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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什么“支持、帮助”中国的“改革开放”?

陈守礼 2012-03-11 来源:乌有之乡

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

——兼评美国“支持、帮助”中国的“改革开放”

陈守礼

西方国家是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为什么却又迟迟不承认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呢?这就是某些人一再说的由于中国“政治体制”还没有改革,中国还自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未脱掉“社会主义”帽子,西方是不会承认中国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

对此,现在辛子陵已以中国改革开放的代言人身份把话挑明了,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改弦易辙,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经济改革成就很大”,但“开放报禁党禁,实行民主宪政,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还未进行。这就明白说出要进一步“改革开放”,脱掉“社会主义”帽子,改成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才算“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见辛子陵:《在科技部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怎么改革“政治体制”呢?《炎黄春秋》“出主意”了,它在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的“新年献词”中,只讲“政治体制”改革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第1页)。

有位领导人在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时,竟与《炎黄春秋》高度一致,他也是只强调“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要继续大胆地试”。这都是隐瞒这次“谈话”的前提“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基本路线又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断章取义曲解邓小平“南方谈话”,企图搞取消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

试问:对政治体制改革“大胆试”岂不就是想试一试“取消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前提吗?那么,又用什么来“取而代之”呢?

《炎黄春秋》又发表一篇文章,介绍王元化在临死之前说他不赞成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作为一种宗教去信仰”,并接着说:“美国式的民主是最好的”,“目前来说还没有另外一种制度”“比这个更好的了”(《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第15-16页)。《炎黄春秋》挑选在此时此刻发表此文,岂不是希望用“美国式的民主”来取代四项基本原则吗?真是用心良苦矣!

但是,他们这一伙“改革家”要改掉四项基本原则,只是一厢情愿,全党全国人民是再也不会上当受骗了。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有美国在竭力“支持、帮助”,当年美国总统老布什说得很坦白:“我们支持中国的改革……我愿成为一个帮助巩固全球民主变革的总统”(《参考消息》1990年4月25日)。中国的改革“精英”一直在竭力配合。

他们都认为经济改革基本上已改得差不多了,但政治改革“滞后”了。现在,笔者就对美国怎样“支持、帮助”中国的意识形态、政权、政治制度的改革和中国改革“精英”怎样配合作如下述评。

一、美国支持中国“改革”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不愧为有战略眼光的资产阶级聪明领袖。尼克松说:“美国用外援来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服务:第一是意识形态的力量。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失利,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交流将毫无意义。……”(见《1999不战而胜》第114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尼克松把“意识形态的力量”放在比“武器、条约、贸易”更重要的位置上。

可悲的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修正主义者与尼克松相反,只讲“国家关系要超越意识形态”,要“韬光养晦”。实际是不断淡化、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迎合“和平演变”。曾几何时:一方是“不战而胜”,另一方是苏东欧“剧变”,不少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就出现了“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就是所谓“冷战”,实即“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较量”。

在这场“较量”中,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早就配合、紧跟尼克松了,赵紫阳说:“社会主义要演变(意指实行市场经济),演变就是进步,因此,不能反对和平演变……反和平演变,这就是要恢复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赵紫阳还说:“我当总书记对意识形态没兴趣,我不让邓力群管意识形态,把他的研究室撤了。”(见《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第46、238页,香港开放出版社2007年)赵紫阳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搞“和平演变”,后来还明确表示“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

美国在中国共产党内有这样忠实的代理人,也就难怪同意在辞书中写“赵紫阳是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了(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第469页),以便欺骗中国人民跟赵紫阳走。

大家都知道,美国始终没有放松过全面的“冷战”和局部的“热战”,文武配合。美国历届总统上台的就职演说总是强调要消灭共产主义。这是美国的“战略目标”。尼克松认为首先要消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把美国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推广到全球。

怎样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呢?中美一些“精英”就想到修订辞书是个好办法。比如中国1979年版《辞海》是在毛泽东关怀下修订的,其中就有成千上万的词条是体现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和业绩、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如果把这些词条完全改掉,岂不就可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网打尽”了吗?

但是,直接“修改”中国的辞书太露骨、不策略。于是,耍个花招,在“文化交流”的名义下,由美中两国的“精英”合作,从搞美中合编辞书下手。利用美中合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该辞书的《前言》中,宣布编译方针是:“全部条目”的写法按“美国原书的政治观点”“只译不改”;还有“纯粹属于中国的条目”怎么写法,则由美中双方“协商”解决。

所谓双方“协商”解决,例如写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经双方“协商”,美方“不接受”就按美方“意见”删除;美方愿意“接受”赵紫阳的“假共产主义”,就写赵紫阳是“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家”(见中美合编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第740页和第9卷第469页)。实际上都是按美国“不接受”或“接受”的“意见”办,以美国的“政治观点”取代中国的“政治观点”。

1986年该辞书在中国出版,就叫做中美合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担任该辞书的中方“政治顾问”宦乡就大讲:“必须抓紧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改革……改革的严重任务是……必须把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破除掉”(见上海《社会科学报》1987年1月1日)。这就道出了搞合编辞书的真实意图是:要“破除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搞出一个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假共产主义”来欺骗中国人民。

这部“中美合编辞书”出版后,中国《辞海》的主编夏征农发表《公开信》说:“此后《辞海》等辞书均按此意见办”(见《百年潮》2000年第6期)。这就是以中美合编辞书为“样板”,按美国“不接受”或“接受”的“意见”办,修改我国的“《辞海》等辞书”。亦即是中国的辞书一律按中美合编辞书的写法——用美国的“政治观点(意识形态)”取代中国的“政治观点(意识形态)”。但是《辞海》为了掩人耳目,釆取每十年修订一次,悄悄地搞“逐步取代”。

就是这样,美国“支持”中国改革,首先把美国的意识形态“赠送”给了中国。为中国的“改朝换代”的政治改革铺平道路。

对此,中国的改革“精英”谢泳发表文章得意地写道:“改朝换代”总是要先做两件事,即“修改历史教科书和辞典”,“50年代初,中国社会突然转型……除了教科书以外……《王云五大辞典》被修改,对于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没有表现出普遍的抵抗性,可能是他们后来悲剧命运的开始……改革开放以来辞典的‘变化’,在政治历史(意识形态)名词的解释方面,基本上是一个回到王云五时代的态度。”(见《东方文化》杂志2002年第4期)大家都知道,王云五是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是中国内战的战犯,败逃台湾继续任行政院副院长。谢泳欢呼《辞海》的修订是“回到王云五时代去”!

在造舆论“破除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方面的荒谬文章是太多了,尤以辛子陵的《讲话》最为极端和荒唐,他竟造谣说马克思已否认他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又造谣说恩格斯已自己放弃“共产主义理论”;还造谣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都已转变为修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者”;他更造谣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空想社会主义者、野心家”。关于辛子陵疯狂地“破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笔者已另有专文批驳。(请阅《中华魂》2012年第1期)

如上所述,美国就这样勾结中国的亲美派改革“精英”,通过美中合编辞书,通过《辞海》的修改,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为《辞海》有十多万个词条,大多数人是没有工夫去细看的,更没有时间将新、旧版本的词条作对比,去发现他们悄悄地对成千上万的词条所作的取消和删改。所以,至今恐怕仍然还有很多人被“蒙在鼓里”。

下面笔者继续揭露《辞海》根据美方意见,为了配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对有关词条所作的种种删改:

二、美国怎样“支持”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为了改掉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权和政治制度”,《辞海》以中美合编辞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为“样板”,用美国的“政治观点”删改有关政权、政治制度的一系列词条,为改掉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铺路。

(一)删改原【政权】词条。1979年版的全文是:

“【政权】政权也叫国家政权,通常指国家权力,即统治阶级实行统治的权力,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保证其实现。有时也指体现这种权力的机关。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笔者注:凡是1979年版写了的被后来各修订版编者删除、取消的文字,笔者均划横线用黑体字标明。下同)

之后各修订版改写的【政权】词条,全文如下:

 “【政权】政权亦称国家政权。通常指国家权力,有时亦指体现这种权力的机关。”(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1465页,1989年版第1653页,1999年版第1774页,2009年版第2435页)原写“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等被删除了。

(二)删改原【政治制度】词条。1979年版的全文是:

 “通常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及其有关的制度,它的确定或变更,都是由阶级斗争的具体条件所决定,是和国家的根本性质相适应的。

后来各修订版改写的【政治制度】词条。全文如下:

通常指政权的组织形式,即政体。广义包括政治领域的各项制度。中国的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第1466页,1989年版第1654页,1999年版第1774页,2009年版第2437页)

原写的决定“政治制度”“的确定或变更”“都是由阶级斗争的具体条件和国家的根本性质相适应的”这段话被编者删除了。

这样的删改就把这“政改”的两个对象客观存在的阶级性全删除了,把我国的“国体”、“政体”歪曲成“超阶级”的了。这是为搞背离阶级性的“政改”做铺垫。

(三)增写【政治体制】词条。全文如下:

 “保证国家政治权力的形成和行使的各种组织制度、管理方式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政治制度在政治过程中的具体化,体现为政治生活中各项微观的、局部的、具体的制度安排和管理措施。通常包括政治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政府管理形式以及选举制度、人事制度、领导制度、公民权利保障制度等。”(《辞海》缩印本1999年版第1774页,2009年版第2437页)

 既然“政治制度”即“政体”即“政治体制”,那么改革政治体制即改革政治制度。编者为何还写“政治体制”词条?这只是为了搞欺骗,便于谎称“改掉旧‘政治体制’不等于改掉‘政治制度’”。

(四)删改【社会制度】词条。原写的“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社会制度”被删除了(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1578页1999年版第1912页2009年版第1652页)这是编者否定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五)删改【资产阶级专政】词条。编者把该词条原写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是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剥削”这个概念删除,把它“压迫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删除(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1437页,1999年版第1739页,200 9年版第2540页)这是编者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剥削、压迫”性质。同时还增写“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有一定进步作用”。

(六)删改【修正主义】词条。编者把“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等基本内容删除。这就是否定了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242页,1999年版第292页,200 9年版第2141页)。

编者修改以上这三个词条,就直接为辛子陵们放弃社会主义,走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的改旗易帜图谋做了铺垫和准备。

(七)删改【议会】词条。编者把“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议会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删除。重写的词条除了正面介绍“议会”,还特别增写了“曾有社会主义国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用此名”(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380页,1999年版第467页,200 9年版第2255页)。

这是编者抹杀资产阶级“议会”的阶级性,并示意: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把“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称为“议会”。

(八)删改【议会制】词条。编者把“实际上,议会权力的大小,是由资产阶级根据它的利益来决定的,议会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删除了(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380页,1999年版第467页,2009年版第2255页)这是否定议会制的阶级性。

(九)删改【议会斗争】词条。编者把“马列主义认为议会斗争不能代替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删除了(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380页,1999年版第467页,2009年版第2255页)。改写的词条仅限于承认“议会斗争”一种形式,否定了“暴力革命”。

(十)删改【三权分立】词条。编者把“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把三权分立作为政权组织的基本原则。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权力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所谓三权分立,只是用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工形式来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删除了。重写的词条是正面具体介绍这是“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国家权力由三种不同职能的国家机关行使、互相制约和平衡的学说制度。”(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20页,1999年版第24页,2009年版第1603页)这是编者否定控制“三权”的是同一个资产阶级,对“三权分立”持完全肯定的态度。

(十一)删改【多党制】词条。

编者把“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度”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改写为“某些”国家;还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和政府”实际被资产阶级“控制”的“控制”二字删除(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831页,1999年版第1002页,2009年版第0429页)。

以上(七)至(十一)五个词条,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都是删除和否定它们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这个客观事实。    

(十二)删改【阶级性】词条。把“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国家、政党、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等等,都贯穿着阶级性”这句话中的“国家、政党”删除。这是编者向读者再次明白表示:“国家、政党”都是没有“阶级性”的“全民国家”、“全民党”。

(十三)取消【议会迷】词条。全文(略)(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380页,1999年版第467页,2009年版第2255页)。编者否定马克思主义对迷信“议会”的修正主义的正确批评。

(十四)删改【民主社会主义】词条。编者删除“民主社会主义”是“公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把它以“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为幌子”中的“幌子”删除;把它“实际上,只是玩弄社会主义的词句,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删除(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380页,1999年版第467页,2009年版第1311页)。

显然,《辞海》编者以中美合编辞书为“样板”对以上这一系列词条的精心删改,都符合“美国的政治观点”和“旨意”,都符合亲美派辛子陵们“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走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取消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思路;还为辛子陵们下一步用“民主社会主义”来欺骗人民铺平了道路。

于是,辛子陵们不满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进行”,指责“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并认为这个“滞后”很危险,他们一方面担心这会使西方国家难以批准中国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另一方面,更担心这有利于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复辟”,使他们的经济私有化改革的成果会得而复失。因而他们感到非常的焦虑不安。

三、中国的改革“精英”全力贯彻美国支持的“改革”

如上所述,首先是美国通过合编辞书、《辞海》的修改,改掉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时美国宣传机器造舆论,攻击、污蔑中国是一党“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

中国的亲美派全力贯彻美国“旨意”,不但改辞书,还大写文章攻击我国的“政治体制”,这又以念珠先生的文章最为露骨和典型,他写道:“我们原来的政治体制是‘专制体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党专政’,‘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是‘封建法西斯专制’,唯一的出路就是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用多元主义取代一元主义……彻底解决‘以党代政’,撤销省市委以下的党组织”(见《法治大手笔》第1113页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

赵紫阳与念珠先生的观点不约而同。赵紫阳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不能“以党代政”,党“起保证监督作用”(即不能起领导作用)“今后要做的,是把政府各部的党组织撤销”。(见《红旗》1987年第23期)“赵紫阳在1987年1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还说:‘今后四个坚持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实指他为代表的假共产党),其他三项可以不提或少提……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谁也讲不清’。”(见李鹏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报告》)于此可见赵紫阳主张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并已见诸行动,国务院各部委的“党组织”已被他撤销,在1989年“动乱”被平息后才又恢复。

高放教授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同赵紫阳的观点也一致。高放说:“政治体制改革”要以“南斯拉夫为榜样。南斯拉夫在这方面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做得是比较彻底的。1952年之后,就明确党起引导作用,实行党政分开。党内各级领导人不兼政府的各级领导职务。党组织及其领导人不干預政府的事”(见《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第610、628页,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高放已把党的“领导”改为“引导”,要求党的干部都“不兼政府职务”,党的组织及其领导人都“不干预”政府。这实际上就取消了党的领导。这样,亲美派改革“精英”们就可实行“美国式的民主”了。

然而,人们已有目共睹: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后果真太悲惨了:国家被肢解、原领袖米洛舍维奇被捕,死于海牙獄中。

我们难道还要以南斯拉夫的“政改”为榜样,走向亡党亡国吗?

四、89年“动乱”被平息,美国软硬兼施逼中国“继续改革”

1989年,中国的亲美派改革“精英”利用“反腐败”、“反官倒”制造的“动乱”被平息,他们遭到了挫折。美国急得如丧考妣,最担心的是中国会“停止改革”。美国立即软硬兼施,逼迫中国接受美国的“支持、帮助”,“继续改革”。

美国软的一手就是:布什总统做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工作”。他说:“我们将继续设法使中国领导相信,使改革继续前进对他们是有利的……推动改革要做的事情之一是同美国的接触不要中断,我们对中国的改革是支持的”(《参考消息》1989年6月28日、29日)。

美国总统布什还派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到北京求见邓小平,他转告布什称赞“邓小平是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的,邓小平答道:“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我们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邓选》第3卷第350页)。

布什总统还派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邓小平回答尼克松说:“(你)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的改革开放肯定继续下去…不管我是否还担任职务,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邓选》第3卷第332页)。可见最早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竟是尼克松。

尼克松自己对这次尼邓95分钟的会谈是满意的:“尼克松结束对华5天的访问,临上飞机时,他对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说,这次访问是成功的,他感到非常满意”((文汇报)1989年11月3日)。

   在派尼克松访华前布什就说:“尼克松被中国视为‘老朋友’,与中国领导人之间是能进行十分坦率交谈的……我们现在试用悄悄的办法来寻求使两国关系回到更为正常的状态”。在尼克松访华后布什的评价是:“尼克松访华有非常大的贡献”,对美国“十分有益”(见《文汇报》1989年11月9日)。在这里,布什是指美国“试用了悄悄的办法”与中国领导人“坦率交谈”中所得到的“东西”对美国是“十分有益”的。显然,布什和尼克松都不会认为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美国“十分有益”。

美国总统布什还派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基辛格对邓小平说:“我昨天听到了消息,(你虽退休)但你将始终有很大的影响力”,邓小平说:“你不反对吧”,基辛格答:“我赞成……我相信正像你过去起的作用一样”(《文汇报》1989年11月11日)。这说明美国相信邓小平在中国即使不“担任职务”仍起“决定”作用。

美国软的一手如上,同时还有硬的一手是:美国众参两院通过《进一步制裁中国的决议》。随后又通过修正案,“这项修正案规定,如总统能向国会提出报告,说明中国在政治改革中取得进展,或出于美国‘国家利益’考虑,可撤销对中国的制裁措施”(见《文汇报》1989年11月20日第2版,据新华社11月19日电)。这是美国国会《决议》正式“规定”美国总统有权领导和监督中国“政治改革”了,如果中国政治不改革就制裁。足见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极其重视,是把它作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考虑的。尼克松也是把中国的“改革”视作美中“共同利益”,布什说:“和我一样,尼克松了解美中关系的极其重要性”(《文汇报》89年11月9日)。

在美国众参两院通过上述《决议》修正案后,布什总统似乎得到了国会“授权”,他很“振奋”地说:“我愿成为一个帮助巩固全球民主变革的总统……这是一个人作为总统最令人振奋的时代……我希望当好这个总统”(《参考消息》1990年4月25日)。

后来,还有美国财长保尔森威胁中国政府说:“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开放,美国绝不会置之不理。”(《参考消息》2009年11月25日)。

为什么这样反复运用软硬两手,足见美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何等重视!这难道还不能提醒我们全党全国人民警觉和深思吗?

五、中国的改革“精英”竭力贯彻美国支持的“继续改革”

中国的亲美派改革“精英”大造超阶级的“民主”、“法制”的舆论,鼓吹用“最好的”“美国式的民主”来改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辛子陵们写了许多文章,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打着改革政治体制的旗号,攻击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和赞扬西方国家的“民主宪政”。搞《零八宪章》的精英们也否定马克思主义,要求实行“民主宪政”。不少媒体也大造不满“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舆论。

对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高锴发表文章说:“我国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宪法共138条,全都用的是规范性法律语言,这才是法律规定……任何一条中,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规定。”高锴解释说:“宪法《序言》中多处写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宪法规定的”(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

高锴是以“原全国人大”法制研究室主任身份解释宪法,恰恰暴露这些“精英”玩弄“修宪”是有“预谋”的:在1982年是他们不敢明说取消“党的领导”就玩了一个“花招”,在《序言》中强调“党的领导”、在“条文”中删除“党的领导”,使人感到似乎为了避免重复;之后,则由这位法律专家高锴出来“解释宪法”说:“《序言》中写的不属法律‘规定’,‘条文’写的才属法律‘规定’”,这表明已否定了党的领导。如此“招”不灵还有备用的另一招,也还是曹思源等这批法律专家又开修宪研讨会,建议“人大”再次修改1982年宪法,“删除宪法《序言》”(见香港《明报》2003年6月30日报道)。反正“修宪权”、“解释权”都掌握在这夥“精英”手里,宪法可以改了再改,他们就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名,不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在中国实行“美国式的民主”,死不罢休。

六、美国“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

美国既然梦寐以求要消灭共产主义,直至于今在我国周边不断搞军事演习、武力威胁我国、对台扩大军售……然而,奇怪的是:美国统治阶级朝野的反共领袖、智谋人物,还有美国国会的《决议》,为什么又竭力“支持、帮助”中国的“改革开放”呢?

这需要把某些政治家说的做的及其真实意图和行动作分析。因为事实上:有些话是“又说又做”,有些话是“只说不做”或“说做相反”的,特别是有些话在不同场合又有不同说法,应该看到:

在另一个场合,尼克松则说:“北京在公开场合不会放弃反对资本主义,但是如果中国的行动不再限于言辞……那么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就马上分裂开来”(《1999不战而胜》第305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尼克松把中国“反对资本主义”的“言辞”和“行动”作了区分,他认定:中国领导人说“反对资本主义”、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是“言辞”,是“只说不做”的。

在另一个场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实话实说:“共产主义是在实行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名义下崩溃的,后二者的价值观同美国相似得出奇”(《西方对外策略资料》第1辑第42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他认定只要中国搞“民主和市场经济”就会自我崩溃。

在另一个场合,赵紫阳也说真话:“改革开放与政治上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有矛盾的”,本来“中国革命胜利后”是“不能够实行社会主义,只能进行社会主义的准备…也可称为新民主主义阶段”(《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第71、43页)。他认定: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搞错了。《炎黄春秋》和一些改革“精英”至今始终紧跟赵紫阳,一直在大造“回归新民主主义”的舆论,他们都认为新中国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搞错了,必须退回去,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改革掉!重新发展资本主义!

以上美国政治家、赵紫阳和《炎黄春秋》所说,意图目的很明确,都是要引导中国搞一个取消“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

经济基础改得差不多了,现在要改上层建筑了。我国的改革“精英”否定民主的阶级性,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说成普世价值,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其实,能导致“共产主义崩溃”的“美国式的民主”,绝对不是“好东西”。连美国的亲密盟友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也批评美国说:“过分依赖军事力量,企图把民主强加于中东”(《参考消息》2008年9月8日)。如果美式“民主”真是个没有阶级性的“好东西”,为什么要“靠武力强加于中东”?中东还宁死也不接受呢?

实质上,美国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要把美国的经济制度和“美式民主”强加给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美合编辞书、《辞海》、《炎黄春秋》同美国朝野反共人士相互呼应,都是想贯彻美国的“旨意”搞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这是只会导致中国的社会主义走向“崩溃”的“改革开放”。然而,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始终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的改革开放。辛子陵们想取消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前提很难得逞,只得一次又一次地不断空喊“攻坚”,慨叹“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太难”了。

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绝不容许动摇这个立国之本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也是立党之本。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一次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又重申:“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始终坚持把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见2011年3月14日全国各报)。这代表党心、民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必失天下。

四项基本原则不仅写在我们的宪法、党章、党的基本路线中,而且早已深入人心.。实践已证明:先后已有两个前总书记就是由于动摇四项基本原则而“栽了跟头”;《辞海》正副主编都说他们跟着美国的“政治观点”删改词条,已使自己如“坐在火山口上”、冒“砍头”的危险;(见《文汇报》2010年3月8日第12版)现在辛子陵又公然以中国改革开放代言人身份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放弃社会主义,改弦易辙,走资本主义道路”,妄想用行动来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理直气壮搞资本主义”,岂不会把自己碰得粉身碎骨吗?

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和广大人民绝不容许改弦易辙、改旗易帜、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改革开放已到认清并回绝美国的“支持”和威胁,大力驳斥《辞海》、《炎黄春秋》和辛子陵们改革“精英”的错误与谬论的时候了!

(本文增加批驳某些人和《炎黄春秋》新的谬论,于2012年3月3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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