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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仄论三农(2018)| 小农、集体经济与宅基地的地产化

范仄 2020-01-13 来源:南水兮

毛泽东把农民组织起来是为了搞工业,搞公社的工业化。没有工业的农民组织起来垮起来是分分钟的事情

  【范仄题记】

  我把2019年在三个涉农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整理出来以后,发现2018年的涉农聊天似乎更涉及本质,特别是最后一条聊天记录的内容在2019年年底中央的涉农政策中几乎全部高密集度实现。

  2019年三农语录发布之后有人称之为“高谈阔论”,可惜的是他说对了,这本就是在微信群中的高谈阔论。还有人喜欢用直接的因果关系来解读我们的某些论述,而我在大多数时候只是努力识别关键因素,而不是做因果关系描述,因为实践的复杂性远超乎围观者的想象,也超乎实践者当事人的自我认知。更多的评论是说标题太猛,我的回答是关键在于是否准确。如果认为准确而又觉太猛,那会被我认为是在某种话语中麻木得太久了。

  今天把2018年的涉农聊天记录整理出来,分四部分发在微信公号里,依然是供有心人参考。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根据时间顺序编发的,因此有些话题会在表面上显得重复,但其实不然,一些细微的变化既反映着观点的深化,也反映着历史的深化。

  (一)没有集体经济,农村则由少地农民、失地农民与地主组成

  【0119论如何看待前三十年农村集体经济】

  范仄:为何说前三十年农村集体经济是虚的,是假的?

  土生:没有主动权、自主权,为国家工业化服务。

  范仄:你觉得比现在的主动权、自主权是更多还是更少呢?比现在为城市(资本主义)的服务更多还是更少呢?

  土生:比现在多。但是要跟“应当”比。

  范仄: 和某个“应当”不太一致,所以是假的,也不管这个“应当”是怎么来的?

  土生:这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嘛。

  范仄:按道理你有这想法我应不惊讶,因为现在这种观点是绝大多数人脱口而出的,连温老师也用一系列混乱概念建构一个类似的事实。但我还是忍不住说几句,不好意思。你至少承认现在的农村在城市、工业化和资本面前比原来的主动权、自主权少。其实现在不只是少,而且是完全依附。

  土生:这种想法是有脉络的,比如可以追到邓子恢、杜润生。温老师也在这个脉络里。他不讲意识形态,讲经济规律。不过现在其他的声音不容易听到。

  范仄:你转发的那页资料恰恰证明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存在。如果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的存在,就不会有这种整齐的说法和印象。如果没有集体经济,则是大量少地农民、大量失地农民与少量大地主的组成及工商业主对农地的渗透,就不得不分开论述。农业剩余要么被大地主拿去兼并土地,要么投资于工商业,要么奢侈消费。农村集体化的结果是没有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及其饥饿,而是农民普遍化的基本保障,劳动剩余则用于城市集中的工业化和乡村分散的工业化。如果少了什么主动性和自主性,也是少了地主兼并土地和投资工商业的自主性,而普通农民在极低生产力条件下有了基本保障,并在社队集体中拥有极高的政治平等。如果提留剥夺了谁的主动性和自主性,那就是剥夺了地主对农民劳动剩余的剥夺权。如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服务剥夺了谁的主动性和自主性,那就是剥夺了地主和工商业主利用农民劳动剩余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在这一过程中同时积蓄农业革命的条件并进而为更高的工业化准备农业革命这一必要的前提条件。

  很多人在这里看到所谓农民与国家在提留上的矛盾,却完全忽视如此的国家为普通农民创造了什么样的普遍条件,忽视如果不是集体经济,地主和占地工商业主对农民的剥夺会高出多少,忽视如果不是集体经济,少地农民与失地农民会有多少,会是怎样的被剥夺,会是怎样的生活。他们运用提留层面的矛盾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已为普通农民所创造的普遍条件。

  土生:不是方向的问题,是度的问题。比如你看陈云的讲话,算账的时候,有时候是不能让农民吃饱也要搞粮食出口,保证大城市和军粮供应的。为农民创造的普遍条件要和为市民创造的福利条件比较。你看为什么梁漱溟引用九天九地的说法把主席惹恼。

  范仄:没有集体经济,就没有所谓提留的统一说法,绝大多数农民就会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学者们无论怎么做社会调研,最后能关注的还是那些具有话语能力和话语权力的地主、能人的诉求。很多人会引用数据,而其实任何数据都是有历史社会制度前提的,但知道这一点的不多。比如所谓提留说能直接反映国家与农民的普遍关系,是以集体经济为前提的,如无集体经济,就基本上没数据反映国家与农民的普遍关系,或者只有税收等数据反映国家与农民的普遍关系,而大多数据反映的是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那种数据无论如何不堪,但在私有制条件下都会被合理化。

  反映国家与农民普遍关系的数据的存在,恰恰表明农民的平等的政治地位。在这个基础上当然还会存在很多问题,生产的,经济的,分配的,发展的,等等。但不能反过来用这些问题否定其存在的前提,而应在这个前提的基础上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如果本来就反对这个前提,那是另一回事。即日常所谓的立场问题。

  土生:有提取,有提留,才能说明集体的存在与力量。但它说明不了集体的这种机制更多的为谁服务的问题。

  范仄:你说该为谁服务呢?这是一个复杂体系,为谁服务的问题必须在其相应的层次上提出来,而不能在任何层次上是同一个答案。 承认是集体经济,你又说该为谁服务呢?因为有提留就说明不是为农民服务?但是农民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呢?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难道社会主义工业化只是城市工人阶级的工业化,而不同时是公社的工业化?难道城市的工业化不也是为农民服务的?只盯住提留问题看,就会否定这些根本利益和巨大利益。

  你后来转的陈云所说的问题都是以社会主义为前提的。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这些问题自然不存在,而变成另类问题。

  土生:对啊,我们是在这个前提下讨论问题。

  范仄:你是在这个前提下讨论问题,其他人呢?几乎全是用社会主义前提之上所存在的问题来否定社会主义这个前提。

  土生:我明白你说的意思。

  范仄:当你把前三十年的农村集体看成假的时候,便已经无意识地跟着他们否定了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承认社会主义,却不承认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民服务的,尽管同时也是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工人阶级服务的;承认社会主义,却不承认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是为农民服务的,这还不如那些不承认社会主义和集体经济的呢。用提留层面存在一时多一时小或到底该多少的具体矛盾来否定这个根本利益,基本上是改开年代的研究者通行的做法,张口就来的思路。

  【0219论农村规划】

  这次回老家过年,再一次深感规划对于农村建设的意义,需要形成适合农村的规划知识体系。农户生活相互的外部性和相互依赖性已经大到需要系统性解决。原来的村公路宽度不够,因为农村私家车的急剧增多,村公路太窄引发拥堵和冲突增多。农村聚居处需要规划停车位。所谓的厕所、污水、垃圾三大革命,还有自来水,如果没有系统性规划,更加难以解决,从而成为新的老大难问题。

  个人体会,假如有什么“新时代”,对于农村来说,至少需要建设两项新的知识体系,一是乡村规划学,提供解决乡村空间冲突的知识体系。独门独户包打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一是乡村产业经济学,提供解决乡村产业融合的知识体系。农村即农业的时代已经过去。

  “创业扶贫”提法很好,只是有点何不食肉糜的味道。对于农户来说,“创业”其实是每天发生的事,因为他天然的是经营主体。

  【0221论马克思主义乡建道路与小农概念】

  我在乡建学子班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条讲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乡建的一种理解。

  《共产党宣言》所主张的政策中有一条是工业与农业相结合。这才是共产主义者解决乡村问题的应然之路。

  我重新定义历史上真实的小农概念——男耕女织结构或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结构。资本主义破坏了这种结构,却也妨碍农业与工业的结合,造成城市工业对农村农业的殖民。

  小农纯粹指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结构。如果从农民与生产资料分离角度看,则着重是指农民与(手)工业生产资料的分离。只是这么说比较别扭,因为分离之后,农民已不再是原来的农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能是指农业资本家。因此必须做一定的抽象,纯粹从工艺学角度讲农业与工业的结合,而这一说法有政治经济学后果,这样就不那么别扭。

  【0224论生态农业苦役】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生态农业只意味着两个意思,一是从农村出局,一是做生态农业苦役。很快人们会发现这两点。在当前条件下把生态农业看作农民出路的,基本上是欺骗人的,也可能也自欺。

  【0227论乡村振兴的经济危机背景】

  大家讨论的乡村振兴,该如何从全局角度理解呢?我提一个总体框架供参考。我把它放在“一带一路”和“中国城市资本主义危机”的大框架中。中国城市资本主义深陷危机,从其内部讲是需要产业升级,从其外部讲是需要“一带一路”和“乡村振兴”来缓解这个危机。从空间上讲,“一带一路”和“乡村振兴”构成中国城市资本主义之外的空间总和。“一带一路”主要解决市场扩张、资源瓶颈和过剩资本,“乡村振兴”主要缓解过剩劳动力和过剩资本问题。“一带一路”解决得不好,“乡村振兴”一头挑肯定也解决得不好。在这个大框架中乡村如何找到适应这个大框架又有自己主体性的发展方式,我尚未细想,但认为这个问题真实且重要。不在大趋势中理解和展开的建设一夜凋敝,是常有的事。

  【0306论电商对农村产业的摧毁和重建】

  电商只可能摧毁农村产业,让农产品被动地卷入全国的市场竞争,不断低价化。这会逼着农村产业只能走大资本大规模经营,以应对低价化竞争。电商正在中国催动全国深度统一的市场,每个角落的产品都不得不参与全国的低价化竞争。这是三农必须面对的新市场。

  【0307论集体经济股份化及其可能的出路和后果】

  在因为肥力不同而好坏搭配、零碎承包的土地承包制度下,资本家下乡几乎没有太多作为空间,政府搞农业规模经营也难有实质性推动,这是目前的官和资齐推“集体经济”的基本背景。此时齐推的“集体经济”已经是股份化的“集体经济”。换言之发展到一定程度,土地所有制概念有可能被股份概念替代,农民观念也会因此变化,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的股份因为这种经济的普遍化而具有流动的空间,从此以后则重点是股份转让,农民将通过股份转让退出农村土地所有制领域。这是目前可以预计到的最大可能的发展趋势。股份转让给谁,集中到什么人手上,还得看后续各种危机和博弈。在郭文圣这里,也只是龙头企业+农户的升级版。初始版的真相如何,升级版的真相也是如何。

  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待这一问题,其生产关系变化大体就是这样一种趋势。参照国企当年的股份化改革,也大体可以看到这一趋势。用生产力概念看,这一生产关系变化对生产力还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到时唱唱乡村振兴凯歌有七八成把握。

  得把毛泽东50年代提出的把公社办成一所大学的思想激活。这次我在一乡建学子班讲合作社要成为农业、工业、贸易、大学四合一的机构,是推动组织内部分工,而不是纯粹的外部分工,乡村最终才会有出路。其实也就是将传统的男耕女织、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概念升级为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大农概念。根据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工业是根据科学进行生产,农业要和工业相结合,就得同时开办大学。我们这些年传播的“小农”概念只反映80年代中国的农村,而不是真正的传统的小农概念,也因此其相应的大农概念也是误导性的。

  当年毛泽东提出两个工业化:公社的工业化和国家的工业化,至今仍然是千年之计。也可以说这才是千年之计。

  毛时代的教育从普遍的小学到普遍的初中再到普遍的高中,基本上架构起来。那时我们县的高中学校已经发展到县派出区每区都有一个。如果毛泽东再活些年头,下一步应是每个县派出区都有一个大学。虽然现在看来这些学校的教育质量不是很高,但是坚持办下来,教育质量肯定也是非常棒,同时是工农子弟都均等地受到教育。可惜中断了。现在需要有社会主义理想的乡建者重新开始。

  目前是一个契机,但也只是一个契机,因为毕竟目前已经是资本主义主导,目前所高喊的“集体经济”口号,与当年高喊的“乡镇企业”最后基本上是一个路数。

  中国之大,任何可能都是可能的。不换思想就换人、全面强制推行的分田到户政策实施以后,不也有不少公社和村庄没分田到户么。这一轮下来,肯定也会留下一批坚持新型集体经济的村庄乃至乡镇的。

  【0312论生男孩在农村的重要性及其经济制度背景】

  在农村生男孩还是重要的,与封建意识无直接关联,而是与农村的财产继承制度直接相关。

  传宗接代观念也不能直接说成是封建意识,它同样可以是资本主义的观念,甚至还可以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因为这一观念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会发生时代的变化。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财富的极端分化,会使传种接代观念出现三极化倒是真的。一极是形成多层次资本主义体系的家族资本主义,这些资本主义家族通过繁衍和通婚成为资本主义财富的最后占有者,一极是为了挤入中产地位和享受生活而不愿生育的中产阶级,一极是为了多领社保而滥生子女却承担不起扶养责任的穷人及因为养不起而不敢生育的穷人。

  和分地没分地无直接关系,而与土地这一财产的存在形式有关。女儿外嫁,在理论上是可以拿到在娘家分到的地,但事实上不可能,这牵涉到相应的与土地相关的社会关系。这些客观因素会影响不同选择所需要支付的不同的各种成本。人们选择相应成本比较少的一种。如果什么都不加条件地反对,那人类社会干脆崩溃算了。

  个体妇女选择和人类繁衍生存是两个高度相关而又不相同的问题。从人类繁衍生存角度看,人口再生产是妇女的一种义务,我们不能说这句话错了。如果从妇女个人选择角度看,她不嫁人或嫁了一个不要孩子的男人,其他人也莫奈其何。如果她选择不生育,却还要嫁给一个想要孩子的男人,那两人就悲催了。

  【0313论村经济发展的可能】

  现在村庄合并,以大村为基础,利用现代交通和网络,提高各村庄的区位价值,找到合适的乡村产业融合方式,有技术人才,有销售人才,有管理人才,还是有可能的。

  我看一个村的发展方案,第一就是看这个村与市场、信息有多远,其间的通道是什么,然后再看其他的。

  【0324论一条村庄报道的片面性】

  百度近几年关于赵家庙村的报道,自相矛盾比较严重,不知真相如何。赵家庙村应是人均耕地一亩左右,一千多庙地,有多户被报道拥有上百亩桃地,每亩桃地收入一万左右,尽管报道差异较大,有三五万报道的,但没一个报道每亩成本的。如果没猜错的话,应是打工经济为主,种桃经济为辅的一种村庄经济。应综合起来报道该村经济。片面报道会严重误导人。

  其中一个报道说一家2016年卖了一万元,没报道他的桃地亩数,按人均一亩多一点地算,他家是四口人,应有近5亩地,那么每亩地只卖了2000元。

  做经济报道,不报道成本,不报道市场波动,不报道整体收入构成,算得上是耍流氓。

  【0324论农村劳动力价格计算及平均化】

  取消农业税那年春节回家,我老爸就给我算农业税取消的后果,一笔一笔算下来,农民亏得更厉害,因为他发现农业税取消以后农资价格暴涨。

  农民计算劳动力价格,我们那过去一般是拿建筑小工和建筑师傅的平均工钱类比。我曾也用这种方式比较陕西南部和我们湖南的农村劳动力价格。现在我们那红白喜事表演队工钱似乎有替代建筑工钱的类比功能。

  外出打工的劳动力价格和本地劳动力价格有一个平均化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只能在平均化初步完成以后才能类比。

  (二)涉工农利益的改革几乎都与起初的具体承诺背道而驰

  【0325论资本下乡的动机】

  如果只是做农业,推动土地入股,资本也不一定来。我在厦门讲座中讲乡村的产业融合,其实也就是三块地(农业用地、建设用地、宅基地)融合。资本入股的动机更多是冲着另外两块地(建设用地和宅基地)来的,如果发现另外两块地融合不出价值来,也会退出去。至于冲着政府的重视,以此建设自己的政商关系,进不来多少资本。另外便是被忽悠来的傻傻的资本。

  这些年被忽悠去农村而亏死的资本还是不少的,不亏的大多是因为有办法让政府买单,用小钱和概念套取政府涉农资金和银行涉农贷款。

  我用套取这个词,有双重含义,一重是指农业进入高补贴时代,一重是指那些没有真心做农业的。这也是政府想推动规模农业的主要原因,因为现在农村人口(农民)收益补贴和农业补贴无法完全切割,以至于出现我说的双重含义。如果这两者能完全切割,中国农业补贴实施起来就会顺利得多。而完全切割的前提就是规模农业和职业农民出现。第一重含义我也是提醒想从事农业创业的人一定要找到能够拿到农业补贴的渠道。

  【0326论农村合作金融与商业金融】

  合作金融和商业金融的区别,可能比人与畜牲的区别还大。合作金融与商业金融有竞争关系吗?我想即使有,也是极少。

  合作金融估计还得把小生产之间的合作金融和中小资本之间的合作金融区分开来。小生产者之间的合作金融,其实就是货币互助。中小资本之间的合作金融算是有一定资本性质的货币互助。商业金融则是纯粹的货币资本行为。中国目前的合作金融大多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合作金融。如果中小资本与小生产者之间搞金融合作,那必定是中小资本对小生产的掠夺。

  股份合作制可以说是合作制的货币化。

  【0327论“小农”概念隐含“不独立的手工业”】

  一本专门研究中国小农传统的书,引用了马克思的表述,但马克思的表述是这样的“小农与独立的手工业””,可这书作者显然没读懂马克思这个表述。在马克思的这个表述中,“小农”概念显然隐含了“不独立的手工业”这层意思,而这作者论述几乎不涉及“不独立的手工业”意思。这似乎是这几十年关于“小农”论述的习惯性做法。

  【0407论土地流转的真正意图和可能后果】

  友:您对上面有意土地确权及其流转的可能性及长远政治经济后果如何看?

  范仄:上面无意发展集体经济,而城市工业用地已到极限,只能确权和流动。一来将更多的农村建设用地转移为城市工业用地。现在中央都搞跨省统筹,不惜让一些地区成为永久性农业地区。二来通过流转发展规模农业。现在虽然中央开始倾向将土地流转到集体组织手中,但已经是股份化。下一步可能是在新城镇化中开始农村土地股份转让,从而农民与土地脱离关系,被新集中的城业工业用地吸纳。这轮乡村振兴建起来的“美丽乡村”则可能落在新兴职业农民和有钱人手中。这一演变过程会不会完全实现,尚要看其他因素的变化,比如新技术创新速度和全球一体化速度。

  【0721论乡村发展旅游和民俗】

  这种奢侈乡村度假或者是吸引和生产炫耀式消费,不是新兴事物,开始是在新开发的知名风景区,比如泸沽湖和亚丁等,而现在则已发展到一天来回的城郊区域。单从物的层面看,美丽乡村的实现并不难,难的是乡村里的人的去向。比如这几天热议的明月村,从网上查到有723户,从新的发展模式中除掉那些“新村民”(即外地来这里发展的投资者),不知共有多少户老村民从中真正获益。

  2002年我在云南四川一个人背包游两个多月,比较过不同的新开发风景区原住民的获利模式,比如四姑娘山是不允许景区开发公司提供租马业务,租马业务只能由本地村统筹全体村民提供,比如海螺沟是原住民村落提供民宿,风景区开发公司提供高级住宿,比如白水台是原住村自己开发,比如沪沽湖和丽江古城是原住村民有条件的自己建民宿,与外来资本一同竞争,但更多的地方是风景区开发公司独吞利益,原住村民靠在必经通道做“刁民”骗一个算一个。后来我得出结论,凡“刁民”比较多的风景区,必定是原住村民从风景经济中无从分利的开发模式。

  从各方面报道看,新一轮乡村振兴(圈地运动)避免“刁民”瞬间大规模产生的方式,是让农民做上一段时间“食利者”(分红)。

  北京周边民宿发展可以根据北京城的规模和城铁的发展来区分阶段。我是在建设三环时来北京的,那时在周边爬山,北京山区农民还有两人穿一条裤子,谁出去有事就谁穿裤子。大约建四环前后北京新景开发比较多。新景区刚开发,在景区黄金地带的村民常被政府官员压制,是为了让自己有关系的村户有生意,后来是政府官员所支持的景区开发公司和原住村民斗法。刚开始,郊区发展机会少,税费不分,为游客提供简单住宿的民宿是少数村民比较早的赚钱方法,政府官员上门找碴乱收费比较严重。黄金地段的抢夺则近乎你死我活。直到北京城盘子越来越大,城铁修到郊县,民宿生意规模大到可以普及到郊县的每个角落,同时黄金地带的你死我活争夺也基本上告一段落,大多落到有政府背景的资本手中。这时再去考察,大抵就是官“民”同乐的民宿经济了。

  【0410论村镇一体化】

  小镇只有走镇村一体化道路,才可能有生命力。所谓特色小镇多会成为特而不当之物,特别是其中还是外来设计团队规划的。

  【0413论“过日子”的经济学意义】

  所谓“过日子”,用政治经济学术语说,就是为使用价值而生产。

  【0418论不同工作方法背后的政治意义】

  这跟当年打土豪斗地主是一个道理。一个比较经典的土地革命故事:土改工作组下去把地主家的地和浮财没收分给农民,结果被上头批判,把地与浮财退回去,要求土改工作组下去发动群众,让群众去没收地主的地和浮财,让群众来分配这些东西。这其实不只是工作方式不同,而是对群众的理解和态度不同。前者把自己看作救世主,失败了也会不停地埋怨群众,而后者相信群众,以群众为主体,把自己只看作一个发动者和引导者。

  【0421论集体股份化】

  友:官员是这样说的: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是区别于一般农民合作社的农村集体资产经济组织。社员由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村民构成,“身份入社,限制退出”,以促进集体经济发展、保障社员利益为主要职能。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指在坚持农民集体所有前提下,在明晰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归属的基础上,按照股份合作的原则,将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资产折股量化到人,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等权能,实现农民按份享受集体资产收益的制度改革。

  农民把自己的土地经营权入股/存储到合作社,这个里面会有一个经过商讨后的价格,这个就算是内部交易形成价格。资产在内部完成定价,交易就有参考的价格了,或者是方便抵押。

  范仄:看来我的基本理论分析是对的,尽管现实远比我分析的要残酷得多。集体成员身份股份化,我在没有见到事实的情况下根据当前状况分析到了这种情况。但现实更为残酷的是,他们是将集体成员身份股份化和承包土地经营权股份化做了分离处理,这就为下一步乡村彻底资本化及农民和土地分离打下非常好的事实性基础。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会有一部分集体经济因为组织化程度较高而像南街村一样保留下去,而绝大多数会成为把农民圈禁在美丽都市和美丽乡村之间“楼上”的工具,即所谓的新城镇化。

  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会分一点蛋糕给他们吃的,否则凭什么圈禁他们。百姓多少要分一点,用这个观点理直气壮地反驳我的,已经有很多回。这个反驳理由其实有一定合理性,因为这也是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的直接原因之一。

  【0426论杜润生们及改革者当年的承诺】

  范仄:还拿杜润生忽悠人,把农民忽悠成农民工,下一步把农民忽悠成什么呢?把农民忽悠成农民工这个事实还是显而易见不难明白的吧。

  土生:杜是个做实际工作的,不会是故意的,也看不到这么远吧?

  范仄:不好说,毛泽东对他可谓苦口婆心,似乎他理解不了。我有记者朋友采访他,据记者朋友讲,杜说过类似意思:中国农业必须搞土地私有化,才会真正有活力,但现在不能讲,要慢慢来,当年我们搞改革开放就是这么慢慢来的。他说这个话有点像吴敬琏,吴在一次会上吹牛说,他早就知道市场经济前面加社会主义是多余的,是悖论,但当年不能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策略。这是我亲耳听到的。

  我最近搜罗了一些八十年代的相关著作,看当年他们到底承诺了什么,以什么名义来主张观点的,发现当年的承诺和名义大多数没实现,后来基本上走向这些具体承诺的反面,特别是涉工农利益的改革几乎都与起初的具体承诺背道而驰,为发展国企的改革变成国企破产、国企工人下岗和大量国企下岗女工沦为妓女,为农民致富的改革变成连续三四十年超时长超强度的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和两三代留守儿童,工农的政治地位更是越改革越低,他们都是事后用更加抽象的目标或标准比如GDP来论证改革的成功,而具体承诺早已抛诸脑后,但还没看到他们当年的叙述到底是策略还是真的那么认为的。

  毛泽东的思路虽然被抛弃了或者说被背叛了,但他的思路至少应该获得正确理解。也就是说你可以否定毛泽东的思路,但不能歪曲他的思路。

  【0508论假设中国不走资会怎样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如果不走资,正常道路应该是:一、农业实现的种子革命将使大量农民直接通过集体组织转入工业领域。二、已经相对普遍化的高中学校培养的高中生直接进入相对普遍化的大学。一的工业和二的大学相结合,大抵是不走资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升级道路。

  文革时代先是同步普遍化小学,然后是普遍化初中,然后是普遍化高中,然后文革结束了,如果不结束,就应是普遍化大学,实现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说的每个公社有一所大学。再后来应是各级学校优化升级。

  无产阶级专政主导的工业化升级和资本主导的工业化升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为劳动者解放的工业化升级,后者是为资本利润的工业化升级。

  他们瞧不起毛泽东这种平民教育体系,觉得太粗制滥造,但不知从小学到大学的平民教育体系一旦建成共同进行优化升级,那成效是巨大的,是难以想象的。

  【0611论小农户经济不合时宜的真实原因】

  不是大农场适不适合的问题,而是在工业品和高科技品的竞争下,小农户生存空间越来越窄的问题。

  【0619论某类经济的军事管理特征】

  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分社资,都带有军事管理特征。即使西方是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也具有军事管理特征,只是已经作为职业行为标准和商业礼仪转化到大中小学教育中,从小已经开始进行工业行为规训。白领一色西装领带,注重言行和仪表工作和开会,不过是军事管理特征的变形。凡是直接需要军事管理的,都是因为存在大量未经工业行为规训过的劳动力。

  【0621论如何看恢复高考】

  以毛泽东的构想,每个乡在有高中以后往前发展是每个乡有大学。这种大学开始会差一点,多半还是以自修的形式开始(毛泽东办过自修大学,对此有体会),但累积一段时间,大学质量同样会提高。在如何看待恢复高考这一问题上,应增加这样一个假设条件,否则看得不全面,也看不到事物的本质。

  【0625论分田到户首要功能是拆解工农联盟】

  分田到户首要功能是拆解工农联盟,而不是所谓的农民积极性。毛泽东说过,农村集体经济一解体,工农联盟就维持不了,工人在城里的主人地位也保持不了。分田到户政策的首要目的可以说就是废除城市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因为只有废除城市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工业领域的资本化才可能真正启动。

  在工业化时代,分田到户就是农民破产,在马克思主义这里是常识。做那么多调研,最后也是这一客观事实。我的同龄人曾经游手好闲三五年,全村年轻人几乎都是小偷,那种煎熬我是经历过的。

  农民付出巨大代价,农民工在工厂里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没日没夜工作,最后其实只拿到一丁点。把这种所获得的改善视为改革对农民之福,不是无耻,也至少是不了解真实情况。20世纪90年代我在我大哥的打工宿舍住过,也在我侄女租的房子住过。我一看到吹捧杜润生心系农民的文章就觉得呕心。

  当前农村就是农业经济+打工经济支撑的。农民工不仅支撑了城市,也支撑了农村。

  乡村振兴战略只可能是进一步掠夺。跟过去一样,似乎给了甜头,虚晃一枪,便已有的都没了。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便是这结局。

  【0625论搬迁脱贫的真实逻辑】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本地居民的偏远地区,资本是不会去的,因为本地居民坐地起价,换言之谈判筹码大,故一直是荒凉恶劣地带。本地居民搬迁之后,去了陌生地带,在那里没啥谈判资格。原住地没人了,没人坐地起价,大资本便去了,僻远地带不再僻远,环境恶劣地带不再恶劣。应说这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搬迁脱贫的真实逻辑。

  【0701论农产品卖情怀的营销模式】

  农产品卖情怀也是符合营销原理的,也是可以作为一种商业模式的。它的本质就是把产品模式变成服务模式,产品成为关键的服务道具,成为寄寓情怀的东西。难题在于产品作为情怀寄托物之后为它设计相应的情怀服务标准、流程和营销。

  我不是高手,连低手都不是,最多是用一些词汇似乎精确地描述了它的原理。一线实践恐怕得多次实践,反复微调,操作者本人才可能真正懂得某类涉农产品的情怀服务,才可能用较细腻的方式传达给相应的情怀服务需求者。在这个过程中还得保证资金链不断裂。

  【0702论“农民组织起来”在当前的真实含义】

  把农民“组织起来”在不同时期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把农民“组织起来”的社会本质,是为把农民与土地彻底切割做准备。

  【0714论“三无人员”的经济含义及其真实终结】

  读王章辉著《英国经济史》第三章“圈地运动和农业革命”,里面写到英国政府当年如何对付因圈地而形成的“流民”,虽然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但其与中国当局当年对付“三无人员”异曲同工。英国圈地速度快于英国工业化速度,快于英国工业化对因圈地而形成的“自由劳动力”的吸纳,便形成一大片“流民”,对社会造成不稳定。英国严惩无业“健壮流民”,第一次发现是“割耳”,发现三次是“处死”,但如果愿意回到原籍,则可以获得一定救济。中国“三无人员”的形成与英国“流民”的形成有所不同,是通过将前三十年形成的工业体系转化为货币,给因分田到户而形成的小生产直接造成隐性债务,无数小生产成为城市农民工和“三无人员”,后者让城市资本主义当局和住民深感不安。抓捕和驱逐“三无人员”便成为长达一二十年的城市基本政策之一,直到驱逐“低端人口”时代的到来。而英国这一政策长达一两百年。

  (三):土地流转缓慢是因为没有黑心的宅基地地产化

  【0818驳“绑在集体吃土”论】

  范仄:九号院通过农村改革为城市资本提供数亿极廉劳动力。

  土生:这个还是要比,看他们自己决定呆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对他们自己更好。当然还要看外在的条件。比如村里没事做,就跑去城里当保姆。

  范仄:有教授说“绑在集体吃土”,言下之意是搞集体经济就是把农民绑在集体,绑在土地上,可问题是谁说搞集体经济就是这样呢?保持原来的高比例小升初、初升高,再全面发展大学,如果村里没事做,为啥跑到城里只能当保姆?为啥不是去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做有主人翁地位的工人?

  你说的村里没事做,就跑去城里当保姆,要分两截。一截是村里没事做,随着生产力提高,村里出现剩余劳动力。这就产生剩余劳动力的去向问题。在前三十年出现的经济危机大多不是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去向,而是因为农民进城太多,超过了农村剩余劳动的承载能力,不得不常常出现进城农民或城市人口返乡的安排。那时如果存在农民对集体的依附性,主要不是源于集体制度,而是源于落后的生产力。一截是跑去城里当保姆,当毫无地位的被雇佣者,这是以分田到户,工农联盟被拆解为前提的。这两截不能混为一谈。

  土生:所以要说要看条件,特别是制度上的安排。

  范仄:所以才说九号院是吃人院,安排了一个吃人制度:村里没事做,只能去城里当保姆。20世纪90年代我去过两次打工住宿地,那比当保姆还暗无天日。和解放前的打工比,唯一区别是吃得饱,营养跟得上。如果营养跟不上,那打工环境绝会死不少人。

  我在一微信群建议有人研究前三十年农民进城的人数、路径、前提、制度等,不能像有教授那种做学问的一开口就说“绑在集体吃土”。汪晖老师接话说他当年所在的工厂有很多工人是从农村里招来的。前三十年农村与城里的人员互动和后三十年可以做做比较,唯一要注意的是生产力水平是有历史过程的。

  但有一点必须明白,在农村搞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并不是要把农民绑在集体绑在土地上。

  小升初比例,1975,1977年是最高,1984比1970还低。人们关注当年恢复高考,却忽视其他方面。1984年中国人口总人数比1976、1977年只多不少吧,而在校中学生却少了近2千万。这近2千万绝大多数是农村里的,我想大家没有异议吧。

  抛除劳动生产率差异,以2千万劳动力之差来比较经济产出,恐怕也不是小数字。也就是说恢复高考,大学成为城市专有物,在农村凭空新增五六年的2000万劳动力。这带来的经济产出和剩余劳动力是巨大的。

  土生:这是个大事情。

  范仄:我再给你说个大事,很多人批判大跃进时期的超负荷工作,可谁去说数亿农民工连续二三十年一周休息一天且不少是一个月休息一天,每天十六到十八小时的工作,凡能储蓄一点钱的全靠加班加点赚,如果不加班不加点,可能连吃住还不够。

  如果我们假设所有农民工每天工作8小时,还有个狗屁改革成果,恐怕连外资都喂不饱。不仅农民工收入,而且中国资本收益,绝大部分都来自农民工加班加点生产的那部分利润。

  这又是一个大课题,中国改开成果是来自农民工8小时内工作,还是来自加班的那部分?这可以看出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收益的真实来源及如何分割利润的。

  我再说一个大课题,还是和三农是有关的。我多次说过现在的农村经济主体结构是打工经济+农业经济。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这两者在农村的占比及其对农村的真实影响。我看很多写三农的文章,几乎都不以这个主体结构为背景谈农村的变化,常常给我虚假的感觉。

  上次有人转文说某县农村政策改变了乡村面貌,结果查该县劳动力结构,90%以上是农民工。可以说这文章连毛都没摸着。

  【0821论农业合作社与土地合作社】

  农业合作业的前提恐怕是农民安心做农业吧。提“土地合作社”,也许更符合现在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实际。农民是土地股东,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恐怕关键还是没有比较好的办法保护土地股东即农民和经营者的双方权益。

  政府应下决心,用三到五年时间对村民来一轮财会知识培训,看得懂账目,能查账,懂一点财务管理,也许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基础,至少是有了可沟通的基础。财务是经营的核心问题。激励农民有经营意识或与经营者合作,却不培训他们的财务知识,岂不是让他们做冤大头?

  【0824论成年子女应去理解父母,而不是父母去理解成年子女】

  嵇心:这是很痛的领悟,尤其在农村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大家往往是失语的,每当想说点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哪怕是父母,你也很难向他们解释自己为何投入大多数精力和感情。

  范仄:我与在农村的父母有聊不完的话题。他们不懂《安娜·卡列妮娜》,但可以讲很多比《安娜·卡列妮娜》更精彩的农村故事及其中的道理。

  嵇心:这就是你厉害的地方。我们被区隔得很厉害,父母也不知道和我们说什么,这是很多农村出来的青年学生都有类似的感觉。

  范仄:父母把我们往前送了一程,不一定要他们了解我们,但我们要理解他们,然后他们信任我们。也就是说,子女站在父母的肩上看得广,看得远,让父母理解子女所看到的必然有难度,但子女理解父母所看到的是没有难度的。这是人类代际成长的一般规律。

  【0901论基层干部收入竞争力的治理意义】

  基层治理,如果国家没足够财力给基层干部有一定竞争力的收入,就应给基层干部一定灰色地带,否则乡村便会陷入非白即黑的治理困境中。

  美国治安法官制度在很多洲一直实施到20世纪八十年代,直到交通十分发达,治安法官业务才被县法院接收。治安法官收入来源于其对违法者罚款的提成。美国长期靠这个制度维持基层基本秩序。这套制度弊端之一是重罪往轻里判,因为判罚款超过一定量,案子就得移交县法院,治安法官就拿不到提成,因此治安法官与县法院就会争夺重罪案子处置权。弊端之二是轻罪重判,治安法官判处轻罪总是往重罪临界点靠近。我觉得美国治安法官制就是一种灰色制度设计。

  我说这个例子只是帮助理解灰色制度概念。在当前中国,走黑白分明的治理道路只会更糟糕。没有基层官员从治理绩效中获利的制度设计,搞所谓的打黑除恶同样是耍流氓。就像当前的高压反贪,在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情形下,没有解决官员有竞争力的收入,也同样是耍流氓。

  【0917论农民宅基地地产化】

  最近农村的争论焦点可能会转向农民宅基地,以提高宅基地效益为名(其实是搞有钱人才能住大房子)使作为农村集体成员的农民宅基地市场化,向农民征收宅基地购买费用,把农民宅基地房地产化。这一招一旦实现,宅基地价格会猛涨,新生农民工在城里买不起房,也别想回村里建房。这样一来,农村也实现把农民赶走的目的。新生农民工只能逼上城乡之间的“楼”。

  【0917论农产品销路】

  关键还是解决销路。很多企业能做到某种管理方式,但如果不能解决销路,这管理方式很快就维持不下去。褚橙解决销路的方式之一似乎主要是是企业和白领团购。一些家庭时常收到寄来的褚橙,不少是合作方送的。

  了解和宣传一种成功模式,一定要找到其关键环节,否则误人不浅。而成功企业做宣传,几乎从来不说它成功的关键环节,甚至会有意地隐藏起来。我曾在企业负责集团品牌部时就遭遇到这样的要求。

  农业是竞争强度最大的产业之一。销路没有一般的破解方案,仰赖具体的、不断创新的、有竞争力的、低成本的资源整合。禇橙的独特竞争力可能就是某人所说的大企业家站台。一旦失去这个,这些果农有可能被害得很惨,以前赚到的都可能全亏回去。

  【0923论乡村振兴是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内卷化的融合】

  农业现代化与农民的关系是将农民从农业和农村驱逐出来。它只解决驱逐问题,而不解决农民被驱逐之后去哪里的问题。农民被驱逐之后去哪里存在着社资的根本区别,但无论社资,这个问题在工艺学上都是工业化及随之而来的城市化问题。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不对接好,就会出现农民大量失业或工业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中央没法在农业现代化问题上大刀阔斧,只能边走边看,边看边走。农民上楼早了不行,上楼晚了也不行。

  前一阵子中央提加速城镇化建设,但很快发现与工业化脱节的城镇化不仅解决不了被驱逐农民的去向问题,还容易造成一片废墟。因此工业化跟不上时就抑制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加速发展时就促进农业现代化,而城镇化一定要建在工业化基础之上。

  无奈现在已从工业化往自动化智能化发展,不仅不能解决被驱逐农民的去向问题,而且还要把城市工人和进城农民工驱逐出来。这时既不能抑制农业现代化,也不能促进农业现代化,唯一选择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内卷化的融合。这就是目前的乡村振兴运动真正的背景。

  最近以刘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不是开始打农民宅基地主意么?这是一特别的计策。原来都是在打农民耕地的主意,无论从现实和政治层面,看来打不通了,他们就开始打农民宅基地主意,说农民宅基地浪费,没效益,应收费。收费其实就是农民宅基地地产化。富人住占面积很大的豪宅,玩占地很大的高尔夫球,他们不觉得浪费。其实差别就是农民没钱,不能住太大的房子。农村宅基地地产化,农民在农村买不起地建房,结果是农民在农村既无宅,也无业,只能彻底离开农村。这样一来,这些专家一直打农民耕地没成功的主意就可以实现了,至于彻底离开农村的农民去了哪里,就不在这些专家考虑范围之内,即使想考虑也无计可施。

  农业现代化与农业内卷化相结合的意思是在城市工业自动化智能化过程中,通过乡村振兴即所谓新型集体经济让农村能养相对更多的从城市工业自动化智能化中排斥出来的进城农民工。我在一次讨论中曾指出这种集体经济是把农民转化成圈养起来的专门消费城市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出来的产品的“猪”兼往城市输送必要的自由劳动力。

  还在谈美国第三产业?工业空心化及其带来的经济危机已经使“第三产业”这个概念十分可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资本总结构中,工人为工人服务,资本家是不会出钱的。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服务业的发展限度是劳动力再生产。连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私人资本家都不太愿多付出一点,而是靠国家资本通过分割利润强制实现。

  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低,所以才说是“被圈养物”。其实这才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秘诀,是分田到户的要义。

  【0928论村民选举与村公共事务的关系】

  在村公共事务不多且与多数村民利益相关性低的情形下,村选举确实主要是站队,变成极少数人争夺位置而多数人无所谓,只看私人关系。某村真正有意义的一次选举,是村公路路面硬化已经落后于周边村多年,村民愤怒了,齐心要选一个能完成此任务的人当村主任。最后一个曾多次因偷东西而入局子、现在主要与信用社合作在外放高利贷的人当选村主任。此人上任一年之内就完成村公路路面硬化任务,还修路将村内分散的几个群落连起来。下一次选举,又把他选下去了。

  当年仝志辉关于村民选举的博士论著出版,请我写书评,我抓住的就是村内的公共事务类型及其与村民利益的相关性来评价。在村内要激发村民积极性,需要善于创设与村民具体利益高度相关的公共事务。

  某村选那个入局子多次的人当村主任,理由其实很简单,他是混黑白两道的,能把村民修路的份子钱全收上来。

  没有值得村民特别关心的村公共事务时,大家更愿意选一个平庸的人当村领导。这两年村里自来水已成为一大难题,因为都已习惯用自来水,而自来水需要系统解决,有可能在这个问题苦久了,这个村又可能会选个混黑白两道的人出来做村干部。

  【1009论人民公社的真正意义】

  把人民公社限定为农业问题讨论是某文的严重偏差,很多问题回答不了。在毛泽东那里,人民公社是工业、农业和大学相结合的政社组织,是工农联盟的经济基础,是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辩证统一的一环。

  后来吃饱饭跟分田到户没啥直接关系。分田到户只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拆散工农联盟,为发展城市工业资本主义开路,一个是在工业品面前农民直接破产,为城市工业资本主义提供低风险自由劳动力。

  人民公社不仅是农民当家作主的基础,而且是城市工人当家作主的基础。前者大多左翼看得到,而后者只有毛泽东认识到了。人民公社没了,城市工人主人翁地位也没了。

  【1014论三权分置改革与有限制的农业资本主义】

  范仄:农村三权分置改革成功与否,决定于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也即俗称的新型的经营性农民的成长状况。这不是行政所能推得动的,因此不能看短期。通过分置流转会形成小部分新型集体经济,但很难成为主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城市资本主义所能允许的空间。如果最后分置改革失败,则中央可能不得不将“流转”政策直接转为“流通”政策,这则可能表明资本主义已在中国农村完全占据统治地位,毕竟“流转”政策属于有限制地发展农业资本主义。

  走不了集体经济道路,在流转政策即有限制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和流通政策即无限制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之间选择,相对而言,前者对农民和农民工稍微好一些,但从目前来看,走有限制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并非易事,具有双重限制,一是农业资本家也即新型的经营性农民对流转型土地缺乏足够的经营动机,偏好不足,二是农民工就业空间和发展空间不足以让他们放弃对土地的依附(依恋)。

  当然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的相对纯粹的自由劳动力的形成,几乎全是由暴力驱逐形成的;让大多数农民自主放弃土地,安心地去做自由劳动力是从未有过的。现在看来,即使用流转政策也不足诱惑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将土地安心地放出来。虽然资本主义逻辑是可流通的才是自己所有的,但对于农民(工)来说,直接占有的才是自己所有的,任经济学家怎么鼓吹土地流通权是一种多么高大上的权利也没用。经济学家完全忽视历史上的从农民手中流通出来的土地大多是以暴力为基础,以土地流通权为表现形式,而不是因为土地流通权多么高大上。十年前,在配套政策出来之前有一个短暂的土地流转高峰期,被农办陈锡文主任叫停,理由之一就是这会直接刺激农村黑恶势力全面介入土地流转。

  有人这几年用两个亿在内蒙收地,目标是一块六七十平分公里的土地,上面住着二三十户牧民,几年了,还没最后完成。他跟我讲没黑白两道同时进行,几乎收不上一块地。所以马克思反复强调所有权从来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

  土生:土地现在更多是一种权利以及预期,用地种粮食,这基础功能已经没有原来那么重要。

  范仄:不是现在如此,而是从农民外出打工那一刻起就是如此。

  流转政策目前实施缓慢,其实缺一个很黑心的配套政策,即刘守英所主张的农民宅基地收费政策,表面上是为提高农村宅基地使用效率,其实就是将农民宅基地地产化。这一招一旦实现,土地流转政策可能会推行得快一点。

  把种粮补贴补到种地的农民身上这一招,确实能极大地提高经营性农民对流转土地的经营偏好。但实施困难。因撒胡椒面不好而叫停农业补贴,岂不是把还在运行的农业也叫停了。怎么能说种粮补贴政策错了呢?一个政策是多角度的。农业补贴虽然是为了农业发展而生,但又不能不兼顾以现有土地制度为基础生成的公平观念,即将农业补贴和农民受益补贴结合起来。

  分置流转政策被地方政府叫停,主要原因还是反正看不到有什么好处,多一事不如小一事。土地一动,纠纷不断。三位一体比分置流转还难实施,而且它必定是以分置流转为基础。顶层设计者不该提“三位一体”,变成同步推进、一步到位、要素齐全、结构单一的东西,一下子把问题搞复杂了,既难以照顾地区差异,也难以照顾操作。如果提大力发挥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等社会化手段的作用,把农村和农业推向社会化的合作化道路上来,以区别于小生产型的合作化道路,可能更好一些。

  顶层设计者不是学者,不能被学者的模型建构和概念体系牵着走。顶层设计者的概念体系不只是概念体系,而首先是政策体系,是政策指标,是行动体系,是行动指标,得对照着执行。顶层设计者有时直接采纳学者的提法,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果到现在很多人都还整不明白,包括学者和官员。

  【1021论农民股份化的不同道路】

  范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这三变中的关键,是“农民变股民”的逻辑,是依据前两变,还是依据村民集体成员身份,是根本不同的两种道路。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股份化,还是以集体成员身份权为基础的股份化,在当前农村的发展上成为一种道路分叉。在开始的时候,这两者可能兼而有之,但很快会出现何者为主导的问题,或一开始便存在何为主导的问题。

  土生:集体成员身份为基础的股份化要怎么操作?

  范仄:先要确立集体成员身份认定机制,也算是身份权确权。在此基础上集体生产资料和财产在身份权基础上的股份化是均等的,并一直根据新的身份权确认来变动股份。这应成为根本基础,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股份经济组织经营绩效的需要不断地做各式各样的创新。

  土生:这次是要凭身份断资产的意思,搞成依人变动、适时调整。搞不好就变成分家当。

  范仄:这么一股份化,基本上就是私有化,因为权利变动错综复杂,要清零太难,农村新增人口只能走继承道路。

  友:从包产到户到现在为止,各地区的土地变动很大,中央应该做个调整。不能是土地承包权再延长几十年。

  范仄:在承包基础上调整土地承包确实成本太大,操作难度太大,但在股份化基础上则不存在这个问题。至少在股份化做得好的农村集体没必要不再做调整。

  (四):农村资产自由流转的基础制度即将完成

  【1021论左翼公益机构的运营困境】

  友:这个小资小知团队一直有各种蝇营狗苟的问题,我2015年离开乡建机构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从理论上我也明了这样的实践思想团队的局限。再转发这样的东西,也是因为身边的好友不得不面对小资团队的各种不公。主要是南方的以新生代系的服务机构内的组织问题。

  范仄:恐怕大多数乡建机构和公益机构都存在这种问题。这种机构的剥削程度不少比企业还重,只是普通成员不知内幕而已。

  友:我们很早也意识到这种问题,比如正道、乡建、小左翼青年团队,主要是推荐的朋友过去工作,都做寒心了。他们不愿意再做这方面工作,对这些团队的官僚风气很厌恶,并对他们个人也造成很大影响。甚至造谣传谣,弄清楚事实了,也没人管,没人道歉。是因为我,他们才会认识或者更信任,但是他们目前关系弄得很难堪。

  范仄:这种机构还有一特点,喊民主、平等、共享比任何机构都厉害,而官僚专制作风也比很多机构厉害。过去有人想去这类机构工作,咨询我时,我会告知此种情形及其形成机制,还会告知做好充足心理准备,只是去做点事情,去了解真实社会,别抱太多的幻想。

  友:目前推荐去这种地方工作的,都是已经进入社会工作、有一定经验的朋友。他们可能还是天真了吧,只是确实很残酷,并不是因为幻想的破灭。

  范仄:公益机构创始人或负责人多自认为很有理想,很有情怀,然而开始做后,现实很骨感,特别是没资金来源。这一方面使他们更加觉得自己是在为理想而做出牺牲,另一方面不知不觉形成为理想而不择手段的方式。这是我在04年05年左右给几十个公益机构负责人做媒体传播讲课时获得最大体会。说夸张点,大多是养不活自己的人在做公益,就像乡建一样,很多是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人带着莫名其妙的情怀和理念去拯救乡村。

  友:目前乡建基本上都能养活了。

  范仄:养不活的,年轻人去后干三四年,面临娶妻生子的压力,就很难坚持。

  友:也是的,总体上服务于劳工的机构和组织运营都很困难。民主氛围乡建团队还算可以,但是山头太多。温老师也做过类似整风的提倡,但基本上没有什么用。乡建中像我们这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都处于被排挤的地位。乡建多以高校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主。

  范仄:干了几年如果还干乡建,自己就得有筹集乡建资金的能力,然后用理念去忽悠有理想的青年学生参加。

  友:没想到这些左翼青年团队转化进劳工机构的,也是如此问题。

  范仄:乡建是部分高校知识分子吸金的渠道之一。上次去厦门讲课,差点把这个意思说了,但最终忍住了。公益机构由于无法财政自主,具有极强的依附性,这是根本原因,再多的光环也掩盖不了这一现实。

  友:这个是的,所以都想着创业。

  范仄:所以我建议想去的人先有这个认识,一开始就抱着利用这个平台做一点算一点的心态进去。机构负责人来咨询我,我的建议重点是如何财政自主,如何机构理财,如何让进来的人能有人生规划和职业规划。

  一朋友做一文化机构,很多年靠自己卖了父亲的一套房子补贴机构,同时也让一起创办机构的人因他这情怀而不忍心离开,机构长期半死不活,尽管在外名声日增。我给他指出死结所在,这些朋友随着年岁增大,你搞不活理财,会把朋友们捆死在这里的。这朋友开始去大企业兼职,同时开创创收渠道。现在很久没来咨询,我想应该上轨道了。我也知道他们有了多个创收渠道,创收与文化公益似乎能相互支持,而不像过去每年来北京咨询很多次。

  【1031论生态农业在当前可能的后果】

  所谓生态农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其实际结果只能是农业大资本化。这带来两个问题,生态农业到底搞不搞和怎么搞。说实在的,从左翼角度看,并不乐观。现在很多搞的是假生态农业。如果是搞真的生态农业,从事生态农业的农民都吃不起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

  真的所谓绿色无公害食品,别说普通老百姓都吃不起,就是喊生态食品最响的中产阶级都吃不起,大多是吃着假的好看的绿色食品,还自以为高人一等。

  【1124论乡村振兴运动的主因和可能】

  现在想来,当年搞乡村民主,学术成果似乎比实践成果多得多,乡村民主实践最后基本上变成一地鸡毛。

  工农业剪刀差,是个特定的社会主义概念。离开社会主义前提,这个概念毫无意义。

  城市资本严重过剩,却找不到合适的方式下乡,根本原因是城市资本与农民工没有形成真正的共生关系,没有形成可持续的共生关系。特别是城市资本严重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资本没有与农民工形成共生关系。政府对这个问题不一定找得到解决办法,但还是了解这一问题的,因此对拆解集体所有权和资本下乡持谨慎态度,而会议学者一般不面对这一问题,直接主张拆解集体所有权和资本直接下乡。政府和学者的分歧产生的根源主要是这个。

  但这轮乡村振兴运动形成的主因还是城市资本严重过剩。政府想找到一种城市资本间接下乡的办法,这样还能加强党对资本的领导地位。

  乡村建设研究者宜在城市资本间接下乡方面大力进行制度创新。大家的劲都往这上面使,创新空间还是很大的。如果拆解了集体所有权,中共作为执政集团的总地主身份就很难维持,而这是其坚持执政的深层次根源之一。

  最近多名学者和退休财经官员在推农村宅基地地产化,基本上就是响应城市剩余资本所看中的乡村这一块,其实是彻底断农民工的退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对农民工唯一残留的意义就是回到村里有块免费地盖房子。

  在市场经济中组织化的核心问题其实是财务制度。要学会围绕这个问题来建设组织。共产党当年围绕打土豪分土地,现在围绕财务制度,道理是一样,组织化需要以看得见的利益为枢纽。

  这一轮乡村振兴运动,确实是在一夜之中兴起的学者比农民获利多得多,是乡建学者的盛宴。

  【1129论合作社空壳的实质】

  说合作社沦为空壳,也是掩盖事实真相的说法。说合作社沦为非合作经济达到其他目的的工具也许更准确一些,就像当年乡镇企业一样。现在很多人撰文还说乡镇企业垮的主因是乡镇财政赤字,而其实人民公社取消以后的乡镇企业,绝大多数一开始就是私人创办私人控制的企业,只是披着乡镇的名义而已。

  【1130论农民组织起来的真实困境】

  中国此时的城市资本主义会允许农民组织起来么?劳动者的相互竞争,目前基本结构其实是农民工与农民的竞争。农民组织起来,收益增长,农民工便会返回,城市工人成本便会上涨,工人工资便会上涨,一旦高过农民组织收益,农民又会去打工,农民组织便会溃散。农村组织涣散、农民组织不起来的核心问题在这上面,即在它与城市资本主义的竞争结构中。思考农村问题,放到这个竞争结构中想出来的方案才可能是真正有效的。

  不要埋怨农民落后,缺乏组织性,他们因生存的艰难对市场的变化其实是很敏锐的,只是这个竞争结构太强大。个别地方的农民组织起来是没问题的,最多是这个地方的农民工回来。如果组织起来的农民超过一定数量,城市资本主义就会崩溃。政府在支持农民组织起来这一点上一直虚情假意的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政府一直是提农民进城与农业现代化,是把两者关联起来运作的。现在倒是有机会了,城市工业开始搞自动化、智能化,农民工是城市工业驱逐的对象。这是这次乡村振兴运动的根本背景。但这么发展下去,那乡村成什么地方呢?我曾在一文章中说乡村有可能变成为城市自动化智能化资本主义圈养专门消费的“猪”的地方。随着城市驱逐的人越来越多,到时农村又是另一番景象。

  【1219论如何阅读既得利益者的历史书写】

  在某群有人问我怎么看杜润生,由此引发一系列聊天,把我所聊的串在一起记录下来:

  我把他定义为一个政治大骗子。有人采访到村民说当年杜润生在一个村组织教光棍唱分田到户一人一个老婆的事情。把他为什么是政治大骗子这个事情说清楚,先得讲清楚很多理论,再讲清楚很多史实。但有一点可以说,他私下说的和他公开写的在根本点上是相反的。他把后者称为策略。就像刚才那话,他说河流都会奔向东方,但心里想的可能是就是为了改道西方。

  有饭吃到底怎么来的呢?农业小生产经济方式在那么多国家都没解决吃饭问题,一个分田到户就有饭吃了?如果1958年的书写者都吃得很好,保证你读到的历史会完全不同。就像现在的印度,大量低种族和农民吃不饱,但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员都过得很好,人们读到的印度就大不同。读历史一定要有穿透文字的想象力,否则就是把书写者的局部状态当作历史整体。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数估计约1200万至1800万之间。而1976、1977年初中升高中是99%,有6000多万在校高中生,而到1984年只有4000多万在校高中生。我1986年初中考高中,一个班才考上三个高中生。二三十年后才明白我考高中时为什么会那么难。但书写历史的人已经通过高考成为既得利益者,这2000万差异就完全被忽视了。前面20年知青才1200万到1800万,却被大书特书,引起无数愤怒,而这每两三年间就2000万,无人说,即使说了也只是表示一下同情。

  中国知识分子也许只有在做奴才而不得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正义情怀。在知识分子所书写的历史中,其实只能读到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知识分子作为既得利益者时所感知到的局部历史,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做奴才而不得时所感到的局部历史。

  读到的给西南联大的美誉大多数是假的。勾心斗角、争夺国难时期的蝇头小利以及特务政治,也是西南联大的常态。国难当头,把优秀分子的精神激发了,这种精神单独阐发是可以的,但没必要过于美化西南联大,毕竟大多数仁人志士都奔向抗日战场了。

  【1222论某些在农村值得尝试的努力】

  昨日上午两位在农村探索村民共同发展道路多年的年轻人从外地来访,相谈甚欢。核心话题之一是建议一位年轻人竞选村民委主任,摸清本村各种利益圈子、各种恩怨关系和各种能人,在这个基础上找到适合本村共同发展的合作结构,建议另一位来自平原大农区的年轻人探索“集体实物股份合作+职业经营”道路。总之,要抓住中央允许土地经营权流转到集体手中的机会;要探索农村工业道路,不能让村民总是拿农业去跟城市工业比拼生计;要办农村大学,要结束本来受教育水平低而后又缺乏终身学习机制的村民去跟拼命继续学习的市民比拼前途的现状;要在坚持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放开思路,大胆创新这些形式,主要要灵活创新集体所有制性质的股权结构,放大三块地融合的发展效用。特别是竞选村民委主任或村支书,值得来自农村而在各种乡建机构做事的年轻人尝试,乡建机构也似乎可以把这作为重点工作之一来推动。也许可以说,在当前的制度条件下,如果这条路都走不通,那么有着村民共同发展理念的乡建事业的其他道路都走不通,永远是屡试屡败。

  【1225论毛泽东把农民组织起来的真实含义】

  还是没吃透毛泽东的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思想。把农民组织起来是为了搞农业?错了。毛泽东把农民组织起来是为了搞工业,搞公社的工业化。没有工业的农民组织起来垮起来是分分钟的事情

  【1225论乡建知识分子的局限与本质】

  友:动宅基地比动耕地要更容易一些。从国家政策层面看,对于耕地,还有很多顾虑,怕动了耕地之后出乱子。但是对于宅基地,现在整个调子都是强调宅基地的财产权属性,政策基调也是这样。既然是强调财产权属性,对于宅基地就更容易动了。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动了宅基地,耕地就自然而然地可以动了。

  我现在对这方面立法感到悲观。这些年,围绕土地制度改革有很多争论,不少学者都对这种做法提出质疑和批评,但到现在看,这些争论又有多大效果呢,掌握政策和立法主导权的人,还是按照那样的思路来做。

  范仄:他们的建议比宅基地地产化思路还落后,当然不会被采纳啦。他们一直只从农业发展角度谈农村,甚至有一定的反农村工业化趋势,其实就是把农村往死路上赶。很多乡建机构思路也是如此,全是把农村往死路上赶。

  友:确实,他们的思路确实偏保守。您认为他们的这种思路的局限性在哪里?对于认识中国土地制度问题,您觉得以什么样的视角来看会更适合?

  范仄:局限性就是还是小生产思路,对社会化大生产缺乏真实认识,而本质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农村的田园牧歌想像和道德想像。

  友:您说的这个局限性,如果用贺老师书的名字,也就是《小农立场》。更深入地研究土地问题,看来还是需要超越这个,真正认社会化大生产。

  范仄:他们只知道毛的农民的组织化,不知道毛的农村的工业化。没工业化,农民的组织化瞬间便垮了。这也是我与乡建机构、乡建人士少来往的主要原因之一。年初去厦门做讲座可以说是最深入的一次,讲的核心之一就是工业化。过去偶尔与乡建人士交流,发现在这方面几乎不可能有实质的内容。

  【1225论农村宅基地地产化政策】

  目前土地新政步子大得很,比如非农用地股权化、村民宅基地有偿化(其实是地产化)、农民退出宅基地落户城市等,都引发涉农微信群关注。乡村振兴战略一出,我就指出过其要义是圈地和将农民赶往美丽都市和美丽乡村的夹心地带,很多人不理解,也不相信。现在土地新政的具体指向至少是往这方面走。下面是在两个群跟三农人士相关讨论的综合。

  农民有偿退出宅基地或落户城市政策,可以让人安心抢土地了,不用怕“土著人”搞“失地农民运动”,要求返还土地,即不再用思考圈地之后如何防止土地原住民毁约重新要回土地的问题。这将形成一种新生意,帮助抢土地的人诱使农民进城落户,黑白两道齐上。让农民进城落户,表面上是让出住宅地,而其实质是城市工业用地扩张和促进耕地兼并(现在叫实现规模经营)。

  宅基地入股政策是与村民落户城市、放弃宅基地政策相配套的。政策设计者隐含一个预设:20年后有足够的村民落户城市而放弃宅基地乃至耕地。目前政府的政策思路可以初步确定为先动宅基地,再动耕地。让宅基地地产化或股权化,人走了再动耕地就简单了。

  据说解决城市落户问题要成为下阶段的重点工作之一,每年落户多少人都有指标,看到一个说法是明年要落户1亿人。目前基本局面是大城市驱逐低端人口,却诱使和强迫农户落户中小城市。为了完成指标,各地可能推出奇葩政策,比如强迫在城里买了房子的农民放弃宅基地,在城里落户。

  有人质疑说动宅基地要比耕地难很多。我答曰: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没从结构的变化上思考问题。不动宅基地,耕地永远动不了。宅基地易不易动,不是相对于耕地,而是相对于城镇。政策目的就是不可逆的动人。人动了,但可逆,圈地者依然有后顾之忧,资本就无法安心下乡。这套政策既要让资本有序下乡,又要让资本安心下乡。很多人担心资本下乡,其实在以往情形下资本是不愿也不敢下乡,下乡的资本很多是血本亏尽。

  初步估计是五年之内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大多会驱逐低端人口,农民落户城市将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主。

  【1225论“城乡中国”与“城市化”的关系】

  土生:刘老师从从人、业、制度角度用“城乡中国”代替“城市化”这个框架怎样?

  范仄: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怎么代替?“城乡中国”这个概念有人提了一阵子,估计刘教授没弄懂含义,硬生生来个“代替”说。我曾经把新的乡村称之为城市化的农村,即未来的城乡之间的主要差别是主体产业不同及随之而来的集聚规模不同,在其他方面则与城市没根本差异。“城乡中国”是城市化的产物,一个是描述过程,一个是描述结果,怎么代替呢?

  土生:这主要是政策上的用法,要扭转预期。

  范仄:没有继续的城市化,哪来城乡中国?现在在政策层面取消城市化这一过程内涵,更危险。没有继续的城市化,中央新政如何诱使或逼迫农民进城落户?从治理和规划角度看,城乡中国提法确实会带来全新的政策思路,但提“取代”城市化还为时过早。农民落户城市达到一定比例之后,城市化则可以被取代。日本当年是提60%农民转变为城市人口。

  友:城市化仍然重要,中央政策应是没变。

  范仄:但对农村的治理和规划的思路则必须发生根本变化,否则会严重落后于现实。

  土生:要生出有一些变化来才行。不要赶农民进城。

  范仄:不要赶农民进城,那就要接着毛泽东的“公社工业化”思路,探索这条道路的可能性,否则就只能赶到城里去。刘教授是赶农民进城急先锋,不知你是怎么从他的所谓“代替论”读出不要赶农民进城的想法来的。

  【1226论“三块地”变成“两块地”】

  现在“三块地”已经变成“两块地”,形势更加逼人。建设用地与宅基地统称为非农用地,是最近政策上的重大变化。宅基地归为非农用地,在当前的条件下其实就是否定了农民的集体成员身份。

  【1230论粮食与国家竞争】

  粮食主要是与国家稳定有关,成不了国家竞争致命武器。如果中国的国际竞争弱到粮食稳定都做不到,哪还谈什么参与国际竞争呢,谈什么崛起呢。同时,美国如果动用粮食作为国际竞争重要手段,也就表明它原来的高端工业经济和创新经济等20世纪下半叶的绝对竞争优势被严重削弱了。

  【1230论农村资产自由流转的基础制度】

  2019年新内容就是宅基地改革。集体清资核产和承包地确权在2019年必须完成,在这一年不搞宅基地改革,前两项完成了,意义也不大,达不到前两项资产全面资本化的目的。这三项改革完成,农村资产自由流转的基础制度就差不多全部建起来。此后就看对这种自由流转的需求有多大,也就是说已经为资本下乡建立起完整的制度基础。虽然还差说到户籍制度,但房地产市场时代,业主权一直在扩张,正走向业主权主导的时代,宅基地制度改了,也相当于户籍制度变了,最后再临门一脚,要么取消户籍权,要么将户籍权建立在业主权基础之上。在中央政策框架里,农村新主体实际上只承认一种,即新经营主体,而以前意义上的农民是个负担,属于民生托底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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