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什么“支持、帮助”中国的“改革开放”？

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

——兼评美国“支持、帮助”中国的“改革开放”

陈守礼

西方国家是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为什么却又迟迟不承认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呢？这就是某些人一再说的由于中国“政治体制”还没有改革，中国还自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未脱掉“社会主义”帽子，西方是不会承认中国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

对此，现在辛子陵已以中国改革开放的代言人身份把话挑明了，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改弦易辙，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经济改革成就很大”，但“开放报禁党禁，实行民主宪政，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还未进行。这就明白说出要进一步“改革开放”，脱掉“社会主义”帽子，改成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才算“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见辛子陵：《在科技部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怎么改革“政治体制”呢？《炎黄春秋》“出主意”了，它在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的“新年献词”中，只讲“政治体制”改革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第1页）。

有位领导人在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时，竟与《炎黄春秋》高度一致，他也是只强调“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要继续大胆地试”。这都是隐瞒这次“谈话”的前提“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基本路线又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断章取义曲解邓小平“南方谈话”，企图搞取消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

试问：对政治体制改革“大胆试”岂不就是想试一试“取消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前提吗？那么，又用什么来“取而代之”呢？

《炎黄春秋》又发表一篇文章，介绍王元化在临死之前说他不赞成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作为一种宗教去信仰”，并接着说：“美国式的民主是最好的”，“目前来说还没有另外一种制度”“比这个更好的了”（《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第15-16页）。《炎黄春秋》挑选在此时此刻发表此文，岂不是希望用“美国式的民主”来取代四项基本原则吗？真是用心良苦矣！

但是，他们这一伙“改革家”要改掉四项基本原则，只是一厢情愿，全党全国人民是再也不会上当受骗了。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有美国在竭力“支持、帮助”，当年美国总统老布什说得很坦白：“我们支持中国的改革……我愿成为一个帮助巩固全球民主变革的总统”（《参考消息》1990年4月25日）。中国的改革“精英”一直在竭力配合。

他们都认为经济改革基本上已改得差不多了，但政治改革“滞后”了。现在，笔者就对美国怎样“支持、帮助”中国的意识形态、政权、政治制度的改革和中国改革“精英”怎样配合作如下述评。

一、美国支持中国“改革”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不愧为有战略眼光的资产阶级聪明领袖。尼克松说：“美国用外援来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服务：第一是意识形态的力量。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失利，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交流将毫无意义。……”（见《1999不战而胜》第114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尼克松把“意识形态的力量”放在比“武器、条约、贸易”更重要的位置上。

可悲的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修正主义者与尼克松相反，只讲“国家关系要超越意识形态”,要“韬光养晦”。实际是不断淡化、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迎合“和平演变”。曾几何时：一方是“不战而胜”，另一方是苏东欧“剧变”，不少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就出现了“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就是所谓“冷战”，实即“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较量”。

在这场“较量”中，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早就配合、紧跟尼克松了，赵紫阳说：“社会主义要演变（意指实行市场经济），演变就是进步，因此，不能反对和平演变……反和平演变，这就是要恢复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赵紫阳还说：“我当总书记对意识形态没兴趣，我不让邓力群管意识形态，把他的研究室撤了。”（见《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第46、238页，香港开放出版社2007年）赵紫阳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搞“和平演变”，后来还明确表示“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

美国在中国共产党内有这样忠实的代理人，也就难怪同意在辞书中写“赵紫阳是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了（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第469页），以便欺骗中国人民跟赵紫阳走。

大家都知道，美国始终没有放松过全面的“冷战”和局部的“热战”，文武配合。美国历届总统上台的就职演说总是强调要消灭共产主义。这是美国的“战略目标”。尼克松认为首先要消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把美国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推广到全球。

怎样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呢？中美一些“精英”就想到修订辞书是个好办法。比如中国1979年版《辞海》是在毛泽东关怀下修订的，其中就有成千上万的词条是体现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和业绩、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如果把这些词条完全改掉，岂不就可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网打尽”了吗？

但是，直接“修改”中国的辞书太露骨、不策略。于是，耍个花招，在“文化交流”的名义下，由美中两国的“精英”合作，从搞美中合编辞书下手。利用美中合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该辞书的《前言》中，宣布编译方针是：“全部条目”的写法按“美国原书的政治观点”“只译不改”；还有“纯粹属于中国的条目”怎么写法，则由美中双方“协商”解决。

所谓双方“协商”解决，例如写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经双方“协商”，美方“不接受”就按美方“意见”删除；美方愿意“接受”赵紫阳的“假共产主义”，就写赵紫阳是“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家”（见中美合编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第740页和第9卷第469页）。实际上都是按美国“不接受”或“接受”的“意见”办，以美国的“政治观点”取代中国的“政治观点”。

1986年该辞书在中国出版，就叫做中美合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担任该辞书的中方“政治顾问”宦乡就大讲：“必须抓紧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改革……改革的严重任务是……必须把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破除掉”（见上海《社会科学报》1987年1月1日）。这就道出了搞合编辞书的真实意图是：要“破除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搞出一个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假共产主义”来欺骗中国人民。

这部“中美合编辞书”出版后，中国《辞海》的主编夏征农发表《公开信》说：“此后《辞海》等辞书均按此意见办”（见《百年潮》2000年第6期）。这就是以中美合编辞书为“样板”，按美国“不接受”或“接受”的“意见”办，修改我国的“《辞海》等辞书”。亦即是中国的辞书一律按中美合编辞书的写法——用美国的“政治观点（意识形态）”取代中国的“政治观点（意识形态）”。但是《辞海》为了掩人耳目，釆取每十年修订一次，悄悄地搞“逐步取代”。

就是这样，美国“支持”中国改革,首先把美国的意识形态“赠送”给了中国。为中国的“改朝换代”的政治改革铺平道路。

对此，中国的改革“精英”谢泳发表文章得意地写道：“改朝换代”总是要先做两件事，即“修改历史教科书和辞典”，“50年代初，中国社会突然转型……除了教科书以外……《王云五大辞典》被修改，对于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没有表现出普遍的抵抗性，可能是他们后来悲剧命运的开始……改革开放以来辞典的‘变化’，在政治历史（意识形态）名词的解释方面，基本上是一个回到王云五时代的态度。”（见《东方文化》杂志2002年第4期）大家都知道，王云五是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是中国内战的战犯，败逃台湾继续任行政院副院长。谢泳欢呼《辞海》的修订是“回到王云五时代去”！

在造舆论“破除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方面的荒谬文章是太多了，尤以辛子陵的《讲话》最为极端和荒唐，他竟造谣说马克思已否认他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又造谣说恩格斯已自己放弃“共产主义理论”；还造谣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都已转变为修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者”；他更造谣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空想社会主义者、野心家”。关于辛子陵疯狂地“破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笔者已另有专文批驳。（请阅《中华魂》2012年第1期）

如上所述，美国就这样勾结中国的亲美派改革“精英”，通过美中合编辞书，通过《辞海》的修改，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为《辞海》有十多万个词条，大多数人是没有工夫去细看的，更没有时间将新、旧版本的词条作对比，去发现他们悄悄地对成千上万的词条所作的取消和删改。所以，至今恐怕仍然还有很多人被“蒙在鼓里”。

下面笔者继续揭露《辞海》根据美方意见，为了配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对有关词条所作的种种删改：

二、美国怎样“支持”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为了改掉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权和政治制度”，《辞海》以中美合编辞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为“样板”，用美国的“政治观点”删改有关政权、政治制度的一系列词条，为改掉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铺路。

（一）删改原【政权】词条。1979年版的全文是：

“【政权】政权也叫国家政权，通常指国家权力，即统治阶级实行统治的权力，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保证其实现。有时也指体现这种权力的机关。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笔者注：凡是1979年版写了的被后来各修订版编者删除、取消的文字，笔者均划横线用黑体字标明。下同）

之后各修订版改写的【政权】词条，全文如下：

 “【政权】政权亦称国家政权。通常指国家权力，有时亦指体现这种权力的机关。”（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1465页，1989年版第1653页，1999年版第1774页，2009年版第2435页）原写“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等被删除了。

（二）删改原【政治制度】词条。1979年版的全文是：

 “通常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及其有关的制度，它的确定或变更，都是由阶级斗争的具体条件所决定，是和国家的根本性质相适应的。”

后来各修订版改写的【政治制度】词条。全文如下：

“通常指政权的组织形式，即政体。广义包括政治领域的各项制度。中国的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第1466页，1989年版第1654页，1999年版第1774页，2009年版第2437页）

原写的决定“政治制度”“的确定或变更”“都是由阶级斗争的具体条件和国家的根本性质相适应的”这段话被编者删除了。

这样的删改就把这“政改”的两个对象客观存在的阶级性全删除了，把我国的“国体”、“政体”歪曲成“超阶级”的了。这是为搞背离阶级性的“政改”做铺垫。

（三）增写【政治体制】词条。全文如下：

 “保证国家政治权力的形成和行使的各种组织制度、管理方式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政治制度在政治过程中的具体化，体现为政治生活中各项微观的、局部的、具体的制度安排和管理措施。通常包括政治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政府管理形式以及选举制度、人事制度、领导制度、公民权利保障制度等。”（《辞海》缩印本1999年版第1774页，2009年版第2437页）

 既然“政治制度”即“政体”即“政治体制”，那么改革政治体制即改革政治制度。编者为何还写“政治体制”词条？这只是为了搞欺骗，便于谎称“改掉旧‘政治体制’不等于改掉‘政治制度’”。

（四）删改【社会制度】词条。原写的“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社会制度”被删除了（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1578页1999年版第1912页2009年版第1652页）这是编者否定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五）删改【资产阶级专政】词条。编者把该词条原写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是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剥削”这个概念删除，把它“压迫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删除（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1437页，1999年版第1739页，200 9年版第2540页）这是编者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剥削、压迫”性质。同时还增写“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有一定进步作用”。

（六）删改【修正主义】词条。编者把“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等基本内容删除。这就是否定了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242页，1999年版第292页，200 9年版第2141页）。

编者修改以上这三个词条，就直接为辛子陵们放弃社会主义，走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的改旗易帜图谋做了铺垫和准备。

（七）删改【议会】词条。编者把“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议会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删除。重写的词条除了正面介绍“议会”，还特别增写了“曾有社会主义国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用此名”（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380页，1999年版第467页，200 9年版第2255页）。

这是编者抹杀资产阶级“议会”的阶级性，并示意：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把“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称为“议会”。

（八）删改【议会制】词条。编者把“实际上，议会权力的大小，是由资产阶级根据它的利益来决定的，议会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删除了（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380页，1999年版第467页，2009年版第2255页）这是否定议会制的阶级性。

（九）删改【议会斗争】词条。编者把“马列主义认为议会斗争不能代替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删除了（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380页，1999年版第467页，2009年版第2255页）。改写的词条仅限于承认“议会斗争”一种形式，否定了“暴力革命”。

（十）删改【三权分立】词条。编者把“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把三权分立作为政权组织的基本原则。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权力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所谓三权分立，只是用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工形式来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删除了。重写的词条是正面具体介绍这是“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国家权力由三种不同职能的国家机关行使、互相制约和平衡的学说制度。”（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20页，1999年版第24页，2009年版第1603页）这是编者否定控制“三权”的是同一个资产阶级，对“三权分立”持完全肯定的态度。

（十一）删改【多党制】词条。

编者把“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度”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改写为“某些”国家；还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和政府”实际被资产阶级“控制”的“控制”二字删除（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831页，1999年版第1002页，2009年版第0429页）。

以上（七）至（十一）五个词条，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都是删除和否定它们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这个客观事实。    

（十二）删改【阶级性】词条。把“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国家、政党、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等等，都贯穿着阶级性”这句话中的“国家、政党”删除。这是编者向读者再次明白表示：“国家、政党”都是没有“阶级性”的“全民国家”、“全民党”。

（十三）取消【议会迷】词条。全文（略）（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380页，1999年版第467页，2009年版第2255页）。编者否定马克思主义对迷信“议会”的修正主义的正确批评。

（十四）删改【民主社会主义】词条。编者删除“民主社会主义”是“公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把它以“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为幌子”中的“幌子”删除；把它“实际上，只是玩弄社会主义的词句，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删除（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380页，1999年版第467页，2009年版第1311页）。

显然，《辞海》编者以中美合编辞书为“样板”对以上这一系列词条的精心删改，都符合“美国的政治观点”和“旨意”，都符合亲美派辛子陵们“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走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取消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思路；还为辛子陵们下一步用“民主社会主义”来欺骗人民铺平了道路。

于是，辛子陵们不满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进行”，指责“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并认为这个“滞后”很危险，他们一方面担心这会使西方国家难以批准中国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另一方面，更担心这有利于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复辟”，使他们的经济私有化改革的成果会得而复失。因而他们感到非常的焦虑不安。

三、中国的改革“精英”全力贯彻美国支持的“改革”

如上所述，首先是美国通过合编辞书、《辞海》的修改，改掉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时美国宣传机器造舆论，攻击、污蔑中国是一党“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

中国的亲美派全力贯彻美国“旨意”，不但改辞书，还大写文章攻击我国的“政治体制”，这又以念珠先生的文章最为露骨和典型，他写道：“我们原来的政治体制是‘专制体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党专政’，‘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是‘封建法西斯专制’，唯一的出路就是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用多元主义取代一元主义……彻底解决‘以党代政’，撤销省市委以下的党组织”（见《法治大手笔》第1113页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

赵紫阳与念珠先生的观点不约而同。赵紫阳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不能“以党代政”，党“起保证监督作用”（即不能起领导作用）“今后要做的，是把政府各部的党组织撤销”。（见《红旗》1987年第23期）“赵紫阳在1987年1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还说：‘今后四个坚持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实指他为代表的假共产党），其他三项可以不提或少提……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谁也讲不清’。”（见李鹏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报告》）于此可见赵紫阳主张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并已见诸行动，国务院各部委的“党组织”已被他撤销，在1989年“动乱”被平息后才又恢复。

高放教授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同赵紫阳的观点也一致。高放说：“政治体制改革”要以“南斯拉夫为榜样。南斯拉夫在这方面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做得是比较彻底的。1952年之后，就明确党起引导作用，实行党政分开。党内各级领导人不兼政府的各级领导职务。党组织及其领导人不干預政府的事”（见《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第610、628页，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高放已把党的“领导”改为“引导”，要求党的干部都“不兼政府职务”，党的组织及其领导人都“不干预”政府。这实际上就取消了党的领导。这样，亲美派改革“精英”们就可实行“美国式的民主”了。

然而，人们已有目共睹：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后果真太悲惨了：国家被肢解、原领袖米洛舍维奇被捕，死于海牙獄中。

我们难道还要以南斯拉夫的“政改”为榜样，走向亡党亡国吗？

四、89年“动乱”被平息，美国软硬兼施逼中国“继续改革”

1989年，中国的亲美派改革“精英”利用“反腐败”、“反官倒”制造的“动乱”被平息，他们遭到了挫折。美国急得如丧考妣，最担心的是中国会“停止改革”。美国立即软硬兼施，逼迫中国接受美国的“支持、帮助”，“继续改革”。

美国软的一手就是：布什总统做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工作”。他说：“我们将继续设法使中国领导相信，使改革继续前进对他们是有利的……推动改革要做的事情之一是同美国的接触不要中断,我们对中国的改革是支持的”（《参考消息》1989年6月28日、29日）。

美国总统布什还派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到北京求见邓小平，他转告布什称赞“邓小平是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的，邓小平答道：“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我们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邓选》第3卷第350页）。

布什总统还派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邓小平回答尼克松说：“（你）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的改革开放肯定继续下去…不管我是否还担任职务，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邓选》第3卷第332页）。可见最早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竟是尼克松。

尼克松自己对这次尼邓95分钟的会谈是满意的：“尼克松结束对华5天的访问，临上飞机时，他对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说，这次访问是成功的，他感到非常满意”（（文汇报）1989年11月3日）。

   在派尼克松访华前布什就说：“尼克松被中国视为‘老朋友’，与中国领导人之间是能进行十分坦率交谈的……我们现在试用悄悄的办法来寻求使两国关系回到更为正常的状态”。在尼克松访华后布什的评价是：“尼克松访华有非常大的贡献”，对美国“十分有益”（见《文汇报》1989年11月9日）。在这里，布什是指美国“试用了悄悄的办法”与中国领导人“坦率交谈”中所得到的“东西”对美国是“十分有益”的。显然，布什和尼克松都不会认为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美国“十分有益”。

美国总统布什还派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基辛格对邓小平说：“我昨天听到了消息，（你虽退休）但你将始终有很大的影响力”，邓小平说：“你不反对吧”，基辛格答：“我赞成……我相信正像你过去起的作用一样”（《文汇报》1989年11月11日）。这说明美国相信邓小平在中国即使不“担任职务”仍起“决定”作用。

美国软的一手如上，同时还有硬的一手是：美国众参两院通过《进一步制裁中国的决议》。随后又通过修正案，“这项修正案规定，如总统能向国会提出报告，说明中国在政治改革中取得进展，或出于美国‘国家利益’考虑，可撤销对中国的制裁措施”（见《文汇报》1989年11月20日第2版，据新华社11月19日电）。这是美国国会《决议》正式“规定”美国总统有权领导和监督中国“政治改革”了,如果中国政治不改革就制裁。足见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极其重视，是把它作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考虑的。尼克松也是把中国的“改革”视作美中“共同利益”，布什说：“和我一样，尼克松了解美中关系的极其重要性”（《文汇报》89年11月9日）。

在美国众参两院通过上述《决议》修正案后，布什总统似乎得到了国会“授权”，他很“振奋”地说：“我愿成为一个帮助巩固全球民主变革的总统……这是一个人作为总统最令人振奋的时代……我希望当好这个总统”（《参考消息》1990年4月25日）。

后来，还有美国财长保尔森威胁中国政府说：“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开放，美国绝不会置之不理。”（《参考消息》2009年11月25日）。

为什么这样反复运用软硬两手，足见美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何等重视！这难道还不能提醒我们全党全国人民警觉和深思吗？

五、中国的改革“精英”竭力贯彻美国支持的“继续改革”

中国的亲美派改革“精英”大造超阶级的“民主”、“法制”的舆论，鼓吹用“最好的”“美国式的民主”来改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辛子陵们写了许多文章，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打着改革政治体制的旗号，攻击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和赞扬西方国家的“民主宪政”。搞《零八宪章》的精英们也否定马克思主义，要求实行“民主宪政”。不少媒体也大造不满“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舆论。

对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高锴发表文章说：“我国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宪法共138条，全都用的是规范性法律语言，这才是法律规定……任何一条中，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规定。”高锴解释说：“宪法《序言》中多处写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宪法规定的”（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

高锴是以“原全国人大”法制研究室主任身份解释宪法，恰恰暴露这些“精英”玩弄“修宪”是有“预谋”的：在1982年是他们不敢明说取消“党的领导”就玩了一个“花招”，在《序言》中强调“党的领导”、在“条文”中删除“党的领导”，使人感到似乎为了避免重复；之后，则由这位法律专家高锴出来“解释宪法”说：“《序言》中写的不属法律‘规定’，‘条文’写的才属法律‘规定’”，这表明已否定了党的领导。如此“招”不灵还有备用的另一招，也还是曹思源等这批法律专家又开修宪研讨会，建议“人大”再次修改1982年宪法，“删除宪法《序言》”（见香港《明报》2003年6月30日报道）。反正“修宪权”、“解释权”都掌握在这夥“精英”手里，宪法可以改了再改，他们就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名，不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在中国实行“美国式的民主”，死不罢休。

六、美国“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

美国既然梦寐以求要消灭共产主义，直至于今在我国周边不断搞军事演习、武力威胁我国、对台扩大军售……然而，奇怪的是：美国统治阶级朝野的反共领袖、智谋人物，还有美国国会的《决议》，为什么又竭力“支持、帮助”中国的“改革开放”呢？

这需要把某些政治家说的做的及其真实意图和行动作分析。因为事实上：有些话是“又说又做”，有些话是“只说不做”或“说做相反”的，特别是有些话在不同场合又有不同说法，应该看到：

在另一个场合，尼克松则说：“北京在公开场合不会放弃反对资本主义，但是如果中国的行动不再限于言辞……那么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就马上分裂开来”（《1999不战而胜》第305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尼克松把中国“反对资本主义”的“言辞”和“行动”作了区分，他认定：中国领导人说“反对资本主义”、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是“言辞”，是“只说不做”的。

在另一个场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实话实说：“共产主义是在实行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名义下崩溃的，后二者的价值观同美国相似得出奇”（《西方对外策略资料》第1辑第42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他认定只要中国搞“民主和市场经济”就会自我崩溃。

在另一个场合，赵紫阳也说真话：“改革开放与政治上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有矛盾的”，本来“中国革命胜利后”是“不能够实行社会主义，只能进行社会主义的准备…也可称为新民主主义阶段”（《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第71、43页）。他认定：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搞错了。《炎黄春秋》和一些改革“精英”至今始终紧跟赵紫阳，一直在大造“回归新民主主义”的舆论，他们都认为新中国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搞错了，必须退回去，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改革掉！重新发展资本主义！

以上美国政治家、赵紫阳和《炎黄春秋》所说，意图目的很明确，都是要引导中国搞一个取消“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

经济基础改得差不多了，现在要改上层建筑了。我国的改革“精英”否定民主的阶级性，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说成普世价值，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其实，能导致“共产主义崩溃”的“美国式的民主”，绝对不是“好东西”。连美国的亲密盟友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也批评美国说：“过分依赖军事力量，企图把民主强加于中东”（《参考消息》2008年9月8日）。如果美式“民主”真是个没有阶级性的“好东西”，为什么要“靠武力强加于中东”？中东还宁死也不接受呢？

实质上，美国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要把美国的经济制度和“美式民主”强加给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美合编辞书、《辞海》、《炎黄春秋》同美国朝野反共人士相互呼应，都是想贯彻美国的“旨意”搞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这是只会导致中国的社会主义走向“崩溃”的“改革开放”。然而，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始终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的改革开放。辛子陵们想取消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前提很难得逞，只得一次又一次地不断空喊“攻坚”，慨叹“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太难”了。

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绝不容许动摇这个立国之本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也是立党之本。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一次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又重申：“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始终坚持把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见2011年3月14日全国各报）。这代表党心、民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必失天下。

四项基本原则不仅写在我们的宪法、党章、党的基本路线中，而且早已深入人心.。实践已证明：先后已有两个前总书记就是由于动摇四项基本原则而“栽了跟头”；《辞海》正副主编都说他们跟着美国的“政治观点”删改词条，已使自己如“坐在火山口上”、冒“砍头”的危险；（见《文汇报》2010年3月8日第12版）现在辛子陵又公然以中国改革开放代言人身份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放弃社会主义，改弦易辙，走资本主义道路”，妄想用行动来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理直气壮搞资本主义”，岂不会把自己碰得粉身碎骨吗？

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和广大人民绝不容许改弦易辙、改旗易帜、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改革开放已到认清并回绝美国的“支持”和威胁，大力驳斥《辞海》、《炎黄春秋》和辛子陵们改革“精英”的错误与谬论的时候了！

（本文增加批驳某些人和《炎黄春秋》新的谬论，于2012年3月3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