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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展安:行动的文学——以鲁迅杂文为坐标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

周展安 2020-11-19 来源:文艺批评公众号

循着“行动的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中存在一条从鲁迅到解放区文学到“大跃进”文学的脉络。略有差异的是,在鲁迅那里,“行动的文学”更多表现为否定性的,即对旧的现实的否定,文学在否定中扬弃自身;在解放区文学以至“大跃进”文学中,“行动的文学”更多表现为肯定性的,即对新的现实的创造与肯定,文学在肯定中扬弃自身。但它们都试图将自身投入到不断变动的历史进程中去,这一历史进程的最根本动力是“人民大众当权”。

  文艺批评编者按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现代化”史观的盛行,中国现代文学通过对此前历史阶段中的当代文学加以否定,从而占据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源头性地位。而到了90年代中期,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中“例外状态”的当代文学逐渐得到重视,学术研究的重心也因此实现了从“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转折。面对此二者长期所处的“内战”境况对学术研究带来的消极影响,本文作者周展安老师认为应当重新重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贯通性研究,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之间辩证联系的新坐标。周老师从鲁迅的杂文入手,认为从“五四”文学的发端,经由鲁迅到解放区文学再到“大跃进”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始终存在着“行动的文学”这一特质,尽管它在不同的时段表现略有不同,但它们都试图通过打破文学的本位性,从而激发文学的活力,实现“生活的文学化”。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5期,转载自公众号“文艺理论与批评”,感谢“文艺理论与批评”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内部,学科研究的重心大致经历了由“中国现代文学”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过程。这也同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活力由盛而衰,被逐步简化和压抑的过程。

  在1980年代,和整个社会对现代化的追求相适应,标举“现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受到更多关注,这表现在耳熟能详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等研究潮流当中。在这些旨在论述完整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潮流中,中国现代文学取得了源头性的地位,而中国当代文学则是衍生性的,是前者或窄化或扭曲的延伸。甚至可以说,19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正是通过对此前历史阶段中的当代文学加以否定来彰显自身的。不消说,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兴盛自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对于此前日益板结的“从旧民主主义文学到新民主主义文学到社会主义文学”这种直线进化式的文学论述进行了积极的拆解和抵抗。在这当中,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五四运动和鲁迅的文学与思想尤其受到重视,不仅在文学领域,而且对于整个思想界,现代文学界的五四运动研究和鲁迅研究都扮演了辟路的角色。但是,1980年代的现代文学观高度受制于一种抽象化的启蒙观念。这种启蒙观念将自身抽离甚至对立于20世纪中国的具体历史脉动、对立于作为20世纪中国基本历史课题的“救亡”与“革命”,而立足于所谓“普遍人性”或者“深度主体”的建立。其理论基础主要是康德的主体性哲学和萨特的人道主义化的存在主义哲学。和这种观念相对应,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将自身纳入具有所谓普遍性的“世界文学”潮流,并将改造民族灵魂和建立人的主体性,乃至更泛化的“人的现代化”作为现代文学的主题。原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内容被极大简化,现代文学史的起点被从和政党政治有密切关系的五四运动时期上推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乃至更早的晚清时期;对于鲁迅的研究则从原先被认为更成熟的杂文时期转至写作《呐喊》《彷徨》《野草》的前期乃至留日时期。概括来说,19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内含一种“追寻更早的源头”的执念,认为在那里有更深刻的而且没有历史和政治负担的创造性。

  以上描述的研究倾向此后仍在延续,但从大概1990年代中期开始,一方面是作为1980年代文学观之重要依托的“现代化”史观开始遭到质疑,对“现代化”的信仰一转而成对“现代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学术界自身研究的相互推动和催生,原先被视为现代历史之例外状态的“中国当代文学”逐渐得到重视。这里既有海外学者如“再解读”潮流无心插柳的刺激,也有国内长期在当代文学领域耕耘的学者的努力。在1990年代,对于1950—7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主要还是在外部反思的结构中展开的,即这一时期的当代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被重新发现,但研究者或致力于反思这段历史中包含的压抑机制,或将部分作品从具体历史中抽离,然后和外来理论进行对接。尽管如此,当代文学包括其生产机制问题毕竟在上述研究中被正面提出了,这启发了21世纪以来的研究者有可能以一种内部性的视野来把握当代文学,或在知识层面获取对同时代历史更丰富的认知,或在价值层面进一步激活这段历史中包含的政治与价值理念。当代文学的这种发展是非常有益的,但在另一方面,1950—70年代文学研究的活跃又是建立在对现代文学的凝固性和化约性理解的基础之上的。首先,和现代文学研究曾通过对当代文学进行否定而实现再生产类似,尤其是21世纪以来部分具有较为明确价值导向的当代文学研究也是通过对“现代文学”的否定来彰显自身的,但是它们所否定的“现代文学”毋宁说正是1980年代所塑造的那个以“启蒙主义”作为标志的“现代文学”。比如以“人民文学”和“人的文学”进行对垒,或者以“政治”与“文学”进行对垒,这种对垒一方面是排斥了“现代文学”,一方面又是对1980年代那种特定的“现代文学”观的固化。其次,特别是受到晚近以来“民族复兴”叙事的影响,新中国的成立被视为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某种完成形态,在历史逻辑上代表一个更高的阶段,从而1950—70年代的历史状况及其文学也往往被研究者有意无意地看成是比此前的现代时期和现代文学包含更丰富意义、凝结更深刻问题的历史存在。这种目的论的解释逻辑加剧了对现代历史和现代文学的化约性理解。实际上,对现代文学的化约性理解反过来也会带来对当代文学的简化。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更具贯通性的历史视野,来结束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长期内战的格局。

  当然,指出当前学术研究的重心存在从“中国现代文学”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并不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在学科的意义上萎缩了,相反,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在毋宁说是更扎实,更具有学术的成熟度了。这特别体现在其“历史化”的发展方向,即尽量剥离以前的各种意识形态预设,将现代文学视为一个稳定、客观的研究对象,从作家资料考证、遗稿搜集、年谱编纂、各种历史元素的打捞、各种具体制度和环境的还原等角度来编织现代文学所从出的历史空间。这甚至吸引了当代文学研究界也从这种趋势中取法,在世作家的传记书写和年谱编纂这些年也纷纷成为学术热点。所有这些对于现代文学学科地位的夯实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就如一句熟语所说的那样:“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要成为历史,要被发现,就一定要和“当代”即当下的关切发生联系。这并不是所谓观念先行,而是说“历史”如果不满足于一般编年史的层次,而试图具有思想活力,成为活的即真正的历史,就一定有其对当下的指向,甚至是对未来的指向。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历史化是重要的,没有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于历史和当下之差异性的发现,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当下。仅仅以当下的关切为出发点元素式地从历史中捞取合用的材料,不仅遮蔽了历史,也同样遮蔽了当下。从而,历史化的目的不是将历史推开,将之客观化,而是为了更深入地把握它,体验它,从而更加靠近它。在一个极致的意义上,历史就是当下,当下也就是历史,历史和当代应是贯通的。将历史与当下截然区分,是线性时间观深度制约的结果。就此说,历史化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历史化只是工作的开始,而非结束。我们总要面对“历史化之后”的难题,也就总是要触及现代文学研究对于当下的意义这个问题。历史是不能实证化地来把握的。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推动“民国”视野中的现代文学研究,这是新的学术努力,但是,所谓“民国”也不是如一般认为的是一个在清朝之后实证性存在的自然之物,它无法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无需质疑的起点,而只能是在不断的阐释中,包括通过对同时期的文学活动的阐释来加以把握的东西。“民国”不是自然之物,“民国文学”也不是自然之物,如果是,那也只能是一种黑格尔所说的“稀薄的抽象”,不能阐释任何历史问题。更何况,现在的多数“民国文学”研究延续的正是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所设定的历史认知框架。不去追问前提的话,那么就貌似是在深入历史,但其实仍然在不同的意识形态预设中轮替。以上检讨并无意否定现代文学研究在学科上的努力,史料和文献无疑是任何扎实学术研究的起点。而且,近几年来,通过对多语种资料的考察,在较为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中来把握现代文学中的具体作家作品,正逐步突破以往单向的“影响研究”思路,将中国现代文学拓展到一个更大的语境中去。比如王中忱、赵京华等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就特别值得重视。

  综合来说,中国现代文学在整体上存在或被简化、或被压抑、或被从当下的关切中推离等种种倾向,而如上所说,上述倾向也会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消极影响。笔者认为,现在需要重提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贯通性研究,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1950—70年代文学之间辩证联系的新坐标。实际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是曾被置于一种连续性当中的,并非如1980年代以后常见的那种相互对立的格局。这种连续性是由“社会主义因素”来保证的,即认为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中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因素”。尽管现代文学在当时被限定在“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下面,从而区别于“社会主义”,但新民主主义并非和社会主义对立,而是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对于文学而言,这本质上可说是一个阶段。从而,现代文学就是这种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是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文学发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也是从这种思路出发,当时会普遍去肯定鲁迅的“遵命文学”或者“听将令”等说法。

  这种思路的内容暂不去评价,这里要考察的是其中包含的方法论。以“社会主义”来勾勒一种连续性,就如后来以“启蒙”来勾勒一种连续性一样,它们内容不同,但都是以某种由文学所传递的理念为基本准绳。笔者认为,在文学所包含和传递的理念的根基处,还有一个文学的存在形态的层面。即除了可以从理念、观念、价值的层面来理解文学,还可以而且也许是更应该从文学的存在形态这个层面来理解文学。文学的存在形态区别于文学所包含的内容和理念的层面,但也不是指文学的形式问题,不是指文学的修辞、体裁和题材等,而是涉及文学自身该如何存在这一问题。进一步说,从理念、观念的层面来展开研究,更接近是在“答案”的意义上来把握文学,即考察文学对于自己同时代的问题得出了何种“答案”;而从文学的存在形态的层面来展开研究,则更接近是在“问题”的意义上来把握文学,即考察文学是如何直面自己同时代的社会问题,如何把握自己和同时代的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再进一步说,从理念、观念的层面来展开研究,类似于是在一种由同一性结构所保证的连续体中理解文学,也是在一个稳定的终点处来理解文学,其背后有一种线性的历史观;而从文学的存在形态来展开研究,则比较接近于是在一种断裂性中来理解文学,因为问题的提出总是倾向于打断某种同一性结构,也就是打断那种线性结构。而其结果往往是,那种自称是在发现连续性的思路,其实多是对历史的中断和遗漏,而在断裂性中展开研究,反而能够带出一种更深刻的连续性,因为“断裂”在此意味着对由同一性所带来的封闭构造的拆解,意味着让被同一性所压抑的部分探出头来。概括来说,这里存在“基于同一性的连续性”和“基于断裂性的连续性”之差异。而当我们从“存在形态”的层面来考察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时,或许会发现正是在通常所说的现代文学中,尤其是处在现代文学当中的鲁迅杂文那里,呈现着更富有强度也更具典范意义的思考与实践。笔者把这种在“存在形态”层面呈现的典范性文学实践称为“行动的文学”。

  

  任何写作都同时是一种行动,本文所说的行动不是这种普泛意义上的行动,而是相对于将现实对象化那样的姿态来把握“行动”的。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何为“行动的文学”。首先,行动的文学意味着文学写作以行动的方式介入到现实内部去。它不是将现实对象化,与现实拉开距离,对现实进行沉思,然后以将自己变成一种关于现实的“社会象征行为”为满足,它不仅不是“再现”,而且也不是“表现”,而是将自己投向现实内部,从而改变既定现实的序列。在这里,首要的不是文学是否“关心”现实,是否“批判”了现实,而是文学如何嵌入现实从而松动原来现实的构造。重点不是写出了什么,不是写作的内容,而是“写”这个行为本身就有能力意味着对现实的参与和改造。这种写作必然是高度及物性的,从不哪怕在任何一个瞬间脱离现实,更直接地说,它是写在现实中,写在形势中的。就其高度的及物性而言,这种写作时刻保持一种将自身消弭在“物”即变动的现实当中的趋势,也就是说,它时刻保持一种自我否定的趋势。因为高度的及物,所以总是在和“物”相及的层面上才能把握这种文学。从而,行动的文学不是完成于自身的,它完成于对现实问题的交锋、嵌入和改造。极致而言,在行动的文学中,写作者、作品、现实之间是彼此内在的。其次,行动的文学要求这种行动是高度自觉的,是自我承担和主动思考的。这种行动不是盲目的,更不是让渡了思考的责任而只停留在执行者的位置上。此处所说的思考不是片段性的思考,不是对局部问题的思考,而是对总体性的思考,是对同时代社会之出路的根本性思考。因为执着于对根本问题的思考,即总是追问到事物的前提,追问到事物之成立的可能性条件,所以自然呈现出一种批判性与新颖性。这种思考没有依傍,不可归类。毋宁说,它恰是面对着既定的所有思考都在现实面前显示出无效这一状况而产生的。一般而言,因其思考的艰巨性,这种思考多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困惑,而保持这种思考的文学则往往流于失败。但是,行动的文学能够勇于面对这种失败,持久地拷问这一困惑。就这种思考的无畏和持久而言,思考将赋予行动的文学以强度,使其截然异质于周遭世界,截然异质于现实,从而在客观上构成对现实的压力及改造现实的动力。就此说,思考与行动是不可分离的。高度的及物性自然要求持续的思考,而持续的思考又迫使任何宣称是自足的“文学”突破自身的边界而融入现实当中。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当中,最典型地表现了“行动的文学”之特质的是鲁迅的杂文。这里不去对鲁迅杂文做追根溯源的全面勾勒,只想就鲁迅杂文的特点做出直接的解明。时而被称为“杂感”、时而被称为“短评”、时而被称为“小品文”、时而也被称为“杂文”的鲁迅杂文,是他在五四运动的先锋性被逐渐耗尽的1920年代中期开始自觉选择的写作样式。就如鲁迅在谈到杂文的时候,常将杂文对立于“艺术之宫”“志趣高超的作者”“高等文人”等所显示的那样,在鲁迅,杂文首先意味着对所谓“文学”的拒绝,它是排拒了任何既有的文体模式,在现有的文学定例里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反文体的文体”。鲁迅的杂文是对既定“文学”的否定,是对所有自鸣得意的“文人”“作家”的否定。数不清的鲁迅研究者面对鲁迅杂文的时候,每每倾力去论证鲁迅杂文的文学性。在笔者看来,这种对“文学性”的执念恰和鲁迅杂文背道而驰。鲁迅对“文学”的拒绝,不是源于他对低劣之作的不满,更不是从他对“正人君子”“中国文士”的厌恶这种可称为“意气”的层面衍生的结果,而是源于他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因此不能不以“战斗的小品文”为投枪和匕首,为“感应的神经和攻守的手足”的高度自觉。鲁迅的杂文是写在时代内部的,或者说鲁迅是自觉置身于时代内部而写作他的杂文的。置身于时代内部,在浅表的层次上,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但是,以高度的自觉性“置身于时代内部”岂是容易的事情?我们所习惯的岂不总是要和时代拉开距离,将时代对象化而对其指指点点吗?因为“置身于时代内部”就意味着“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意味着“被砂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意味着对“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地方”的独力承担。而杂文,就产生自写作者自觉置身于时代内部的结果,因此它是“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是不羞于对“小事情”“小创伤”的“执滞”。

  所有这些表述,在在显示鲁迅杂文和时代共生的特点。杂文由此以对各种具体事件及时的、高度介入性的关联而消弭了作为文体或者修辞的自身。杂文的生命不在语言、修辞、文体的层面,也不在指向对象的伟大、高超,而在于语言、修辞、文体像匕首和投枪般嵌入对象并令对象解体、崩溃的动态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杂文成为一种具有高度实践品格的行动。鲁迅说他希望自己攻击时弊的文字和时弊同时灭亡,这不是鲁迅对自己文字的谦虚,而是对自己文字之存在形态的解明。因为鲁迅的文字之所以成为“文字”,正在于文字并不是完成于自身,而是完成于和时弊的交锋与纠缠,只在和时弊交锋的界面上,文字才获得生命。也因此,对鲁迅杂文的阅读,必然同时是对“时弊”的阅读,是对各种同时代事件的阅读。进而亦可以说,对于鲁迅的小说,对于鲁迅的《野草》,也都需要用这种方式来阅读。从某些既定的哲学概念出发,把《野草》中的篇什视为所谓鲁迅哲学的所在,不是深刻,而恰恰是对深刻的遗忘。鲁迅的深刻,不是向内收缩的结果,而是和时代和历史共振,尽量拓展扩大其振幅的结果,深度乃在广度中见之。在这里,“历史”不是作为杂文展开的背景而存在着的东西,而是杂文完成的有机要素。也只有鲁迅,以其杂文将时代真正有机地卷入作品内部。进而说,“时代的眉目”在鲁迅作品中并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并不是存在一个“鲁迅杂文”与“时代眉目”相对立的分离结构,而是鲁迅的杂文本身就是“时代的眉目”。

  论者常以鲁迅何时使用了“杂感”“杂文”等名目来考辨鲁迅杂文文体的发生,笔者认为,这恐怕并非是把握鲁迅杂文的有效途径。鲁迅杂文之发生,或许更多不在其“文体”的创生,而在某种思想的创生。从而,以这种思想的创生为判准,或许即便是《野草》或《彷徨》等作品,也可以视为鲁迅的“杂文”。笔者认为,这种思想可以命名为“现在主义”。它集约地反映在鲁迅1925年《杂感》的这段话中:“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1]联系鲁迅早期的思想来看,“现在主义”首先包含着对于线性进化思想的反思,这和鲁迅当时对于“希望”话语的拆解同步。和进化论背后的线性时间观相对,“现在主义”以对时间之“现在”的深度凝视中断了“现在”和“过去”及“未来”的联系,同时,也可以说是以对“现在”的深度凝视破除了“现在”的边界而将“过去”与“未来”都吸纳在“现在”内部。这是一种将时间加以普遍空间化的思维方式。在此普遍空间化的视野中,没有“往古”“出世”“天”“灵魂”可以作为逃遁的所在,可以成为一个稳定的立足点,可以外在于由“现在”和“地上”所构成的现实世界。世界只有一个,现实只是如此,在这问题丛生、满是缺陷的现实世界中,没有可供“大士哲人”“一二士”等所谓启蒙主体歇脚的一隅。说“世界只有一个”,也是强调这问题丛生的现实世界没有它的外部,这是一个无法被对象化的现实。因此,这里自然没有所谓“希望”,但同时也没有所谓“绝望”。就一切都被“现在”内在化的结构而言,没有所谓“望”这样一个外在的视点,而只能是和世界同在、对现实做毫无推诿的承担。从而,这里提及“现在主义”,也只是一种方便的说法,就如没有“望”的视点一样,也没有和这个现实相对的“主义”。对于“现在”和“地上”毒蛇怨鬼般的执着消弭了主义/思想和“现在”与“地上”之间的距离。所谓“思想”,只能是作为对“现在”和“地上”的永不间断的执着这一动态过程而存在,即思想只能作为“行动”而存在。这里没有“主义”或者“思想”的喘息之机,任何喘息都意味着思想的停滞,任何主义都意味着对现实的脱离,意味着思想的自我完成。“现在主义”必然包含着自我否定。就如杂文是一种“反文体的文体”一样,“现在主义”是一种排拒了任何凝固的思想立场、和既成的各种概念架构都格格不入的“反主义的主义”。

  在鲁迅的众多杂文中,尤其能凸显其“行动的文学”之特点的篇什,是鲁迅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于《中流》杂志的“补白”专栏上撰写的“立此存照”系列。“立此存照”系列杂文是将从同时代的报刊摘录下来的相关文字作为文章主要部分,然后加以简短评点而成。这种写法在鲁迅的其他杂文中也多有表现,“立此存照”系列将其明晰化了。在这些杂文中,从报刊中摘录出来的文字占了绝大篇幅,鲁迅的评点则是紧密承接报刊文字出现的,脱离报刊文字,鲁迅的评点便显得无甚稀奇。诚然,选择什么样的报刊文字也包含了鲁迅的眼光和“思想”。本文想强调的是,“立此存照”的写法直观地对应了行动的文学所包含的文学/思想不是完成于自身,而是完成于与时代的交锋、交涉这一特点。也正是在“立此存照”系列杂文中,鲁迅杂文的“文学性”之难以捉摸尤其凸显出来:对同时代大众报刊的摘引能有怎样的“文学性”呢?难道不是《女吊》《死》《这也是生活……》那种主观化的回忆和感喟等更接近于所谓“文学”吗?笔者认为,恰恰相反,如果说仍要使用“文学性”这个概念,那么不是在《女吊》《死》等文字而正是在“立此存照”系列中包含着鲁迅杂文的“文学性”。“文学性”无法被先验地界定,在一般用法中,它大致指在某某文字中包含着的一种不透明的、无法被内容或者思想化约的独特性。论者通常将鲁迅杂文所涉现实议题尤其是政治议题剥离开来,以挖掘或者说维护鲁迅的“文学性”,但在笔者看来,鲁迅杂文的文学性恰好是通过对现实议题尤其是现实政治议题的迎头而上而衍生出来的。文学性不是鲁迅写作的出发点,而是其写作的一种效果。不是因为拨开了政治而保留了文学性,而是因为对现实、对政治的执着介入而使得鲁迅的文字具有一种无法被化约的而且是鲜活的力量。鲁迅对现实的介入越深,越持久,其文字和现实的摩擦与碰撞就越激烈,文字的形象也就越生动。也就是说,所谓“文学性”,无法撇开鲁迅杂文关涉的现实内容,即他所说的“现在”与“地上”来单独考察,哪怕是其所涉及的现实内容出自枯燥的大众报刊文字。由此概括而言,在“行动的文学”这一表面上的偏正结构中,中心词不是“文学”,而是“行动”,是“行动”生产出“文学”。

  

  “行动”生产出“文学”,这不独是鲁迅的特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特点。笔者曾以“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来指称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所谓“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是指“政治”即对同时代中国之困局的挣扎和突破不能在“文学”以外的任何领域找到现成的答案,唯有文学,唯有通过文学式的思考,困局的呈现和突破才有根柢上的可能性。在中国现代史上,包括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在内的各式主义和理论体系都曾走马灯式地上演,这些主义对于同时代中国的困局都有相当程度的思考和解答,中国现代文学和这些主义所指涉的内容时有交叉重叠,有时候甚至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党派性,但中国现代文学内核性的特质,它的真正的自我规定性,在于它对于所有这些主义的存疑,而赤手空拳、一空依傍地走在一条独自面对同时代现实困局的道路上。这种对于所有规范性的思想和制度的怀疑,对于所有宣称是答案的形而上学思维的抵抗,眼光始终向下,向着现实的更深处探求的努力,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品格。此处所论,还保留着以“文学”为出发点的思维,所以才会说“唯有文学,唯有通过文学式的思考,困局的呈现和突破才有根柢上的可能性”[2]。如果从“行动”导引“文学”这一视野来看,那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种一空依傍独自面对现实难题,在根柢上来思考中国之困局的效果就是“文学”。换言之,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不能从一个规范的标准的“文学”概念出发,更简捷地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能被理解为是一般的“文学”的历史,而是“从根柢处思考中国困局”之思想和实践成果的历史。或者说,正是在“从根柢处思考中国困局”的行动中,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点,在和晚清文学的对比中可以看得格外分明。

  如果要谈文学性,要谈一种对自律性文学的自觉,那不是应该在“五四”以来的历史中,而应该回到晚清时期,尤其是回到辛亥革命之前十年间的历史状况。不必更多铺展阮元、章太炎、刘师培等更早时期对于“文学”或者“文”的理论辨析,只提及明确受到西学影响而从“纯文学”“美术”等角度来论及“文学”的王国维和留日时期的鲁迅或许就可以了。在辛亥革命之前,鲁迅推崇文学的“无用之用”,认为文学的本质应该是“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3]。王国维更将文学和哲学一起推崇为“天下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4],并由此思路写出了表彰“我国美术史上之唯一大著述”《红楼梦》的《红楼梦评论》。但是,如所周知,回国之后再次提笔的鲁迅乃独标“为人生”为其写作的动力,而王国维则经过在“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挣扎之后,最终放弃了哲学和文学而转向国故之学,乃至于据罗振玉说他在辛亥革命之后赴日期间干脆烧掉了收录早年哲学和文学论文的《静庵文集》。

  概括而言,“五四”文学和晚清文学在根本上是两条脉络。“晚清文学”的重心是“文学”,而“五四文学”的重心乃在“五四”,在于促成了“五四”的、由“一战”所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文明危机和袁世凯复辟暴露出来的共和危机所内外叠加的剧烈历史脉动。晚清时期梁启超等人提出“小说界革命”等口号,推动了“小说”的一时之盛。但这并不能径直联系到“五四”时期的小说,联系到《狂人日记》。此小说非彼小说。鲁迅早就说过自己的小说和艺术距离遥远,只是“蒙着小说的名”。而晚清的“小说”则是一个稳定的、规范的、作为诸文体之一的概念。在辛亥之前,小说被视为新思想传播的利器,但在“五四”时期,这种作为既定思想之媒介的“小说”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首先被讨论的是整体性的“白话文学”或“国语文学”,而尤其是“白话”或者“国语”,是最基本的语言。而之所以讨论“白话”,首先并不是因为白话可以传播新的思想,如晚清小说所承担的功能一般,而是因为白话比任何其他表达更直接地联系着人生与现实的真况。对白话的重视关联着的是对现实的重视。同样,对文学的重视关联着的也是对现实的重视。

  “五四”文学扭转了晚清文学的轨迹,它不是从“文学”这个点上出发的。对于“五四”时期的“文学”,需要具备一种下沉性的思考方式,即沉到“文学”的字样背后,去探寻“五四”人物真正的关心。这种真正的关心联系的是中国的出路问题,是一种对于新颖性的渴望,一种寻根究底的创造意识。被习惯称为“五四文学”或者“现代文学史”的东西,毋宁说是研究者们捏着“文学”的标尺回溯历史的结果,是将那些在字面上称为“文学”的内容从一个纵横交织的历史中摘取出来然后加以连缀而成的。说到底,所谓“中国现代文学史”并不是“文学”的历史,而是根源性地探索危机之出路的历史,文学只是这种探索的别名。文学在此并不是和历史、哲学、经济、政治并列的概念,它指示的是一种根本性的探求。鲁迅的杂文写作,正是对这样的探求的忠诚与延续,并使这种在“五四”时期萌芽的“行动的文学”进至于典范性的状态。虽然此后的文学发展并不是全然如鲁迅一样忠诚于“五四文学”对于根本性思考的承担意识和介入意识,而更多表现出对于规范化“文学”不自觉的固守,但“五四”文学毕竟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至少,这其中对于“现实”的执着得以延续,而写实主义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流。为了更好地切合现实斗争需要,发展出灵活的墙头诗、传单诗、街头剧、壁报文学等多种形式的左翼文学脉络不必说,就是周作人也在1929年说在新文学的两大派“革命文学”和“颓废派”之间,颓废派“表面上是很颓丧的,其精神却是极端现世的,或者说比革命文学家还要热烈地现世也未始不可”[5]。“文学”“现实”“政治”等概念在现代史上的夹缠不清,恰恰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及物性”与“自足性”彼此竞逐的过程,这也就是“行动的文学”和规范化的文学这两种关于文学的不同存在形态竞逐的过程。

  

  笔者倾向于认为,从存在形态角度或许可以提供比从文学的形式、文学的内容、文学包含的理念或者意识形态等角度更透彻的对于文学的认识。这里也想尝试由此出发对中国当代文学做一点探索。中国当代文学通常被认为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发表为起点,而且认为《讲话》笼罩性地影响了此后文学的发展,所以我们首先需要解释“行动的文学”和《讲话》之间的关系。

  如上所说,“行动的文学”特别表现为因高度的及物性而带来的自我否定与对于根本性思考的主动承担这两方面的特征,以此为基本坐标来衡量《讲话》,可以发现《讲话》中对于文学的理解可说是以一种变形的方式体现了“行动的文学”的特点。首先,《讲话》体现了行动的文学所要求的高度及物性的特点并把这一点激进化了,这凝结在“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个短语当中。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为劳动人民服务就具体体现为“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6],并进而达到一种“普遍的启蒙”状态。在此,文学所面对的“现实”就是战争,这就是文学及物性所要及的“物”,而战争所意味的生死存亡问题,则迫使这里的及物更具一种紧张感,也就更要求所谓“文学”完全投身于战争形势当中,容不得一丝一毫的保留。说《讲话》将“行动的文学”激进化了,还体现在《讲话》不仅要求“文学”的及物和自我否定,更要求作家本身的“及物”和“自我否定”,这就是《讲话》中反复提到的作家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改造问题。《讲话》关于“有出息的文学家”与“空头文学家”的对立,也正是“行动的文学”与本位性的、规范化的文学之对立。其次,在对根本性的思考的主动承担这一点上,《讲话》呈现出一种悖论性。一方面,《讲话》指出了中国现代史的根本问题,这就是使“人民大众当权”,这是“中国历史几千年空前未有”的事件,这是崭新的亦是最具有根源性的事件,而《讲话》将此空前未有的责任付之于文艺。这一责任在《讲话》中也被表述为“政治”,完整地说,就是“文艺服务于政治”。基于此,我们也就能理解,《讲话》说“文艺服务于政治”并非是对文艺的压抑,相反,文艺要自问是否有能力服务于这个“政治”,因为这个“政治”不是凝固的某一权力,而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7],换言之,这也就是那个促使人民大众当权的历史进程。就这一进程的艰难而言,让文学服务于这样的政治,是对文学前所未有的试炼和挑战,也是对文艺之创造力的激发。文学或者文艺就这样客观地承担了根本性思考的重任。但是,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文学在此对根本性思考的担负并不是如在现代时期那样,尤其是如在鲁迅杂文中那样,一空依傍地自行主动来担负这种思考,而是由《讲话》所赋予的,或者是由政党政治所赋予的。这就使《讲话》中的“文学”处在一种张力当中,而且也可以说《讲话》本身也处在这种张力当中:一端是推动前所未有的政治进程的创造性,一端是作为一种理论、一种政策的规定性。对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讲话》发表的1942年及之后的一段时间中,《讲话》及其中对于文学的理解是以其创造性为主的,《讲话》本身的规定性尚未被固化。

  对《讲话》的解释不能涵盖对当代文学的整体解释。论者多认为《讲话》对此后的当代文学有笼罩性影响。诚然,从《讲话》中的某些命题看来,比如“文学为劳动人民服务”或者“普及与提高”等,后来的当代文学的确可以说在整体上延续了《讲话》。但是,从《讲话》中上述命题所隐含的对于文学之存在形态的理解来看,即从“行动的文学”所要求的自我否定与承担根本性思考来看,后来的当代文学发展并非全部处在《讲话》的影响脉络当中,不仅如此,正是围绕着文学之存在形态当代文学暴露出其更深刻的矛盾与分裂。所谓更深刻,是指这种分裂不是或不只是发生在反封建文化与宣传封建文化之间,如在对《武训传》的批判中那样;或者发生在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之间,如在对《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中那样;或者发生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如在对胡风集团的批判中那样;或者发生在社会主义还是反社会主义之间,如在对“探求者”集团的批判中那样;或者是在现实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之间,如在对陈涌、何直的批判中那样;或者是在阶级论还是人性论中间,如在对巴人的批判中那样;等等,而是发生在同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指导的同一阵营当中。在那里,分裂不是表现为意识形态问题,而是表现为对于文学不同存在形态的理解。就《讲话》以一种稍显变形的方式体现了“行动的文学”之特质而言,这也可以说表现为对《讲话》的不同理解与接受。概括来说,《讲话》在当代文学历史中的地位并不是稳定的。

  近些年来,在当代文学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的潮流中,柳青、周立波、丁玲等作家格外受到关注。在有些研究者笔下,特别是跨越了“五四”和当代两个时期的丁玲甚至成了“中国革命的化身”,丁玲的文艺道路也被推举为“人民文艺的道路”。笔者认为,这样的评价或许无助于对当代社会主义文学的理解,尤其无助于对社会主义文学之真正新颖性的理解。研究者们致力于对上述作家之“复杂性”的阐释,所谓复杂性,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政治框架或者政策要求而言。研究者们认为这些作家并非图解政策,并非完全受制于流行的政治框架,而是在作品中尽量延宕矛盾的解决,使矛盾无法被直接回收于政治框架当中。他们强调不仅对作品进行历史还原,也要对政策进行还原,从而在较为细致的社会环境中来展现“政策”或者“革命”的具体展开脉络,并强调人物形象变化的复杂性。这些研究方法的努力值得重视,但在笔者看来,这些研究方法还是不自觉地预设了文学和政治的对立结构,其对“复杂性”的肯定也可说是在“政治性”的压抑之下对“文学性”的维护,还是在“文学”框架内对作品之写法的探讨。社会主义文学真正的新颖性应该在“文学”迎向“政治”而反复淬炼的过程中去探寻。

  笔者甚至认为,对当代社会主义文学的研究反而应该避开丁玲、柳青、周立波这些著名作家,或者是将他们置于同时代的整体社会语境中去理解,而不是将其作品作为单独的阐释对象。或许有必要这样思考问题:丁玲、柳青等作家的实践并不足以代表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真正的创造性。在一个较为极端的意义上说,大作家的凸显或许正好说明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失败,而后世对大作家的研究也恰是印证了这种失败。因为如《讲话》所说,社会主义文艺运动连同整个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最终要实现的是“普遍的启蒙”,是“群众写作”。更何况,比如在丁玲这里,或许改造从未真正实现,这见于她建国初期开始逐渐密集地对解放区文学的批评,见于她对赵树理之提倡“通俗化”的批评,见于她对苏联文学经验的推崇等。在这一系列的表现中,隐含着一种对于本位化文学的重视。1957年邵荃麟曾批评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认为其创作存在对解放区作品的轻视。这一批评有特定的时代色彩,但提出丁玲和解放区文学的对立,笔者认为颇能打开一些历史事实。虽曾是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但建国后的丁玲却逐渐和解放区文学拉开距离。

  以往的研究者多以解放区文学为当代文学的前史,笔者则认为,解放区文学和建国后的文学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解放区文学包含了更多接近于“行动的文学”的特质,并且将在鲁迅杂文中所见的“行动的文学”高扬到一个更积极的层面。而建国后的文学,除了“大跃进”时期的文学,特别是新民歌运动这样少数的历史时刻而外,则基本是一种文学本位化的、规范化的创作机制在发挥主导作用,这表现在稿费制度、出版机制、作协机构等的确立与稳定等多个方面。

  解放区文学是明确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是为推动人民当权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进程而奋斗的文学。这种宗旨保证了其在客观上对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尤其突出的是,在解放区文学中,“行动的文学”所要求的对于现实进程的介入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现实,而且和鲁迅杂文之介入现实乃主要在拆解轰毁旧的压迫结构不同,解放区文学对现实的介入更表现为对新的现实的创造,对新世界的创造。在解放区文学中,写作者、作品、读者/观众、生活等彼此消除了界限,所谓“文学”真正破除了自己的本位,完成了自我否定,而成为生活的有机部分。及物的问题被自然化了,甚至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也在根本上被解决了,因为原来的“为工农兵服务”的结构还预设了服务者和服务对象的距离,也就是预设了“文学”和“生活”的距离,而在解放区文学尤其是延安的秧歌运动中,这种距离消失了,作者也就是读者,读者也就是劳动者和战斗者。在解放区文学中,文艺作品不是孤立存在的,不是完成于自身,而总是为了参与到现实当中,参与到劳动、生产、战斗当中。这不是一般所说的功利主义的问题,功利主义预设了手段和目的的脱离,在解放区文学中,群众写作自身是群众自我教育的方式,不只是要通过“写作”来达到宣传的目的、来促进生产、来推动革命,更是在写作中确立自身作为历史主人的地位。如周扬所说,这是“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积极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要求促使“文学”转变为形式更加丰富的“文艺”。在解放区文学中,“文字”更多被“图像”和“声音”所替代,而“阅读”则相应地更多被“观看”“观赏”“参与”所替代,所以出现了大量的秧歌舞、街头短剧、木刻、街头画、街头诗、朗诵诗等。这里是“文学”的化整为零,是全部感觉的调动和激活,以便以更灵活的方式嵌入到现实生活中去。翻开解放区文学的杰出代表赵树理的著作,既能看到小说、杂文、散文,也能看到童谣、鼓词、三字经、剧本、快板、有韵小剧等形式。这种文体的繁多性,正体现了赵树理创作随物赋形的特点,也就是行动的文学所要求的高度的及物性的特点,这是形式本身带来的及物性。这种创造也引起了解放区以外的作家如朱自清、袁可嘉等人的重视。

  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虽陆续还有围绕“群众写作”的提倡,但作家制度是日渐稳固了。虽然“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等提法还是延续,但“怎么服务”“怎么写”,即关于写作理论、写作技术的讨论却更加密集起来,那个作为根本性问题的“政治”或者“人民”逐渐凝固,而文学和“政治”“人民”的距离被关于“文学”自身的讨论逐渐拉开。“行动的文学”所要求的主动承担对根本问题的思考被形式化,而其所要求的高度的及物性并且在及物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否定则被慢慢遗弃了。作为少见的例外的是“大跃进”运动中的新民歌运动,如周扬所说,新民歌运动显示了“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诗人之间的界线将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所共赏”[8]。而中国,则将成为一个“诗国”。但是,随着“八字方针”的实施,这一对“诗国”的期待和实践,很快就成为过去。

  结语

  循着“行动的文学”,我们发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中存在一条从鲁迅到解放区文学到“大跃进”文学的脉络。略有差异的是,在鲁迅那里,“行动的文学”更多表现为否定性的,即对旧的现实的否定,文学在否定中扬弃自身;在解放区文学以至“大跃进”文学中,“行动的文学”更多表现为肯定性的,即对新的现实的创造与肯定,文学在肯定中扬弃自身。但它们都试图将自身投入到不断变动的历史进程中去,这一历史进程的最根本动力是“人民大众当权”。在这一动力面前,任何基于“文学”的顾惜都显得微不足道。而我们也发现,对文学本位性的打破,反而更能激发文学的活力,并促使这种活力成为普遍的,而最终达到“生活的文学化”。笔者将此一目标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可宝贵的价值。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5期

  注释

  * 本文成稿后,曾呈罗岗教授指正,承他不弃,给予本文约三千字的评论。其中特别指出本文所存在的两个问题。其一,针对本文所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状况,他认为应将视角更深化到对“文学史”这种知识生产框架本身的反思,而不只是在“文学史”的框架内部去思考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关系,他借此提出“文学史的终结”,认为应在既有的“文学史”知识生产框架之外来思考“文学的历史”;其二,针对本文立足解放区文学对1950年代以后文学发展的批评性意见,他认为应充分认识当代文学在“进城”之后所面临的新的课题,他提出“进城之后的文学”这一范畴,其中包括文学的感觉革命的问题、文化的领导权问题、文学的经典化问题等。对罗岗教授切实、深入的批评,笔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认为这两方面的批评不仅切中本文的问题,而且对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般状况也是重要的提醒,因此谨录于此,以供有心人参考。

  [1] 鲁迅:《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2] 周展安:《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重探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及其历史逻辑》,《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4期。

  [3]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4]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5] 周作人:《新文学的二大潮流》,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下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348页。

  [6]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页。

  [7]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6页。

  [8] 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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