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毅《毛诗论札》：（1）新文化运动与毛泽东的诗文写作

　　毛泽东与胡适结缘始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当时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这三位领袖的主张大都在这份刊物上发表，毛泽东则为他们的热心读者与拥护者。三位领袖分别给毛泽东以影响，胡适对毛的影响是在文学方面。

　　毛胡结成的这份因缘是不能回避的，有必要作深入研究。这里选择文章、词创作两个领域作一些研究，研究后发现正是这份因缘促成了毛泽东在写作上成功，而成为一代政论大师、诗词大家的，从而说明毛泽东成功正是在文学领域继承并发扬了五四精神。一些现代文学史家以毛泽东诗词有违于五四精神而不让入史，是多么幼稚可笑。

　　一、从“八不主义”到《反对党八股》

　　白话文运动又称新文学运动，胡适认为只有用白话（口语）写的文学才是活文学。1916年3月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受西方文化影响，下定决心在国内提倡白话文，发动一场文学革命。1917年1月他写了具有宣言意义的《文学改良刍议》寄回国内，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把他的主张列为八条，后又称为“八不主义”。紧接着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进一步发扬鼓吹。在陈的坚决支持下，一场旨在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文学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当时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毛泽东在杨昌济先生的引导下成了《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与作者，他也成了陈独秀、胡适的崇拜者。1936年他对来到陕北的斯诺谈到《新青年》对他的影响时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1>把胡适放在陈独秀之前，正如把梁启超放在康有为之前一样，正看出他对胡文重视。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湖南开始参加领导青年学生运动，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等40余篇文章。胡适看到后著文称赞，“《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个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2>胡适的高度肯定，可以想见这给当时的毛泽东以极大的鼓舞。毛泽东的“长处是在议论一方面”，这似乎预告了一代政论大家将要出现，他的文章特点应当是目光远大、议论痛快。胡适对此时的毛泽东可谓慧眼识英才，又指出了此英才特长所在，寥寥数语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估，对于毛泽东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胡适面前，毛泽东又绝非是一个盲目崇拜者，当他接受马列主义之后，对胡适的提倡白话文主张而是有批评、有吸取，成为他提出创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的有益参考。

　　把《文学改良刍议》与毛泽东1942年所作的《反对党八股》这个讲演放在一起作一比较，不难看出二者呈现更为复杂的因果关系，值得作一番深入探索。

　　首先毛泽东总结新文化运动反对老八股的得与失。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3>这里指的一班新人物当然包括胡适在内。然而他们的“失”也是很明显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胡适一生信奉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毛泽东当然不是要求胡适等人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而是针对他们使用的资产阶级方法，放在一起批评。由于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条件，这个运动所使用的形式主义方法也影响到党内，党八股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说“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党八股是一种新的形式主义，为了使中国革命正常发展，毛泽东提出反对党八股的号召就很必要了。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了有名的“八不主义”，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列出“八大罪状”，后者显然受前者启发，是必须承认的。当然不仅仅在表面形式上，而是在内容上。如“八不主义”首标“须言之有物”，所谓“物”包括“情感”与“思想”两方面，即要求文学必具“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这无疑是对的。

　　毛泽东列举党八股第一条罪状也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这与胡适主张显然相通。但毛泽东是领导革命讲求实际的领袖，他所指的“物”当然不能等同于胡适所指。毛泽东所指“物”是什么呢？他没有采取下定义的方式，而是采取科学分析方式逐步揭示出来：“要看情形办事”，“无产阶级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人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这就把“物”建立在实际与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上，显然是对五四科学精神的继承。

　　胡适的“八不主义”其余7条，都是从变革语言工具着眼，认定文言文特别是律诗、骈体文（当指八股文）而发，而对文言文采取一棒子打死态度，显然没有看到“古人语言有生命的东西”，其偏颇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批党八股第五条罪状“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应是直指胡适作深刻批评。在这一段文字中，“问题”一共出现28次之多，这很让人想起1919年7月后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于是他如同开中药铺一样列举一大堆问题让人们去研究，没必要去讲什么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认为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解决问题。李大钊作为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阶段抵制了胡适的荒谬主张。而此时的毛泽东已是一个写出《实践论》《矛盾论》哲学著作的理论家，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实际问题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当他批评党八股时，自然联想到党八股祖师爷二十二年前散布的歪理，于是来一次总清算，揭露“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是一种多么幼稚、低级、庸俗、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

　　在这一段文字里，毛泽东熟练运用他的哲学思想去揭示“问题”的实质，“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并引导“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这一段文字实在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为简练的概括与总结。以此为出发点，在全面批判党八股后，毛泽东又提出“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的更高的要求。

　　早在1938年10月14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民族历史、研究当前运动的号召，就针对已经出现的“洋八股”即党八股提出批评，现在又一次重申这个主张：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应该说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要求确非很多人短时期内所能达到的。毛泽东本人当然做到了，他以身作则，在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而成为二十世纪的政论大家，他倡导的文风一直影响着当代中国。

　　对毛泽东的主张与论著胡适作何反应呢？据胡适传记作家唐德刚说：“胡先生告诉我：‘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4>仅仅从白话文写作层面上肯定毛泽东，而且仅仅限于共产党内，实际不算高。当然，我们不能要求胡适承认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的优长之处。这句不痛不痒的评价远不如对《民众大联合》的那几句中肯深刻，这是因为胡适对文章的理解还局限在语言层面上，习惯用老标准看前进的事物。

　　总的来看，在新文学运动白话文写作范围内，毛、胡二人互动还是良性的。后来毛泽东成为语言大师，不像胡适那样不懂口头语言、书面语言、诗歌语言的差异，一味强调口语的绝对优势；而锻造出雅俗共赏的书面语言，而成为政论大家；他用提炼出的诗歌语言创作的优美诗词把他推上世界诗坛。

　　二、白话填词的超越

　　在研读毛诗中常想到这样一些问题：毛泽东的词创作取得超越古人成绩，总感到是一个偶然的诗歌史现象，缺少一个必要的过渡环节。现在这个环节找到了，那就是胡适在新文学运动中倡导的用白话填词的“新体诗”革命，毛泽东的词创作活动就是受其影响而开其端的。

　　毛泽东的词作自然超过胡适，由于多种原因晚年的胡适对毛词又刻意贬低，留下了一些让人遗憾的话题。

　　下面将对此作历史的回顾与必要的分析。

　　先看胡适对词这一诗体的理解与词学上的贡献。1933年在胡适所著《四十自述》之《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这一章里回忆说：“我认定了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词，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我那时的主张颇受了读宋词的影响。所以说要须作诗如作文，又反对‘琢镂粉饰’的诗。”这也是他在早年《文学改良刍议》里提出“八不主义”时只指责律诗与骈文的弊端而没有攻击词，因为词长短不齐的句式贴近日常生活的口语，自然风格合乎他发动文学革命的需要。也是出于这种需要，胡适还著有《词选》一书，此书1927年出版，作为民国高级中学国语读本使用。这是一个极具特色的选本，特别是书前《序》，对词体发展历史的见解“是根本不错的。”这个选本影响之大可从胡云翼的《宋词选》中看出，其对词史的见地也为几部通行文学史袭用，只是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不愿提及而已！倒是旅居海外的学者叶嘉莹先生不受政治限制在其词学著作中曾详细提到过。现在看来胡适的这个选本及《序》，在词学上的贡献是不亚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可惜学界一直怠慢了它。

　　更为有意思的是，胡适也填词，他填词的目的不像一般词家是为了抒情言志的需要，而是“为大中华，造新文学”作“实验”，因此他称自己的这些作品为“小玩意儿”，好像不太重视，实际“为新体诗创作寻求生路”<5>，据施议对先生研究，胡适为实现这个目的，作了两种实验，一是明确标出词牌的，以“倚声填词”的方法做诗，二是不挂招牌，以新体诗形式出现。胡适的这些“实验品”在《新青年》上发表，当时影响就相当大。第一类实验品就影响到了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毛泽东。据毛泽东当时同学周世钊女儿周彦瑜在其著作中转述父亲回忆说，当时第一师范学诗成风，更有意思的是：

　　在学诗成风的环境下，有人想学填词。恰好《新青年》的读者校内已有不少的人。《新青年》上偶有写得清新流利的动人词作，更促进人学习的兴趣。于是买《白香词谱》来阅读学习的也有不少的人。在这种良好环境中，周世钊与毛泽东的写诗填词水平大有提高，兴趣亦很浓。<6>

　　据周彦瑜说 ，当年在湖南一师学习时，毛泽东当年曾经交给周世钊50首诗（当然也包括词），可惜都散失了。

　　现在我们读到毛泽东学生时代的词作，只剩下《归国谣》了，即他于1917年暑假游学时所作，也算留下的当年学词一条佐证。<7> 这首词意境开阔，具有典型的豪放派本色。

　　我们注意到，《新青年》第五卷第4号（1917年6月1日）同时发表了胡适的两首《沁园春》（即《生日自寿》《新俄万岁》）与一首《生查子》，这两首《沁园春》实为胡适的代表作。《沁园春》为胡适爱采用的词牌，他前前后后共写了8首之多。毛泽东也以两首《沁园春》写得最好，这应该也算胡适开创风气影响所致吧。

　　胡的第二类“实验品”也有极好的影响。元帅诗人陈毅在一次诗歌座谈会上说：“完全按照词谱填词也可以，不按词谱填也可以，就是说写一些长短句，也不妨试试。‘五四’以来把词当作新体诗，或诗体的新发展，这是最通达的见解，我想赞成的人一定很多。”<8>这些诗论可谓胡适主张的六十年代版了。陈毅的优秀诗作《赣南游击词》《莫干山纪游词》就是借用改造《忆江南》词牌，只在形式上与词牌规定、字句数上符合而不尽符合声韵格律要求。这类创作可谓词的“解放体”，的确是一种新体诗了。

　　胡适多次引龚自珍“但开风气不为师”自许，他的确在多个领域开百年风气，不愧为是超一流学术大师。平心而论，他的诗才却不在一流之列。论写旧诗词，他不如王国维，写新诗不如郭沫若、徐志摩。宋人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胡适属于“别材别趣”不足的大学者，他并不是大诗人。

　　下面，只就他1917年发表的两首《沁园春》与毛泽东的两首《沁园春》作点比较鉴赏。胡适的两首词前都有序，第二首序相当不短，为节省篇幅不录，只录正文。

　　沁园春·二十五岁生日自寿

　　弃我去者，二十五年，不可重来。看江明雪霁，吾当寿我，且须高咏，不用衔杯。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从今后，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忽然异想天开。似天上诸仙采药回。有丹能却老，鞭能缩地，芝能点石，触处金堆。我笑诸仙，诸仙笑我，敬谢诸仙我不才。葫芦里，也有些微物，试与君猜。

　　新俄万岁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想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于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先将胡适的《生日自寿》与毛泽东的《长沙》作一比较。胡适这首词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距明年6月回国仅一学期了。想到即将结束7年留学生活，感慨肯定很多，更何况他在陈独秀来信中已知道陈已向蔡元培校长推荐他到北大任教。所以胡这首词表现的是开始新生活新局面的心态。词用语造句通顺流畅，很好地贯彻了作者用白话写词的主张，只是下片借用神仙采药传说，又不得不要简练文言，其实上片“雪霁”就不是口语“雪停”，要完全排斥文言词汇，胡适也做不到啊！这首词的特色正如施议对所点评：“严肃题材，以怪诞方式表现。老胡本色于此可见。”词倒是通俗易懂，但其用语缺少诗性品格，余味不多，无一唱三叹之妙。在内容上也不过告诉人们“即将回国，将施展一下留学学得的一点本事”而已！

　　关于《长沙》这首词我曾作过深入研究<9>。我们认为这首词应当写于1925年1月，是中共“四大”前夕，本是“三大”二把手的毛泽东却被陈独秀排挤离开上海来长沙时所作。词中毛泽东表现的是摆脱旧的束缚开辟历史新局面的决心。上片借景说理，“万类霜天竞自由”用的是五四时期流行的进化论的语言发挥“科学”唯物主义见解。下片借回顾新民学会反对当年军阀活动抒发对“民主”的追求。结尾突然来一句“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强调游泳中表现出的征服力量，其意义正如美学家李泽厚所说：“在这里，体力的抒发、意志的实现、人生的真谛、审美的快乐是融为一体了”<10>

　　《长沙》集中体现五四精神，毛泽东在世时把他作为诗词集的开篇是有深意的。再，这首词所用文言词汇仅“寥廓”需加注说明，其余都是易懂易解的。其语言经得起咀嚼、反复玩味，盖因为这是选择提炼出的诗性语言，与生活用语是有本质区别的。

　　再将胡的《新俄万岁》与毛的《雪》作一比较。胡适的这首词写于1917年4月17日夜，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词前序中说他看到报纸上报道俄国发生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他欣喜非常，于是有此词作。词直接写时事，上片写革命过程，下片写革命带来囚徒解放获自由。“自由”一词在上下片都出现，可见作者主旨鲜明在于歌颂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民主与自由，这应是他在美国获得的新感受，实际上已落后于国内的孙中山了。胡适1910年8月16日离开上海赴美，一年后国内爆发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不见胡适反应。6年后俄国发生类似革命，他欣喜而填词，只能算是补上一课。施议对评此词曰：“大题材、大感慨，颇能增强其体质；可为‘文章革命’之‘革命’之范例。”在我们看来则认为全词以新闻报章语言写时事，仍嫌缺少词味。这类词的写法盛行于当代大陆老干部参与的诗词学会中，由于缺少艺术性，只是表现了一些政治内容，被称作“老干部体”。

　　若以胡适的“八不主义”来衡量，“轩昂”与“独夫”应算死去文字，“去独夫‘沙’”应属于半通。说这首词为“文章革命”范例，应该说不太符合标准。

　　至于以大题材、大感慨作为标准，只有毛泽东的《雪》词才配得上。关于《雪》词，论著已够多了，我们在这里只强调一点，这首写于1936年2月东征路上获得灵感的作品成为毛泽东的代表作，实在是集中体现作者创建新中国的追求，其感慨可谓大而深矣！然而在字面上又不见痕迹。上片将冰雪美与山水美放在一起写，“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是对未来中国所作审美的展示，而下片揭示反封建主义主题是用咏史诗方式写出，批评历史上五位帝王级人物写得轻松，真算得上“四两拨千斤”的大手段。最后推出今朝“风流人物”与古人作比，含而不露地表现出新创建新社会、新国家的宏大主题。上片祖国大地的自然美与理想中的社会美互相生发，为读者展示出一个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其境界可谓大而深远，经得起反复玩味。

　　无论从思想深刻上，还是从艺术精湛上，二词之差别简直不可以道里计，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境界大小上。胡词只是写实而已，其感觉已是落伍补课者的欣喜而已！而“狂态君休笑老胡”虽有胡氏一点小幽默，在政治题材作品里又让人觉得油腔滑调，实在是不足为训。有点词学修养的人是不难看出彼此高低的。然而够得上词学大师的胡适是怎样看待毛词呢？

　　三、 胡适缘何贬低毛词？

　　自1957年毛泽东将自己的旧体诗作公开发表以后，在大陆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与此相反，在台湾的胡适却是刻意贬低，并集中对毛的词作上。据有关报刊披露“胡适非正规地不止一次发表过非毛诗的意见”<11>据说，胡非毛诗的意见，一是辗转自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何炳棣。何在1958年将毛泽东两首《沁园春》翻译成英文发表，到处推介，赞赏有加，却遭到了胡适的反对。1960年8月18日，何炳棣在胡适纽约寓所发生争执，胡认为何对毛诗评价太高，他说：“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有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班呢！” <12>

　　1918年10月至1919年2月，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期间，经常旁听一些课程，包括胡适的中国文学史课。仅比胡适小两岁的毛泽东对胡正处崇拜有加阶段，在胡面前自称“学生毛泽东”，是发自内心的仰慕，胡适后来也多次提及并为之沾沾自喜。现在怎么成了贬低毛泽东诗才的根据呢？有点诗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诗才与学问是两个相异的概念。讲课的教授在专业知识上肯定比学生高，然而学生诗才就不一定不如教授。胡适以毛旁听过他的课贬低对方，是违背科学精神的。何炳棣认为胡适过于自负，自认是文化艺术界第一人，不肯承认有比他有更高的人。作为够得上词学大师以及有词作影响的胡适不愿意承认毛的两首《沁园春》高于他，只能说出自俗人都具有的嫉妒心吧。

　　胡适对《蝶恋花·答李淑一》评价更苛刻，这见于《胡适日记》。1959年，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看到大陆上所出版的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略——引者注）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为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也无此通韵法。”<13>这里包括三点意见，一是他感到“真有点肉麻”，只是情绪发泄，无讨论意义；第二点所谓“没有一句通的”也是故意找茬寻衅，我们倒觉得《蝶恋花》全篇没有一句赶得上胡适《新俄万岁》中“去独夫‘沙’”那样不通顺。这一点也是不必深究的。

　　关键是第三点上下两片不通韵问题。毛泽东向来遵守格律，怎么犯此大忌呢？而且毛泽东自己批注为“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是胡适抓住毛泽东这首词的“软肋”，还是毛泽东明知故意违规呢？这个问题倒是被湖北长江大学刘汉民教授解决了。刘根据《词谱》（1979年1月北京市中国书店据康熙五十四年内府刻印本影印）所标示，“《蝶恋花》并非只有一韵到底的一体，还有上下片分别押两韵为又一体”，并举辛弃疾《蝶恋花·客有燕语莺啼人乍远之句，用为首句》为例。以此证明毛泽东《蝶恋花》符合“又一体”的要求，是古已有之的。刘汉民说：“《蝶恋花》上下两韵辛弃疾用了，无人诟病；毛泽东师承前代著名词人，为什么就不可以呢？胡适指责毛《蝶恋花》词的用韵。我看，要么是词学素养不足，要么是轻率，信口开河。二者必居其一，甚或兼而有之。”<14>

　　刘汉民不迷信大权威，作有理有据的批评，让人佩服！胡适刻意贬低毛词纯属鸡蛋里挑骨头之举。据唐德刚1981年来哈尔滨参加国际红学会时透露，胡贬毛诗曾用极不雅驯字眼，既不讲科学又不讲民主，完全失去了他一向奉行的宽容之道。

　　胡适何以如此？我们认为很简单，这是对1950年代毛泽东发动批判胡适运动有关。胡适怎么不能耿耿于怀！对此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同情。不过同情之余又感到胡把毛诗作为攻击的对象、情绪的发泄口，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据港台学者说，在台湾有文化教养家庭都有一本《毛泽东诗词》。胡适到处攻击毛诗，是否起到了相反作用，即借他的乌鸦嘴，反而起到促进传播作用？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说当年胡适开白话填词风气促成毛泽东词创作成功，他刻意贬低毛诗，也可看作毛诗传播史上的一个小插曲，可当作赵本山的“小品”看看，置之一笑可也。

　　2016.10—2018.1

　　注：

　　<1>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2版第125页。

　　<2>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51页。

　　<3>《反对党八股》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6月第2版，下边引此文者不再注明出处。

　　<4>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第2版，第211页。

　　<5>这是施议对的提法，施著有研究胡适词的第一本专著《胡适词点评》（中华书局出版），本文这一部分参考了此书。

　　<6>周彦瑜、吴美湖编著：《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55页。

　　<7>《归国谣》似为毛泽东1917年游学时所作（《党的文献》2008年6期）。

　　<8>《诗座谈纪盛》，见《诗刊》1962年第3期

　　<9>丁毅：《<沁园春·长沙>写作时间、情感趋向及其他》，载于《上海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0>李泽厚：《青年毛泽东》，载《河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11>朱向前：《两则史料看胡适非毛诗——兼与周策纵论“老胡”诗》，载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主办《毛泽东诗词研究》2014年第1期。

　　<12>见朱向前文章所引，朱注明来自卫毅《何炳棣：一生不作二等题目》，出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20期。

　　<13>转引自邵建新《胡适对毛泽东<蝶恋花>的批评》，邵文见中国毛诗会编《毛泽东诗词研究》2012年第1期。

　　<14>刘汉民：《蚍蜉撼树谈何易——评李建军<毛泽东诗词：谀评之后的重评>》，载《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论文集》第308页—第309页。

　　（2018年中国毛诗会第十七届年会交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