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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东西!--评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之谬论

醒世恒言 2010-07-22 来源:乌有之乡

近年来,社会对于中共中央党校的议论和批评越来越多。因为这里面的人什么主张都有,既有倾向资本主义的,也有倾向资产阶级国家竞争式选举的,更有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统一思想”在这里成了扯淡。因而有人一再把它形象地比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本营。

对于这种指责,大概是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做了就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中央党校的人们基本上是视若无睹、充耳不闻的。但最近,该校教授、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却不知发了哪根神经,竟然“义愤填膺”地写下一篇文章——《中央党校最近究竟触动了谁的神经?》,对这种指责大加鞭笞。

王教授是怎样鞭笞的呢?他说:“我不知道这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所使用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我只知道,改革开放以来,过去的所谓姓‘社’姓‘资’的标准已经过时,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翻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专著,都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论述,看看这些论述,三个主义其实特征鲜明——不鲜明也就成了一个主义,何必要劳神费力地搞出三个?然而,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却不知道怎样判断了。在他认为,姓“社”姓“资”的标准已经过时,甚至应该统一,所以,他就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全新的认识”。这种“全新的认识”是什么?王教授没说,但看看他们引以为豪的时下改革结果,无非就是私有制取代公有制,国有企业关闭、破产,为国家当然也是为自己工作的工人下岗,而后到私营业主——新兴的资本家那里打工,出卖剩余价值,以自己的血汗供新兴资本家们挥霍;土地养活不了农民,为了解决全家人吃饭、穿衣、看病、上学、养老、生孩子等问题,农民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流浪打工,甚至到新兴的资本家工厂里奉献自己的胳膊和腿,最后拿上一点可怜的赔偿金回家度过自己的残生,甚至客死他乡、就地埋尸;精英们穿名牌、食美味、开豪车、住豪宅,并随意撞死行人、强行向草根们索春——连买的钱都省了;而草根们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生不起孩子、死不起人,只好向精英们卖血、卖春。这大概就是王长江没有言明的“全新”的“社会主义”,一种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为鲜明特征的“社会主义”,或者就叫“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不仅如此,王教授进一步强调说:“在这个新认识的框架下,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探索……这就迫使中央党校的学者不能停留在过去的认识上,而必须对新情况新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这种思考的方向是否正确,内容是否贴近现实,提出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是否符合实际,都不能由党校学者自己说了算,而必须回过头来接受学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评判。”很显然,这里王教授又忘却了他们一贯倡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判断“思考”是否正确,既不去看实践——“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结局,也不去问群众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而是问“学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竟然连共产党倡导的“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方法论也搞丢了。

王教授为了证明自己立论正确,仿效其同行们一贯的做法——“义正词严”地抗起“解放思想”的大旗,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党校义无反顾地扛起了解放思想的大旗。几次大的思想解放,都和中央党校或直接或间接地有关联……是中央党校的教授冲破姓‘公’姓‘私’的迷雾,率先主张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还是中央党校的学者,最早提出了发展非公有制企业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吸收借鉴国外政党治国理政经验、研究政党执政规律等等观点。”王教授竟又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联系不到正是因为国家冲破了姓“公”姓“私”的“迷雾”,才有了时至今日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才有了数不清的私营业主——新兴资本家利用数不清的“黑煤窑”、“黑砖窑”、“黑心工厂”对工人和农民敲骨吸髓,才有了不法商贩通过“大头”奶粉、“三鹿”奶粉等各种事件祸害民众,才有了时下多如牛毛的贪污受贿、卖官鬻爵的贪官污吏以及把国有资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倒腾成私有财产的“搬仓鼠”;联系不到正是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才有了崽卖爷田不心疼地把国有资产“卖光送光”,才毁掉了亿万工人赖以安稳生活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从此失去国家主人的地位,变成了任由精英们随意欺凌的草根;联系不到正是大批对工人、农民敲骨吸髓的私营业主——新兴资本家加入了共产党,甚至成为人大、政协代表,直至执掌权柄,国家的政策才进一步大幅度右转,邓玉娇刘兴伟王斌余们再无行使主人权力的可能,只好去卖春或依附卖春,只好去疯狂杀人,才有了时下“共产党绑大款,大搞剥削和压迫”的民众热议……王教授热情称赞的一次次“思想解放”,掀起了中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医疗、教育、住房、国企等诸多改革,到头来让老百姓猛然发现原有的公费医疗制度、公费住房制度、免费义务教育制度等诸多社会保障机制都葬送掉了,“人人平等,幸福生活”由现实变成彻头彻尾的幻想。这样的局面,这样的结果,只要不是瞎子、聋子,人人看得到、听得到,然而,王教授却独独看不到、听不到,甚而把邪恶与罪恶描绘成辉煌与成就,不是走火入魔,就是鬼迷了心窍!

这样公开地以丑为美、以恶为善,已经很恶心人了,可王教授还不肯到此为止,还要继续放话:“既要改革,就不可避免地会冒犯一些个人和部门的既得利益。从本质上看,这种冒犯,只是在关于如何改善党的领导、党如何科学执政方面的建言献策,既扯不上放弃‘党的领导’,也扯不上削弱‘党的权威’。”王教授认为,改革冒犯一些个人和部门的利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就该冒犯,而且必须冒犯。然而这些个人和部门是谁呢?就时下改革的结果看,显然不是以新兴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为核心的精英们。恰恰相反,这些人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由被人民专制的人变成了专制人民的人,彻底解放,彻底翻身。而被冒犯的,看看邓玉娇,看看刘兴伟,看看王斌余,其实就只能是人民群众,或者也叫小老百姓。一个声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其党员不断地冒犯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断地背叛其宗旨和信仰,让人民群众由热爱变成厌恶,既而憎恶,既而仇恨,既而仇恨到暴力冲击党委、政府,巴不得全天下的县委书记都死光,让共产党的影响力、凝聚力、战斗力一再丧失,这不是放弃“党的领导”吗?这不是削弱“党的权威”吗?面对如此溃烂和险恶的局面,王长江分析其原因时竟然说:“借‘坚持党的领导’之名,维护和扩张个人和部门的既得利益。你动我的既得利益,便是削弱党的领导,便说明你的方向有问题”,一个中央党校的教授,而且还是党建教研部主任,竟然麻木到如此地步,竟然小人之心到如此地步,难道不需要照脸泼一盆冷水让他清醒清醒吗?

世上总有一些人习惯反话正说、颠倒是非。这种人分分类,不外乎三种:一种是阴谋家,像秦朝大宦官赵高那样,故意指鹿为马,目的只是找出自己的对手然后除之;一种是街头流氓,不仅胡搅蛮缠,而且无理争三分,甚至拿着不是当理说;一种是呆子傻子,没有鉴别力,不会思考,拿着麦苗当韭菜。如今,王长江教授也反话正说、颠倒是非,不知是哪一类呢?阴谋家?流氓?呆子傻子?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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