛮缠，而且无理争三分，甚至拿着不是当理说；一种是呆子傻子，没有鉴别力，不会思考，拿着麦苗当韭菜。如今，王长江教授也反话正说、颠倒是非，不知是哪一类呢？阴谋家？流氓？呆子傻子？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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