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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人”被富二代装样取乐, 恰是劳工政治裂变的反噬

王行坤、李舵、魏劳泉 2020-11-22 来源:文化纵横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语境下,劳动被视为劳动者社会生命的一部分,而非被压迫剥削的体验,它是自主、自立、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因而人们赞美劳动,提倡劳动光荣。但对于当前归服于资本利益的打工人来说,他们的劳动已失去了过去的意义,而被异化为资本牟利的过程。如果打工人只是在为资本打工,劳动者得不到自我提升的体验时,又何来打工光荣呢?如果“劳动光荣”失去了原本的内涵,再用“打工人”称谓去激发打工一族的自豪感,结果可

  ✪ 王行坤、李舵、魏劳泉

  胡马雍(采写整理) | 澎湃思想市场

  【文化纵横导读】近来网络上兴起的“打工人”热词,饱含了为生计疲于奔命的劳动者的酸甜苦辣。然而近期,网络上出现了某些富二代装模作样体验“打工人”生活、引以为乐地声称“舒服是留给有钱人的”的视频,令舆论哗然。当下,“打工人”的这个称谓背后正出现两种景观:一方面,媒体推动这一称谓的流行,像“打工仔”“打工妹”“社畜”等这样的民间话语被整合到主流话语之中;另一方面,人们对“打工人”称谓的反应也颇为分化,网上也出现了反鸡汤的叙事,它被人们用来反讽、自嘲。

  本文指出,两种景观的反向呈现,折射出从劳动者到打工人的历史谱系的异变。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语境下,劳动被视为劳动者社会生命的一部分,而非被压迫剥削的体验,它是自主、自立、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因而人们赞美劳动,提倡劳动光荣。但对于当前归服于资本利益的打工人来说,他们的劳动已失去了过去的意义,而被异化为资本牟利的过程。如果打工人只是在为资本打工,劳动者得不到自我提升的体验时,又何来打工光荣呢?如果“劳动光荣”失去了原本的内涵,再用“打工人”称谓去激发打工一族的自豪感,结果可能适得其反。真正有意义的,是更多地去揭示和直面打工人普遍遭遇的各种难题——收入问题、生理心理问题、家庭生育乃至教育发展问题,并想办法去改善。

  本文为澎湃新闻“圆桌·劳动论”的与谈稿,转自“澎湃思想市场”公众号,原文较长,此为摘编版,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打工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从劳动者到打工人的历史谱系 

  胡马雍:“打工”这个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中文语境中的?

  王行坤:“打工”一词最早见于香港、台湾与新加坡等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才有“打工仔”、“打工妹”之类的说法,后来逐渐都被“农民工”这个概念所取代。也就是说,打工其实对应的是流动性劳动人口,国企内的稳定工人和私企内的专业白领是不算打工的。直到“打工人”这一说法的出现。

  李舵对,打工这个词一开始是从粤语的“打工仔”来的。而农民工这个概念八十年代甚至更早就有,但是九十年代“民工潮”后才普及。九十年代出现了涌向东南沿海的民工潮,农民工才成为主流媒体对打工者的常见称呼。

  王行坤而在那之前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存在打工的概念的,因为所有人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或者是有待被改造成自食其力劳动者的前剥削阶级集团成员。但是在收入和身份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还存在着差别,如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别,劳动强度的区别等。这时候为了实现直接劳动者即被管理者的主人翁地位,就需要对生产空间进行一些调整,如缩减劳动时间,改造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胡马雍:这种区别在当时是否也会出现“老板”“工人”这样的区别?或者管理者/工人之间的区隔是否会大到让工人觉得自己是在为别人工作?

  王行坤: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专家和管理者与直接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如果社会主义认为有些人有能力和文化技术,就应该做管理者或专家,有些人没有能力和技术文化,就应该一辈子当基层工人,那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没有根本区别,因为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变化。

  1960年,针对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提出“鞍钢宪法”,即鞍山钢铁公司于60年代初总结出来的一套企业管理基本经验。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即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并把这些原则称为“鞍钢宪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这是消除脑体分离的具体措施,也是让工人具有主人翁意识的具体措施。这一点可以说一直持续到70年代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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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马雍:国企单位也只是社会主义时期工作观和劳动关系的一部分,建国初年就已经有“民工”——大规模招的临时工。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为国家做贡献吗?而非为工头打工?他们待遇如何呢?

  李舵:十七年时期的大型工程中,参与劳动的人身份是非常复杂的。从拥有国企工人身份地位的国有建筑公司的工人,到临时征调的各种行业的人,比如说当时经常会让大学生或者中学生去参与这种集体劳动,而且是在工地一待就待一两个月。再比如说临时招募的农民,也包括劳动改造的犯人。至于劳动中做工的人的心态,那确实是因人而异,觉悟不一样。“民工”和城镇单位里的“临时工”也是不一样的,是两种情况。

  从一些有技能的农民个体来说,他们期待的情况是,从打零工的状态,到找到一个单位挂靠,也就是成为临时工。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又从这个临时工转为正式工,这是一个身份跃升的途径。所以以农村而论的话,其实农民在特定的条件下离开农业劳动,去给人家打零工,这个情况是在前30年里也普遍存在,并不始于改革开放。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今天我们所称的“打工“,决定性的转折点的确是80年代末,而不是70年代末。因为80年代的那种离土不离乡的工作模式,只是在规模上成十倍地扩大了之前就存在的情况。而没有把农民从土地上连根拔起。到了90年代的时候,这种情况才算是彻底的改变了,从作为一个农民来说,他的身份和工作环境都通向“无产阶级”了。

“劳动最光荣”话语的前世今生 

  胡马雍:“劳动最光荣”这一话语在中国最初是怎么诞生的呢?

  王行坤:1952年的电影《小猫钓鱼》的歌曲就叫劳动最光荣。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肯定要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其对立面是剥削者的不劳动。在过去体力劳动是不光荣的,所以要颠倒过来,这个从陈独秀、李大钊开始就在讲。但是开始制度化是延安时期,比如正面的“赵占魁运动”(被称为中国的斯达汉诺夫)、“吴满友运动”,反面的“改造二流子”运动,一方面是为了边区生产,一方面也是树立劳动光荣,劳动者光荣的观念。

  建国后自然要在全国进行动员宣传,如宣传劳动英雄,另一方面是改造那些前剥削者,让他们也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当然,中国最早宣扬劳动光荣劳动神圣的是近代的无政府主义者,只不过他们也会强调互助劳动和工读结合,而不是单纯宣扬一切劳动都光荣。

  陈独秀1918年的“劳工神圣”的呼声就是他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结果。在这篇演讲里,他把他心目中的劳工和凭借遗产的纨绔儿、卖国营私的官吏、克扣军饷的军官、操纵票价的商人、领干脩的顾问咨议、出售选举票的议员对立起来,就是意在赞美前者的自食其力和贬低后者不劳而获的寄生行为。另外,他也畅想了未来的互助主义、平民主义和大同主义。

  李舵:作为前三十年“劳动最光荣”话语的对照,这里我想可以从意识形态领域去分析一下,至少在80年代国企工人的工作心态。我们都知道,在北方话里头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坐班儿“。至今在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还会用这个概念。包括上班儿这个提法儿,在我们那边的上一代人的话语习惯里,上班,是强调在一个单位制的条件下,作为总体的工作,也就是老人经常对小孩儿讲的一句话——你去赶紧找个班儿上吧。

  这个上班儿和打工有什么区别呢?对打工话语来说,我们当然注意到了,媒体在有意识地挪用前30年的劳动最光荣的话语收编它,但是对于大多数使用这个话语的人来说,他们依然在重视的切身感受是,打工的过程是痛苦的。而上班这个概念,它所反映的当然不是前30年所宣扬的劳动最光荣,但也显然不是上班是痛苦的,而是工作这个过程本身是无感的,既不痛苦,但是也不快乐。

  就是这样的话语体现了80年代的一个过渡性的同时,它也揭示出人们在工作中的态度是多元的。我们当然期待在工作中实现作为主人的一面。但是,我们也不能想象这个工作除了快乐就一定是痛苦,就没有一种多元的、模糊的中间地带。

  就是说,不像宣传的那样,你在劳动的时候是最光荣的,你在劳动的时候是最美的,你在劳动的时候是最接近自由的,但是同时也显然不是说,我在劳动的时候是异化的,我在劳动的时候是被人宰制的,而是说劳动过程就跟我生命中所有其他的过程一样,是一个普通的状态。

从“新工人“到“后新工人” 

  胡马雍:李老师刚刚已经说了一些国企工人的心态,我想问一下这种心态和现在的“打工人”(包括广义和狭义的打工者)有一些连续性吗?

  李舵:我觉得还是和上个阶段联系更强,和现在多数心态偏向断裂。我们可以从一些打工文艺中看出来。多数的打工文学,多数作者的心态,对于打工都是苦涩和屈辱的。当然,也有一些工人文艺是宣扬打工身份的自豪感,比如说像新工人艺术团等,他们就强调打工身份的光荣。总结起来,比较自发的出现的打工书写,往往是屈辱。而有一些团体去推动的,可能会更多地强调这种打工者作为劳动者的自豪感。

  王行坤:关于90年代之后体现在打工文艺里的打工者心态,曹征路的小说《问苍茫》里面,姑娘为了能去打工还不得不跟负责人睡觉,说明当时能找到打工机会也不是很容易,当然后面就是在深圳打工的各种悲惨故事了。某种意义上,我是反对现在提“劳动光荣”这个口号的,劳动者/打工者在意识形态上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提劳动光荣完全就让劳动者失去了反思的可能:既然劳动光荣,你还有啥可抱怨的?

  胡马雍:即使是之前对自身地位不满的“临工”,对工作本身也不是苦涩、屈辱的?

  李舵:我没有研究过之前的临时工的内心感受。但是我最近很巧,正在读我外祖父的日记,我外祖父当时是一个学生,但他们在50年代末的时候去修那个辽宁省的清河水库。他在这个日记中也表达了很多对于劳动过于沉重,或者是管理者指挥的不满,但是他在总结这些情况的时候,都是在埋怨这样的情况影响了他们完成劳动任务,影响了他们精神上的自我改造和自我提升。而不是说这样做对他个体是一个怎样直接的伤害。

  胡马雍:魏老师可以先说一下“后新工人”时代的劳动环境、劳工关系吗?

  魏劳泉:首先我要说一下新工人这个词,一直被部分学界以及劳工公益界认为是对“农民工”的一个有益替代,背后也的确有很深的考虑和内涵,但是的确没有被主流舆论了解和接受。这个首先需要说明一下。这里的“后新工人”可能指的是第一二代农民工之后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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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劳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2008年经济困境、沿海制造业倒闭潮以来,逐渐发生了工厂向内地迁移的趋势。相比以往聚集于沿海的制造业工人的形象,更多的年轻一代工人可以做到“离土不离乡”或者在家乡打工。也有很多年轻一代的工人成为了服务业工人,在老家和大城市的消费行业工作。随着近几年平台资本崛起,外卖员和快递员的人数也越来越多。零工经济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从劳资关系讲的话,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深圳获得了对劳动法体系一定的变通立法权。这意味着在这个关系里,权力进一步朝资方倾斜。可以说劳资矛盾往后可能会进一步激化,各行各业劳权受损的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但是从劳工团结的角度来说,可能喜忧参半。一方面是在经济形势整体不乐观的情况下,以往相对收入水平较好的专业白领也开始有了觉醒,出现了996、ICU,以及诸多大企业下个体劳动者维权的舆论报道,引起了较大的舆论轰动。白领开始出现“社畜”这样的对自身阶层的反鸡汤的统称。在新兴行业也出现了劳动者组织,比如外卖行业。这些都是值得关注和期待的。但另一方面,行业内部以及跨行业的劳工团结仍然非常困难。大部分劳动者的维权手段仍然非常有限。

  李舵:假如按照我的概括,我认为这个所谓后新工人时代,就是作为整体的工人重新出现的时代。

  胡马雍:有一个更具体的现象,“三和大神”可能是最不向上的新主体,也是主流话语不断喊话的对象。三和现象的形成既有魏老师提到的新劳动关系,比如日结,也有这批人主动对这种形势的适应和对主流话语的弃绝。可以把这种心态和策略称之为“自我去稳定化”。

  魏劳泉:“三和大神”的日结其实是中介公司具体去操作的,这其实恰恰说明现在所谓平台经济所采用的零工模式并不新鲜,一直都是经济改革用工灵活化的题内之义。另一方面,“三和大神”的确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方式,虽然是抵抗,但是劳动对于他们其实仍然是痛苦的,是剥削,他们是采用了尽量减少这种剥削的方法,即便降低生活水平,甚至是威胁到再生产。

  但是如果去探究“三和大神”自己的人生轨迹,大部分也是从农村来到深圳打工的,许多没能完成义务教育,很多小时候是留守儿童。所以“三和大神”当然也是新一代农民工这一脉络里延伸出来的一个群体。

  李舵:我可能是从更抽象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三和类似话语的生产性的。在所谓短二十世纪这个革命作为主题之一的年代里,比较向上的被剥削阶级个体,容易参加革命;但对于一个后革命氛围里的时代来说,恰恰是那些比较丧的个体,他可能对某种意义上的革命,倒还保留了一个开放的维度。

  胡马雍:所以打工人话语是对后新工人喊话吗?还是主要是白领?

  魏劳泉:我所了解到的打工人一词的流行,本身就和主流媒体的助推密切相关。尽管存在多种起源的说法,但打工人这个词一直以来都存在,是一个较少使用的习惯性用语。但一直到10月22日中新网发出一篇文章,接着多家官媒相继转发,打工人一词才得以迅速传播。而且很明显是从正能量的角度予以收编的,比较急迫地想用“打工人”一词来取代以前的“打工仔”“打工妹”以及“社畜”。随同这个词一起流传的打工人语录和表情包,尽管来源不详,但很可能是从网上搜集而来的,而且经过了筛选。大部分都是正能量,并配以“早安,打工人”之类的尾缀,成为统一的语录格式。而且几乎都没有反映劳资矛盾、劳权受损状况的语录。但很有意思的是,这种传播也遭遇了抵制。b站最早火的一个视频虽然是照搬打工人语录,但第二天就出现反鸡汤的创作,而且同样获得了较高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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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人一词的百度指数变化图)

  李舵: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反讽是“你们为什么要打工人?”打工人某种意义上是为了预防和拒绝历史地高度政治化了的“工人”,但打工人既复活了“工人”,又把工人正在被“打”的现实给点明了。当然第一个想到这种解构的人很可能不是自觉的,只是玩一下文字游戏,但在后续流传中,我说的这个面向是被很多传播者意识到的。

  魏劳泉: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微博上诸多明星突然一起晒“我也是打工人”的工作照,操纵痕迹的确有点明显,这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群嘲。但还是可以看出“打工人”的正能量话语是影响很大的。现在很多社交媒体用户都参与到了“早安打工人”之类的仪式里面去。

  胡马雍:那该如何逆炼这一话语呢?

  魏劳泉:我觉得可以首先去分析这些语录,其实很多还是很有针对性,有几个技巧:(1)顺口溜;(2)从生活场景出发去传达正能量,这就很亲切;(3)善用排比;(4)制作反转,形成惊奇效果。我们在改写和自己创作语录的时候完全可以用这些方法。然后表情包在传播中起到很大作用,这种形式也可以借鉴。

  王行坤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揭示打工人所共同面对的各种问题吧,收入问题,生理心理问题,家庭生育问题,也就是打工人面对的普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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