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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金大散文|京华三部曲续鉴《攀上高山的灵魂》第三卷第一章 五亿农民的方向

老金 2022-02-15 来源:乌有之乡

  第三卷第一章  五亿农民的方向

  古老的中国在封建统治之下,生产力极其低下,民生穷困。美国专家来华夏考察,惊讶定县土鸡一年只下68个蛋。他不理解其中的奥秘,就问实验者晏阳初怎么回事?晏阳初的回答非常幽默非常深刻但也相当无奈:中国的母鸡已经下了三千年的蛋,它们大概是太累了。

  在广大苏南农村,曾经流行这样一首民谣:农民背上两把刀;租米,利钱高!农民面前三条路,投河,上吊,坐监牢!在洞庭湖畔,民谣则这样传唱:滨湖地方好赚钱,一去两三年,要想回家看爹娘,没得过河钱。而那首广为流传的长工谣,让人听了更是心酸:长工苦,长工苦,当了长工比黄连还要苦;养不起爹,养不活娘,讨不起老婆一世孤;年轻力壮像头牛,病老时节无人顾;地主老财心肠狠,一脚踢出无活路。

  长工杨怀悯,从十岁起就给地主扛活,做牛做马四五十年,熬到老,还是个光棍汉,讨不起老婆。大江和小江,比杨怀悯还可怜,大江年轻时是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地主老财看他力气好,就什么重活都给他做,不做就逼他做。大江人还没老呢,就累弯了腰,看上去仿佛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地主看他一眼,噢,砻糠榨不出油,就一脚把他踢了出去。大江回到家,没米下锅,穷途末路,想想这世道,怎么活呀,不如死了。当天晚上就用麻绳栓了脖子,两腿一蹬,悬梁自尽。小江得了病没人管,想看医生没钱看不起,熬到最后,还是活生生病死了。

  华夏农村再不能这样了,有人掀起了乡村建设运动。1928年4月,黄炎培先生在上海成立乡村建设实验园,人称沪郊农村改进区。因为地处昆山徐公桥,又称徐公桥改进区。实验园落成那天,创办人黄炎培、江问鱼、杨卫玉还有姚惠泉等一干名人出席了开园典礼。主席台两侧张贴大红对联,上书:无旷土、无游民,向一剪淞波影里,小试农桑,乃亦有秋,聊慰治平新梦想;出相望、守相助,喜千家皆火光中,时还耕读,毋忘在莒,请看甲子旧烧痕。

  试验区维持六年,贯彻富教合一思想:推广农业技术,改变农民靠天吃饭思想;办理无息贷款,改变农民饱受高利贷剥削之苦;宣传卫生常识,预防传染病,甚至在夏季规定小学生每天打一百只苍蝇,作为考试成绩。河流纵横,阡陌交错,发动群众架桥筑路。文盲太多,就开办夜校义务教育,成年文盲每天学习两小时,脱盲农民能看壁报,能写书信。改进会还创作《为了一线希望》歌,鼓励农民奋斗向上:为了一线希望,我才努力向上。振作精神,开发思想,把人生学问,都记在心上,在失意时这样,在得意时也这样。我的努力向上,只为了一线希望。

  但是,“为了一线希望”没能坚持下来。因为黄炎培等人投身民主爱国运动,为国民党蒋介石所不容,六年期满,徐公桥乡村改进区试验便再也无法继续,黄炎培先生的“治平新梦”就此破灭。

  晏阳初先生在定县实行乡村建设的成就曾经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很多关切农村农民的名人学者与政府官员纷纷到定县考察,晏阳初也曾被邀请到南京演讲,介绍经验。蒋介石还亲自聆听,给以高度评价。但是晏阳初的实验同样没能坚持多久。结症究竟在哪里?实践让晏阳初醒悟,他在1937年撰写《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时指出:农村问题,最严重的莫过土地问题。但土地问题显然不是某个学者或某个学术团体能够解决的。若要解决这样迫切而艰难的问题,必须依靠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

  壹

  “平均地权”为民生主义第一要旨

  国家必须改革,封建制度必须推翻,否则华夏将永远落后。早在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将“平均地权”列为民生主义第一要旨: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种。但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将自己变成大地主大资本家的代表。因此,为了中华民族之复兴,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起来革命,打倒大地主大资本家的代表,彻底废除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消灭地主阶级;使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上翻身,解放生产力,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1949年革命成功了,全国解放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实施了。我刚写到这里,柳淑琦灵魂就从天上飘下来。她很少参与我的写作,她说困难是暂时的,说不定在某一天突然转变。但是这一回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飘下来参与我的写作,大概因为土改的意义太伟大了,容不得有人污蔑;大概她希望柳黪灵魂与我不但能正确阐释合作化,还能讲深讲透,让后人有一个清晰完整正确的认识。柳淑琦灵魂告诉我,有幸参加那场土改运动,让她至今感到崇高而伟大。柳淑琦灵魂至今还记得区长唱完《为了一线希望》歌,就用眼睛紧紧地盯看她。柳淑琦灵魂发现那双闪烁的眼睛里有两颗旋转的星星。区长并不理会柳淑琦灵魂有何感想,继续他的高谈阔论:这样生动而伟大的变革,只有共产党才能完成。要问共产党为什么伟大?就是因为共产党完成了伟大的土地革命,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柳淑琦灵魂从来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聆听从山沟里走出来的理论家讲解土地改革问题,她很难想象冲锋陷阵的军人居然会有这样宏阔的理论。区长继续演说:土改规模宏大,容易发生偏差。我们搞土改那会儿是在战争的情况下进行的,战争的硝烟掩盖了土改过左的空气。现在战争结束了,土改的一些问题就可能突显出来,地主阶级的叫唤将显得特别尖锐,所以我们要讲究政策,防止再犯我们那时的错误。你说呢?柳淑琦灵魂没有想到区长会问她,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区长说你不需要回答我,但你要回答你自己。你只有回答了你自己,你才能做好伟大的土改工作。

  王广河带着柳淑琦拐进小胡同,指着一座破门楼说那儿就是杨树榛的家。柳淑琦顺着王广河的手指看过去,旧门楼塌了一角,宛如倔强的山羊昂着只有一只角的羊头。王广河敲了敲门,里面传来女人的问话:谁呀?王广河说是我。门开了,院子里黑乎乎的,有三个黑影坐在豆角架下面围着炕桌喝棒餷粥,桌上只有一盘大腌萝卜。男人停下竹筷说:来,坐下一起喝棒餷粥,可黏糊呢!王广河说不忙喝粥,我给先你介绍,这是土改工作组的柳同志。黑灯瞎火的谁也看不清谁,柳淑琦觉得杨树榛很高很壮,杨树榛觉得柳淑琦很细很娇小。

  吃罢晚饭,三个人黑着灯聊起来。杨树榛把烟荷包扔上炕桌,王广河就点了一锅烟,火珠浮在烟锅上一闪一闪地亮。王广河说:柳同志说了,我们反对自发斗争没有错。杨树榛不说话,把烟锅吮得吱吱地响。柳淑琦想起区长说的话,就说:土改是时代的潮流,任何阻拦都是螳臂挡车。打碎封建制度,让数亿贫苦农民获得新生,是共产党人几十年的奋斗目标。今天我们就是为了完成这项伟大任务而来的。

  柳淑琦的情绪感染了杨树榛,就听他说:黑胳膊黑腿庄稼汉,汗滴禾土饿断肠。贫下中农就盼望这一天呢。杨树榛张嘴就带出一首民谣,说话也很给劲儿。柳淑琦很惊讶,就问:杨大哥上过学?杨树榛感慨:穷人家的孩子哪儿有钱上学呀!那年饥馑,我们哥儿五个饿死俩。父亲勒了勒裤腰带去温榆河挖野菜,没挖两棵苣荬菜就饿得头昏眼花滚进河,要不是旁边有人,早就淹死了。粮食呢?柳淑琦问。粮食?哪儿有粮食呀!我爹租了王广富五亩地,打下粮食不够交租子。王广富把我爹吊在树上打。临了,一颗租子不少交,还勒去六石小麦做赎身费。八路军路过温榆河,政委借住我家,看我捧着小字典爱不释手,就送给我了。

  黑暗里柳淑琦听见王广河在啜泣,就问:王广富就这么毒?小火珠猛的一亮,杨树榛的脸红得像关公,说:那时他还年轻,放到这场就更恶了。听过温榆河民谣吗?天见王广富日月不明,地见王广富草木不生,人见王广富九死一生。王广河抹一把眼泪说:再给你说一件事。杨树榛堂兄死了,留下王广美。杨树棽卖过豆腐,乡亲就叫王广美豆腐西施。傍黑,王广富儿子王元寿踅到王广美家。论辈分,王广美是他姑,可是他要强奸她。没承想王广瀛也来了。叔侄俩不要脸,因为王广美打起来了。王元寿拎铁锹,王广瀛抄镐头,俩人闹到王广富那里。王广富说:谁都甭要,丢了那个娘们。第二天清早,王广瀛和王元寿带着人,拿着枪,还有猪尾巴,就闯进王广美家。进了屋,连门闩都不插,扒光王广美的衣裳,就拿猪尾巴狠劲儿捅,一直把王广美折磨死。没等王广河说完,柳淑琦就哆嗦起来,牙齿咬得咯咯响。杨树榛瘪着嘴说:扳不倒王广富,黄泥岗就休想实现真正的土改。

  斗争大会开始了,杨树桀他爹拄着木杖奔上台。老人家六十多岁,恶霸欺凌,风雨摧残,让他骨瘦如柴,步履蹒跚。老汉一踅一踅地冲到王广富跟前,嘴巴一张一张还没出声,王广富就说了:你打吧,我拚了,今天就死在主席台上。谁都没有想到,恶霸地主研究了土改政策,利用不许打人的规定对抗批判。其实,杨树桀他爹并没想打王广富,只是太气愤,把木杖当成了手指。这情势太突然,老实巴交的农民立刻变成了一尊泥塑,嘴巴嘎巴嘎巴说不出话。杨树榛冲到王广富跟前,拳头一挥,呐喊:王广富,甭狂。今年不是去年了,有共产党在,不用棍棒也能把你打翻在地!

  又冲上一个女人,白发苍苍。食指尖尖,指着王广富质问:亏得王广美还是你本家,连这样的人你也不放过,你说你残忍不残忍?这女人是王广美姐姐,破衣烂衫,就像喜儿。台下群众一齐举拳呼喊:打倒恶霸!让王广富低头!王广富立刻吓哆嗦了。有农民仰天长啸:老天爷呀,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撑腰,我们农民终于翻身啦!

  三天之后,王广富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黄泥岗西边的榆树林前面,柳淑琦和农民一起旁观了行刑。公安战士举起崭新的步枪瞄准王广富的后脑勺。随着子弹的啸声,王广富的脑瓜开了瓢,脑浆迸溅。有人欣赏,有人慨叹。秋风瑟瑟,树叶飘零。柳淑琦忽然警醒,究竟应该怎样评价这种行刑?作为亲见土地改革的人,有谁能指责刚才的那一幕是一种暴力呢?不,那不是暴力。不是。正确地说,那是一种人道,那是宇宙间放大的一种人道主义。打碎几千年残酷的封建制度,让亿万饥寒交迫的农民站起来,过好日子,难道不是人道主义吗?是的,这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反过来维护只占人口百分之几或百分之十几的地主阶级及其走狗的利益,维护那个人吃人的封建剥削制度,甚至恢复已经被推翻的那个腐朽制度,才是最不人道的,才是最卑鄙的最可耻的最可唾弃的。

  前几天,给第一批农民划分了阶级成分,大多数认可,只有富裕中农王广仁不满意。他见人就嘟囔,中农就中农,为啥非要加上富裕俩字呢?他说我听着别扭,好像我和兄弟不一样。他指的是王广义。王广义划为中农,没有富裕俩字,就觉得自己和贫雇农差不多。王广仁找杨树榛提意见,磨蹭到天黑。杨树榛说去掉富裕俩字看似简单,却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需要农代会讨论决定。王广仁说,那我就在这儿等你讨论。杨树榛说,我既然说认真讨论,我就负责任,给你个明确答复。王广仁磨叨,没给你定富裕中农,你不知道那两个字有多别扭。杨树榛说好了,别磨嘴皮了,回家耐心等待农民代表会的讨论结果吧。

  今天农代会给王广田定成分。杨树榛坐在主席台上,对面几排椅子,坐满了农民代表。不一会儿,王广田也到了,探了探头,听杨树榛招呼他进来才敢走进会议室。王广田不是随便来的,凡是给谁划成分谁都要到场,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当场辩论。

  工作组长章汉臣看人到齐了,就跟杨树榛小声说开始吧。杨树榛宣布让王广田“四报”。所谓四报,就是报土地、报剥削、报劳动、报成分。王广田站在主席台前面,朝大家鞠了一个躬。王广田胖胖的,满脸笑模样,说我家四十五亩水地,一百亩岗地,四十亩洼地,都不是好地,打不出粮食。王广河头一扬说:你说打不出粮食,为啥要那么多租子,你这不是剥削又是什么?王广田吭叽吭叽:我没剥削呀?王广水说:我五亩地打六石谷,你收四石,怎么没剥削?王广田狡辩:谁叫你打得少呢?王广水说:你刚才还说打不出粮食,现在怎么又说我打得少?王广田摆出一副无赖相:你把我弄懵懂了,记不得了。王广河问,你今年多大岁数?王广田说五十四岁。王广河又问咱村还有谁欠你谷子?王广田说这还用说吗?你欠我五斗谷,三年了没还!王广河笑了,你说你蒙了,别人欠你多少谷子,记得一清二楚!王广田撅起嘴巴不吱声。柳淑琦想,关键要让大家看清楚地主的剥削,就说王广田,你甭捋胡子。我问你,你那些地是怎么来的?王广田说我爹留下的。柳淑琦问都是吗?王广田慌了神,说还有我自己买的嘛。柳淑琦追问你买地的钱从哪儿来的?王广田不吱声。柳淑琦说不吱声就行啦,你那钱是剥削来的。杨树榛看王广田很狼狈,就说好了,你报劳动吧。王广田终于缓了一口气,说我家八口人,四个劳动力。嗯?大家一听眼睛就大了,他家只有他和他老婆,还有两个孩子。老婆不干活,孩子不劳动,怎么会有四个劳动力?王广河问你从哪儿来的四个劳动力?王广田说:你们不是都看见了吗?杨树槐、杨树栩、王广坡还有李清林,四个劳动力嘛!王广河笑了:嗯,是四个劳动力,可不能算你家的呀?王广田说我花钱雇的,怎么不算?章组长也笑了,说啥你雇的就是你的劳动力,这正好说明你剥削还很多呢!下面一片笑声。杨树榛说:你说说你的劳动吧。王广田一本正经说,我每天都要转一大圈,看庄稼,看马棚,看猪圈,每天转下来都很累。底下又笑。杨树榛说报成分吧。王广田说我不报了,你们说啥是啥。杨树榛说那怎么能成?必须由你自己先说。王广田说我是劳动地主。大家又笑了,王广田跟着笑。王广河说你还笑呢?王广田说怎么,笑都不许我笑了?我生不逢时,只好当地主了。柳淑琦觉得王广田的回答很可笑,就想革命的威力真大,把地主吓得跟傻子似的。可是等待评议的地主杨树栊却没这样想,他知道王广田在装傻充愣,就悄没声地骂:真他妈的没出息!杨树栊坐在杨树榛的对面,杨树榛耳朵尖,听见了这句话,就想很多地主都不会像王广田这样老实,一遇时机就会兴风作浪。王广富扳倒了,其他地主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天下还没太平。

  贰

  农民办社热度高涨,我们应当积极热情地领导这个运动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年里,经过抗美援朝,各项民主改革,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工业企业普遍向好,农业生产呈逐年上升趋势。工人农民主人翁意识增强,生活稳定,劳动热情高涨。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要作两篇文章,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搞社会主义。就农村来说,土改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的时机已经非常适合撰写下篇文章了。

  1953年10月底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认为,党在农村的根本任务就是教育和促进农民组织起来,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半社会主义初级社,再到完全实行社会主义集体农民公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党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使农民能够逐步摆脱贫困而取得共同富裕。

  从1952年到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获得了很大发展,全国初级社达到67万个。但在1955年夏天,党内因为对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意见不一致而发生争论。6月下旬,毛主席从南方考察回京,对农村形势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方针做了新的思考和判断,主张加快发展。而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不赞成改变计划,认为发展不宜过快。毛泽东认为邓子恢右了,对农村合作化态度不积极。7月31日在省党委书记会上,毛主席批评了邓子恢: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毛主席分析,农村合作化高潮在有些地方已经到来。五亿多农民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具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当然,在运动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领导不应该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毛主席对右倾思想特别严重的同志给予了批评,说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以及贫下中农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1955年初,河北省《唐山农民报》编辑部主任卢振川到遵化县十区洪鸭屯村农业生产合作社采访,社长姜公忠跟他说农业社成立不久,区委书记赵涌兴就去蹲点,学习怎样办社。书记跟农民学习办农业社?这事真是太新鲜!这是什么思想?以前好像从没听说过!记者的敏感,让卢振川兴奋。这是一个大课题。如何办社,是农村干部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不懂办社,怎样指导农民?卢振川的采访兴趣立刻发生了变化,放下先前的选题,转而采访如何办社。

  回到报社,卢振川就书记向农民学习办社的事,向报社总编郑毅作了详细汇报。郑毅同样很感兴趣,又向地委书记周振华汇报。卢振川关注的问题关系党委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方向,对农业合作化很有裨益,引起了周振华的格外重视。周振华要亲眼看一看,就告诉郑毅要卢振川同他一起去。谁知周振华书记工作太忙,差不多拖到谷雨时节方才成行。

  那天早上,周振华书记带着党办副主任赵亨运和警卫员,卢振川带着报社摄影记者王兰亭,一行五人,先到遵化,然后从遵化县城坐马车到十区驻地鸡鸣村。在鸡鸣村,周振华书记仔细倾听了区委书记的汇报,又讲了几点意见。天色已晚,周振华不得不住上一宿。翌日,在区委书记赵涌兴和区委副书记李计增的陪同下,周振华一行依旧坐着马车前往西铺村。

  王国藩在1952年就组织西铺村二十三户贫农成立了全村第一家农业生产合作社。王国藩合作社穷得要命,只有二百多亩山坡地,一张破木犁和三条驴腿。驴都是四条腿,为啥他们毛驴三条腿?那时候农民太穷,很多家都没牲畜。赶上土改,四户农民分了一条毛驴。加入王国藩合作社的三户贫农只拥有三条驴腿,另一条驴腿为农民王广所有,但王广没有加入合作社。合作社虽然穷,但社员个个有骨气,生产向前进了,他们就给自己的农业社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

  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不但创办得早,而且很有成绩。周振华听了社长王国藩的汇报,感觉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经验非常值得推广,就叮嘱卢振川一定写好报道,广为宣传。卢振川与周振华一起拟订了报道提纲,又拟订了小标题。第一部分标题是从不懂到懂,谈区干部如何从绕开社走到主动向农业社学习;第二部分标题是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第三部分标题是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

  一切就绪,周振华书记就回去了,但卢振川没走,他要留下来写报道初稿。过了两天,初稿写好了,卢振川才回报社。卢振川很重视这篇报道,回来之后又修改了几遍,才交给总编看。总编认为不错,立刻报送周振华书记审阅。很快,4月30日,《唐山农民报》就发表了卢振川的文章,题目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后来有文章说,在卢振川看来这不过是一篇应时报道而已,并没想到会产生巨大影响。但是卢振川那么敏感,那么重视,怎么会认为自己的文章是应时报道呢?这说不过去。或许只是那位作者的想法,强加给了卢振川。那位作者没有注意到卢振川写了两个关键性问题。首先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想法很好,最终成为时代的口号。积极领导,是不是有危险呢?是不是冒进了呢?卢振川回答:否。危险是绕开社走。自己不懂,怕人问,就绕开社走的人在各地区还不少。所谓坚决收缩,下命令解散大批合作社,也是绕开社走的一种表现。其次,卢振川用耳朵用眼睛还有事实,说明农民强烈要求合作化,否定了“合作社发展速度超过了群众觉悟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水平”这样的错误说法。从不懂到懂,从书记动手到群众动手,这才是遵化实践。时代改变了人的认识,也改变了人的思想,“穷棒子”一词曾是旧社会对穷苦农民的挖苦,而今却成为穷而硬气的代名词。

  唐山农民报发表“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不过三天,河北日报就发表了记者王林采写的通讯《勤俭办社》,介绍西铺村王国藩合作社勤俭办社的感人事迹:常年贫困,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春播伊始没有种子,半数社员没粮食吃。共产党员杜魁和梁进田,就拿出吃不着的粮食,借给没粮吃的社员,带动全社进行粮食通融。还凑了白薯种子,养上二十多条洞子的白薯秧,有的社员拿出自己的粮食种子,有的社员从亲戚朋友家借种子,就这样渡过了困难,完成了播种。二十多条洞子的白薯秧,除了本社用,还卖了五百多元,解决了夏锄期间社员的缺粮用款……社员艰苦奋斗,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到了秋天,庄稼丰收,社员不但增加了百分之六十的收入,还积累了2400元公共财产,奠定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

  1953年冬,他们上山打柴,挣了钱,添了三头牛。1954年秋,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强调颗粒还家。社长王国藩为社员算了一笔账:全社300亩花生,每撮丢一颗,就要丢5100斤。数字惊人,引起社员重视,男社员保证每撮花生三面都刨到了,女社员表示要精收细打,给合作社扒出一辆胶轮车来。结果,他们通过精收细打、砍柴割草,给供销社搓花生米,又添置了两头骡,两辆胶轮车……

  1957年3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遵化县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主任王国藩的文章《“穷棒子社”的生产超过了富裕中农》。王国藩,摆事实,讲道理,说: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我们曾经被人讥笑为穷棒子社,但现在扩大升级了。全社549户24800多亩地,荒山占了17000多亩,河套占了1000多亩,其余6000多亩绝大多数是梯田和坡地。解放前农民生活极苦,有20多户常年要饭生活。土改之后,虽然分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但小农经济经不起天灾人祸,三月桃花一时红,风吹雨打一场空。自然灾害面前,跌倒了爬不起来。1952年办社以前,政府每年救济18万斤粮食400件衣服,还是有不少人缺吃少穿。1952年建社,生产逐年提高,生活日益改善。1955年转为高级社,贫穷状况有了彻底改变的希望。经过一年的辛勤劳动,庄稼获得丰收,粮食每亩440斤,比1955年增长了66%;棉花180斤,比1955年增长了125%;花生270斤,比1955年增上了50%。提前完成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所规定的产量水平。林业牧业副业也有发展,仅果树一项就收入13000多元。秋收分配,每劳动日分粮食16斤,现金八角;每人分棉花一斤,花生22斤。每户平均收入536.9元,每人平均收入110.4元。收入最多的刘存旺,分粮食14800多斤,现金740多元,比1955年增加了好几倍。人人喜笑颜开,说“要不是合作社,我家连炕也没有”。

  “穷棒子”精神,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几代人艰苦奋斗造就的结果,而是几代人持续不断凝聚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西铺人从合作化中尝到了甜头,看到了希望。60年代,西铺人靠“穷棒子”精神,只花800元就修了一条长达1300米的盘山渠道,引水上山,扩大水浇地260亩,修筑堤坝90米,人造土地240亩。就是那些年,他们仍旧每天挖山不止,人造土地300亩,筑石坝3300多米,在邻村配合之下建成两座小水库。

  “穷棒子社”出名了,王国藩也成了典型。1957年,王国藩出席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获得金质奖章。毛主席把锦旗送到他手里,王国藩望着毛主席,激动得热泪盈眶。毛主席亲切地说:你是劳动模范,是建设共和国的功臣,这是表彰你们在全国起了率先作用。

  叁

  新中国的初潮

  原本在这一节里,我想写几个生动的故事,让大家看着有兴趣,没想到刚动手写作,柳黪灵魂就来了。这家伙常犯倔,拧格登的,就是八头牛也拉不动。他先是让我这样写,后来又让我那样写,我一推计算机说,你自己写吧。他坐上去,计算机前面就出现一团黑雾。我不怕别的,怕就怕他把我新买的浅灰色计算机弄得黑不溜秋。他敲了两下,键盘没反应,就赖皮赖脸地又把计算机交还给我。可我刚刚按照自己的思路敲了几个字,一团黑雾就笼罩了我,让我竟然不知道写了些什么。写好了,我脑壳一晃,似乎在梦中惊醒,睁眼一看,全是柳黪灵魂说的话。我长叹,地球运转到今天,竟然作家连写作都不能自作主张了,那么读者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

  194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即将跨越长江,摧毁蒋家王朝,新中国就在眼前。毛主席满心喜悦却又忧思卓远,在西柏坡村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忧心忡忡地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再过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序幕。剧必须从序幕开始,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毛主席那里,建设新中国,轰轰烈烈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才更伟大,更值得珍视,更值得自豪与骄傲。

  通过农业合作化,让全国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那才是人类最辉煌最伟大的历史工程。可见农业合作化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占有多么大的分量,在毛主席的胸怀里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农业合作化就像大海初潮,蓬勃而壮观,预示着中华民族的宏伟的大事业已经来临,正在热情地亲吻与拥抱整个神州大地。

  为了推动农业合作化的进程,毛主席从1955年9月开始,收集了121篇材料,亲自主持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印成样书,发给参加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各省市委各自治区党委和各地委负责同志阅读,请他们提意见。毛主席还撰写了序言,他说:

  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广大贫农和下中农欢迎合作社。一部分中农需要看一看,我们应当让他们看。富裕中农,除了那些自愿的以外,更应当让他们看的时间长一些。

  我们现在编了一本书,叫《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是各省市区的实际例子。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从各省市区的党内刊物上取来的,有几篇是从报纸上取来,有几篇是下级党委或者工作同志向上级党委的报告,有一篇是请了一个合作社社长到北京谈话的记录。我们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内容都照原样。

  我们认为作者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是基本正确的。读者通过阅读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全国合作化运动的规模、方向和发展前景。这些材料告诉我们,运动是健康的。出乱子的地方都是党委没有做好指导。一旦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跑上去做了适当指导,那里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

  毛主席究竟是如何对待和指导农业合作化的呢?通过学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大概的了解。我国农业合作化初期,发生过两场认识上的争论,一是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争论,一是关于山西互助合作问题的争论。关于土改之后农村走什么样的道路,在1951年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上统一了认识。到1952年底,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注意,这里说的是在规划的时间内,并非一定要那么长时间,就像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原来预计需要五年时间,结果三年就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也是这样,虽然预计十五年或更多一点儿时间,但如果抓紧,发展迅猛,七年也可以实现。早一点完成历史交给新中国的使命,难道有什么不好吗?历史地看,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迅速进入高潮,取得重大发展,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当年12月,毛主席根据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情况,调整了经验材料,收录增加到176篇,并为其中104篇撰写了按语,书名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不仅涉及方向、方针和政策,还涉及许多具体方法实例,点评亦丰富多彩,诸如勤俭办社、同工同酬、多种经营、文化扫盲,甚至还有后进社的整顿,等等。因而有人称《高潮》是农业合作化的百科全书,称按语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系统理论。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重温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和毛主席写下的百余篇感情真挚且意义深远的按语,不仅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老人家如何倾情关注五亿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还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老人家如何满腔热忱不辞劳苦地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伟人坚定牢固的政治信念就展现在一篇篇的文章里,伟人诚恳真挚的情愫就洋溢在一段段的话语里。

  通过合作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五亿农民的方向。老人家将这个过程看作中国几千年来最深刻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他通过《谁说鸡毛不能上天》的按语动情地说:几千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

  接着,他又在《五亿农民的方向》的按语中说,河北安平县南王庄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三户贫农组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他们的示范下,到1955年秋,这个村入社农户已有280户,占全村总农户的85%,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生产也获得了丰收。他热情地赞扬:这个合作社,几个月以来,在全国农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河北省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合作社,给贫农壮了胆。

  在《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按语中,他称赞了王国藩合作社的艰苦奋斗精神,说: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在《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的按语中,他理直气壮,毫不隐讳地写道: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在另一篇按语中他说:曲阜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他如何从事农业,他不但不理,还骂樊迟小人。经过两千多年,他的故乡的人民仍然贫困,现在办起了社会主义合作社,只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就改变了旧貌,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看看这个合作社。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是富有成效的伟大实践。贫苦农民需要互助合作。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成为全国性的深刻变革,就不可能让亿万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因而《高潮》选择《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作为首篇。毛主席认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完全正确。正是因为积极领导,所以克服了“绕开社走”。但危险还在于借口“冒进”,大批地“砍掉”合作社。他问:谁能在遵化县看出危险?因为实现了合作化,粮食增加了76%,林木增加了56.4%,果树增加了62.87%,羊增加了463.1%。这算是一种危险吗?这算是冒进吗?这算是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吗?遗憾的是,砍掉人民公社以后,不但书记不再动手,而且全党绕开社走。但是全国还有几千个坚持发展集体经济的典型,朝气蓬勃,给人以生动的比较。叶公好龙,龙来了,却又害怕。无奈,龙生大地,无论怎样抽脚也走不脱,只能让不想倒退的历史百般踌躇。

  在指导农业合作化过程中,老人家非常重视并社和升级问题,希望能在实践中找到比初级社甚至高级社规模更大一些级别更高一些的有效组织形式,容纳和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这种远见与思考,最终成为发展人民公社的重要动因。后来出现社办工业的思想,也是希望人民公社能够适应全国工业化发展趋势。因此创建人民公社,并非伟人心血来潮,既是合作化蓬勃发展的结果,也是生产力强大趋势敦促的结果。如今思索,大约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束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农民产生了新要求,敦促组织形式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只要生产力获得解放,就会促进生产大发展。可以说,是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促生了人民公社。

  在《大社的优越性》按语中,老人家详尽阐述了逐渐兴办大社的发展趋势。他认为,先发展半社会主义的小型合作社,是为了易办,是为了让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但社小人少地少资金少,实现不了大规模经营,实现不了农业机械化,束缚生产力发展,不能保留太久。一些地方可以一个乡几个社,一些地方可以一个乡一个社,一些地方可以几个乡一个社。平原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那个地方,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当然,这种合并要有步骤,要有适当的干部,要得到群众的同意。

  在《诸翟乡把大批兼营小商贩的农民吸引到农业合作中来了》一文的按语中,老人家将办大社和多种经营联系起来,说发展多种经营,剩余劳动力就有出路了。初级社、小社,对充分利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是一种束缚。到了办大社和高级社的时候,就可以冲破这种束缚,使整个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到那时候更需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为城市服务和为乡村服务的许多大规模的事业。

  老人家非常赞同大型合作社更有利于同自然灾害和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的观点。重要的是做出榜样给农民看。若干小社可以先组成合作社联社管理委员会,像长安县王莽村那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再行合并,这样也很好。在他老人家那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思路极为广阔,他在给另一篇经验写按语时说,在一个乡的范围内,组织互助合作网或者像陕西杨河坝乡那样组织联社委员会,看来是有益处的。从这些颇具先知先觉远见卓识的文字里,我们似乎看见后期人民公社农工商学兵综合一体的雏形。

  《高潮》的内容丰富多彩,我们没有篇幅展开回顾。老人家在按语里强调要注意工作方法,转变工作作风,坚持走群众路线。说河北省邢台县老解放区东川口村,全村七十户,都在1952年之前加入了互助组,有一个强有力的党支部,又有王志琪那样为群众信任的领袖人物。所以在1952年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他极富憧憬地说,社会主义不仅解放了旧社会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同时也解放了旧社会无法利用的广大自然界。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过去人们以为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一定会过剩。原来已经过剩了,再来一个过剩,怎么办?在许多地方,合作化的实践,打破了人们的这种顾虑,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不足。

  老人家非常重视教育农民的问题,包括如何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和集体主义精神,批评资本主义倾向;也包括农民的文化和科技教育,从扫盲识字到技术培训普及等诸多方面。他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我们要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他特别强调,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山西省解虞县三类寺合作社就是在巩固以后,因为松劲,几乎垮了台的。

  肆

  为何是大寨

  记得柳黪灵魂曾经跟我这样说过,他的大姐夫杨树榛,关心时事,善于学习,所以他能够把黄泥岗大队搞得有声有色。关于学大寨的事,他让我跟杨树榛大姐夫请教,说你一定会有很大收获的。我感觉柳黪灵魂真是太自信了,我还没请教呢,还没听杨树榛大姐夫怎么说呢,怎么就一定会有很大收获呢?但是我没有和他争论,我把杨树榛大姐夫讲给我故事如实地记录在下面,一个字都不添,一个字都不减,让读者自己来判断。

  1963年2月,山西省召开全省劳模会议,省委提出要把这次会议作为迎接工农业生产新高潮的新起点。山西省全省耕地面积共有6000万亩,平川、黄土高原、丘陵各占三分之一。1956年总产量86亿斤,1958年受浮夸风的影响,上报产量92亿斤。省长们不是神仙,不会呼风唤雨,甚至不知天有不测风云,连老农都不如。老农民识字不多,肚子里的农谚却一点儿都不少,知道“重阳无雨盼十三,十三无雨一冬干”,不但指明内容,还讲究押韵呢。结果1961年粮食产量下降到70亿斤。但他们身上也有优点,就是不服劲儿。书记和省长认为,山西发展农业生产的潜力很大,主要是落后的生产队太多,如果这些生产队能够改变面貌,山西农业生产就会有很大的发展。省委书记把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推广先进典型经验上面。在省劳模大会期间,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对全省各地区最突出的农业生产典型和劳动模范一一进行了排队,进行详细比较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昔阳县大寨大队亩产七百七十四斤,不仅超过了同是土石山区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和武侯梨这两个生产大队,而且超过了晋南平原产粮区;不仅超过平川,而且超过了已经实现了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自动化的四化大队,被广大农民认为是高产奇迹。

  会议期间,陶鲁笳召集农业劳动模范进行座谈,交流经验。陈永贵介绍了这样的经验,他发言说,井沟大队之所以能够有大发展,是因为自己愿意学习,又得到大寨的帮助,两种力量共同发力就上去了。陈永贵的发言,让陶鲁笳非常感兴趣。全省劳模大会闭幕之后,山西省委向全省发出学习大寨的号召,开展“一带二”的群众运动。

  首先发现和培养大寨这个典型的人物是张怀英。1945年,张怀英到昔阳县担任区委书记,然后担任昔阳县委书记。1995年记者访问,张怀英在强调大寨的成长离不开昔阳县委的领导之后,便风趣地说,陈永贵参加互助组和农业社,那是李逵上梁山——既自觉又主动。陈永贵向往公平社会,享受共同劳动,对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深有感触,因而只要一有机会就并社升级。张怀英与陈永贵有共识,都认为集体比单干好,要办就办合作社,要干大家就一起干。

  1961年张怀英已经调到文水县担任县委书记,但是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陪同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调研时,他还是介绍了大寨经验,说关键是建好党支部,选拔好干部。李雪峰听了很重视,要求晋中地委将张怀英的谈话写成文件,报送到毛主席那里,结果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1963年中央批转山西省委关于昔阳县干部长期参加劳动报告时,引用了陈永贵说的一些话,干部参加劳动,能看到,能听到,能做到,能说到,生产还能搞不好?时任县委书记张润槐,将大寨经验归纳为“三靠”即靠集体,靠贫下中农,靠镢头。但是全面认识大寨和陈永贵,却是在学习毛主席关于开展“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的指示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陈永贵的思想和做法十分符合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大寨地处太行山区,只有七八十户人家。其实,大寨起家是从学习平顺县西沟大队李顺达开始的。陈永贵曾经跟农业部长廖鲁言这样说:1954年在太原开会,李顺达住在饭店四楼,我就前往拜访问他。那时西沟亩产接近400斤,大寨才200多斤。西沟能变富,大寨为什么不能变富?我回来就狠抓粮食增产。九年之后,大寨后来者居上。

  大寨是自力更生的典范。1963年8月,从2日到8日,太行山区连下七天七夜大雨。洪水暴涨,从太行山上直接倾泻到河北大平原,许多地方沟满壕平,宛若汪洋大海。大寨公社有23个大队,全都受了灾。大寨一共有窑145眼,塌了113眼;有房125间,塌了77间,没塌的也裂了缝。地冲了,陈永贵正在外面开会,赶回来和生产队长共同查看,330亩坏了堰,80多亩打不了粮。夸大灾情不好,实话实说,共有180亩地受灾。

  受灾伊始,社员有悲观情绪,陈永贵就给大家鼓劲儿:只要人还在,就是喜事!气可鼓,不可泄,人定胜天。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依靠集体力量战胜灾害。

  先治坡还是先治窝?过去就是讨饭也要有个窝。而今地冲毁了一半,马上整修,可以减少损失。经过商量,大家决定:百分之二十的劳力治窝,百分之八十的劳力治坡。先把200亩倒伏庄稼扶起来,扶苗,加工,争取不减产。六天时间,培土上堆;受灾最严重的60亩地块,灌了有机肥,使得这些大田基本没有减产。庄稼扶起来了,就又抓紧修边垒堰。

  受了灾,各级领导都前来慰问,这让社员感到了温暖,大家感到鼓劲儿比钱更重要。过去闹灾,没人理,没人问,现在一人有事,上下关切。社员的情绪一上来,信心倍增。陈永贵就让大家拿出1958年三战狼窝掌的精神和干劲来抗灾。

  集体化的优越性,说不完,用不尽。这是陈永贵最给力的话。社员损失了口粮,集体给补上;塌了旧房,集体给建新房。大队从集体积累里拿出三万块钱,还有三万斤粮食,购买木材石灰等原材料,还从外村雇佣民工,帮助社员常年修房。集体建房代替了过去的私人建房,陈永贵认为这样做,能让社员看清集体的力量,能够增强集体感,从而热爱集体,依靠集体,把集体当成自己的家。通过抗灾救灾,集体增强了凝聚力,陈永贵也显示了英雄形象,树立起至高无上的威信。

  开始,有些村庄对大寨表示不服气,说他们是“国家给,自己吹,上级帮”。有一回陈永贵开完会,举着奖旗回村,路过武家坪,有村民说:又多卖粮了,只换个旗旗回来。县委书记张怀英则说,从前有人主张多给大寨化肥,但他不同意,说这样做,别人不服气。陈永贵也曾向他主动提出过不要国家的帮助。这回遭了灾,国家要给补助。会上,陈永贵跟大队长贾承让商量:上级给救济,社员肯定想要。可是我不想要,你觉得怎么样?贾承让问为啥?陈永贵说我害怕别人说咱们大寨靠国家支援。开会回来,陈永贵通过支委会统一了干部的认识,继而又连续召开三次贫下中农大会,开展忆苦思甜,进行对比,讨论究竟要不要国家救济?陈永贵说,在旧社会,受灾没这么严重,穷人就得卖儿卖女,光我家就卖了三口。现在我们有了十三年的办社经验,集体有了抗灾力量。地坏了再修。房塌了再建。河北省受灾比我们严重,都靠国家能行吗?经他这么一说,社员们一致同意不要国家救济,确定了“三不要”原则,就是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那个年代,天不作美,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加剧了我国在经济方面的困难。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联合反华面前,他老人家挺起腰杆,强调自力更生,发奋图强。“三不要”原则,符合时代的精神。

  毛主席了解了大寨的事迹之后,在山东省曲阜县陈家庄的一份材料上面,写下了这样的充满自信的批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但是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给贷款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靠大寨的陈永贵……要靠自力更生,事情总会起变化。

  伍

  穷山沟出了好文章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小山村。从1952年底到1956年,大寨就响应“组织起来”的号召,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依靠集体的力量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1958年,全国大办人民公社,大寨成为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则是一位既有政治头脑又有组织能力,而且能够严于律己的好带头人。

  什么是大寨精神?大寨精神就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大寨人坚信人定胜天。三战狼窝掌,是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战天斗地事迹的经典,也是大寨精神的真实写照。

  狼窝掌,三里多长,两丈多宽,上下落差大,每逢暴雨,洪水便像狂奔的野马,呼啸奔涌,肆虐横行。长长的一条沟,乱石滚滚,杂草丛生,只有野狼出没,因而人称狼窝掌。

  1955年冬天,大寨人首战狼窝掌,陈永贵带领全村五十八名劳动力天不亮就到,星星出来了回村,披星戴月,除夕收工,苦干一冬,在狼窝掌建造了25道石坝,移填了几万方土壤,把昔日荒沟,变成簸箕样的梯田。春来了,播了种子,长出了幼苗,齐刷刷,绿油油。谁知一场大暴雨,水浪滔滔,大坝全部垮塌,庄稼冲得没影,狼窝掌就又成了烂石沟。

  陈永贵不服输,社员没有二话,秋后再次走进狼窝掌。今年他们把坝基挖得更深,采来的石头更大。沟头建起小水库,拦洪蓄水两用,又能减弱洪水冲击。苦干了一个冬春,工程完了,大家欢喜,盼望秋季收获果实。谁知道这年雨更大,山洪更猛。那天夜里,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天崩地裂。虎头山下,洪水涛涛。陈永贵一直没睡觉,听到闷雷,叫声不好,穿衣服,提马灯,直奔狼窝掌。泥里滚,水里爬,上了虎头山,却进不了狼窝掌。一沟浊流,狼窝掌工程再一次泡汤。

  两次苦干,两次失败,就连大寨人也有些扛不住了。有人戏谑:千日打柴一火烧,一冬辛苦一水漂。有人后悔:白吃两冬苦,白挨两年冻,就是不挣工分也不闸沟了。还有人散布流言:人有人道,鬼有鬼道。闸沟,水往哪儿流?陈永贵蹲在山上思谋:难道真就干不成吗?人定胜天,两次不成,就来第三次,不信治不了狼窝掌。老辈人一提三战狼窝掌,就给陈永贵树大拇指,说他有定力,没他就没三战狼窝掌。有人说,如果三战再败,陈永贵还会四战五战,这个人就是有那么一股子倔犟劲儿。

  陈永贵坚定如铁,先开党员干部会统一认识,后开社员大会动员鼓劲号召,最后全体干部群众无一不树立起坚定信念,雄风凛凛三战狼窝掌。与此同时,陈永贵根据大寨窑洞结构,将大坝设计成拱状,增强了承受洪水冲击的能力。

  数九寒天,三战狼窝掌开始了。社员人人亢奋,个个争先,全村十七对夫妻一起进沟,七户社员全家上阵。整个大寨,只有六十多个劳力,老人孩子齐上阵,竟有七十多人出工,难道不算奇迹吗?

  建坝造田,所需石块全部从山上人工开采,人力畜力运输。灌浆需六万斤石灰,造田需几万方土壤,一斤斤,一方方,全靠人力畜力,全靠两个肩膀,两只手,两条腿,从别的地方抬过来,拉过来,垫起来,灌进去。苦算得了什么?累算得了什么?为了建设美好家园,大寨人藐视一切,无论什么苦都可以吞进肚腹,无论什么难都能够踩在脚底下。

  贾进财负责开山凿石,启明星露头就上山,寒风凛冽,铁板一样的双手冻裂了,血染在石头上,汗珠也滚在石头上,汗水血水和成泥冻成冰。社员见了,满眼泪珠,说你是大寨功臣,有朝一日为你树碑立传。贾进财说:狼窝掌条条大坝全有我打的石头,都是我的碑。梁便良和贾来恒几个人,趟着没膝大雪,抬着石块,山上山下,一回回,一趟趟,不知跌了多少跟头,滚成几回雪人,却脚不停气不馁,天天超额完成运石任务。又是一个战天斗地的冬天,狼窝掌到底被大寨人治服了,几十年,几十场洪水,再也没能逞威风。

  从白驼沟到狼窝掌,苦干五个冬春,大寨人在七条山沟垒筑一百八十多条大坝,修建两条盘山渠,两座小水库,三千多个鱼鳞坑和蓄水池,把三百亩坡地改造成水平梯田,把四千七百多块地合成两千九百块,还新增八十多亩好地。

  就这样,大寨人用自己的双手,改造了七沟八梁一面坡。从1953年到1962年,大寨人将两百多亩山梁地,大部分围起地埂;为四百亩坡地建起道道堤堰,变成水平梯田。七条沟全部建造了石坝,开辟出八十亩好地。就这样,大寨人改善了条件,促使全村粮食生产连年大幅度增产,将平均亩产由130斤提高到170斤,向国家卖粮170万斤。

  斯大林曾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陈永贵就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他的确与人不同,遇到困难绝不绕着走,肯定迎着上,即使失败了也不退缩。农民的脑子里并不缺少思想,也不缺少哲学。三战狼窝掌让陈永贵经受了历练,发挥了卓越的思想和品质。他的品质,不光比一般群众优秀,也比一般共产党员优秀。他不光骨头硬,性格韧,还善于学习,善于思考,把坏事变成好事,要不然贾进财不会主动把支部书记让给他,要不然陶鲁笳不会把他介绍给毛主席,要不然毛主席不会那样重视他。陈永贵的出现,是性格使然,是品质使然,更是华夏精神使然。大寨缺了陈永贵,就创造不出奇迹,就成不了全国农民的好榜样。

  劳动模范不是天上掉来的,需要在奋斗中赢得,也需要慧眼识金。大寨事迹从昔阳传扬到山西,是张怀英的功劳;从山西传扬到中央,是陶鲁笳的功劳。陈永贵很幸运,在省劳模会期间,毛联珏会见了他。两个有思想的人在办公室里碰出了火花。陈永贵说:咱们社员抗灾劲头足,要把冲毁的地修成好地,要把冲毁的旧屋建成新房。毛联珏夸奖:你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毛联珏的话鼓励了陈永贵,陈永贵的话为老毛写领导讲话提供了好材料。毛联珏当晚就在陶鲁笳的讲话稿里添加了大寨抗灾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陶鲁笳在昔阳当过县委书记。在电话会上,他满腔热情地赞扬了大寨精神,号召全省学习大寨。

  省委宣传部长李琦听了陶鲁笳的介绍,认为大寨事迹具有时代精神,就通过昔阳县委邀请陈永贵在全省宣传工作会上作报告。这位村党支部书记运用哲学讲述抗洪救灾,把坏事变成好事,语言精辟,内容感人,鼓舞了全体与会者的斗志。作家赵树理说,陈永贵讲话没有引用毛主席语录,却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

  《山西日报》总编辑也很重视大寨的报道,1960年在山西日报上发表社论:陈永贵——支部书记的好榜样。1963年12月又在山西日报头版用套红标题“大寨志不屈旗不倒”,报道大寨抗灾夺丰收的事迹,号召学习大寨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坚强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

  新华社与人民日报更是义不容辞,写报道,编发新闻,向北京汇报。12月人民日报首先以《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到》为题进行报道,继而又组织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发掘主题思想,充实内容运用长镜头、短镜头以及特写镜头,在1964年2月形象生动地报道了大寨事迹和精神,人民日报还配发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榜样”。那一年,陈永贵和几位劳动模范还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人民广播电台实况播发,从此大寨大队和陈永贵名扬海内。

  毛主席曾说,蒋介石不看中央日报,我不看人民日报,意味深长。但是这一回,通讯和社论他都看了,说:那两位记者的文章,我看了,看来农业要学大寨。后来他老人家多次提到大寨,说: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再后来又强调说:农业要靠大寨精神,农业靠学大寨。

  陈永贵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深受大寨群众的爱戴。大寨党支部提倡这样的口号: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毛主席一贯重视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听了就称赞说:很好嘛,和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指挥战争呢?干部不参加体力劳动就会变懒变质,共产党若永葆青春,就必须提倡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去工作和斗争,与群众保持密切的关系。

  毛泽东十分赞赏陈永贵的领导能力,因为陈永贵能够把自力更生的精神和生产方面的科学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够把群众思想和生产劳动联系起来。这是各级干部应该具备的能力,尤其是领导干部更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能说服群众,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发展,能够带领广大劳动人民创造人间奇迹。

  毛主席赞赏和提倡大寨精神,不仅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现在看来,他老人家的着眼点在全国。他希望全国人民和全党干部,都能像大寨那样,像陈永贵那样,建设祖国。也就是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要始终密切联系群众,要以身作则;作为一个集体,要有自力更生的精神,要有所作为。那个时代,华夏民族,艰苦奋斗,意气风发,积极探索,大胆进取,这样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弥足珍贵,将永远铭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之上,千年万载也不会过时。

  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肯定了大寨,说: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周总理总结了大寨精神,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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