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与白》第二部卷五第三章 3. 9号院

 编者按：

　　著名作家刘继明花费五年时间创作的长篇新作《黑与白》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黑与白》描写了80年代以后数十年间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全景，是一幅改革年代芸芸众生的奇幻画卷。同时，它又以倒叙和补叙的手法，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写出了一部扑朔迷离的百年中国革命史。被认为是“一部形象化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人民现实主义的尖锋之作”，是一部改革年代的“伤痕文学”，它不仅写出了工人阶级的“伤痕”，也写出了农民的伤痕，女性的“伤痕”，青年的“伤痕”。

　　刘继明老师在谈到《黑与白》的创作心路历程时，认为这部作品是他真正摆脱精英文学体制，回到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无产阶级文学和人民文学传统的一次精神突围，是他向产生过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的伟大时代献上的一份礼物。

　　郭松民老师认为，我们不了解思想史，就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可能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而《黑与白》是一部形象的当代思想史，如果一个读者想了解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就应该读读《黑与白》。

　　孔庆东老师认为这部小说堪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一面“照妖镜”，如果有一部“照妖文学史”，刘继明就是照妖大师，众多妖魔鬼怪在他笔下无处遁形。《黑与白》找到了革命事业多灾多难的内部根源，是中国照妖文学的一座崭新的灯塔。《黑与白》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收获，早晚有一天也会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的家族，因为它对历史的挖掘，对人性的拷问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作品。

　刘继明老师现授权乌有之乡网站对《黑与白》进行连载，敬请广大网友关注。欲购此书，请点击此处（https://book.kongfz.com/777769/6736302495/）。

3. 9号院

雁北的父亲洪虎被授予上将军衔的第二年，全家人搬进了兵马胡同9号。那时，雁北的哥哥太行在念中学，而雁北还没有出生，正躲在母亲的肚子里，在山西雁北地区农村参加社教。

从景山公园往东，不到五百米，在一个十字路口拐个弯儿，就到了北海附近的居民区，这一片的房子一家挨着一家，像蜂窝一样密集，胡同一条串着一条，横七竖八，跟糖葫芦似的，从寻常人家的四合院，到达官显贵的府邸，都是明清时期传下来的，从胡同里的一块砖头，到哪座四合院门口的一尊石犬，都带着一股浓浓的老北京气息。紧傍后海边有一条兵马胡同，宽窄仅能容下一辆四套马车通过，地上铺着清一色整整齐齐的大青砖，就是前门城楼上的那种，每块砖都有一尺来长，半尺多厚，由于常年人踩车轧，青砖被磨得光滑圆润，阳光照在上面或下了雨，像镜子一样泛出幽蓝的反光，格外耀眼。

关于这条胡同的名字，北京地方志里有过记载，说是因清朝的大司马明安达理的府邸而得名。明安达理是蒙古正白旗人，顺治十八年当上大司马后，被顺治皇帝封赏，在北海边建了一座府邸。大司马就是兵部尚书，因此这条胡同被命名为兵马胡同，兵马胡同9号就是大司马的府邸。明安达理的母亲是萨满教一位祭司的女儿，所以他把兵马胡同9号的这座府邸处处打上了萨满教的风格，不仅在大门口放了两只石犬，还把萨满教的图腾描画在每间屋子的天花板上。民国时期，兵马胡同9号先是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下的一名军长占据，日据时期，又成了华北治安军的一位副司令的官邸。国共内战时，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将军的一名高参在兵马胡同9号住过不到半年，全国就解放了。

兵马胡同的居民把这座来历不凡的宅院叫“9号院”。几乎每一次改朝换代，9号院都要变换一个新的主人，由于主人身份显赫，搬来时都兴师动众，闹出很大的阵仗，像过节一样，引得胡同里的人都来瞧热闹。但这一次有些例外，因为就在新主人搬来之前，9号院做了一次大的改建。原来的9号院大大小小几十间房子，里面亭台楼榭，花园池塘，应有尽有，比起清朝的王爷府也毫不逊色。现在，9号院的大部分被改建成了社区幼儿园，只留下一套两进的院子。在许多人眼里，尽管9号院仍然是一种尊贵显赫的象征，但跟从前的大司马府邸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包括新主人，虽然是新政府的将军，但搬进来时也不像过去那些主人兴师动众，极尽排场，而是轻车简从，不事张扬；这使兵马胡同的居民感觉到，新的人民政府同以前的历朝历代的确不大一样了……

在9号院出生和长大的雁北，无从体会到胡同居民们的感受，却从小意识到她和兵马胡同里其他居民之间的距离和差别。这种距离和差别绝不像隔着一堵院墙那么简单，仿佛和胡同里的大多数人处在两个世界。父亲不仅上下班有专车接送和警卫员跟随，9号院门口还有哨兵站岗，别说陌生人，胡同的左邻右舍也不能擅自进来。父亲上班去了，哥哥在中学住读，除了妞妞，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偌大的院子一天到晚安安静静，像一座深山里的寺庙，无论外面多么喧嚣，始终悄无声息。雁北感到一股深深的孤独和寂寞。

妞妞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干完家务活，就去后院的菜地里种菜。后院以前是一座荒弃的小花园，妞妞来后，就把小花园开垦出来，种上了各种时令蔬菜，什么豇豆、大葱、茄子、辣椒、山药蛋。山药蛋是妞妞从雁北老家带来的种籽，结的山药蛋又大又圆，用来做菜好吃，烧了吃更香。妞妞每次在小花园干活，就端一把小板凳让雁北坐在旁边，有时丛豇豆架上捉一条小蜻蜓给她玩儿，为了给雁北解闷，还给她唱家乡的小曲“耍孩儿”《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实在难留。手拉住那哥哥的手，送就送到了那大门口……”雁北年纪小，对歌词的内容似懂非懂，但觉得妞妞唱的真动听，四十多岁的人了，嗓音还那么清脆婉转……

有时候，妞妞在忙别的活儿，顾不上照顾雁北，她就悄悄走出院子，来到大门口，坐在青石砌的门槛上，透过只开了一个小方框的大门，望着门口两只石犬发呆，隔壁传来幼儿园孩子的阵阵歌声和朗读声，心里像被一片鹅毛撩拨着，痒痒的。不一会儿，下课铃声响了，幼儿园的孩子们像一群小蜜蜂地涌出来，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在胡同里玩踢毽子、跳房子之类的游戏，一次，一只毽子从小方框里钻进了9号院，两个小女孩趴着小方框朝里张望，站岗的哨兵叔叔要她们走开。雁北见了，从地上捡起毽子，从小方框里递给她们。两个小女孩接过毽子对雁北笑着扮了个鬼脸，蹦蹦跳跳地跑开了。望着她们活泼的身影，雁北心里羡慕极了。

后来，雁北也上幼儿园了，但不是在兵马胡同，而是在部队的幼儿园，园里小伙伴的家长跟父亲一样，都是部队的首长。雁北每天上幼儿园也是父亲派车接送的，有时是父亲上下班顺带接送她，有时是妞妞阿姨送她，放学回家时也一样。尽管幼儿园的环境和条件比兵马胡同幼儿园好了不知多少倍，但雁北心里还是羡慕兵马胡同那些跳毽子的小女孩……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雁北已经上了小学，上学放学的专车接送被取消了，有一段时间，各中学大学停课闹革命，不少小学也跟着停了课，雁北在家里逍遥了一段日子。又过了两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作为曾经深受林彪器重的老部下，雁北的父亲也受到牵连，被停职审查了两年之久。停职期间，父亲不仅被取消了随身警卫秘书和专车的待遇，9号院的岗哨也撤销了。不过，雁北不但没觉得失去了什么，反而有一种被解去束缚的轻松之感。家门口没了岗哨，胡同里的小伙伴随时可以进来玩耍了。以前许多人觉得深不可测的9号院一下变得热热闹闹起来，周末或节假日，雁北便邀请同学或胡同里的小伙伴来玩儿。院子里地方大，凡是在胡同里玩儿的游戏都可以玩，一时间，9号院跟胡同里那些普通人家居住的大杂院一样，充满了嘈杂喧嚣的烟火气。

每逢这时候，雁北的父亲便笑眯眯地望着面前小鸟一样雀跃的孩子们，像胡同里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儿，以前那股令人生畏的将军架子和威严荡然无存。停职审查后，父亲赋闲在家，整天拾掇花花草草，还在前院里的空地上种了十几棵葡萄树。雁北放学回来，也帮父亲干一些活儿，一段时间下来，跟着父亲学会了施肥、松土、浇水、剪枝等一整套园艺活路。父女俩一边干活，一边唠嗑。父亲问雁北，最近你在学校又学了什么新歌，唱给我听听！雁北就唱了一首《学习雷锋好榜样》，父亲听了连声说好，然后自告奋勇地说，我也给你唱一首吧，说着清清嗓子，唱了起来：“出口外割小麦，镰刀不快，到如今没办法，讨吃回来……”

父亲的嗓音有点沙哑，还带着一点老家的口音，歌词含糊不清，但那熟悉的曲调雁北觉得很熟，曾听妞妞阿姨唱过。“吕梁山区的‘耍孩儿’，妞妞唱的好听，我和你妈妈都爱听她唱……”

雁北看见父亲说这话时，神情有点儿伤感。他是在怀念去世多年的母亲，还是回忆起了抗日战争期间在吕梁山区度过的烽火岁月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父亲就让妞妞回雁北老家去了，哥哥太行也去了北大荒。9号院只剩下父女俩相依为命，在雁北记忆中，那是她和父亲度过的最快乐的一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