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学术

《红楼梦》与《资本论》阶级关系比较研究之一

许光伟 2020-11-20 来源:乌有之乡

《红楼梦》决不能归于通常意义小说,乃伪托小说表现形式作为载体,如此,全书以诗词一统之。如果说《资本论》是刻画财产经济形态的理论性史书,《红楼梦》则是刻画人物身份形态的理论性史书;如果说《资本论》在学科定位上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显的方面)以及“人学批判”(隐的方面),那么进一步,《红楼梦》显性方向上的学科定位可以说是“主体社会批判”,其隐性的发展方向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红楼梦》家国对象意蕴及其与《资本论》的比较

 (《红楼梦》研究之“为什么需要从小说形式中走出”)

 

 

摘要:本着通史和断代史双重意蕴考察,政治经济学时代发展不是一个孤立国别事件或某一社会形态理论之专利,乃是规律转换、“剩余价值和财产身份”独立化造成阶级对抗性矛盾日趋激烈的历史产物;在欧洲,“《资本论》研究”逐步成为无产阶级“代言人”,在中国,“《红楼梦》研究”在方法论上则与之遥相呼应。《红楼梦》与《资本论》同样是“阶级斗争的书”。在《资本论》中,为了获取关于商品生产对象的思维学,并从资本力量全部发挥的角度阐述人类生产形态全史,马克思通过深入研究得出结论:资本的历史过程必须从价值形式(交换的社会形式)和剩余形式(生产的社会形式)两方面予以说明,于是科学制订出“剩余价值”认识范畴;在《红楼梦》中,“宝玉”是这一范畴的工作对应,针对生产过程共同体形式的思维学特点,该范畴遵循“三重身份”(政治身份-生产身份-财产身份)合一的定制原则,而契合于身份社会系统之知识生产。无论资产阶级理论经济学或《资本论》均是“资本家在讲话”的财产经济学,然二者之间具有工作仿真关系,以自然仿历史、以个人仿社会,乃是“财产拜物教”教科书的机巧;《红楼梦》中“经济学”则属身份对象规定,由此应遵循“行难-知难-行难”路径探求经济范畴的身份形式和财产形式及其当代结合与历史扬弃。要之,是认识到《资本论》与《红楼梦》均为史书规定的理论作品,然二者的工作对话有助于将生产关系定格为“历史过程(阳)”以及将生产力定格于“自然过程(阴)”,完成自然历史过程“历史轴”规定性之理论锚定。至于《资本论》和《红楼梦》均存有“历史派与文本派之路线斗争”,究其实质,乃是源于历史观和知识论上的一个特别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方法论斗争。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统一是以达成“第二性问题”之内部解决,对“方法神秘”的工作撤除则有赖于重归历史规定的对象思维学之路最后完成。

   

    关键词:《红楼梦》;《资本论》;对象思维学;自然过程;历史过程;共同体生产;商品生产

 

 

 

正文

 

《明史》完成于公元1735年(雍正十三年),这给了《红楼梦》创作(据考曹雪芹于1745年始编著此书)巨大启发与思想撞击。一般而论,《红楼梦》是中华史和古典小说艺术的集大成,《资本论》则可以说是欧洲史和经济科学的集大成,在阅读上须得穿越时空隧道使二者相互历史联系。然基于史书要求,它们均不约而同地运用一个特别的工作概念:历史I——自然历史过程(通史规定),以及承接它的历史II——历史过程(系列的断代史规定)。前者是一部唯物主义总史,就后者而言,人类的社会历史在简约性上不过是“生产关系类型学”意义的一种连通史;阶级斗争(庶民和权贵、无产者和资产者的斗争关系)原理同一性使然,生产关系对象(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统一性质使然。进一步,《资本论》乃是以简单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连续过程为历史对象,从中引出完整的工作规定——商品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总对象),盖因商品形式是财产关系最为普遍性的形态。《红楼梦》机理亦如是,以家国为对象规定,实则引出工作对象——共同体生产关系(身份关系总对象)。

中华古代社会自早期共同体始。对象的精准定位使得《红楼梦》获得巨大之理解成功,然而,“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1]如果说《资本论》依托商品生产要描绘“资本经济”社会历史的全貌,那么《红楼梦》必也如此,是要摹写“皇权经济”历史的全景图,藉以刻画其中那些极其重要的社会人物和关系罢了[2]6。两者和而不同:一者是商品生产,一者是共同体生产,虽代表不同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但共有相同的生产方式机理[3]208。是以《红楼梦》“小说”线索不过为了展示“母子体用架构”而设置的逻辑叙述路线,如动用实象的范畴——宇与宙、形与神、天与人,以及实虚的范畴——性与情。具体而言,此一历史小说正是凭借模型→范畴→概念的特殊路线,全面展示历史概念 “类集化”及演进史,建立身份关系在人本位上的独特的“种属认识关系”。然则需要澄清以下几点:

其一,走出世情书局限,把“政治”看作唯物史观研究路向的“政治身份”。世情书还有后来的世情小说是《红楼梦》的基础材料,或曰“石头记”(史)。须知宝玉拥有“三重身份”:政治身份、生产身份以及财产身份范畴;其中的第一重身份乃是“补天之材”——女娲石,言下之意,即帝王之政治身份(传国玉玺之人格化)。盖因“家、家族已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基本的意象”[4]3,以至于“‘原稿’极可能是以‘家史’为主、以写实为主的缘故”[4]49。更由于专注《石头记》题材阐发,“传统索隐法”遂以昌行;所谓“三春家景”,实则取“王朝一梦”(末世之象),而比类于“政治小说”(国事与家事)蔡元培对此进行了总结,在清人基础上形成较为系统性的认识。鲁迅先生评断:“此说即发端于徐时栋,而大备于蔡元培之《石头记索隐》。”[5]193

其二,《红楼梦》是以世情书为依托的“人情小说”吗?这些小说类型包括艳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以及世情小说。作这样的判断是基于有明以来,尤其“嘉靖前后,小说出现的很多,其中有两大主题:一、讲神魔之争的;二、讲世情的”[5]267。尤其《红楼梦》,“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5]272但同时,对这些类型小说的扬弃与超越使得人物索隐每每遭遇“南辕北辙”,又使得索隐家与探佚家们无论如何努力,也总摆脱不掉悲剧的梦魇。甚或有这样的信条:“正事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5]248,但莫忘了,“‘小说’是简短的说话”,“‘讲史’是讲历史上的事情”,而讲史不同于小说的地方是,“讲史的体例,大概是从开天辟地讲起,一直到了要讲的朝代。”[5]261~262

其三,自叙传或自传小说。胡适率先祭起“自叙传”大旗,倡言:“《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的影子。”[6]28进一步,周汝昌发挥了“说主义”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探佚学)。“雪芹之所以名其榜曰‘情榜’……‘典’就‘出’在明朝小说家冯梦龙所编的一部书里……雪芹的一部分艺术构思,来自《水浒》……全书写了正(册)、副(册)、又副(册)、三副(册)、四副(册)……这就表明:情榜分为九层,每层皆是十二之数,十二乘九,正是一百零八位……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艺术结构。”[7]胡适周汝昌路线的“自传说”对后世影响颇大,“其长处是将曹氏家族历史的研究和《红楼梦》小说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不幸的是,“过于执著对曹氏家族的研究,往往走火入魔,结果将红学蜕变为曹学。”[8]58

其四,百科全书的文化小说。在这当中,是需要避免由反对“政治说”而可能滑向另一个对立面的极端:纯粹文化身份。肇始者是王国维。其主要问题在于:“这种由外而内的方式对《红楼梦》的主题做了一种‘弃乐取苦’的误读,忽视了曹雪芹对这种有情趣的诗意盎然的大观园生活的肯定态度,而把‘解脱’作为了《红楼梦》的精神本质。”[9]58这样一步步导入神秘主义,带入一种“超现实世界”:“《红楼梦》的整个故事被套在一个超现实世界的大框框里的。由那里降生到人世间的顽石、绛珠仙子和那些风流孽鬼们都是《红楼梦》里的主要人物。他们由超现实世界下凡,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现实人生之后,还应该回到那里去。这样,故事才算完整。”[4]360于是,周汝昌对胡适实证主义的“本土化改造”看起来具有这样的效果:由对世情和人情的分析综合出发,《红楼梦》达到一种空前的归纳演绎的艺术高度,一是“以富有历史特征的物质态文化,烘托出万象如云的红楼世界的时代信息”;二是“以凝聚多重人际关系的制度态文化,揭示孕育众多人物个性的社会土壤”;三是“以丰富多彩的意识态文化,组合为时代审美特征的丰富文化景观”;四是“以绚丽多姿的心理态文化,表现出形象体系共通而又多彩的时代意涵”[10]3~14。所谓:“《红楼梦》卓越地扬弃了人情小说的三种路数,为它登上人情小说的顶峰扫清了巨大障碍。而《红楼梦》的正面建树进一步表明:曹雪芹不只是‘破’旧传统的好手,也是‘立’新传统的行家。”[11]

以上是“红楼小说逻辑”自我生成史概述。其好似将“旧红学”转折为“新红学”,实则“索隐”“实证”乃一家人也!周汝昌为此坦言:“既有‘隐’,须当‘索’,不可以‘名’害‘义’:我对书中若干词语作些注解,而方法不同于旧时的‘索隐派’,故特标名为‘新索隐’。”[12]但这套方法不能解决宝玉身份的三重性,尤其是不能解释第二重身份何以出场、何以“通灵”——作为生产身份的发言人[13]。这说明需要越过小说体裁的局限去思考问题。一种观点:我们完全可以“把《红楼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提”,盖因“《资本论》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圣经》,《红楼梦》可算是中国写小说的《圣经》[8]129。这恰恰又说明《红楼梦》决不能归于通常意义小说,乃伪托小说表现形式作为载体,如此,全书以诗词一统之。如果说《资本论》是刻画财产经济形态的理论性史书,《红楼梦》则是刻画人物身份形态的理论性史书;如果说《资本论》在学科定位上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显的方面)以及“人学批判”(隐的方面),那么进一步,《红楼梦》显性方向上的学科定位可以说是“主体社会批判”,其隐性的发展方向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然可用表1对比联系《资本论》与《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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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需要了解到,马克思是以剩余价值来写《资本论》的。而在曹雪芹的构思中,宝玉这个人物典型的设计目的亦在于实现对《红楼梦》的艺术总写,须知晚期共同体(皇权时代的顶峰和没落期——此处专指明清王朝)取材的功能就是遵循“中国主体批判的深层历史构境是行贯通之法,古路虽大道,不如今路直”[16]。于是这里,无论“剩余价值”或“宝玉”均作为特殊经济认识范畴处置。根据表1,如果说“剩余价值=十六种财产范畴”,那么也就同样存在“宝玉=十六种人物范畴”这样的公式。这和《资本论》是典型的“资者+劳者”之学相类似,《红楼梦》是典型的“官者+劳者”之学,——所谓“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承担者……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17]10。从所有制形式出发,马克思由按资本分配引出平均利润的规定,这是各种资本形式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同理,按身份分配必定也要引出政治身份和生产身份的决定性区分来。盖因剩余分配率(剥削率)由政治身份形式决定,以“历史发生学”的情况为例,“政治身份”1中由“秦可卿”代表,“晴雯”则为典型的生产身份的代表人物,以后有围绕剥削职能形式的财产身份锚定,以及围绕剥削的非职能形式的总规定(转化运动形态)。同时由于《红楼梦》的艺术安排形式是“历史(认识)为经、系统(现象)为纬”而实行合一路线,从而在讲述上,林黛玉-妙玉、史湘云-薛宝钗分别构成了对宝玉“总人物范畴”一纵一横的认识分解,统领各自系列的政治、生产以及财产的身份规定,它们彼此照应、内在关系连通,而又集中于“宝玉和黛玉”关系轴的理解[18]163~164。除开上面已做的介绍,此处最难理解的是“财产身份”,盖因它同时是一总体的工作规定。然而,身份系统的人属性的“财产”身份(1中由“香菱”集中代表)确实获得了和“奴隶商品”“劳动力商品”相类似的财产特点和身份特征。

由于本质-现象合一,即《红楼梦》中的财产身份(狭义“经济身份”规定)在生产环节始终完全和共同体生产的整体机构贾府不离不弃、水乳一体,在流通环节则直接蕴含于“贾府的系统运转”,以至于很难像《资本论》那样拥有一个独立的“剩余价值范畴”,比如鸳鸯必须首先和“老祖宗”(史太君)关联,但其后必全部溶入贾府整个体系中。这种情况其实在《资本论》也有反映。恩格斯将《资本论》整体概括为“剩余价值理论”,即第一卷是关于“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第二卷是关于“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剩余价值实现)”,第三卷是关于“剩余价值的分配”,第四卷是关于“剩余价值的认识”。而实际上,剩余价值认识是合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描绘中的(所谓“母子”),剩余价值分配则必须以“资本流通”为依托(所谓“体用”)。这样,和剩余价值范畴直接对应的财产身份是“大观园”。换言之,就全局而言,真正能够代表“财产身份”的仍旧是宝玉这个范畴(怡红院的主人[19]79宝玉进而成为身份规定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三重合一”:政治身份、生产身份和财产身份;人物宝玉(神瑛侍者)作为第三重身份,即代表阶级关系的规定以及其系统内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而言的治国理财关系。正如为了实现资本家的理财治国,分赃关系的对象(剩余价值)按由“谁”占有的主体的不同必须分解为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具体形式[2]28~29,而又因之资本流通的统一经济形式,这个工作链接实际发生机理可刻画为:企业利润利息I(银行利息)地租利息II(虚拟资本利息),藉以揭示竞争到垄断,从挣得平均利润到职能资本利息的获得,再到非职能资本利息的挣得,乃至从实体经济形式到虚拟经济形式的资本主义分配全貌。无独有偶,以宝玉为线索的理财治国亦如此。只不过这个财和国,《红楼梦》以“大观园”(财产身份代替。上行线:成园→游园;下行线:宴园毁园。所谓:成园必游园,此暂荣之兆;宴园必毁园,此暂宁之兆。然则同《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商品一样,宝玉成了名副其实的“统一对象范畴”,并从思维学上统一了黛玉、湘云、宝钗和妙玉,使其分别担任领导“历史的对象”“系统的对象”“现象的对象”以及“认识的对象”的工作关系。

这尚可进一步显示作者工作团队的“三合一(规定)”。作为生产身份的代言人作为“作者”的通灵),宝玉的“俗性”并非什么恋红尘,而是灵性已通[20~21][6]79要为底层人民说话的“石头的少数派”(实则是规律的人格化);但作为皇权身份(作为“女娲石材”),宝玉上层阶级的代表和成员(这是所谓的“神性”)。所谓:通灵玉无论如何“灵性已通”,女娲石总是它的宗法,而“宝玉”无论如何人间超越,也总挣脱不开束缚他的世袭宗法(犹如神瑛侍者之身份锁定)。此外,红楼中“凡仙同体”也挑明了身份与财产结合的强弱角色关系,即“强身份规定”与“弱财产规定”的结合,言下之意,旨在表明:意识形态社会功能完全由身份系统执行[22]753~754总之如上指出,无论“拜物”和“拜人”均意味着财产和身份的统治权力,这些范畴均同时附有意识形态上的超凡魔力。最后,作为财产身份代言人的是作为“人物群落”的宝玉们,即众多的彼此之间具有传影关系的人的群体[6]58~60[22]946。资本及其积累过程的范畴的两面性——财产关系属性(“显性”规定)和拜物教意识属性(对应属于“隐性身份”规定)——亦业已为《资本论》明确指出,尽管如此,仍需要从中予以区分不同的合一状态:cm——范畴本体和拜物教意识的绝对合一,以及v——范畴本体和拜物教意识的相对合一,批判工作的深化路径是“绝对→相对”。然则这一理路亦指明了《石头记》“原创”、《红楼梦》前八十回“总纂”和后四十回“续编”作者的三重规定性何以有机统一。毫无疑问,经过“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曹雪芹乃是试图加入对立的身份阶级构造。即如上指出的,正因剩余价值是认识资本的范畴(商品生产方式的“精神导师”),而引出商品价值构成;宝玉也是因为这样的范畴(共同体生产方式的“精神导师”),乃引出“贾府身份构成”来。这是对集中于人的主体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构成的寻求,是曹雪芹的伟大贡献。相比之下,续篇团队(程高等)是强化“治国理政”需要,淡化作品中包含的阶级对抗性。宝玉作为“对象规定”,是非人格化的,由此他是梦中人,亦是“解梦”之人;归根结底是瞒天过海、欲擒故纵的主体工作规定,目的乃是抛“玉”引“砖”,以一段历史过程剪取特别的家国范畴[2]52

 

 

(未完待续)

 

 

注释

 

《红楼梦》同《资本论》一样乃千古奇书,是特殊意义的“修史”,是易代修史传统的再创造,是“修中华史”,并且,原道之宗旨、通史之工作路径可以说是它们的两个共同特质。

这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社会形态。不仅如此,东西方道路的“简单商品生产”涵义亦不同。对资本财产社会而言,它的根扎在奴隶社会形态,这是“资本财”的起步。然则欧洲道路的初期商品经济——贸易和交换——在生产方式上的成型,仍径直归功于大规模的奴隶生产,相比之下,欧洲封建社会只是延续了这种经济形式,并未添加任何新的成分。

早期共同体应指“王权体制”向“皇权体制”的过渡。此亦对应于《资本论》中“货币转化为资本”理论阐述的历史规定性。

经济学好事者以资本经济的危机观透视“红楼经济学”,尽管未必恰当,但贾府的崩溃说到底是经济的崩溃,除开身份,财政问题是“隐性的存在”。从中可确认一点:“在曹雪芹创作的全盘设想中,有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发展变化,它同时还配以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与制度,故而作者能采用网络式的结构展开故事,从而表现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2]6

“商品-资本”历史研究言秩序也。《红楼梦》“家”“国”言单位制,“是以家国对举”,所谓“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小型的单位叫做家,大型的单位叫做国,更大型的可以叫做天下;家长是关门皇帝,皇帝便是全国的总家长。”[3]208

女娲氏(即娲皇)显然是政治身份的统率,因此,金陵十二钗的正册都言“政治身份”及其衍生形式,这才是“主子辈儿”选录标准的涵义,其并非刻意渲染等级观念。

哲学以世界观和方法论关系为对象,引出复杂的科学问题。国学则不然,其不预设定义,在于强调“自由女神自黄昏起飞”,举百科学说而不拘束于一格。然对经典的领悟、解惑和应用可说是“三春家景”:曰解,曰行,曰证;解而行之,行而证之,而可通达领会,空其所执。然则“红楼三味”,第一味:关系人物;第二味:三春家景;第三味:王朝一梦。这样的艺术过程使之具有超凡的史书品格,犹如《石头记》→《金陵十二钗》→《红楼梦》的内涵结晶艺术过程,彻底压制了所谓艳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世情书序列(这当然源自对“《情僧录》→《风月宝鉴》”的误解)的意义滥觞。是以不能将“红楼诸名”视为彼此独立的分别的过程,应当视作指“国”而名、指“家”议事的作品。此是与“宝玉言”相对而立的“读者言”,直可谓:红楼本言梦,游魂失魄深,知了催晓梦,惊觉作梦人;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兹可确定第一重身份曰“政治身份”——有产者身份,代表权贵阶级或庶民阶级的上层;第二重身份曰“生产身份”,无论少产或无产者皆可有此身份,代表庶民阶级的下层。此处按:生产身份是和劳动力价值相互支应的概念。由之再引出劳动者身份和劳动力财产的“二重性态”问题。盖因劳动二重性是在“关系(合约)”中所形成的具体性规定,对象-关系I(生产)-合约-关系II(分配),这显然不是生产函数上的仿真,而是按合约关系的具象。所谓合约,言对象(规定)和关系(规定)的现实统一也。进一步以按“劳”分配为例,依照二重劳动合约“整体关系的规定性”——合约的身份规定+技术形式+权威形式+法律形式(即契约本身),这个“劳”必定指向了身份和财产的统一性,也即所谓“两番人作一番人”。以中华思维学的表达方式,其必然是“心”“物”一体、合一,乃至是知识用语上的“不二”。盖因“以心、物命名‘事的二重性’”,“由此启发‘事的科学’之构建。”[13]

此表借鉴了《<资本论>与辩证法原理考略》[14]论说思路。秦可卿、贾元春作为关系发生的总切要及身份关系的识别:一为历史、一为认识,故有置首地位。“认识发生学”一列的人物都或多或少作为了“宝玉们”的精神导师。关于王熙凤和贾雨村,周汝昌先生强调:“这二人是统治阶级的大代表”,“贾家之败,二大原因即是凤姐和贾雨村。”[15]453

红楼革命旨义分为两路:黛玉之死、宝玉出家,此呼应之笔。两种革命互为隐喻表述,脂砚斋批曰:“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宝玉颦儿至痴呆囫囵不解之语中……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望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实亦不能评出此二人终是何等人物。后观情榜评曰: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18]163~164

所谓:“此府的圈内,套着一个大花园,题名‘大观’。大观园内,又套着一处轩馆,通称‘怡红院’。这个院,方是雪芹设置的全部‘机体’的核心。”[19]79

贾府的世俗人宝玉和神瑛侍者原本是一人。凡有财产者,必有物的宗教,对应有天国界;凡有身份者,必有人的宗法,对应有仙界。这种凡间和仙境的严格对应关系是《红楼梦》书写具有政治身份和财产身份的人物的一大特点,此是生产关系范畴固有之“拜物教”(拜人的宗教即身份关系上的宗法意识)特征使然。

“大观园”(m)所对应的这个收入构成形式是劳役、田租和税捐。劳役(奴和仆)作为分配的身份工具在红楼经济中记述得非常充分,自不用说。关于贾府的田租(粮食、物品和租银),《红楼梦》刻意暗示是“春秋两季地租子”,缴租“走了一个月零两日”。从平均脚程数看,这分明是国的范围了。至于税捐,就更加是造园直接的财源,这样必须安排远处扬州(距离京城同样是月余路程)的林如海任“巡盐御史”;林如海去世后,“林家的财产流入荣国府后又到哪里去了?”“(原来)确有一个事件可能将流入的林家财产消耗殆尽,那就是为迎接元春省亲而建造大观园。”[2]28~29

对应看,利润利息I,即是资本之上行线;地租利息II,即是资本之下行线。

“灵性已通”是《红楼梦》开卷“凡例”(《石头记》抄本商品化之后的产物)所专用的术语,其中一首诗的末句和这个工作立场对榫,云:“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20]盖因点明更名“红楼梦”的旨义——为劳者撰人写言。胡适则坚持认为,“作者明明说‘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又说‘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6]79然当清人戚蓼生言“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当正指此义,故其又曰:“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然则“作者慧眼婆心,正不必再作转语,而千万领悟,便具无数慈航矣”[21]

须知宝玉“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还有许多字迹。这‘五彩晶莹’‘许多字迹’,是不是说得‘心物相关而有象’呢……《红楼梦》所说的宝玉和‘宝玉’,一到‘玄渺’的境界,就是‘有而无,无而有’的。那时‘心’‘物’不相结合,所有的‘象’,也都成了(数字符码)一类了。(然而)任凭把‘幻境’写得如何实现,却不曾把宝玉和‘宝玉’分说。宝玉同‘宝玉’既然是一物,那‘(数字符码的)象’是不能再有的了。所以一到此间,即为‘幻境’,‘幻境’里边的‘心’‘物’,却又成了不可分别的‘一体’……‘心’‘物’相结就有‘象’,‘心’‘物’一体就归‘空’。《红楼梦》的大意,不过是这样”[22]753~754

传影关系指范畴的内部联系机理形成。盖因中国范畴皆通过人的载体,以历史过程事件截取,而有“隐”可索(如“十二钗”可影射各阶级女子)。蔡元培依循旧体,笼统以“三法”推求,显得不适当。故此胡适认为,“先生的方法是不适用于《红楼梦》的”。胡驳蔡是纯然论战式的,却也无意中说出真相:“《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不是同一类的书。[6]58~60复读下面这句话,遂哂然一笑,又得一重意义也,谓“《红楼梦》脱胎在《西游记》,借迳在《金瓶梅》,摄神在《水浒传》[22]946

如此,我们方能解得这一艺术笔法(曹雪芹笔下的“中华思维学”深层构境):“在《石头记》甲戌本的第一回,脂砚斋就有段眉批介绍曹雪芹写情状物的各种手法:‘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致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敷粉、千皴万染诸奇中之秘法,亦不复少。’”[2]5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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