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学术

《红楼梦》《资本论》关系比较研究之广义唯物史观理论(系列2)

许光伟 2020-11-22 来源:乌有之乡

可将《红楼梦》中得到的“贾府身份构成”明确为:政治身份+生产身份+财产身份;简明起见,并且为和资本主义商品价值构成相互支应,可同样用字母符号m表征“财产身份”。盖因无论《红楼梦》抑或《资本论》,所刻画典型形态的阶级分赃关系均和m(社会剩余产品)直接有关……以此观之,生产力(自然过程)与生产关系(历史过程)相生相克关系中就包含有“劳者-官者”“劳者-资者”双重阶级矛盾的关系(可谓“一体二重”)。

 广义的唯物史观理论

——论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的统一

 

 

 

【编者按】屈原昔有“天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闇闇,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后人演绎有“九问”,曰:问天何寿?问地何极?人生几何?生何欢?死何苦?情为何物?轮回安在?宿命安有?苍生何辜?皆“天地史考”,问极矣!然今人的学问终究输在通史研究之不足也!1964818,毛泽东在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明确地说:“我是把它当作历史读的。”至于毛主席又是怎样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的,一是联系作者曹雪芹所处的时代背景来读;二是联系封建社会的宗法关系来读;三是联系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来读;四是联系封建社会的政治关系来读;五是联系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来读。可以说,如果没有毛主席,多少人一辈子读不懂《红楼梦》。新时代的红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取向,展示“马克思主义红学”对唯物史观的应有之贡献,使之真正成为了解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正文

 

可将《红楼梦》中得到的“贾府身份构成”明确为:政治身份+生产身份+财产身份;简明起见,并且为和资本主义商品价值构成相互支应,可同样用字母符号m表征“财产身份”。盖因无论《红楼梦》抑或《资本论》,所刻画典型形态的阶级分赃关系均和m(社会剩余产品)直接有关,其一般性地抛开了劳者的财产格或人格化规定的参与;说通俗些,西方宏观经济学意义的国民收入分配仅限于m的社会分割,在这里劳者身份和v无须考察。归根结底是由于c(不变资本或皇权身份)始终是既领导生产、又领导分配的规定,它始终在场;在社会分配环节,v被排除,c则是全程参与和最终的分配决定者。然则《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结论“重建个人所有制”用意在于根本解决两个分配规定(vm)的历史问题,并着力强调v社会分割优先。

虽然“c + v + m”价值构成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关系,但马克思认为商品具有价值构成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同时应看到,商品价值构成因应不同的历史过程和发展阶段具有完全不同的工作内容和经济内涵。这样,马克思从中取出两个可用以直接对比的历史形态。进一步的造设是商品构成规定本身,道器一体,以实现立足事的科学的“道的求索”。对以“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而言,这显然是极其真实的工作规定[23]。换言之,商品构成是针对总体商品而言的一个“最大的真实”规定——历史起点和认识起点。是以“商品=使用价值+价值”构成公式必须先设定出来,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的两个(客观对象)因素”。这涉及“对象”(商品生产关系本身)和“研究对象”(1中表示为“阶级生产方式”“阶级系统关系”“阶级分赃关系”)的工作转换,众所周知,马克思对中间连结规定的处理是“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历史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客观认识法。

然对曹雪芹而言,“宝玉”自然是个工作真实,是一个中华共同体生产体系的“顶峰”意义上的真实:既影射清之失,亦影射明之亡;既集中不同历史时代的宝玉的特点,使之具有共同性,又独独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末期(面临重建的共同体发展关系),即有关于“末世”的一个深刻性刻画,遂成就定位于贾府身份构成中的宝玉的特殊身份构造(21)[24][9]193~194。这就像剩余价值,是由c的关系而生(所谓资本的政治身份在于作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由v而创造(所谓雇佣劳动作为生产身份在于创造新价值);在m本身,则是直接和利润、利息、地租等收入形式对应的“财产身份”。“一言以蔽之,‘W = c + v + m’主体构成是隐含的!”或者说,“作为‘主体的构成’,它的先兆和征候是传统产品社会的剥削的经济规定,它的政治的社会的表现即‘特殊阶级类型’——二元对立的社会阶级结构。”[14]这样必能据之内在揭示和商品构成对应的“主体社会(关系)构成”,即共同体构成。盖因宝玉身份的合一规定(“此石非彼石”的女娲石和通灵宝玉以及“彼身共此身”的凡仙同体的“宝玉们”)乃是限于经济的剥削形态上的社会构造,这如同W = c + v + m;尽管如此,从中升华出来的“贾府构成”(荣国府+宁国府)必然是一个关于共同体构成之“艺术典型”上的塑造,从而是对中华共同体社会而言的形态上有普适性的构造——既观照早期共同体(家国社会“初建形态”),也观照晚期共同体(明清的“垂暮形态”社会)(22)。因此很显然,商品构成(使用价+价值)和共同体构成(产品+身份或曰“荣国+宁国”)具有同样的理论(认识)功能:一者在资本论》中,执行对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客观逻辑功能任务,发挥统一历史、逻辑与内容、形式的作用;一者在《红楼梦》中进行类似操作,不同的是,其进而关涉自然过程(作为人文化育的“组织”)与历史过程(作为阶级规定的“秩序”)的客观逻辑(23)。从中可看到,历史轴始源规定正是分别作为自然过程历史过程的“阴和阳”;这样说,并非指认生产力就是阴本身、生产关系就是阳本身,而在于确认由身份系统和劳动过程的结合规定,进至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生成的经济形态社会之历史进化理路,然其成立的基础必定是关系生成的规定了,是为“广义的劳动二重性”。

以劳动过程的阴(规定)来识别“自然过程”,复以阳来识别“历史过程”,可以更好理解生产方式内部母子相生路径及其体用相克的系统领导体制。为了研究“阶级行动”(客观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斗争历史发展),马克思声言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即在于要立足劳动二重性;为了深刻揭示阶级关系实质(一体多态的阶级生态景观),必须坚持从本质到现象,而要求以“价值(研究)”领导“使用价值(研究)”(商品构成中价值和使用价值地位当然不对称)。依照这种看法,阶级生产方式”“阶级系统关系”“阶级分赃关系”的研究对象表述必然同样适用于《红楼梦》,且工作规定必架构于共同体的对象构成。这样,无论《红楼梦》或《资本论》开篇均由交代此构成关系入手,读者就不应以之为奇了。至于《红楼梦》所体现的社会历史观,则需锁定于广义唯物史观理论,现予以补述。

关于历史过程,《红楼梦》目的是揭示“皇权腐败、纲纪倾覆”,揭露“封建一统天下的败迹衰状”,以“作反”频传、“乖张”出现,从社会力量上预示“封建链条的断裂解体”,揭示“盛筵必散”总趋势,而又集中于制度形态和意识形态上的刻画。如此能够明白:该书“第一次从封建营垒中刻画了一对同本阶级的意识相悖、同本阶级的意志相左的叛逆者(宝黛)形象。试想:贾府里唯一期望可以继承门庭荣耀的是宝玉,他却偏偏对这个家族、这个阶级越来越失去信心,对这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三纲五常发生了严重的怀疑。”[10]37毋庸置疑,共同体身份论同商品价值论一样都脱胎于劳动二重性的规定性,所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强。由农奴到将军、由奴隶到资本家,正如奴隶制构成资本财产历史发展起来的“绝对真理”,封建制的存在同样是封建官僚身份社会历史发展起来的“绝对真理”(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其造成W(产品和商品)和m的特殊结合。身份论和财产论基础终归相同,然所有制形式的本位论不同。推广而言,由《红楼梦》所揭示的“身份过渡”意在消除身份和财产“不自由结合”之状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内涵意义的革命之根。

关于自然过程,可以认为《红楼梦》用充足的笔墨揭示了中华物质文明的历史高度,如反映贾府生活的场面、生活用具(服饰陈设、饮馔器皿),再有就是庭园建筑等等;即便是“经济物态”,也记录得真实、写得有声有色,“书中屡屡提及的货币形态,如梅花、海棠、笔锭如意、八宝联春等小锞子、铜钱、银子,在社会上普遍流通的情景,还有买卖车的商品运输、以会票进行的银钱往来,反映出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手段的增强。而遍布城街道的经济形态……显示出商品经济的抬头。”[10]6更为主要的是,这些物质文明往往直接体现“人的载体性”(即劳动过程人的规划属性),如大观园的造设布局,其内的精萃怡红院内处处是“人的精神”(“怡红”和人化自然有关),于是有元妃改“红(海棠)香绿(芭蕉)玉”为“怡红(女儿)快绿(男儿)”的故事发生。此追求劳动过程之中华意境,曰: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诗心史路蕙兰径,长空雁阵秋月边。要之,“这些都是‘诗意的劳动过程’在进行文明编码(体现‘唐诗宋词’在场性),有效防止‘实践乌托邦’。”[25]即在审美意识上,极力营造“人与自然的契合相通”“外部表象与内在气质的浑然一体”,藉由“把自然与社会、主体和客体、心境和环境看成互相渗透的有机整体”,“创造出物我交融的艺术境界。”[10]10~11

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的直接统一体现于价值规律——买卖一体化的规律,这是财产形式的市场配置;身份形式的科层配置或曰“封”与“建”的规律,乃是生活资料自主型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如戏曲《天仙配》版本的劳动过程概念),强调身份协调与合作性(“天仙配”即“身份配”)。前者或曰“商品本身”(W)的规律,刻画“财产关系管理-市场交换形式-社会生产规律”序列;后者在这个意义上即生产一体化规律,不独为“自给自足”形态,亦营造“身份关系管理-科层组织形式-社会生产规律”序列。m本身的规律乃为“社会剩余占有的规律”,资本主义使“社会剩余”固定化为“剩余价值(规定)”(24)。这样看来,价值规律转化为社会剩余占有的规律在中华道路上,乃是使封建制进一步转化为官僚制;在欧洲道路上则藉由封建制,使奴隶制生产方式最终羽化为资本(雇佣)制生产方式。一者总体沿着“身份的生产方式(身份关系上的生产方式规定)→身份的生产关系(身份的社会关系规定)”路线前进,一者直接沿着“财产的生产方式→财产的生产关系”路线前进。尽管道路历史方向不一样,二者仍然秉持相同原理。《资本论》故而以“生产关系”为财产关系的学名,相应地以“价值形式”为财产形式的学名(或曰学科命名)。如此以劳动过程之阴为“自然过程”、劳动过程之阳为“历史过程”,下列公式比较关系得以可能:生产方式(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自然过程)+产关系(历史过程),从中分解出来两个子公式:劳者=生产力+生产关系I,以及生产关II=官者+资者。

以此观之,生产力(自然过程)与生产关系(历史过程)相生相克关系中就包含有“劳者-官者”“劳者-资者”双重阶级矛盾的关系(可谓“一体二重”)。而那种“资者”合于“官者”的情形在王熙凤身上是有具体反映的:一方面作为极为合格的管家理财者,她趁着办理秦可卿丧事得以兼理两府:“并不是急于上任去发号施令,而是先冷静地分析宁国府家务管理中的弊病……分析确实切中要害。”[2]83另一方面,“王熙凤是贾府‘违例’进行资本运作的操盘者和大管家,其为贾府挣得了巨额钱财,也最终落得被官府抄家治罪的结局。”具体说来,“一是王熙凤实施的资本运作,所操纵的是一笔联通面极为广泛且极其庞大的资本……有‘一万个心眼’的王熙凤正是看清了朝廷半遮半掩的放贷制度,也瞅准了市场对资本需求无比旺盛的大好时机,大肆进行资本运作。”“二是王熙凤的资本运作有一根复杂的利益链条……虽然书中没有直接描写贾府与王公大臣们经济交易的情节,但王熙凤与宦官阉党们的权钱交易却记述得细致详尽,内中大有藏掖。”[26]40~41

 

 

 

注释

 

 

表面的原因是资本家集团进行内部分赃自然是不用带上工人阶级成员的,因根本无须劳动力价值的参与(其已经在生产过程一开始被“预付”了),实质的规定则是资本家作为“社会系统的唯一在场者”。

商品是事的规定,商品形式即事的形式,这其实就是研究对象的“一”;意于一,但背后的规定是事和道,即历史和实践活动本身。于是简单商品生产形式→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形式,乃是固有矛盾发展的必然性结果。然商品构成实指商品形式而言,所谓事有两仪、物有构造,统称“构成”。其全称是商品的经济形式。如果用“生产形式”——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予以表述,乃是便于揭示内容和形式的关联与矛盾(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一开始便是这种矛盾类型的发生),如此有这样的看法:“如果研究进程止于作为价值形式的初级发展阶段的商品形式,未能进一步把握作为价值形式的高级发展阶段的货币形式、资本形式,就无法理解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23]

(21)很显然在刻画宝玉艺术形象上,曹雪芹匠心独运,其最具特征的手法是“通史”(见方二十四丈石言“廿四史”)和“通艺”(百科知识)。通史的另一种说法是,“石头的从神界母体出发到凡间悲剧再回归于神界母体的生命历程,也必须中经象征父亲原型的一僧一道、一甄一贾中介的复合才能完成。归根到底,仍然是母神崇拜、阴性崇拜,与整部小说的崇阴抑阳、以阳归阴的总体精神仍然是相一致的。”[24]于是,整个《红楼梦》所依据的史料必也如此。然所谓“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说法有误,岂不见开篇云女娲补天,结篇有曰“见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里翻阅历来的历史”,又云“朝代年纪,失落无考”,即分明是言共同体的通史;云三万六千五百方女娲石(这促成王权转化为皇权),则暗示考察单元以“百年”(家支形成的通常年数)历史材料为限,并集中于典型形态乃是揭示规律之需要。此外,书中所涉场面宏观宏大,绝非地处江南一隅的曹家可与之匹对,后者只应是个补缀,尤其是用作国史的手法比类与实例参考(国事托于家事和复伪托于小说)。再据宁荣二公托梦“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以及秦氏托梦“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可见顽石不顽,通灵表晚世也;所谓明亡清兴的百年(1583-1683年),即“明清兴替”通史,又充实以察今意义的典型家事(亦是清兴衰之国事预兆)——曹族家支的百年史(约1644-1744年),相互支应、家国共构(如贾府四代同时暗指皇太极到雍正帝的皇权统治),最终合璧为具有理论构造的“皇事考”。是故可断定《石头记》旨义乃是“国事论”,遂有“《红楼梦》所隐的是兴废史及宫闱事”之议,推论“作者是出入宫廷之人”等等。“总之,如以《红楼梦》为曹家自传,‘怎样也讲不通的’。”[9]193~194

(22)中国的国家政权一直屹立于共同体中,共同体——本身由“公社”转化而来——在内在构成上递进的发展概念是“社会和阶级”(即国之构成),反映在国家发展形态上即“氏族国家”“部落国家”“军事国家”“政治国家”。这是史学家的看法。是以用初建的形态表征尧舜禹至先秦的封建共同体,有更多表现“社会规定”之义;垂暮的形态表征自秦以降的阶级共同体,更显意义鲜明。须知资本的构成规定也正由商品而来,所谓:“以形成商品使用价值”为使用价值和“以形成商品价值”为价值。另外,犹如简单商品生产始终是作为商品生产方式的简单因素(基本要素)而贯串其间,初建的形态便也一直延续于整个共同体;作为垂暮而典型的形态,则是唯有具有重建意味的“明清共同体”能够代表传统中华皇权社会发展之特质规定。

(23)共同体和商品意义对应而不同。商品形式是暂时的经济规定,商品价值是商品生产历史范畴。这决定价值形式是商品“名”的形式发展——“非恒名”过程(“道名”原理)。这里,要探究与之相对的过程——共同体“器”的形态发展(“道器”原理)。共同体,恒体也,然并非恒形,确切地说,是一“非恒态”历史规定。具体而言,共同体“以天为器”是第一形态,也是自然共同体的形态;共同体“以地为器”是第二形态,可确定为“人文秩序初具形态”;共同体“以道(家关系)为器”是第三形态,这是“相对秩序形态”(家关系本位);最后,共同体“以王为器”是第四形态,这也就是官本位关系形成的“绝对秩序形态”。因而即便在商品价值形式发展和共同体形态发展的“意义”对比层次,亦显示了“货币”和“官(支)”的直接互看性。

(24)须知共同体最初只有两个身份:政治身份和生产身份。财产身份是W的规律转向m的规律之产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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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该作接续下文:

 

《红楼梦》与《资本论》阶级关系比较研究之一 - 乌有之乡

  http://www.wyzxwk.com/Article/wenyi/2020/11/426805.html

 

 

 

《红楼梦》与《资本论》:阶级关系比较研究的经济学意义 - 乌有之乡

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20/11/426483.html

 

 

 

如果没有毛主席,多少人一辈子读不懂《红楼梦》-乌有之乡 

m.wyzxwk.com/content.php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qks.hbue.edu.cn/hbjjxyxb/list.htm

2020年第6期(总第108期)

qks.hbue.edu.cn/6c/28/c1398a224296/page.htm

20206PDF支持链接页面:

  qks.hbue.edu.cn/_upload/article/files/18/c6/38ea4059496c83e28581936910e1/10788a22-b809-44d0-b9dd-87258ee7058d.pdf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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