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现代性与纯文学 ―—刘继明《江河湖》的三个关键词

　　(内容提要：刘继明的《江河湖》建构了一个大气深邃的艺术世界。论文通过文本分析，阐发了"后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内蕴及当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蜕变和转型，探讨了核心情节"水利工程"所蕴含的中国现代性命题的诸种症候;同时指出，作者以介入姿态检视80年代"纯文学"观念所作的努力，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意义。)

　　许纪霖在《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中，以"五四"运动和"文革"为"历史的轴心"，对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进行了代际描述，分为六代――"晚清知识分子"、"五四"知识分子、"后五四"知识分子以及"十七年"知识分子、"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①]在笔者看来，"后五四"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值得探究的一代文化人，这个借自于台湾思想家殷海光的名词[②]指向了一个丰富复杂却被多数受众遗忘的世界。所谓"后五四"知识分子，即20世纪20-40年代出现的冯友兰、金岳霖、顾颉刚、费孝通、梁思成、闻一多、钱钟书等文化人，他们承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留学欧美，受到过良好的现代知识教育与完整的专业训练，与"五四"一代的胡适、鲁迅等"文化精英"相比较，他们具有更鲜明的"知识精英"的特性;他们经历过战乱和动荡，进入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历史又遭遇了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在科学理性与政治干预之间、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之间有尤为深刻的人生体验。知识分子叙事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一度备受忽视与压抑的话题，"后五四"知识分子的文学书写更是廖若星辰，仅有杨绛的《洗澡》、宗璞的《野葫芦引》、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等极少量文学创作探寻到了这座丰富的矿藏，如今，刘继明的长篇小说《江河湖》不期然中接续了这个传统，并以其"巨大的历史跨度"力图作出更完整的呈现。

　　一

　　《江河湖》与刘继明2004年出版的报告文学《梦之坝》有着直接的内在关联，在小说的"代后记"中，作者自陈"《梦之坝》不过是写《江河湖》之前的一种热身和准备"。两部作品都以"水利建设"为书写对象，但其差异显而易见，《梦之坝》展示了三峡大坝从论证到兴建的曲折过程，是关于事件与史实的，《江河湖》则注力于"人"的开掘，反映了历史长河中诸多相关人物的命运变迁与精神挣扎。小说立足于三峡但并不止于三峡，从"纪实"文体转向"虚构"世界，延伸、拓展了《梦之坝》，深化、超越了《梦之坝》，拥有了更广阔的时代概括和更深入的思想力度。《江河湖》熔铸了刘继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社会、历史、文化的诸多思考，对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文学书写与社会承担以及中国的现代性命运等重要问题作出了较为充分的表述，因而，这部小说"无论是对作者本人，还是当今中国文坛，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收获"[③]。

　　事实上，刘继明对知识分子的关注和思考由来已久，在他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文化关怀"的小说中，几乎都有一个商业时代文化失范背景下的知识分子形象，那些迷茫的失眠者或痛苦的流浪者。借助《江河湖》，刘继明终于耙梳到了属于前辈的文化人，即甄垠年和沈福天这样的"后五四"知识分子。

　　甄垠年和沈福天是《江河湖》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一个是清华园里的水文学教授，一个是水利部的工程专家，一个清高自傲、桀骜不驯，一个克勤守拙、务实谨慎，他们既是同学，又是郎舅，更在建坝与否的问题上秉持相异的学术观点。这两个"家庭环境互不相同，性格气质各有千秋"的主人公既是一种对比，也是一种互映，恰如一枚银币的两面，在相似的时代境遇下折射出不同的人生遭际、命运浮沉。从黄河的三门峡到长江三峡，甄垠年都是"修建水坝、拦河蓄水"方略的反对者，对筑坝所带来的泥沙淤积、水土恶化等后果有较充分的认识，在彼时讲求时效、急于事功的政治氛围中以及推崇苏联经验的知识语境下，甄垠年成为一个孤独的斗士，几乎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与之相对照的是，沈福天顺应时代潮流，融入时代大河，在一座又一座大坝上成就自己的事业，在政治和现实的重重压力下，沈福天选择了沉默乃至妥协，他并非没有内心是非，但"造福于民"的宏大信念终究压倒了个人的独立与原则。在"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群体中，人性的软弱和人性的坚持并存，沈福天们不在少数，甄垠年者也不乏其人，他们都是"历史的人质"，被历史所裹挟，被命运所淹没，当势利抬头时，真理一定远避，他们本是学问中人却被迫在历史和政治的左右下陷入学问之外的是是非非。

　　甄垠年和沈福天并非中国当代文学叙事中常见的那种有明确政治选择、"早有打算"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去/留之间，他们被性格、情感、命运甚至偶然所推动而选择了留下，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不舍"，他们难以舍弃"这片广袤的大陆和那一条条寄寓着自己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憧憬过的理想的河流与湖泊"，也难以忘却被动荡时局、频仍战事所搁置的未酬壮志，在"建坝"或"不建坝"的区分上，"关怀人""关怀社会"是他们类同的出发点。甄垠年与沈福天都是走出了阁楼和象牙塔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他们的事业选择、人生遭际才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作者对人物的塑造也指向了更复杂的意味。国家、社会的使命感、责任感与知识真理、个体独立，二者之间孰主孰次、孰先孰后?或者说，当知识学问必然与现实政治发生冲突的时候，知识分子该如何自处?――这是一个未有明确答案的谜题。在刘继明的笔下，甄垠年不是一个简单化的科学理性者，沈福天也没有沦为一个概念性的政治应声虫，作者淡化了功臣与罪人之间的界限，描述了人物的内在复杂性，力避"为了证明一个人的高尚，非得要证明另外一个人的卑劣"。

　　尽管沈福天"入了党"，被视为"又红又专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文革中还成了"三结合"领导班子的一员，但刘继明无意将其刻画为"刻板乏味的官僚，被集权政治驯服的工具"。富农的家庭出生和知识分子的个人身份是沈福天挥之不去的"原罪"体验，它像利剑似的悬在心头，惟有"顺应历史潮流、归于工农兵的大众队伍"才能缓释其恐惧和隐忧，获得短暂的安全，沈福天"夹着尾巴做人，埋着脑袋工作"的人生信条，及其"反右"和"文革"期间的"思想检查"、"思想日记"，真切地映照出了一个痛苦蜕变的灵魂。作者给予了沈福天充分的理解。沈福天是痛苦的、矛盾的，甚至自省的，但不乏真诚与信仰，"他始终认为，作为个人，不过是时代洪波中的一朵浪花，当浪花跟随着汹涌的波澜一起朝着壮阔的大海奔流向前时，谁还能辨认出那一朵浪花的形状呢?"[④]这种认识得自于沈福天的切身体验，并非是为自己的怯懦、软弱寻找借口或托词，这种观点无疑自有其真实甚至正确的一面，但沈福天越是兢兢业业，越是功勋卓著，这里面所隐含的问题就越大。将个人的事业、生命和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这是《青春之歌》(杨沫，1953年)以来的主流叙事所规划的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必然选择，刘继明并未否定这个选择，但用甄垠年的形象对此作了有效的补充与深刻的诘问。

　　殷海光认为，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文化，"根本就没有培养西方意义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知识分子。小而言之，个人的名位利禄，大而言之，对国家、社会、伦教的责任感，在在都难使中国知识分子与观实政治绝缘。"[⑤]事实上，所谓的"纯知识分子"几乎稀有，任何人都难以脱离处身其间的时代，知识分子自然也难跟现实政治彻底绝缘，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是否是"纯知识分子"，不是看他与现实政治能否"撇清"，关键在于他能否坚持知识真理的底线，能否坚持精神独立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殷海光所说的"纯知识分子"与萨义德描述的"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知识分子或葛兰西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并无本质的差别与不可跨越的鸿沟，真正的知识分子总是立足专业而又承担社会良知、关注社会公共事务的人。

　　甄垠年始终如一地"建言"，既非邀宠当局，也非炫耀才华，他用统计数据、调查报告和实践经验说话，用学术的形式实践了陈寅恪所倡导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甄垠年"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的举动给他的事业、爱情、生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其个体人格、精神却保持了独立与完整。新时期，已恢复教授身份的甄垠年执意要厘清"是摘帽还是平反"这个问题，在甄的观念中，"摘帽等同于赦免"，平反才是真正的纠错，是"应该赔礼道歉"的，由此进行了长达半年的从未间断的申诉;当三峡工程如期上马时，甄垠年"知道自己已无法改变已成定局的历史。他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在尽自己的某种本分罢了"，他将长江边的"水文监测站"改造成了"环境监测站"，于古稀之年再次投入追求"真实"、捍卫"真理"的具体行动――监测长江水质和地质的变化。这两个细节充分展现了甄垠年的坚执和迂阔，诠释了他坚持真理、宁折不弯的精神品格。就甄垠年而言，很难说他是远离政治或积极入世，他稀有中国传统士大夫"达济天下穷独其身"的文化性格中常常潜藏的从政问政热情，但秉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甄垠年是现代知识分子知行合一的理想典范，从坚守专业岗位的立场出发抵达了对公共事务的关怀，他是一个纯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承担社会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凭藉知识真理作底蕴的强大精神力量洞穿了历史的虚妄。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对价值、事功的热欲远胜于对事实的分析和对真知的辨求，以黄万里为原型的甄垠年 这个形象尤显可贵。

　　《江河湖》是一部以工科知识群体为主要叙述对象的小说，理工科知识分子求真、务实、严谨、理智的学术禀性以及专业化、技术化的职业特点，使小说在处理知识理性与政治现实、个性自由与群体需求这些关键的现代性两难问题时，能够在二者明晰尖锐的冲突中获得更富张力的艺术效果。但其局限也是明显的，工科知识分子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联毕竟不是那么密不可分，其间的空隙以及可以回旋的余地毕竟存在，仅仅表现甄、沈等工科知识者在1949年之后的政治境遇、事业选择难以尽言其中问题的复杂性。因此，《江河湖》还塑造了云少游和侯岩两个必不可少的人文知识分子形象，这对青年时期的同乡兼校友，一个远渡重洋学成归国，浸染一身西方自由哲学的思想观念，一个奔赴延安接受革命洗礼，深谙本土的文化、政治、革命的曲折隐微。尽管着墨不多未及充分展开，云、侯二人起伏动荡的命运依然为甑、沈两位主人公的形象作了有效的补充或注释，丰富了"后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内涵，云少游那部以生命为代价的书稿在小说中仅以书名出现，却包含了许多难以言尽的内容。

　　二

　　"水利建设"是《江河湖》的核心情节，是作者展开故事、塑造人物、建构文本的基本材料，但从深处来说，它更是一面镜子或一个象征，凝聚了中国现代性进程及现代化建设中的诸多症候，烛照出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现代性境遇中的多重焦虑，展现了作者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入反思。

　　"水利建设"标志着内陆族群从靠天吃饭的农耕文明到人类中心的现代文明的一个转折，在机械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水坝建设、水电工程是基础而具体的现代化实践，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河流是人类生命的摇篮与地球文明的发源地，在江河湖上修筑大坝既能有效解除水患灾害，又能提供建设所需的资源、能源和动力，那钢筋混凝土浇铸的庞然大物遂成为人类驯服江河、主宰自然的见证。从某种意义上说，"水利"几乎可以成为现代化的一个代名词，从孙中山规划中国现代化远景的《实业计划》开始，水利建设就是民族崛起、国家强大的必由之路，它凝结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现代化追求者、探索者、实践者的全部心血。"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全球近一半的河流至少建有一座大型水坝，全世界有大型水坝45000座，中国22000座，占45%"[⑥]，中国几乎没有一条江河是无坝之河，堪称一个"建在大坝上的国家"(徐刚语)，中国水利建设的经验与教训都是值得书写并具体分析的。

　　现代性是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并在西方启蒙时代趋于形成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实践，当源自西方的"现代"以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的时候，"现代"于中国就不会是一个单纯的事物。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性必然呈现出时间的滞后与空间的异质，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无疑充满了矛盾与悖论、焦虑和痛苦，它交织着接纳/抵抗、臣服/反叛、承袭/改造等复杂的"现代性"体验。正如阿瑞夫 德里克所分析的那样，"中国人与现代性的斗争体现在其历史人物的现代主义眼光中，体现在这种眼光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之中，这种眼光显示出中国人无法使自己从过去的沉重包袱中解脱出来;这场斗争被陷入在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之间的夹缝之中，其中，一种现代性是霸权主义的现实，另一种现代性则是一种解放事业。"[⑦]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除了面临人类福祗和自然伦理这个世界共有的难题之外，还牵扯着自身特有的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知识理性与公共关怀等问题的纠葛，借助"水利工程"这个特定的行业对象，《江河湖》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作了形象的表述。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