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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毅《毛诗论札》:(7)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与词史上的突破

丁毅 2022-02-22 来源:乌有之乡

  丁毅《毛诗论札》:(7)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与词史上的突破

  丁毅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失败队伍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决定在此创建根据地,从而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以下简称井冈山道路)。井冈山道路的开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理念与坚持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积极主动进取精神。这一时期毛泽东又有一批词创作(以下简称井冈山词系列),在他专心构筑的词的艺术世界里,集中体现了这些理念和精神。

  井冈山词系列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毛泽东的豪放词创作在词史上意义如何?这是本文要着力回答的问题。

  (一)马背上哼词的意义

  1962年4月,毛泽东在《<词六首>引言》中说:“这些词是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马背上哼词即在战争中创作,也是全部井冈山词系列的创作状态。这是此前作者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创作状态,这种创作状态所具有的意义,如果置入中国词史中,将会看得更为分明。

  词这一诗歌样式产生于晚唐五代,本来是歌儿舞女为达官贵人侑酒助兴唱的流行歌曲,内容上不外乎闺阁儿女情怀,艺术上追求委婉曲折之美,这就是所谓婉约派。这一派创作由于建立在人人共有的心理基础之上,很容易取得了风行数百年的统治地位。

  至北宋苏轼“以诗为词”,打破了婉约派形成的“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提高了词的境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展示豪迈怀抱的一类词,如他早年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其中云:“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作者在对打猎这类“准军事行动”的描写中表现出他维护国家统一与完整的愿望,以到战场 杀敌建功立业为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途径,这是有别于婉约派词旨的江山英雄情怀。苏轼写完这首词后颇为得意,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 呵呵, 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荻颇多,作得一片,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自是一家”应看作是苏轼在婉约派外另创豪放派的声明。“东州壮士抵掌顿足”云云,也把这一派的艺术特征标示出来了。以后苏轼又有《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作,借写三国时代周瑜在赤壁之战中创立的英雄勋业,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感慨。这首词被后人推为千古绝唱。有意思的是,苏轼与他的幕僚也把这首词也与柳永的《雨霖铃》相比,曾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看来无论是苏轼本人或者他人都是把这类在战场上展示政治怀抱的词看作是豪放词的代表,而《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成了词史上豪放派的代表作。

  苏轼有这么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足以确立他在词史上开宗立派的地位!当我们感叹他的开辟之功的时候,同时也感到他毕竟是一个官僚文人。他并没有亲自上前线实战的经历,前面提到的两首词固然写得成功,也只能是虚处用力,此类词也只能写一两首而已,多写就失于空泛无力了。所以说苏轼还是给后人留下相当大空间的。

  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带给南宋的是爱国主义思潮涌起,为豪放派带来了发展机遇。繆钺谈到南宋词坛时说:“在这些词的作者中,真正胸藏韬略,能提兵杀敌,建立战功,而有实践经验者,最先只有岳飞,其后则是辛弃疾,所以他们二人这类词作的质量就与众不同了。”(1)

  岳飞这位民族英雄留词仅三首,以《满江红.写怀》最为后世传诵,这首词表现了欲上前线杀敌的“壮怀”,另外两首也是如此。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位有作战经历而又能词者没有留下反映实战的词篇,后人从他的词里只感受到壮志难酬的悲剧命运。

  辛弃疾南渡以前有参加起义抗金的实战经历,现在我们读到的辛词,全为南渡以后所作。辛弃疾来到偏安一隅的南宋不被信任,反失去前线杀敌的机会,满腔爱国热情化为词篇。又由于他“以文为词”,将散文的一些手法带入词内,使他在苏轼以后成为豪放词派又一大家。纵览辛词六百余篇,仍有缺少战争中的词作的遗憾,只在几首词中有对过去战斗生涯的回忆,最有名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状语以寄》写醉后梦中“沙场秋点兵”,读后让人感到与作者同样的无奈。

  亲自上前线指挥战争而又能以词直接写战争,或抒写战争状态中人的情怀者只有开辟井冈山道路的毛泽东,这样他的马背上哼词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其意义在于这是作者在直接体验战争状态中创作,是历史上任何一位词作者所不具有的创作体验,这就决定了井冈山词系列具备了突破词史的可能性。

  (二)三类词:三层境界

  马背上哼词固然取得突破词史的可能性,然而可能性能否成为现实,还要看创作的实际状况。

  应当承认,当毛泽东在1925年写了《沁园春.长沙》这篇青春词系列的代表作以后,就标志着他要沿着豪放派词创作路线走下去。在这首词里,他发出“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天问,显示出与以往豪放派词人不同的江山英雄情怀,他要去主宰国家的命运,正如毛泽东本人解释的。“这句是指,在北伐以前,军阀统治,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这个问题已由他本人在后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系列著作作出了回答,但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怎么去搞,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作《菩萨蛮.黄鹤楼》时尚不太明确,他在“心潮逐浪高”一句下自注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或者更进一步说,只有秋收起义失败后走上井冈山,毛泽东才找到中国革命的道路,从此他有了属于自己独创的革命理念,他的词作也由此展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井冈山道路的开辟并非畅行无阻,党内不同意见及错误路线曾使毛泽东离开过指挥战争的岗位,但是在任何处境下他都是以人民战争观来思考的。他的词作也因此丰富多彩。

  为了充分把握井冈山词系列的丰富性,这里先从分类研究入手,当有助于把问题引向深入。

  井冈山词系列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战争词,包括《西江月.秋收起义》《西江月.井冈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还有半篇《渔家傲》,词云:“英雄红军凭肉搏,红旗翻处白旗没。地动天摇风雨跃,雷霆落,今日渠魁应活捉!”(2)最近我写了《毛泽东的半篇<渔家傲>因何而作》,发表在山西《党史文汇》今年第6期上,我根据郭化若的回忆录,认定这半篇词是写1931年8月11日反第三次大“围剿”黄陂战斗的,是没有写完的《渔家傲.反第三次大“围剿”》;

  第二类行军词,包括《如梦令.元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第三类言志词,包括《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

  总共词作11首有半。这三类词创作于不同条件下,不同条件决定不同心境,不同心境决定不同词境。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指出艺术意境“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从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层次。”(3)叶嘉莹论诗词也认为“分别具有感知、感动与感发三种不同层次之意境。”(4)宗、叶二位所论是相通的,三层次论不失为对诗词艺术规律性的把握。读毛泽东井冈山词系列发现三类词与三层次论正好相符,现在就用这一理论作一解读。

  先看战争词。这类词是亲自指挥战斗期间创作,有的就是在战场上马背上哼出,这类词突出之处是再现一些战斗、战役的过程。《西江月.秋收起义》无疑是揭开井冈山道路这一壮观活剧的序幕。在表现手法上借古典戏剧英雄出场形式,先报番号亮出旗帜,再将剧中主角推到前台,并讲明起事原因,最后“霹雳一声暴动”则把行动突发特点点出。中国历史上爆发过数百次农民起义都以失败告终,唯有20世纪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取得最后成功。在中国诗歌史上并没有见到直接写农民起义的诗篇,这首词的意义显而易见。

  《西江月.井冈山》写的是黄洋界保卫战,令人想起《水浒传》上一些战斗场景描写。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甚大,在“敌军围困万千重”情况下,“我自岿然不动”,最后我守军“众志成城”,凭险抵抗,将敌击溃。黄洋界保卫战是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范例。当时毛泽东并不在场,凭别人介绍写成这首词,实在是因为这场战斗体现了他开辟井冈山道路的主张。词将我方严阵以待、双方对垒紧张态势,以致最后敌方狼狈溃逃这一系列过程再现出来,足见诗人高超的叙事能力。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上片写龙岗之战,雾中设伏活捉敌师长张辉瓒,全军上下一片欢腾;下片写三个月后敌方不甘心失败反扑过来“风烟滚滚来天半”,真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而我方“唤起工农千百万”以对待之。上片写实,有声有色;下片虚写,足以引起人们的想象。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上片写白云山下设伏困住对方,我方隐蔽队伍突然而至造成“飞将军自重霄入”形势;下片先以简括之笔写“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打运动战状况,最后以“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点出对方惨败。就反映整个战役而言这首词是最全面的,可谓词中写战争之最。

  半篇《渔家傲》是词的上片,写的是一次肉搏攻坚战,“红旗翻处白旗没”写出我红军战士敢于刺刀见红冲上去而敌方失去抵抗能力,恰好此时风雨大作如“地动天摇”,雷电交加如从天落下,我方乘势攻入,看来敌方头头定然被我活捉。三次反“围剿”三篇《渔家傲》都是上片写一次战斗,这一次写雨中攻坚战,极具特色。

  这些战争词在短小篇幅内再现战斗、战役场面与过程,不仅词史上前所未见,就是扩展到其他诗歌领域也是少见的。这真是词史上伟大的创举!这类词表现出卓越的写实功力,它们以“客观的描摹”见长,属于“直观感相模写”第一层境。由于这类词侧重在交代事件过程再现场面,可以说是小型叙事诗。这类词也言情,但是别于抒情诗中直抒胸臆方式,而是客观叙情。正如作者在《<词六首>引言》中说的那样“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当然也包括作者在内,在这里“我”与“我们”是融为一体的。这类词以再现革命群体行动为主,每一篇都堪称诗史,统一起来看极具史诗价值。

  再看行军词。比起战争词类,这类词叙事的成分显然要减少了许多。战争类词是写敌人“围剿”根据地我不得不采取人民战争的方式去保卫,行军词类则是为开创扩大根据地主动转移,表现的是主动争战的豪情,这样就进入“情意之感动”的第二层境。

  三首行军词都写于1930年。这年的1月5日毛泽东写了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封给林彪的长信,其中所阐述的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三首行军词与这封信的思想都有直接关系。

  《如梦令.元旦》这首不分片的小令也分两部分,前两句写由闽向赣转移,翻过武夷山东面;“今日向何方”以后写赣南(武夷山西面)行军以开展游击战争,促进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全词充满渴望投入新的战斗激情,轻松的节奏中透露出的是革命乐观主义情绪。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以“雪里行军情更迫”一句点出争战之情迫切。雪大、山高、风急、军令刚下,这诸多因素都使这次行军困难重重,这样“十万工农下吉安”就显得更加豪迈。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写的是在中央立三盲动路线下的行动,显然是作者所不情愿的。尽管如此,作者还是曲折地表现了自己的主张,在压抑的状态下释放自己的抵制情绪。对开创赣西南根据地黄公略的期待,对争取江西全省扩大到湘鄂以至于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这些都是“以农村为中心”作为出发点,是与立三路线“以城市为中心”相矛盾的。而现在又不能不听从错误领导的指挥,难免心底涌起悲怆情绪,“国际悲歌歌一曲”一句为全词定下悲壮基调,应该说就抒情而论,这首词内涵最为丰富。在这首词中“事”的成分已变得简直可以略去不提,“情”的成分突显,抒情主体完全是“我”了。

  最后看言志词。四首词都是写在政治上出于逆境之时,前两首写在红四军“七大”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后;后两首写在王明“左倾”路线取得对中央苏区全面统治,毛泽东失去军事指挥权以后。两段政治上处于逆境的日子里毛泽东曾身患重病,可谓身心交瘁。对于词创作来说这倒有了较多推敲时间。更重要的是人在逆境中精神上自然有产生超越现实的要求。这批词作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论,“别于一种属于心灵上的触引感发的力量”(5),即进入第三层境界,其实就是人心灵深处的追求。

  《清平乐.蒋桂战争》是写蒋桂战争给红军带来扩大闽西根据地的机遇。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七大”错误地否决了毛泽东的关于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毛泽东虽然落选前委书记,但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所以他赋词言志,算是对党内错误思想的一种纠正。

  《采桑子.重阳》应是病中作形上思考的结果。重阳是一个与人的寿命有关的节日,作者以此为题表现战斗的人生观,是与传统文化不同的“天人合一”论。

  《菩萨蛮.大柏地》实在是一篇绝妙好词,上片写雨后天上山间色彩斑斓变化多端,下片由“弹洞”引出对几年前战斗的回忆,面对诸多色彩“装点此关山”,发出对根据地“今朝更好看”的赞叹,是江山英雄情怀的抒发。

  《清平乐.会昌》是井冈山词系列最后一篇,又是长征诗词系列的序曲,是承前启后的枢纽之作。这首词写在面临反第五次大“围剿”全线失败,准备长征前夕,作者说他此时的心情与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写《菩萨蛮.黄鹤楼》时一样“又是郁闷的”。然而此时的毛泽东已是成功指挥过三次反大“围剿”的军事家,即使在失败面前仍有“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坚定,从“更加郁郁葱葱”中看到了希望,希望就是新的根据地的开辟。

  写这四首词时毛泽东并不在前线,每首词又无一不具有用“战”字组成的词汇,透露出作者要表现的仍然是与井冈山道路一致的理念与精神。它们属于诗人“个别主体的自我表现”的抒情诗,这里也有叙事的因素。如《清平乐.蒋桂战争》下片“红旗跃过汀江”“分田分地真忙”如仅看作“对闽西解放的高度喜悦”则失之肤浅,因为这里表现的是作者思想深处的追求。

  通过以上对井冈山词系列三类词的解读,可以看出三类词中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一以贯之,这种在战争中形成的词魂,使毛泽东成为继苏轼、辛弃疾以后能够写出自己独创“志意与理念”的豪放派大家。正因为此每一类词都有突破词史的意义,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三类词展示的三层境界。第一层境是基础,第二、三层是在基础上的提升。相对而言,由于第三层境表现灵魂深处高远追求,因而颇具“永恒主题”价值。这些是我们运用三层次论解读毛泽东井冈山词系列得到的认识。

  (三)以诗文为词

  尽管毛泽东的词创作高峰在长征路上,从公开发表作品看,他的创作活动一直持续到1965年秋写《念奴娇.鸟儿问答》。既然我们已把他列为继苏轼、辛弃疾以后的大家,围绕着井冈山词系列对毛泽东豪放词创作特点作出初步论析也是必然的。

  我们已经知道井冈山词系列与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道路这样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相联系,内容上的独创性与丰富性决定了在写作上必然有所创新。与苏轼的“以诗为词”、辛弃疾的“以文为词”相比,我们觉得毛泽东的词创作体现了“以诗文为词”的特点,这并不是前人“以诗为词”与“以文为词”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另一种意义的,其内涵具有独特的规定。

  先说以诗为词方面。

  宋朝以后论诗者有唐音宋调之分,苏轼是北宋诗第一大家,他以诗为词当然是以宋诗为词。(6)毛泽东在给陈毅信中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这固然是他的一家之言,总可看出他厚唐薄宋倾向,他从事豪放派创作继承苏轼以诗为词肯定与苏轼有了很大的差异。当我们研读作者青春诗词系列有关作品后发现,毛泽东的“以诗为词”是把曹操为代表的建安诗风、李白为代表的盛唐诗风带进词内,从而开创了豪放派词的新境界。

  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就对三国英雄人物中曹操推崇,曹氏马上得天下、战争中又能哼诗的文才武略确实是帝王中之佼佼者,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7)

  今天读到毛泽东写的最早一首诗《五古.挽易昌陶》就是学习建安诗的。其中“悲叹有馀哀”是曹植《七哀》诗的成句,而“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所表现的,当然是指清除外患而言,是与建安诗中追求荡平天下的英雄主义精神相通的。这种慷慨之音在《菩萨蛮.黄鹤楼》中又得以体现,词中主人公站在黄鹤楼上面对长江,面对长江流过的整个中国(8),他心情苍凉,而“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所透出的韵味是与曹操的《短歌行》中的“对酒当歌”“慨以当慷”接近的。

  建安诗歌还处于抒情诗发展的早期阶段,保留了汉乐府诗的叙事手段,建安诗风以“风骨”取胜即刚健有力常表现在直接叙写情事上,这一点毛泽东井冈山词系列中是得到继承发扬的。在革命的理念与精神鼓舞之下,毛泽东奏出了英雄主义的最强音,其英雄气度或显示为力量,如“我自岿然不动”“枯木朽株齐努力”“踏遍青山人未老”等;或显示为速度,如“直指武夷山下”“席卷江西直捣湘与鄂”“横扫千军如卷席”等。总之都是表现为对旧世界征服行动上,给人以强烈的运动的气势感。

  历代进步作家都推许建安诗风的示范作用,毛泽东也是如此。1945年10月在重庆谈判期间他与柳亚子晤谈,后来写信称赞柳诗“慨当以慷”,又说自己的《沁园春.雪》“似与先生诗格略近”(9),这些都应看作对建安诗风的认同。

  盛唐是建安以后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李白则是这个时代的杰出代表。建立在强大自信心之上的乐观情调是李白诗歌的主旋律,李泽厚说:“盛唐之音在诗歌上的顶峰当然应推李白,无论从内容或形式,都如此。因为这里不只是一般的青春、边塞、江山、美景,而是笑傲王侯,蔑视世俗,不满现实,指斥人生,饮酒赋诗,纵情欢乐。”(10)毛泽东推许李白是诗人之冠,说“李白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11)他早年写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就是一篇脱尽凡俗的太白体,诗中对同学少年的才能自负到可比屈原、贾谊,认为是“山川奇气”所钟,他们的行为如同“鲲鹏击浪”,他们的眼光很大,大到“要将宇宙看稊米”,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理平纷纭世事,甚至认为自己是五百年一遇的“名世”者。这实在是李白式的自我评估。这种高度崇尚青春少年的精神在《沁园春.长沙》里又一次全面发挥,先是对“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充分肯定,再赞扬他们指点江山粪土万户侯的英雄行为,最后表示同辈有横截众流的英雄气概。乐观、自信、反抗的精神到以后则发展为对革命前途的乐观,对人民力量的相信,对反动势力的敢于藐视、敢于应战。这些是我们在读井冈山词系列每一首词时不难感受到的。这固然得力于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运用,也得承认历史上伟大诗人对诗人气质很重的毛泽东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

  盛唐诗风在继承建安风骨极力表现力量之美外,又追求一种博大的气象,后代研究者称之为“盛唐气象”,而盛唐气象则是“具有气势美的形象画面”(12),这些画面常常是借助各种事物安排取得感染效果的,如《沁园春.长沙》中秋天景物、《菩萨蛮.黄鹤楼》烟雨莽苍景物安排正得益于盛唐诗的妙境启发。在井冈山词系列中,事物形象呈多样性,大致有三类:第一类取于自然物象,或给人的征服行为带来障碍,反显示行为者的坚强。这些物象大都具有高、大、险、急等特性;或营造气氛,与人的意愿一致,来显示行为合理,如“万木霜天红烂漫”“白云山头云欲立”“彩练当空舞”,等;或取于革命活动中事象,如“红旗”“天兵”“红一角”等,以显示行为的崇高性;或含有寄托意义的喻象,如“不周山”“万丈长缨”“狂飙”“金瓯”等,来显示行为的理想性。

  作者取景的眼光是宏观的,他笔下的物都具有大的特征,“黄花”虽小与“战地”连在一起则成了片,所以这些事物在词篇出现,就有了开阔高远的境界。作者色彩感极强,爱用红色,再与其他色彩相间,给人的视觉造成强烈的刺激。至于“赤橙黄绿青蓝紫”与“阵阵苍”搭配,更是体现了运用色彩营造意境的高超技能,遂成千古绝唱。

  前面说过,毛泽东以建安诗风为词,表现在行为叙写上,给井冈山词系列带来运动的气势感。现在则要说,毛泽东以盛唐诗风为词表现精神博大,在事物安排中显示高远意境。这两方面共同体现在一首词中,是难以区分的,只是为了论述方便这里不得不分开来说明。

  再说以文为词。

  毛泽东是伟大思想家,一代文章大师,他在从事词创作时自然不离思想家本色。他的以文为词,不仅仅是把散文手法带入词内,主要是指在内容上与“文”相通,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战争词体现了军事著作的一些原则。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13)接着毛泽东讲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等五项战术,以后在亲自指挥三次反“围剿”都在马背上哼出词来,在构思这些词时显然是有意再现他运用这些独创战术过程以及表现获胜的喜悦兴奋。

  二是一些词的内在理路与政论的逻辑完全一致。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分析国内政治状况指出“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并指出“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蒋桂战争在次年四月爆发,红四军有出赣入闽发展根据地的行动,这年秋天所作《清平乐.蒋桂战争》完全是政论思想的艺术再现。这是一首说理词,不仅上下片呈因果关系,就是每层之间也是因果关系,内在逻辑之严密与政论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与《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之间关系也是如此。毛泽东在政论中阐述了他当时对中国革命形势总的看法,批评了像林彪一类持右倾悲观观点的人,“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词虽然在题目中标明了行动路线,可是在词篇中并不涉及,完全是自抒胸臆的抒情,他对黄公略开辟赣西南根据地的期待,对争取江西以至湘、鄂,再到对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期待之情,每一句都是从政论思想中生发出来。

  三是使词具有了理趣之美。理趣是宋人以文为诗带来的积极成果,是宋诗继唐诗以后的独特贡献。毛泽东虽不喜宋诗,由于他是一个思想家,在词创作时不能不把他的思想带到词内,让人读来觉得有不尽的韵味,这就使他的词具有了理趣之美。当然这里的理趣与宋诗的理趣主要是禅趣不同。他的词让人领略到马克思主义真理之趣味。有些篇章放在中国诗歌史上也称得上名篇,有些句子如“战地黄花分外香”“踏遍青山人未老”,成为传世的名句,其原因盖出于此。

  至此,可以这样说,毛泽东以诗文为词,“文”是自家之文,“诗”是他家之诗,是以“文”统摄“诗”的。井冈山词系列之所以在词史上取得突破,他的全部词作之所以在苏轼、辛弃疾后取得又一高峰地位,其必然性正在于此!

  注:

  (1)繆钺、叶嘉莹:《灵溪词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60页。

  (2)这半首《渔家傲》首先由曾德林在1958年第14期《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的《红旗翻白旗没》一文披露出来,已故陈安吉先生在论著中多次提到。

  (3)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页。

  (4)繆钺、叶嘉莹:《灵溪词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5、76页。

  (5)转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7、1260页。

  (6)陈伯海主此说,见其论文《宏观世界话玉溪》,载《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1页。

  (7)转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7、1260页。

  (8)公木:《毛泽东诗词鉴赏》,长春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9)《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0页。

  (10)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133页。

  (11)转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7、1260页。

  (12)罗立乾:《“盛唐气象”说论评》。《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1页。

  (13)《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中国毛诗会编《井冈山道路与毛泽东诗词》,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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