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你都70岁了，别种地了……”

 

　　2021-04-17 12:05:44  来源： 子夜呐喊   作者：子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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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假期“响应号召”留在了城里过年，本打算趁着清明假期回家乡看一下年迈的父母，却因临时出差未能如愿。

　　前几天给母亲打电话，听母亲拉家常，秧田已经平整好等着培育秧苗，菜地的青菜种子也下播了……听到这些我就忍不住要跟母亲发火，本来已经答应我今年不再种地了，现在却又种上了;这样的“违背承诺”几乎年年都在发生。

　　家里菜地附近用来抗旱的池塘是大跃进时期修的，而今早就被别人填上了盖房子了。去年夏天大旱，母亲要走两里多地去挑水浇菜，还把腰扭伤过，躺在床下一个星期下不了地;今年母亲已经70岁了，劳累了一辈子本就已伤病缠身，我实在不忍心再让她下地干活。

　　然而，母亲却照旧像往年一样絮叨起来，“你还欠着房贷，孩子还要上学，城里吃的东西又那么贵，村里亲戚红事白事都得随礼……我自己干一点算一点……”

　　让父母来城里跟着我同住，倔强的他们却坚决不同意，总是担心给我增加负担;给母亲的钱也被她一分一厘地存了起来，她的打算是万一生个大病还能应急。去年父亲脑梗复发，虽说新农合报销了一部分，自己还是花了好几千。

　　

— 2 —

 

　　母亲常常调侃，说她是天生的“劳碌命”。

　　母亲生于1951年，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五六岁就开始在家里干活;生产队学校的老师上门要她去读书，却被守旧的外婆拦在家里干农活;在红火的人民公社，她是劳动能手;包产到户以后，她又起早贪黑，种菜卖钱，供我读书，不想让我再经历她错失学堂门的遗憾。

　　初中的时候，父亲在外地打工，有一次下晚自习回到家，母亲还独自一人在田里割稻子，我给她送水的时候告诉她，“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等我上了大学、挣了大钱，你就可以享福了。”这时，母亲欣慰地笑了……

　　一转眼过去20多年，我却没能兑现让母亲“享福”的承诺，倒不是真的没有能力让她“享福”，只是倔强的她想为我减轻生活的压力，毕竟在母亲看来，我现在还远没有“挣到大钱”的地步。

　　早上打着伞送女儿上学，走在城市的柏油马路上看着匆匆的路人，情不自禁地记起中学时代蹬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泥泞的小路上雨中骑行的场景。泥巴糊满了车轮，顶住了挡泥板，实在蹬不动了，不懂事的我为了上学不迟到，就一赌气把自行车丢在路边。倒不是真的敢丢了，因为我知道父亲正挑着满满两筐青菜陪母亲送到县城里去卖，他们走在不远的身后。无法想象他们后来是费了怎样的气力挑着重重的蔬菜，还把自行车搬到县城又搬回家的，长大后每每忆及此事就羞愧不已……

　　社会在发展、生产力在进步、物质在繁荣，一代人却有一代人的烦恼。父母为一家生计和我的前途在泥泞土路上奔波，而今我又在为一家生计和女儿的前途在柏油马路上奔波。

　　经历了沧海桑田的时代变迁，回过头看，我与当年外出打工的父亲其实还是同一个身份——“打工人”，无非是已经落户城市、有学历、外表光鲜的“打工人”。

　　

— 3 —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像母亲这样70岁还在种地的人不在少数，老年人种地是一种普遍现象。

　　

　　而像父亲这样的男性农民，只要有工地愿意要，他们依然会出去打工。只是满了70岁无法买工伤保险，用人单位往往为了不承担风险，拒绝招收70岁以上的雇工。

　　2016年4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目前的2.73亿农民工里，50岁以上的总数超过4600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50%;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人们能看到的更多是中老年农民工的身影。按照有关规定，超过60岁的农民工无法上到一线高空作业，而那些最脏、最累、最琐碎的杂工工种往往是由这群人来完成。

　　朴实、勤劳、善良……我们几乎可以用世间一切最美好的词汇，来形容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大学时代，我与另一个同学去山西的农村做社会调查，那天下起了大雪，傍晚我们迷路了，问路的时候被一户村民主动叫到家里吃住，第二天临走的时候却不肯收我们一分钱。

　　有时，笔者常常在想，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中国农民真的是“劳碌命”吗?

　　“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创高产的大寨，太行山上凿出“人工天河”的红旗渠，“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沙石峪……一个个人间奇迹，八万多座水库，是几万万被组织起来了的中国农民一锤一镐实干出来的;从人拉肩扛、骡马耕种，到生产队里霸气的联合收割机，生产方式的变迁见证了毛泽东时代农业支援工业、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壮举，这些更离不开中国农民的辛劳。

　　然而，在这样的物质基础，本该开始“享福”的中国农民在分田单干以后，却不得不继续劳碌下去。如果不是80年代初生产队里的“分田分农具真忙”，抽水机、脱粒机、拖拉机被锯成小块分了当废铁卖，母亲或许也不必挑菜上街，一个人披星戴月割稻子吧……

　　八九十年代成为第一批“打工人”的中国农民，他们子女的身份依然还是“打工人”。老一辈农民为子女几十到几百块钱的学费、生活费发愁;他们的子女而今却要为几十到几百万的房贷以及孙辈的各种校外辅导费发愁，为了攒个首付，甚至还要掏空老一辈的积蓄。

　　命运的转轨在70年代末就已发生，他们的子女不过是沿着他们转轨后的人生轨迹，继续前行。其实，真的不是他们闲不下来，而是他们跟我母亲的想法完全一样——给子女分担一份压力。

　　

— 4 —

 

　　在笔者劝母亲不要再种地的时候，朋友转来了2018年《人民日报》公众号转发“国馆”的一篇自媒体文章《“妈，你才70岁，去打份工吧”》：

　　

　　“国馆”的这篇自媒体文章写了深圳的一位老板的焦虑：“我妈70岁了，我还和她说，妈，你才70岁，去打份工吧。”

　　——在这位老板看来，让父母去打工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存在感”和“目标感”，体现人生价值。

　　笔者可以理解这位已经成为中产精英的深圳小老板的焦虑，却很难感同身受和共情。

　　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先富起来的人已经给自己的狗吃上黄金蟹了，一般的人却都还吃不起。

　　有的人打工是为了活命，有的人“打工”却只是为了刷“存在感”。

　　中产精英自个儿关起门矫(吃)情(屎)并无大碍，顶流自媒体把这个场景端出来教众人围观，却是十足地有病了。自媒体矫情一下叫缺德，不是自媒体的自媒体矫情起来却是索命的。

　　上个月，延迟退休落地的消息公布以后，这篇文章又被人扒了出来，原来这就叫做“未卜先知”、“未雨绸缪”、“舆论动员”……

　　类似的套路还有前几天刷屏的一则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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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酷的市场和金钱社会，已经慢慢撕裂了传统家庭的“温情脉脉”。

　　70岁还有劳动能力的老人，情愿或不情愿地要为依然是“打工人”的子女分担压力而出去打工;而那些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则反过头来又成了年轻一辈的“养老压力”。

　　2013年，赵宝刚执导的电视剧《老有所依》上映，刘涛饰演的江木兰在北京打工，与北京本地居民吕希成婚。相比其他打工人，江木兰和吕希夫妻俩还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然而他们也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吕希的父亲意外摔死，留下了瘫痪的吕希的母亲，为了不拖累儿子，吕希的母亲选择了自杀;江木兰的父亲因为白内障失明，还要照顾老年痴呆的爷爷……

　　在这部剧里，父母都成了“累赘”，当老年痴呆的爷爷在家里胡“作”时，江木兰的母亲向他怒吼，“你为什么要害我们?你怎么还不死?!”

　　不过，这部剧最终走向了“大圆满”，江木兰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在郊区开起了养老院，最终兼顾了工作和养老的问题。

　　江木兰是幸运的，现实社会中绝大多数遭遇类似困境的打工人不是不愿意、而是没有机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的。

　　2015年有一部叫做《喜丧》的电影，又将残酷的现实剥开展现在人们面前：

　　

　　当养老的责任复归到家庭、到个人，“百善孝为先”又成了主流价值口号。

　　

　　媒体很容易通过一些个例将“打工人”没有尽到养老义务谴责为个人道德水平低下。这样的谴责本身也是无错的，只是它回避了某些更加根本的问题，撇开了某些责任。

　　更为可怕的是，舆论正在被引向一个新的方向：“你才70岁，为什么不去打工!”

　　在崇尚“个人奋斗”的资本话语逻辑下，不仅贫穷是有“原罪”的，就连“老无所依”也是有“原罪”的。

　　数月前，长沙老人因养老储蓄被骗光跳桥自杀;这几天，成都又出现养老项目爆雷的事件……

　　能怪这些老年人贪心吗?他们其实也不过是在几乎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想做一些“钱生钱”的事，来赎清自己的“原罪”。

　　

—6 —

 

　　郭松民同志曾经从不同年代文艺作品中“父亲”形象的变迁来解释，精神意义上的“父亲”是如何被杀死的：

　　1965年的电影《年轻的一代》中父亲角色林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参加革命，解放后担任一家大型国营工厂的厂长，他既是一位“革命父亲”——参与革命与建国，同时还是一位“建设父亲”——参与建设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样的父亲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给年轻人指明了道路和希望;

　　90年代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的傅明老人，面对市场经济大潮，他有些手足无措，只能用一些宏大的政治、官场词汇谈论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成了被观众嘲笑的“可笑的父亲”，是保守、守旧的化身;

　　到了前几年赵宝刚指导的电视剧《老有所依》，老去的父亲就已经彻底沦为寻求阶级上升的中青年的“累赘父亲”……

　　“奋斗的人生最美丽”，这句话空泛地讲是没错的;一个更精准的说法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但是，当资本将人异化为生产机器和消费机器的时候，再出来鼓吹“奋斗到死”，号召劳动者阶级70岁出来工作而且是“打工”，就显得十足的无耻了。

　　“老龄化”现象不过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的自然趋势，生产力的发展本来应该出现与之相匹配的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在新的生产关系下，“老龄化”现象既不会、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全社会供养老人的物质条件足够具备。

　　而“剥夺者”一面让“老龄化”成了“打工人”个体不堪重负的问题，一面却又通过贩卖“老龄化”焦虑，反过头来对老中青三代“打工人”展开个人道德层面的谴责，以撇清自己的责任，这是值得寻求自我解放的“打工人”警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